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在多元世界中如何建立道德秩序？｜新书（多元世界）

©️Richard Sandler Grand Central Terminal, NYC, 1990

在如纽约市杰克逊高地这样高度多样化的移民世界里，对“共同生活”的强烈认同与现实实践中不同人群分开居住的景象相伴相生。从这里，叶礼庭辨认出一种有别于理论意义上的“全球伦理”的日常道德秩序，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有关平等和多元的话语，而是一套基于信任、互惠、非暴力准则和合作倾向的运作体系。

经济的全球化是否带来了道德的全球化？如“人权”这样的世界性话语，究竟是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其构成挑战？为调查21世纪道德全球化的景象，叶礼庭与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研究者先后走访了洛杉矶贫穷的西班牙裔居住区、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比勒陀利亚郊外的非法定居点及曼德勒附近的贫穷村庄，尝试贴近冲突发生之地，研究伦理如何塑造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在长达三年、遍及四大洲的旅程中，作者发现，人类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系列“平凡的美德”。平凡的美德是本土化、非意识形态、反理论的，是在道德行为和洞察之中获得的实践技艺。

作者进而着意探究了美德和公共机制之间的关系。平凡的美德有赖于公共的召唤和培育，理想的制度则可以激发纠错与更新的良性循环。一个良善社会的全部要义，就是创建法律和公共机制，让美德变得平凡。

今天的书摘来自《平凡的美德》。

作者: [加] 叶礼庭译者: 成起宏

出版: 三辉图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全球伦理学家将全球伦理的失败归于自私的国家利益。然而问题还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人们都相信，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经过民主选择的，理当超越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至少在拥有普选权的国家，这个观点是冲突的一种征兆，即民主和正义之间的冲突、我们附着于民族自决的那种价值观与附着于所有个体之抽象正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很久以前就看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之中内在地存在一些冲突，正义和民主、正义和仁慈、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基于这些冲突，甚至连单一全球伦理的理念是否能在逻辑上自洽，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它绝不等同于各种道德价值彼此相容地排列座次。相反，最好将其理解为一个辩论场所，其中，某一社会的正义在全球的各种主张面前取得了为自己辩护的资格。不问出处的观点让强权者的自我辩护接受考验，强权者越是寝食难安，效果越好。

以赛亚·伯林

在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里，在那个人类的旅行范围只限步行或骑马所及之地的世界里，道德的隔离是可以想象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能享有道德封闭的奢望。我们会不断地被人追问，要我们解释自己。彼此对立的自我解释不可避免。不管在世界哪里，任何人离开家乡哪怕只有一段距离，就必然会捅破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之道德世界的那层薄纸，进入另一个部落、宗教或伦理群体的道德领域。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全球性的伦理体系，都是竞争性的，它们不断争夺信徒，力求控制怀疑者，并且避开攻击。道德世界不是孤立的：每一个道德世界都在与另一个世界进行维护自身正当性的对话。

理解的重要之处在于，当彼此面对特定的道德原则问题时，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体系的普通人到底会怎么做。宗教和世俗原则之间的冲突、环保和利润之间的冲突等，这些重大冲突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的道德交易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如何互相理解？当他们产生分歧时，当冲突开始时，会发生什么？

换而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所依赖的只是程序上的共性——所有人类都有受尊重和被公平倾听的权利，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应当因为他的种族、性别、宗教、教义、收入或国籍而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我们该如何就我们的差异展开协商？这是我们的全球伦理对话的初始问题。

我们的初始问题，不是道德全球化是否正在发生，而是它正在塑造谁的道德实践。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人权仍然是一种“精英议程”，是一个有影响力但范围有限的群体的通用语，这个群体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上层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学生、活动家、新闻记者以及技术官员，等等。事实上，他们就是我在哈佛开设的人权课堂上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我目睹了人权和全球伦理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雄心、他们的道德凝聚力和他们的忠诚——不再是单单对他们本国忠诚，而是忠诚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伟大事业：解决战争、移民、全球不平等、贫穷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Joseph Rodriquez, Game of Skellie, East Harlem, 1987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但我想问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的世界主义者无法回答的。我的问题是，道德全球化是否已经触及那些被排除在特权社会阶层之外的社会群体？它如何形塑全世界平凡的人们的道德活动？我说的“平凡的人们”，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社会定位，当然我也不想赋予“平民百姓”任何道德特权——那些民粹主义政治家在指责自由主义精英忽视普通人时通常会这样。我的意思是，任何人，既包括穷人也包括有钱人，没人付钱给他们去进行抽象的思考，他们不以竞选活动为生，他们的生意不涉及人权的经常运用或把道德哲学作为常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特别努力，走出研究室和学院的休息室，走上街头的原因。我们的卡内基伦理对话带领我们去往四个大洲的社区中心、贫民窟、警察总局、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场所，还有贫穷街区。

我试图探索，对于按上述方式界定的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相互竞争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主张做出归类整理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研究成为亲密社会学（intimate sociology）和伦理人类学的一种实践。换句话说，我们的重点不在于人们应该拥有什么共同之处，而在于当人们在生活中面临伦理压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会有什么共同之处。

结果表明，第一种压力是当代历史的发展势头本身。在我们这个后帝国的全球化时代，关键特征是爆炸性的、令人无所适从的、动荡不安的变化。变化总是令人类既恐惧又兴奋，但只有在现代国家的时代，人类才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决定自己生活的历史力量。在欧洲扩张的帝国阶段，人们常相信是帝国——其统治者、代理人、仆从——掌控一切，至少在帝国首都如此。在1989年以来的后帝国时代，新的焦虑在于无人掌控。与后帝国时代相伴的是对于如何理解国家的一种深刻的变化。到1945年，归因于战争动员的经验，罗斯福的美国、艾德礼的英国以及斯大林治下完全处于另一脉络中的俄罗斯，都证明了一种全新国家理念的正确性，即将国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以及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推动者。法语词组“l’État providence”——幸运的国家——涵括了“二战”之后崛起的政府的全部雄心。到2016年，很难找到仍然以这种方式看待国家的人。国家不再是变革的主引擎，它不再赋予自己保护公民免受全球化影响的权力。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雄心遭到了严重打击，部分是因为国家未能实现这些雄心，部分是因为国家自身被保守派的复辟剥夺了能力——我们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视作后者的代表。保守派对国家的削弱产生的一个具有讽刺性的结果是，部分最赞同“将国家从我们背上挪开”的想法的选民现在鼓噪着要求保护，希望免遭那些不受欢迎的全球竞争力量的影响。但国家既不再有能力，也不再有雄心去充当世俗的守护神。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一样，国家试图乘上技术、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浪潮，平安上岸，确保自己的权威、收入和能力。对国家的信心、对帝国首都拥有远见卓识的信心、对接受来自远方的指令的信心，所有这些都已退潮、消逝，即使在完善的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中也是如此。现在，从某些人在某个地方掌管一切的幻觉或妄想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都面临改变。必须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的智慧来生活，也许只有那些特权阶层仍然相信全球化可以充当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问题的起点是如何应对改变：在巴西，是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和腐败；在洛杉矶和纽约，是过度多样化的移民；在日本福岛，是海啸与核事故的后果；在缅甸，是从军事统治走向民主的漫长过渡；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的“彩虹之国”支离破碎；在波黑，种族冲突再度陷入恶性循环。

Photo by Kelly Repreza on Unsplash

与我们交谈的那些个体，从未将他们的私人困境与他们所居住之地更为广泛的冲突环境割裂开来。关于人类责任和道德论证的泛泛而谈对于他们而言没什么意义：环境就是一切。在每一个地方，当我们的对话同伴受困于那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应对的问题时，我们听到了共同的伦理话语。

由此产生的本书聚焦平凡的美德，因为这些美德——信任、宽容、宽恕、和解以及韧性——作为共同的主线，贯穿于我们的所有对话。所谓平凡，我是指普通和日常，与英勇和超常相对。所谓平凡，我还意指非反思性和不假思索，而非有目的性或是经过理性的合理化的。我所谈论的美德，是指一项生活技艺，一种通过经验获得的实践，而不是一种道德评判的运用或一项经过慎重思考的行动。

我们发现，人类的共同之处在于美德，它是指在道德行为和洞察之中获得的实践技艺，而不是诸如共同价值的东西。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工作中需要跨越什么样的语言障碍，当我们看到慷慨时，我们就能辨识出它。它不需要翻译。我们能感受到信任，即使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对待。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接纳时，词语是不必要的。我们就是感觉受到了欢迎。

尽管还有某些普遍的道德——不要*戮、不要偷盗、不要作伪证、不要与你的直系家庭成员发生性关系，但它们只不过界定了道德许可的外围，而不是决定大多数人都必须做出的世俗选择的详尽内核。这一详尽内核正是我们想要深入探讨的对象。

我们想问，像人权这样的全球规范是如何渗入日常的道德设定之中的？在我们漫长的全球旅途中，对于和我们交谈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人权主要作为一种有待实现的信仰——所有人类作为个体都是平等的——进入他们的道德视野。我们的对话者通常是非常贫困的人，他们所想的平等，通常意味着话语的平等。他们不会混淆发声的平等权利和被倾听的平等权利，他们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话语的平等会带来机会的平等，更不用说结果的平等。但他们确实觉得，不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声音应当被考虑在内。以此，他们想表达某种原初的想法：我很重要，我不是一团垃圾，我是人类。从这些前提出发，大量推论紧随而来：富人不能将我视作垃圾或废物；我要寻求帮助的时候，警察不应当殴打我；外国的富人来到我的门口——比如这些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人，他们应当听听我的意见才对。这种规范性的假设，在全球化的漫长历史中前所未有。

《热天午后》剧照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道德时代，争取平等的斗争制造了一种寻求认可和承认的喧嚣，它有时候是暴力性的。在我们的旅行中，对平等的道德价值的肯定显而易见，但在日常性的斗争中，在有关当下做什么才正确的斗争中，它并不总是盖过一切。在这里，美德显露出其本土的面目。我们遇到的人寻求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把平凡的美德用于实践。不管人们对于特定问题的想法有多么不同，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是一场用道德措辞证明自己和解释自己的永不停息的尝试。这些寻求道德正当性的操练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化的，而是高度实践的、与环境相关和本土化的。他们努力为自己辩护时面对的观众并不是一般大众，而是当地人：家人、朋友、邻居和其他对自己重要的人。结果表明，平凡的美德是本土化的、与环境关联的、非意识形态的、反理论的，它既是高度多样性的城市也是从波黑到缅甸的更小规模社群的道德运作体系。

我使用“道德运作体系”这个词，并不是想给出一个神经学上的概念——道德论证像计算机电路或软件程序一样以固定模式运行。我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以捕捉平凡的美德那不言自明、含而不露的特性，以及说明它们所创造的道德秩序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物品，就像公开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既不能被署名，也不能由谁拥有。

平凡的美德并不是一般化。它不是忘记或忽略差异；它不会过多关注在我们所有多样性之下的人性；它对伦理的一致性没多大兴趣；它为生存而工作，与他人打交道时以生存为组织前提，在遭遇威胁的时候，退缩到对自身的忠诚；它是反意识形态和反政治的；它偏爱家人和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和其他公民；它对生活抱有希望，但对未来没有过多形而上的期待，并且经常对自身在面对困境时的韧性惊奇不已；最后，它相信伦理不是一种抽象，而恰恰是你做了什么、如何生存，相信尽你可能展示你的美德是人类生活的关键和目的。

《尤哈》剧照

如米歇尔·德·蒙田在150年前所说，平凡的美德是一场与平凡的邪恶——贪婪、淫欲、嫉妒和仇恨——的斗争。在面对极端邪恶时，平凡的美德也会无能为力。例如，面对恐怖主义，平凡的美德可能陷入沉默与麻木。但暴力和野蛮的危机过去之后，是平凡的美德展开重建事业，重塑信任和韧性的网络，否则普通人的生活就无法继续。

如果平凡的美德是人类真正所共享——并且抛弃所有歧见而彼此认可——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能让这些美德繁荣兴盛？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这些美德，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又会令它们枯萎凋零？这些问题之古老，犹如西塞罗（Cicero）反思罗马共和国腐败的回响，其新潮又如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如果一个正派社会的测试标准在于它是否能让人们轻松地展现这些美德，那么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来让美德保持平凡？在这次旅程中，我们见证了美德和公共机制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它证明了如果共和国的精英转向邪恶与贪掠，良好的制度也无法拯救这个国度。有人曾说，规则是为无品行者所设。在一个由规则统治——换而言之就是由无品行者统治——的国度，灾难将降临。

在旅途中我们发现反之亦然：如果得到拥有美德的公民的支持，良善制度可以阻止精英陷入监守自盗的恶性循环。良善制度可以为美德注入勇气，激发纠错和更新的良性循环。

通过审视南非、波黑、巴西、缅甸等在艰苦环境下努力建立良善制度的国家，本书试图深化我们对美德和公共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解。因此，本书是一项对美德在充满不公、危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是对人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再造美德（以及道德秩序）的研究。其目标是帮助我们所有人理解，生活在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全球化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并帮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平凡的美德如何使我们与那些共同分享这个脆弱星球的人拥有共同的目标。

本文作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加拿大作家、学者和政治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火与烬》《痛苦的正当尺度》《陌生人的需要》《权利革命》等作品。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 2016—2021年担任匈牙利中欧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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