【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10月13日下午在河北师范大学讲座的文稿。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不过在接到杜志勇先生的邀请后，一时又不知在这里讲些什么好。因为我们这里是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是文学院的核心内容，而上大学读中文系，是我当年参加高考时最想做而又没有做到的事儿。无文，无才，一碰到中文系的人就心里发虚发怵，现在斗胆来到这里，真的不知道谈个什么样的题目，才能勉强塞责。
前不久在沧州见面时，我和杜志勇先生交流，谈到石刻文献，知道杜先生对中国古代碑铭很感兴趣，汉碑尤甚。于是就想到这两年我偶然关注过的一个小问题——即所谓《张氾求雨铭》（“张氾”，他人或识为“张汜”）的真伪，想到似乎可以在这里谈一谈这个问题，以求得杜志勇先生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指教。
《张氾请雨铭》拓片（据《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开篇——问题的由来
这篇《张氾求雨铭》，并不在我们河北，而是刻在河南省驻马店石龙山上的一块大石砬子上，据云是近年发现的一件东汉石刻。本来我既不会写毛笔字，不练汉隶，也不专门研究石刻文献，更不依赖各种新材料过日子，读不过来的正经书还有很多，所以，对现在层出不穷的“新史料”和“新发现”并不在意。可是事儿赶得巧，去年愚人节前一天，友人寄来一份名曰《金石研究》的刊物，是其创刊第一辑，上面所刊《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一文，印有这篇刻石铭文的拓片，并介绍了它的基本状况。敝人略一翻检，即大体判断此石当属伪刻。于是，便在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的愚人节里，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篇帖子，指出这篇《张氾请雨铭》还有这本刊物上刊出的其他一些铭文当属赝品。
我并不认为赝造古代铭文等所谓“文物”有什么不道德的。学者拿赝品当稀世史料，那只能怪你自己蠢，怪你不好好念书，走火入魔或是专门寻觅那些邪门歪道走捷径，掉坑里也是自己找的。民生惟艰，小民混日子很不容易，造一点儿这类假古董，不像造毒奶粉，更不像造假药，没什么大不了的，害不着谁。再说制作赝品也很不容易，这是门手艺，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出来的。大家都很不容易，这是个生计，我无意去挡人家的生路。自己明白它是什么货色，不理不睬就是了，在学术上，本来是不值得做任何讨论的。只不过看着一本刊物上集中登出那么多赝品，实在好笑好玩儿抑制不住，就随口说上两句。
愚人节里的话么，我随便说说，随便写两句，别人看了笑笑，也就是了。孰知引起相关人士极大的不满乃至愤怒，甚至专门撰文训斥敝人。这当然无所谓的，我确实影响到了人家的事儿，训两句就训两句，该着的。可是，多少有些出乎意外的，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竟然还颇有一些人对它信以为真；还有好心的朋友，特地告我：这是明晃晃地刻在山头上的东西，不是小黑屋里大土炕上瞎鼓捣的货，看过的人都认为不会有假，因而我一定要谨言慎语，要不众人面前打了自己脸，那该有多难看。
我做读书做学问，做研究，写文章，只是出于好奇而探求事物的真相，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面子在哪里。根本就没那么大的脸，打不打都与我无关。认识错了，就改，听人家对的。再说做学术研究就是这么回事儿，在探索的路上常常会出错：顾炎武先生出过错，钱大昕先生出过错，王念孙先生也出过错；罗振玉先生出过错，王国维先生出过错，陈垣先生也出过错。以我之微不足道，出乖露丑，更是必然的，真不算丢人，所以我也就不在乎被人“打脸”。
另一方面，在我的“愚人节告示”发布后，也有很多朋友以各种形式向我表示，很希望我展开谈谈对这件东西的认识。这些朋友想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会那么肯定地判断这篇铭文必属伪刻无疑。由于忙于教学和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一年来，我一直没能安排上时间满足大家的要求。现在，既然来到这里与大家交流，自己又没什么其他的货色可以“贩卖”，不妨就在这里和各位讲一下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怪异的边廓
一件古代的文物，它各个方面的特征，大多都要与那个时代同类的物品具有很多共性。这一特性，正是我们给文物断代的主要依据，即与其时代特征相符的，就更有可能是真东西，而与之不符的，就更有可能是赝品。
当我看到这通《张氾请雨铭》刻石拓本的照片时，第一眼就感觉怪怪的，味道不对。
这通刻石题署的时间，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而东汉时期的石碑，大多朴实无华，在中期以前，文字的四周，通常并不镌刻边廓。像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的《三老讳字忌日》、和帝《永元八年食堂题记》、殇帝延平元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等，虽有边廓，但这些刻石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刻石，而应属整体石构建筑部件中的一部分，故施以界限，以与其他部分相区隔。这一性质，在四川新都顺帝永建三年的所谓“石门关”墓门题刻上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四川新都“石门关”墓门题刻（据高文主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
大致至东汉后期的桓、灵二帝时期前后，东汉石刻铭文中的主体部分、亦即狭义的石碑，开始出现在碑文四周装饰边廓的情况，例如汉灵帝建宁二年的《柳敏碑》和灵帝熹平二年 的《朐忍令景君碑》就都是这样，后者的边廓，装饰效果尤其强烈。但总的来说，这些边廓线，和前面提到的像四川新都“石门关”等题刻一样，基本上都只是平直的直线，或上边廓为隆起的券顶（如桓帝永寿元年的《孔君墓碣》）。
灵帝熹平二年《朐忍令景君碑》
与这种东汉时期的绕铭外廓相比，《张氾请雨铭》显得非常不同，即在这篇铭文边廓的四角，各自外申出一条卷云装的线条，这是在东汉石刻铭文中从未见过的做法。
《张氾请雨铭》外观（据《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这种异乎寻常的形制，不由得让我一看到图片就对它的真伪产生了强烈的疑问。
（二）陋劣生涩的铭文
这通刻石的外观，虽然怪头怪脑，长得与众不同，但怪模怪样的人也还是个人，人长得什么样的都有，各个时代的器物，有时也会有些逸出于长规之外的特殊情况。所以，要想确切分辨真伪，还要分析其文字内容。
从更广大范围内的情况来说，文字内容造假的难度，要大大高于没有铭文的器物。如何造作出一篇像模像样的铭文，这是文物造假这个行当普遍的难题。短的，三言两语，大多数好造，但也卖不出去多少钱。长了，按照现有文本照样钞，没独特价值，也卖不上钱；硬编楞造，所谓语多必失，就很容易露出马脚。
《张氾请雨铭》就是一篇篇幅较长的铭文，全文如下：
以上录文，大致依据《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一文既有的判读而略有变易。
稍一检读，便可以看出，这篇铭文措辞用字绝不类东汉时人的通行用法，而且既陋劣且生涩，怎么看也绝不可能出自古人之手。其中比较典型的语句，像“乃骘田岳”这句话，“骘田岳”讲的到底是啥意思？“田岳”指的又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铭文本来就是略读过一点儿古文的人肆意编造的东西，语句多滞碍不通，却又便于强自解说，跟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心理而在口头上或是心底里表示信其为真的人，也不宜说得清楚。
因而，下面就从几个比较重要的大关节处着眼，来分析一下这篇铭文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出自东汉人的手笔。
（三）铭文的纪年方式
所谓《张氾请雨铭》开篇的纪年——“惟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有年有月有日，不仅念起来节奏整齐，抑扬顿挫，很有腔调——惟永初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检核一下东汉的历表，还合得很：这一年确实是闰十二月，是月癸巳朔，初六正值戊戌，就像真的实录其事一样。
然而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造假的人，也完全可以先查历表，再动手干活，因而造出来的东西，同样可以与历表密合无间。
过去活*太糙，查核其年月时日的出入，往往就能很容易地剔除许多赝品。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仿造古物古铭的匠人，制作水平也是与时俱进，你拿历表来卡他做的活儿，他反过来按照历表来做活儿不就是了。看你还怎么查？
事儿还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历史本身实在太过复杂，而术业各有专攻，做假活儿的毕竟花不了那么大的功夫去读古书，仅仅是一个纪年纪月，也远比普通年表历表体现出来的要复杂很多。
譬如，汉武帝在太初元年以前的年号，从建元，到元封，虽然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用过，可通行的历史年表上都有。于是，最迟从北宋时期开始，一批批能工巧匠，就连续不断地赝造出无计其数带有这些年号纪年的文物。直到现在，在古物市场上，在拍卖的古董中，在博物馆征集来的所谓文物中，还是不断涌现。我在去年愚人节看到的那本《金石研究》的创刊号上，就作为真品刊载有不少这样的货色。
那么，遵循同样的原理，制作假古董的商贩，若是依照东汉的历表来赝造石刻铭文纪年的话，会不会产生类似的错误呢？在我看来，至少这篇《张氾请雨铭》编造者就因功夫修炼得不够而必不可免地失了手，在铭文中留下了很大很大一个纰漏，从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马脚，甚至还看到了壮硕的马屁股。
这里的问题是，虽然永初七年十二月确有闰月，可东汉时人在表述闰月时却不是这么个写法。
首先我来看石刻碑铭，是怎样题署闰月的。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为我们保存下来一个很好的例证：
汉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见，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识，故以寓其名尔。……大抵文字磨灭，比其他汉碑尤甚。字可识者颇多，第不成文尔。惟云……“光和四年闰月庚申”，此数句粗可读尔。（《集古録跋尾》卷三《后汉敬仲碑》）
欧公于同书另一处著录同一碑刻，所录文字较此稍详，相关文字乃题署“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闰月庚申，遭疾而卒”（《集古録跋尾》卷三《后汉无名碑》）。
稍后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复著录此碑，因较欧阳修多见有碑额文字，故知墓主为“汉扬州刺史敬使君”，《金石录》复叙述曰碑文“㝡后云年五十三，光和四年闰月遭疾而卒”（《金石录》卷一七《汉扬州刺史敬使君碑》），这位敬使君到底是享年六十三，还是五十三，其间必有一讹，而两书在载述此公去世的年月为“光和四年闰月”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
《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金石录》
检《后汉书·灵帝纪》，其光和四年纪事，在九月之下，是继以“闰月”，接下来则为“冬十月”，显示出当年所闰之月乃是九月，这一点是很容易查核清楚的。
不过《后汉书》的纪月形式告诉我们，东汉人记述闰月，只称“闰月”而不记明所闰的月份，可能是一种通行的形式。
其实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彪《续汉书》中载述所有的闰月，都是这么个写法。即以光和四年所闰的这个九月为例，在司马彪的《续汉书》里，便有纪事云“光和四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续汉书·五行志》二）。《后汉书》本纪中有些“闰月”的纪事，其前后相邻的月份或因无事可记而空缺，这样，仅仅依据前后出现的月份，是无法确知这个“闰月”究竟是在那个月份之后的，也就是无法确知这一年到底是“闰某月”，但范晔也是同样仅记“闰月”二字，这就更加清楚地显示出这是当时固定的写法。《后汉书·郎顗传》记载郎顗曾上书顺帝，讲到“臣窃见去年闰月十七日己丑夜”云云的话，此语足以证实不惟纪事，即当时人的口头言语，也是这样的讲法。而这样的用法，向上可以追溯至《春秋》的纪事。《汉书》也是如此，其在本纪之外，如“（阳朔）四年闰月庚午，飞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云云的纪事即为显例（《汉书·天文志》）。过去罗振玉先生研究殷墟卜辞的闰月，称“古时遇闰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可征古今称闰之不同矣”（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卷下《礼制》第七），这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闰月称谓方式的总结概括。
追根溯源，这样来表述闰月，应是缘自“闰”的本义，是表述增多出来的意思，所谓“闰月”，表示的就是在正月至十二月之外所增多出来的那一个月的意思，即此一年份之闰月。所以，按照这一本义，是不应该用“闰某月”以至“某月有闰”的形式来表述的（大概直到唐代以后才普遍通行“闰某月”的用法，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在纪月时仍旧沿承但称“闰月”的传统。至于在行文中注记年月时署曰“某月有闰”，恐怕即使到了很晚很晚也都是很罕见的事情）。至少在东汉时期，人们的用法，还完全是但称“闰月”。
在这里对东汉时期的纪月形式需要适当予以说明的是，东汉灵帝时期的石碑《校官碑》，是碑文末尾署云“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清代著名金石学者翁方纲，曾考释这一月份说：“灵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闰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己丑朔’者，闰十月也。不言闰，亦变例也。”（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一一《校官碑》）如其所说，似东汉时注记闰月，或可变格而但书所值月序，不用通行的“闰月”这一形式。但这一年实际是在九月之后置闰，亦即所谓“闰九月”而不是“闰十月”，《校官碑》所题“十月己丑朔”正是这一年十月的朔日，翁氏所说殊无谓也，当时载记闰月的形式，并没有什么“变例”。
自元人潘昂霄著《金石例》以来，历代学者，相继写过很多有关金石文例的著述，以供后人模仿。在碑刻方面，汉碑尤为这些人共同尊奉的标准“范式”，但由于闰月的记述形式在汉碑中极为罕见，故一向无人提及其书写形式，以至清末黄任恒撰著《石例简钞》，荟萃前人总结的规律而撮取其要，乃谓碑石铭文因无上下文参证，对于一年当中的这个闰月，“安可不著名月数”？即谓若是独称“闰月”便无法知晓当时是“闰”哪一个“月”，故“虽汉碑无例，亦不必拘矣”（《石例简钞》卷二“年月日时”条）。也就是这位黄任恒先生想要告诉读者，不妨径行按照后世的常规逆推，在书写碑文时将闰月写作“闰某月”的式样。其实，这只是他读书未周而妄发横议。如上所述，《敬使君碑》所记“光和四年闰月”岂非显例？以此事例与《后汉书》等传世文献相印证，岂非确证而何？
戴氏画像题记（左：全图。右：纪年局部）（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事情赶得实在有些“寸”。上文所说阳朔四年那一年的闰月，就在年底十二月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闰十二月；更“寸”的是，清末大收藏家端方，曾收藏有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拓本，名之曰“戴氏画像”。在这幅画像旁侧的边廓上，附刻有“以永初七年闰月十八日始立成”云云注记（端方《匋斋藏石记》卷一《戴氏画象题字》），而这正是所谓《张氾请雨铭》题署的“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的那一个月份，当时人题署的却仅仅是“闰月”。更幸运的是，这件画像石的原石虽然下落不明，但还有拓本存世，观看拓本影像，可以愈加确切无疑地证明，依照当时人的用法，是绝不应该出现“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这样的写法的。
李冰石像题记（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端方虽说是个著名的大收藏家，但实际上只是在清代金石学风潮中附庸风雅，实际的眼力和见识都并不很高，因而收下过不少赝品。因而，或许有人对他藏过的这幅画像石拓本还会有所疑惑。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四川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上的一段题记，上面也清楚镌记有“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云云年月。检读《后汉书·灵帝纪》可知，这就是汉灵帝建宁元年在“夏四月”前面设置的那个闰月，《后汉书》在是月下载有纪事云：“闰月甲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考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又清人陆心源在《千甓亭古砖图释》还著录有一方“延晃（光）元年封穴，闰月十八日”云云的砖铭（《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延光元年闰二月，即此“闰月”所指，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河南偃师附近出土的刑徒砖铭中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铭文，如“永初六年闰月”等等（胡海帆等《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宣和博古图》所载“汉言书府弩机”，有铭文曰“延光三年闰月书言府作”，此书作者王黼称“是年歳在甲子，闰在十月，不言十月而言闰月，举闰则知十月也”（宋王黼《宣和博古图》卷二六“汉书言府弩机”条）。这些同样的题署形式，可以进一步证成前说，即东汉人的对闰月的载述方式，只能是“闰月”二字。
延光元年“闰月”砖铭（据《千甓亭古砖图释》）
这样的通例，便是《张氾请雨铭》出自伪制的一项强有力的证据。假的就是假的，学问也就是学问，学问还就这么实沉。所谓“开篇即错”，照着历表来做，要想做对，同样也不是那么容易。
（四）张氾其人的自称
铭文中“时与主簿巍，亲省余官属，攀兀登峻，壹慨再息，晏臻兹坐，劬劳备极。余来良艰，君亦歉渴”云云，按照世人的一般看法，这显然是在以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说，这篇铭文，是由奉诏主持这次请雨活动的吴房县长张氾自己撰写的，至少是以他的身份和名义写下的。所以，铭文一开头讲到的“吴房长平阴张氾字春孙”，就应该是张氾的自我称谓，也就是所谓“自称”。
但是，东汉人会这样来称述自己吗？
这里的问题，一是张氾自称其“字”，二是“名”与“字”同时并称。
关于古人自称本人的字，前人有很多讨论，其基本情况，可谓大致已经明了，不过在这里还需要对前人所做的这些工作稍加归纳梳理。
古人往往有“名”亦有“字”。其间的区别，大略而言，是自称时用“名”，称他人的礼貌说法或是尊敬的用法则称“字”。故清人许瀚尝针对这种通用形式、特别是它的历史渊源总结说：“古无自称字者”（许瀚《攀古小庐全集》之《司寇惠子之丧正义引世本云云又云然则弥牟是子木之字》）。但这只是就其最为通行的一般状况而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搜集、归纳古人的实际用例，发现或用之于私人书帖，或笔之于诗章韵语，时或都有一些称谓己“字”的情况，显示出古人的“字”并非仅仅用于他称（《日知录》卷二三“自称字”条）。后来清末人俞樾又更清楚地总结出“书问中名字并称”的规律（俞樾《茶香室丛钞》之四钞卷一〇“书问中名字并称”条）。
尽管如此，个人自称其“字”的情况，还是相当少见的，在像《张氾请雨铭》这样庄重的石刻铭文中，铭文的作者更绝对没有称谓自己“字”的情况。清代研究两汉金石文字的大家翁方纲即曾专门就此指出：“系衔自称字，尤碑法所无。”（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二《跋孔祭酒碑》）虽然在很多铭文的篇末，往往会附记造碑主事官吏的“名”与“字”，但这都是以叙事者他称的口吻写出，而不是碑文作者的自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这通《张氾请雨铭》，竟然开篇后紧接着纪时的文字，就记述自己的身份说“吴房长平阴张氾字春孙”云云，这实在太显怪异了。核实而论，这样的写法，更像是墓碑中对墓主身份的记述，而绝不应该是一位官员记述自己奉诏行事经过的合理方式。
因此，这一点也很显著地绽露出《张氾请雨铭》作伪的迹象。
（五）《张氾请雨铭》的篇章结构
在这篇《张氾请雨铭》的末尾，是以“乱曰”云云数句结尾。关于这个“乱曰”之“乱”，刘勰在《文心雕龙·铨赋》中曾对其性质和作用有所讲述：
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
这个与“序”相对的“乱”，乃写在全篇之末，用以煞尾，令文句的气势更显充足。
具体落实到石刻碑铭当中，我们常见的通例，往往是整篇铭文，分作三段，也就是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段，用散句叙事，相当于前述《文心雕龙》所说的“序”。第二段，往往以“其辞曰”（或作“其颂曰”、“作诔曰”、“叙曰”等）数语，引出一大段四字（或三字）韵语。这一部分内容，或可用“颂辞”二字来概括。第三段，以“乱曰”（或“重曰”）起首，带出一小段韵语。最后这第三段“乱”句，实际上或有或无，并无定规；更确切地说，带有“乱”句的铭文，实际只有一小部分。没有也就罢了，但若是有，则必定是对前面那段“颂辞”的总括和增强；换句话说，这第三段内容，是以第二段内容的存在为前提的，即有二才会有三，没二也就不必有三了。
与东汉碑铭这一通行形式相对照，《张氾请雨铭》的篇章结构，却很不合乎常规。
从开头起，到“国殷民考，盖如斯石”这一大段内容，除了至“以诏请雨”为止起首的三句之外，大体接近于整齐的四字韵句，也大体上都属于叙事的内容。在通行的碑文中，这部分内容是本应写成散句的。若是将其视作抒发某种情怀的“辞”语，即前文所说“颂辞”（尽管从内容上看，这样做并不合理），那又理应先系以“其辞曰”或“其颂曰”等字样（譬如把这三个字插在“絜斋诣山”句前），可这我们也未能看到。
这样，在缺乏“其辞”（“颂辞”）对应的情况下，铭文的篇末，忽地冒出“乱曰”云云的句子，这竟是何其突兀，可以说完全没有来由。——《张氾请雨铭》这种非驴非马的篇章结构，同样显示出它应当是一篇胡编乱造的赝品。
（六）荒唐的“奉诏请雨”
若是从内容上来考察《张氾请雨铭》的真伪，具体词句的问题，可以说不胜枚举，事实上对古董贩子这些胡言乱语也毋须耗神费力，一一理会。在这里，不妨“单提直指”，径自揭破其最大的破绽、或者说是它暴露出来的更粗更大的那一只“马脚”，就是这篇碑铭所要表述的核心旨意——张氾其人“奉诏请雨”。
皇帝下诏要求地方官员祈祷祭祀以祈请上天降雨，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前提，必定要以天下大旱为前提，而若是如此严重的旱情，不仅史籍要有所记载，史臣们也更应记下皇帝老儿关心民生民瘼的仁心圣德——其宽广深厚，竟致使他把吴房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小县县长张氾也打发出来，上山祈雨。
那么，在永初七年这一年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旱情吗？这倒是真的发生了。《后汉书·安帝纪》记载说，在这前一年、亦即永初六年的五月，有“旱”，但旱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说明。又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也记载在永初六年和七年以及接下来的安帝元初元年，这三年的夏天连续出现了“旱”情，可谓大旱三年。这么一看，张氾在永初七年奉诏请雨，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少动手写出这篇铭文的人一定会这么想。
可是，遗憾得很，安帝在永初七年颁布诏命，令张氾其人上山请雨，这在《后汉书》等文献当中并没有见到任何相关的记载。
是不是汉安帝对这样的旱灾就完全无动于衷了呢？古代这些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比现代的暴君更有人性仁爱，但不会像现代社会那些暴君一样，不管各种灾害弄出多么大的动静，死了多少人，都可以漠然视之，总是要做出一些象征性的举动，实际上朝廷确定的规矩里也都有一些必行的仪式。
当时的实际做法，是在永初七年夏“五月庚子，京师大雩”（《后汉书·安帝纪》），这个“雩”字，指的便是为向上天祈雨而举行的特种祭祀活动，“大雩”当然就是高等级、大场面的庄重祭典。不过，意思一下也就行了，汉安帝并没有指示再搞什么别的花样。——诏命张氾登山请雨这件事于史无征，这是我们在此事当中看到的第一项疑点。
那么，是不是朝廷既然举行“大雩”的祭典，就不会另行祭山求雨了呢？并不是这样，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谈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
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这个名称，是从宋代以来沿袭下来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其碑铭文字，今仅有部分残留，时间流传的拓本，也都已残缺不全。据较早著录这一石刻的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铭文内容，主要是说“中郎将堂溪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金石录》卷一六《汉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
检核《后汉书·灵帝纪》，可知熹平四年这一年并没有旱灾的记载，而在熹平五年下却记载说：“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继之复云：“大雩。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狱，原轻系，休囚徒。”对于“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一事，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相关历史背景和事情经过说：“《前书》武帝祠中岳，改嵩高为崇高。《东观记》曰：‘使中郎将堂溪典请雨，因上言改之，名为嵩高山。”《前书》指的是《前汉书》，也就是班固写的《汉书》。这是说当年汉武帝祭祀中岳的时候，曾经改“嵩高山”（也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嵩山）为“崇高山”，现在，堂溪典因奉命祭祀中岳以请雨，又奏请将其改回为“嵩高山”这个本名。
在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就在堂溪典奉诏请雨嵩高山这一年、亦即熹平四年的“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灵帝纪》），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是一项集体的工作，堂溪典是经文最主要的校定人员（《后汉书·蔡邕传》），故堂溪典奏请改定中岳的山名，应与他参与正定《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及《公羊》《论语》二传）的文本有关——更具体地说，就是与《诗经·崧高》中“崧高维岳”这一句子具有内在联系。堂溪典这一提议能够得到朝廷允准，更说明这次更定的山名不应与经书悖戾。若然，则反过来可以根据堂溪典奏请更改中岳山名之事，推论《熹平石经》“崧高维岳”的“崧高”，理应书作“嵩高”。因今存《熹平石经》残石并未含有此字，我想这样的推论，对《熹平石经》文本的研究，应当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回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主题，由于堂溪典嵩高山求雨的时间，在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中是记作“熹平四年”，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熹平五年”不同，赵明诚《金石录》以来，便多以碑为正，即依据石刻铭文来订正《后汉书》的文字。
今案《后汉书·灵帝纪》所记熹平五年的“大雩”之祭，在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中也有体现，其明确记述说：“灵帝熹平五年夏，旱。”而在熹平四年下却没有旱灾的纪事。另外，萧梁刘昭的注释引述蔡邕撰写的《伯夷叔齐碑》，还记有如下一段内容：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
这几处记载适可相互印证，同时致误的可能性很小，因而似不宜仅仅依据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就轻易否定并改易《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的年份。
清人洪颐煊，在全面分析上述情况后，以为“典请雨在四年，山改名在五年”（洪頣煊撰《平津读碑记》卷一《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后来郑珍也同样认为“此四年为请雨之年，明年乃依奏改复山名，不得如赵氏云史误”（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五《跋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我想，这才是一种通达的解释。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熹平四年的时候，一定也发生了较重的旱情，所以堂溪典才会奉诏前往嵩高山请雨；只是至熹平五年，旱情又进一步大大加重，以致一者在史籍中留下了清楚的记载，二者朝廷举行了“大雩”的祭典。这一事例，可以清楚解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祭山请雨是祭山请雨，“大雩”是“大雩”，各搞各的。
尽管朝廷在遇到大旱的时候，或祭山请雨，或“大雩”攘灾，但这些活动，也不是随时随地，说搞就能搞的。
如上所述，“大雩”应是遇到特别严重旱灾的时候，才能举行的祭典，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这里姑且置而不论。
单纯就祭山请雨而言，它对主祭者的身份和祭祀的对象，实际都有所限制。堂溪典在熹平四年祭祀嵩高山时的身份“中郎将”，全称“五官中郎将”，官秩比二千石，不仅是个朝廷中的“部级高官”，而且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官职，即执掌宫殿的禁卫（《续汉书·百官志》）。这是因为如《东观汉记》（即《东观记》）所述，堂溪典是奉诏出使，前往嵩高山致祭，只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才能与所谓“天子之祭”相称，而不是随便哪一个地方官都足以充任其职的。
再来看堂溪典所祭祀的这座嵩高山，它是著名的五岳之一，而且是五岳中地处“天下之中”的中岳，且地近京师洛阳，对天下各地更有标志性的影响，所以东汉的皇帝才会特别看重这座山峰。自从秦始皇兼并关东各地之后，中岳嵩高山即与其他四岳一道，定为只有皇帝老儿才得以祭祀（当然多是指派相关官员施行），故汉灵帝指派堂溪典来此祭山祈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正是缘于嵩高山在万山丛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东汉人祭祀求雨，才会常常来此。嵩山存留下来的几种刻石铭文，如安帝元初五年的《太室石阙铭》、延光二年的《开母庙石阙铭》，所载述的史事，就都是如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开母庙石阙铭》的文字，乃由堂溪典父堂溪协执笔，其父当时是嵩山所在的颍川郡的主簿，而堂溪典在熹平四年重来此地请雨时刻字上石的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实乃“堂溪典请雨时表纪其父协所作《开母阙铭》而叙赞之词也，故刻在阙铭之下，正如后世之跋尾书后然耳”（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五《跋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叙述的重点，并不是熹平四年这次请雨的事情。
嵩高山亦即嵩山与东汉朝廷祈雨行为之间紧密而有特定的关联，告诉我们当时朝廷若是举行这类祭祀活动，对所祭祀的对象，是有特定要求的，并不是随便那座山头都可以，前引蔡邕《伯夷叔齐碑》所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的情况，即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名山，即使不像嵩高山这么具有神圣的意义，也应当是基于某种特别的缘由而具备了社会公认的灵异，譬如今天在我们河北省元氏县的三公山和封龙山就是如此（两山都有东汉时与祈雨相关的碑石）。
与此相比，东汉吴房县境内这座现在称作“石龙山”的山头，历史时期在全国一直名不见经传，可谓默默无闻，当朝皇帝何以会因全国性的旱情而轻率地指派当地县太爷前往祭祀？再说既然是想请求上天予以眷顾，即使汉安帝确实想在此祭祀求雨，那么为什么不按常规从朝中委派大臣专程前往，岂能如此轻率地诏命当地的县官敷衍了事？
有人或许会以为永初七年这次旱灾吴房县说不定遭灾最重，所以汉安帝就指派当地官员前往致祭了。可实际上却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汉书·安帝纪》记载，在永初七年九月，朝廷“调零陵、桂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这南阳、广陵等七个郡国，应当就是遭受这场旱灾损害最重的地区，其中并没有吴房县所从属的汝南郡。不仅如此，《后汉书·安帝纪》下文所记征调谷物输往敖仓的“滨水”地区，汝南郡正在其中，而且鸿沟水系主要汊流浪汤渠就穿过汝南郡境内而下注淮水，敖仓就设在鸿沟的渠首，所以当时朝廷调集谷物的地区很可能还包括吴房县在内。这样看来，就更没有理由在这里登山祭祀以求上天降雨了。
其实这篇请雨铭文最荒唐的地方，也是我稍一瞟过文字内容就断定其必属赝品的地方，还是开头题署的那个月份——“十二月有闰”的“闰十二月”。
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故旱灾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缺少雨水而致使农作物枯萎，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民以食为天”，没吃的，天就塌了，所以才会求神请雨，以图免却其难。庄稼是春种秋收，故春夏两季的旱情，对农作物生长影响最大，而到了冬天，粮食早已打下，纳入仓中，下不下雨，也不会影响到庄稼的收成；即使田地里种下的是冬小麦，麦子在地面结冰后的“冬眠”期间也不再需要淋上冰冷的雨水。若是大冬天里真的像夏天一样下起雨来，因为太反常，还要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古人还会将其视作不祥之兆。譬如，在西汉永光三年十一月，汉元帝就曾下诏说：“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汉书·元帝纪》）
因此，哪里还会有傻瓜非费劲扒力地爬到荒山顶上去撅着屁股叩头请雨呢？古代热衷做皇帝的那些孤家寡人虽然普遍都很蠢很傻，但通常还不会蠢到、傻到在数九寒天里仰天望天盼下雨的程度（这一年的闰十二月初一是西历1月24日，初六这一天是1月29日，是则张氾请雨时，乃三九刚过，四九初入）。幸好，按照铭文末尾之“乱”语所说，或许老天也可怜张氾这个芝麻官做得实在不容易，降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徽徽”之“雪”，张大官人抖落抖落也就掉了，并没有把他浇成个“冷水鸡”的模样。
看到这“徽徽”之“雪”，我想我们各位在座的朋友一定会想到“瑞雪兆丰年”那句谚语。这样，大家一定会想到，寒冬腊月的，即使上山祈求上天，求的也应该是雪，而不会是去“请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不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儿。——结论，是这篇刻石铭文只能出自无知者编造。
尾声——大模样与大视野
按理说，只要在中国北方过上一个冬天的人，都能明白，只有地道的白痴，才会做出这种大冬天里上山祈雨的荒唐事儿。在中国古代，即使皇帝真的这么傻，大臣们也不能由着他做这种傻事儿，因为这事关朝廷的尊严，不好放任皇帝乱来，惹天下小民笑话。
如前所述，我了解到这篇铭文，是很偶然的，本以为刚刚发现未久，相关人士还没有顾得上从事研究，所以没有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孰知当我去年“愚人节告示”之后，便有友人相告，早在2011年，就有人“无意”间“发现”这通千年古碑；2016年，中州大地上的河南美术出版社，更以《东汉吴房长张汜请雨摩崖石刻》为书名，影印出版了这篇铭文的拓本。这当然是信以为真才会做的事情；至少直到我发出“愚人节告示”之前，并没有见到任何人公开对这篇刻石铭文的真伪表述过质疑。这么傻的一篇赝造的铭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地被认作东汉的书法精品，以致老老少少都拿它作范本，来效法“古人”的笔意，学书法，练毛笔字儿。
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局面，在我看来，并不仅仅是缘于相关人员（譬如河南美术出版社的编审者）对这篇铭文的内容未尝稍加审辨（当然也可能、或更有可能是他们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审辨能力），从一个更大的学术背景看，还有两项重要的因素，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我所说的这两项重要因素，一是缺乏对金石文献整体发展状况的了解和关注，二是过分追捧新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谈论对《张氾请雨铭》真伪问题的看法，除了自己的基本结论以外，也想和大家谈一谈我对相关学术背景的认识。这样，各位感兴趣的朋友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一看到这篇《张氾请雨铭》就敢大胆断言它必属赝品无疑。
下围棋有个术语，叫作“大模样”。在这里，我想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述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做文史研究，要尽量具备一个广博的基础，这样才能在整体大格局下来深入认识每一个具体问题。
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时下那些自以为颇上档次的学者当然会嗤之以鼻。然而我做人做学问本来就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思考，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想怎么说，想不这么说也说不出来别的。因此，即使被人笑话，也没办法。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做文史研究，这本身并不复杂，至少我倾心景仰的那些前辈学者，诸如钱大昕、王念孙、罗振玉、王国维、顾颉刚、陈垣、吕思勉、钱基博、内藤虎次郎、伯希和等人，读他们的著述，从来都是明白如水，一看就懂，没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方式和表述形式，因而也就一读就爱不释手。把这门学术弄得云遮雾罩，比禅宗和尚谈玄更玄而又玄，只是晚近以来“学术圈儿”里的事儿。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进到过“学术圈儿”里边去，现在更有意远离这个“学术圈儿”，当然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本心、自己的认识来行事。
即以钱大昕、王念孙为例，按照我的理解，从最宽泛的角度讲，他们的研究，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模样”，他们都是先有这个“大模样”在胸，才能体察入微地考辨清楚、解析明白每一个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的具体问题，他们的学问，大得很，绝不像时下“学术圈儿”里那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鸡零狗碎”。对于钱大昕和王念孙而言，他们心胸中的那个“大模样”，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你就不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基本条件，因而也是没有必要大吵大嚷特地标榜的。晚近以来从罗振玉到伯希和这些著名的学者，我想也是这样。当然，因为你不标榜，很多人难免看不懂，这也很正常。
想有“大模样”，得先具有大视野，看得宽，望得广，知道天地有多大，学术有多博，才会努力去学取更多的基础知识，用这些具体的知识，甚至是看似简单的“常识”，去构筑自己的“大模样”。
要想学得这些基本知识甚至常识，办法很简单，就是悉心阅读常见基本文献，至少这是其最主要的途径。简单并不意味着简易，更绝不是简捷。要想学好这些知识，需要花费很多功夫，付出很大努力，要始终保持以一个学徒的姿态，持之以恒。不过要想做好学问只有潜心苦读这一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没什么别的机巧办法。功夫不负苦心人，逐渐构筑“大模样”，反过来又会让你眼前豁然开朗，具有更大的视野，从而发现和解决更多的问题。
然而时下“学术圈儿”的总体状况，却与此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更加热衷于追捧出土新材料，顶不济也要到海外图书馆里去“发现”一件以往谁也不喜得看的孤本秘籍。热衷的程度，已大大超越了认识古代文化所需要的合理比例，从而也就会妨碍这些学者从大视野出发来布局自己的“大模样”。
正因为整个学术空气中弥漫的就是这种过分倚重新发现、新史料的气息，才会遮蔽人们本来应有的审视目光，失去正常的理智。东南某大学入藏的赝造竹书某先秦经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当然，对于这通《张氾请雨铭》来说，还有一个稍微特殊的情况，这就是它高高地镌刻于山石之上，而不是出自蕞尔密室里的小作坊。光天化日之下，如何做得了假？因此，有朋友好心告诉我，这东西他是上山看过的，“真的假不了”。
合理地看待这种情况，同样需要有一个“大模样”下的大视野。
其实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石刻铭文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岣嵝碑》的传说。所谓《岣嵝碑》，是指一处以夏禹的名义镌刻于南岳衡山岣嵝峰石壁的铭文。南朝刘宋时人徐灵期撰《南岳记》，就有所谓大禹刻石于此山的传闻。至唐代韩愈充满好奇心地上山寻访一番，想亲眼看一下他想象中的这方“岣嵝山尖神禹碑”，结果却是“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緑树猿猱悲”（《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岣嵝山》），韩文公为什么没找到？因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一通刻石。南宋初期人朱熹，即针对韩愈此诗，清楚指出：“今衡山实无此碑，此诗所记，盖当时传闻之误”（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后来，到宋宁宗嘉定壬申（五年），才有人得见其文（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八），不过清初大儒顾炎武判定这篇铭文“字奇而不合法，语奇而不中伦，韵奇而不合古，可断其为伪作而无疑也”（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石鼓文》），实际上不过是在北宋中期以来金石学大行于世的背景下南宋中期以前的好事者自我作古而已。
连圣君大禹的名义都敢假冒，连巍巍南岳神峰上都敢伪刻，古董贩子往名不见经传的驻马店“石龙山”上刻这么一篇九品芝麻官的请雨铭词又有什么稀奇的呢？又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呢？碑贾伪制石刻铭文，墓志最容易，几尺建方的石版，哪儿都好找好做；再省事儿些，在老乡的大土炕上都能对付。而且墓志本来就是从地底下盗掘出来的，你也无从到现场去核验。可是，石碑就不好办了，与碑近似的摩崖刻石也是一样——它得矗立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这样人家才相信它是个真家伙，而不是你家作坊里的活儿。
与造墓志相比，这活儿难是难了一些，可一旦胆大做了出来，并在太阳底下找到妥当的位置，就比小黑屋里造作的墓志更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若干年来，伴随着真墓志的大量出土，假的赝品，也层出不穷。连打马球图这么富有想象力的东西都造了出来，稍微读过些古书的人，当然会越来越警惕。相应地，这些假货的行销也会遇到一些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赝造石刻铭文这个行当，就必然要升级换代，开发新的产品。于是，像《张氾请雨铭》这种镌刻在石砬子上的所谓“摩崖碑刻”，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东汉吴房长张汜请雨摩崖石刻》这本字帖的正式出版发行，就是其预期效果的良好体现。
现在，轮到学者们在“大模样”下看破其伪诈之处了。当初我一看到这篇铭文就判断它应是出自赝造，其中一项重要原因，乃是因为这与另一项时代大背景不能相融。
清代乾嘉以来，金石学的研究，伴随着考据研究的兴盛而日渐发达，人们搜罗古代碑刻、尤其是汉碑的热情，也日甚一日地高涨。这种风尚，并没有因为道咸以后学术风尚的改变而稍有减熄，而且稀见难得的碑刻拓片，还是官场应酬的上佳礼品。这样，在一些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汉代的碑刻铭辞，几乎搜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在河南驻马店这么中心、这么通达的地方，会有这么一篇文字基本完好的东汉碑刻，在2011年之前，竟然能一向无人知晓。大家上网搜一下，看一下《张氾请雨铭》所在那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看看这篇铭文的高度和周围的环境，应该很容易理解我的想法。动脑筋稍微想一想，我想很多人也会认同我的看法。
好了，今天我已经讲得很多，不能再罗嗦下去了。最后，只简单讲一句话：《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一文提到的另一通东汉摩崖石刻——《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我认为也一定是一件赝品。只是那是件甘肃的东西，离京师和我们河北更远，不像河南、河北两省毗邻，河南省的驻马店，离我们这里还不算很远，以后那篇《张氾请雨铭》若是没地方放，送到冀宝斋来也比较容易。将来甘肃的朋友要是希望我讲，我就到甘肃去讲，不然，看看笑笑就是了。
谢谢河北师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杜志勇先生。我是个做学问的书呆子，讲起学问来总是实话实说。话可能不大好听，更不一定对，请大家多多谅解，多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