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馆诸多文物当中有这样一个镇馆之宝，这个文物名叫“广陵王玺”，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广陵王玺”是在刘荆的墓群周边发现的，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这个文物可是大有来头，除了它本身的工艺极为高超让人赞叹不已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揭开了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日本一个沉迷多年的秘密。
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的文物为什么会和日本有关呢？
故事要从四十一年前的一位妇女说起...
1981年的某一天，在江苏省邗江县，某公社正在组织修路运动。
其中，有一个名叫陶秀华的女子，拿着铁锹正在辛勤工作着，正当她低头拿着铁锹挖地时，突然在土堆里发现了一个小东西。
这个东西体积不大，陶秀华小心翼翼地拿到手上一看，感觉这个东西像是一个工艺品，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她细心地把上面的灰尘拨去，简单擦拭之后，可以看到东西呈现出金黄色的色泽，像是金子做成的。
只见上面刻着乌龟的模样，还有一些花纹，应该是手工雕刻上去的。这些花纹十分的细腻，在这个东西底下，还印着几个文字。
陶秀华文化程度不高，只认清了一个“王”字。端详之后，陶秀华觉得这应该是个古代的印章。
当时，陶秀华脑海中的第一想法是，这个文物可能十分的贵重，但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自己先把它收好，回去和丈夫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
凑巧的是，陶秀华并不是在普通地下挖到印章的，印章被发现的地方离汉墓很近。早在一两年前，专家就针对甘泉山附近的封土堆展开研究，并且对于一些已经遭到盗墓者破坏的墓开展抢救性挖掘。
甘泉山因山有清泉得名甘泉山，据地方志记载，甘泉山是我国历史上人工堆积起来的最大的土堆之一，这里有甘泉老山汉墓、汪家山汉墓、吴家山汉墓等等。
甘泉山也叫做老山，这里汉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挖掘中，“甘泉二号”墓堆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例如错银饰青铜牛灯、铜雁足灯等。
在这个铜制的雁足灯下的盘沿之上，铸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侧面证实了墓主的主人是刘荆。
所以，农妇陶秀华在这里发现金印并不稀奇。因为这枚金印，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抢救性挖掘时不小心遗漏的文物。
金印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文物的发现，使专家更加证实了墓主的主人就是刘荆。
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刘荆应该是山阳王，为什么是印章上的广陵王呢？
刘荆是汉世祖光武帝皇帝刘秀的第九子，建武十五年，他被封为山阳公，两年后成为山阳王。
但是，光武帝去世之后，他想要造反取代汉明帝，结果事情遭到败露。后来，他又多次谋反...
永平元年，汉明帝改封刘荆为广陵王，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
话说陶秀华捡到文物之后，并没有动二心，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丈夫和陶秀华的观点达成一致，他们认为金印不能私藏，必须尽快交由国家。
于是，第二天一早，陶秀华夫妇就拿着金印找到的当地的文管所，汇报他们发现金印的情况。
经过专家认定，这个印章为汉代诸侯王金印——“广陵王玺”。
经过仔细测量，金印重达100多克，黄金纯度很高。这枚金印的印面长为2.372厘米，宽为2.375厘米，台高0.945厘米，通钮高2.121厘米，重122.87克。
鉴定之后，当地的村民们才知道陶秀华捡到的不是一般的文物，而是国家级的文物，这也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实际上，这份文物出土的新闻不仅在当地迅速发酵，甚至还引发了日本考古界的格外关注。
那么，这件事为何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呢？
原来，早在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东郊志贺岛，一个叫甚卫兵的男子偶然发现了一个金字做的印玺。
这个印玺呈方形，上面缀着蛇钮，金印底部刻着“汉委奴国王”几个大字，均用篆文书写。
金印的出土轰动一时，引发了大量人士的关注。
但是这枚金印并没有马上被送至博物馆，而是流到了当地的领主黑田手里。
黑田给了发现者少许的粮食后，将金印据为己有。直到辗转百年，这枚金印才被送到博物馆。
当时，金印到了黑田的手里之后，黑田请来当时日本的儒学专家分析，希望能够得到有关这枚金印的信息。
一位当地有名的汉学家龟井南溟在翻阅古籍中发现，《后汉书》中有相关的历史依据。
据记载，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派使者前往汉朝朝贡，在朝贡当中，光武帝赏赐了他一枚金印，以此来显示天朝尊贵的威仪。
委字通倭字，所以，龟井南溟推断这很有可能是汉代皇帝赐给倭国的印玺。
经过精密的测量，这枚金印长为2.341和2.354厘米，台高为0.874-0.906厘米，重108.729克。
“汉委奴国王”金印被发现的1784年，日本史学界名为田秋成的学者就发表了《汉委奴国王金印考》的文章。
但是，日本学界也有很多人否认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委”和“倭”毕竟不是同一个字，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
甚至有人说这是伪造的，因为金印上没有“印”或者“章”字。
有人说，印的雕刻方法与汉代的一般印章不同，可能是江户时代的伪作。
“国粹派”代表井田敬之看到金印后，对日本当时朝中国进贡表示否定，并且说道：“我天皇乃天命皇皇邦者，何用假汉帝之玺，以为皇邦之王邪？”
在同派学者看来，日本是神圣之国，不可能是以倭奴国之名。
日本的汉学家竹内曾经在北京大学为此做过一次演讲，他提到：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十分的偶然，金印确实存在，但是日本的史学家很长时间都对此存疑。
甚至在当时，日本千叶大学的教授三浦佑出书《金印伪造事件》，以此来否定金印的历史价值。
这种说法，一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才有所改观。
1955年，“朔宁王太后玺”金印在中国陕西出土，这枚金印上印有龟钮，印文的字体为方笔起落，和“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致。
1957年，中国云南昆明石寨山古墓出土了汉代古印，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古印也是蛇钮。
《汉书》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臣服于汉，请求朝觐，被授予王印。汉以其地为益州郡，令滇王依旧统领其民众。
滇王是汉代诸侯当中实力较强，所以才有“西南夷长百数，独夜郎、滇受之王印。”的记载。
这块金印的长宽分别为2.3厘米，通高2.2厘米，和之前的金印规格类似。并且，这枚金印雕刻十分精美。上面的蛇头略微昂起，背部的蛇鳞雕刻的栩栩如生。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末年，黄遵宪在日本见到过类似的印章，并作诗以记之。
此后，1962年，山东出土“石洛候印”、1983年广州出土“文帝行玺”等，越来越多的金印被历史学家所发现，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渐渐地开始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认为金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后汉书.东夷传》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授”。
这段记载直接表明，当时中日就有往来，这些史料均写到了当时的日本和我国汉朝的关系。其实早在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就有过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历史，并且已经互派使者。
如果说日本出土的金印源于中国汉代，那么为什么有的印是蛇钮，有的是龟钮呢？
经过考察研究，金印上印钮的不同和当地的特殊情况有关。
蛇钮多见于南方，羊钮见于北方，汉朝王室内部则用龟钮。
赐予太子和诸侯王的金印一般为龟钮，赐予臣服国国王的印钮用蛇或者骆驼。
汉代的时候，我国比较繁荣，而日本在当时只是藩属国，也叫倭国，一些史料中均有所记载。
例如，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东汉初年，日本还处在原始公社制的晚期，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农业生产也没有汉朝发达，所以能够仿制的可能性很少。
那时，作为倭奴国的使节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来到到东汉王朝首都，向皇帝进贡，后来获得金印赏赐。
有的学者综合几次文物的细节发现，日本出土的文物正是汉代时期汉朝皇帝赏赐给日本大使的。
因为，无论是从二者的大小、花纹，亦或是雕刻手法、字体来看，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二者在大小上，都符合汉制的标准，花纹上具有鱼子纹，雕法上，都是用刀雕刻而成。
虽然“汉委奴国王”印的雕法是药研雕，二者的每道笔画的横切面不同，但是技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二者的字体则都是方笔起方笔落。
并且“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制作时间为建武中元二年，而广陵王玺则为永平元年，二者前后只相差一年。
这也让有的学者怀疑，如此相像的金印是否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呢？
对此，南京大学周晓陆通过详细比对两枚金印在工艺方面的具体差异，认为是同一作者创制的几率很小。
当一条条线索被串起来，原先的一些猜测就自动被推翻了，考古学家也开始相信，尽管出土被发现的年代不同，地理位置也相距比较遥远，但是几枚金印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的内在特点具有一致性。
同时，金印背后的故事也证实了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渊源，对于中日友好往来的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陈正祥曾经有幸见过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印。他表示，中国古代史籍的记事，绝大部分认真可信。
1981年，“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访问中国并来到南京博物馆参观，他们看到出土的金印，不禁感慨道“真是惊人的发现”。
随后，日本媒体争相报道“广陵王玺”，甚至用了“冲击性的发现”等形容词来表达惊喜之情。
1982年2月22日，日本唐津市和江苏省扬州市因此结为中日友好城市。
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希望将两印同时展出。
关于这次展出，还有一个故事，在两枚金印距离很近的时候，据说出现了一种极光，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场的学者都大为惊叹。
考古学的一大意义就是通过出土的文物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一个还原，在广陵王玺刚出土时，也许有些线索还没有明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对于史实的逐渐丰富，一些新的信息越来越证实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就是汉朝时期的文物。
如果不是考古学界的学者们的努力研究，也许这段往事还尘封在岁月里。
我们也应该感谢当时做出推测和猜想的历史学家们，虽然他们的一些推测后来被推翻了，但正是因为他们的质疑，才能推动真理的进步，让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