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教兴起前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
犹太人最早在阿拉伯半岛定居的时间没有可靠的历史证据，但早在圣经时代，两个民族就有了交往。据《圣经》记载，摩西出埃及后，在亚喀巴湾沿岸的阿拉伯地区米甸娶了大祭司的女儿西帕拉为妾，这位阿拉伯女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在所罗门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曾与希伯来王国有外交与商业方面的往来。据说阿拉伯半岛上的太玛小城是第一个具有犹太社会特点的阿拉伯城市，它早在圣经时代就已存在，犹太航海者和逃亡者为了躲避巴比伦人与罗马人的迫害，在这里最早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
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希木叶尔王国后期（300-525年）。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人曾于公元340年第一次攻占也门，据说，当时很多希木叶尔王国的臣民包括一些王室成员都信奉犹太教。因此，有不少阿拉伯人就逃亡到了汉志地区的犹太人居住区。到6世纪初期，也门地区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多致力于印度、拜占庭波斯之间的贸易，犹太教也更为流行，以至于希木叶尔王朝的国王杜‧努瓦斯接受了犹太教，给自己起了一个犹太人的名称优素夫。公元523年，杜‧努瓦斯袭击了阿拉伯半岛上纳季兰地区的基督徒，要求他们改信犹太教，由于基督徒坚决抵制，杜‧努瓦斯烧死了许多基督徒，这一事件在《古兰经》中也有反映：“壕坑中的人受到重歼，（坑里）有燃烧着的火焰。当时，他们正坐在坑边，他们见证他们自己对诚信者的罪行。”①诠释学家认为，“燃烧着的火焰”、“见证他们自己对诚信者的罪行”等记载，就是指杜‧努瓦斯屠*基督徒、焚烧基督教经典的情景。事件发生后，有一人死里逃生，向拜占庭国王求救，拜占庭决定组织基督教势力发起进攻。公元525年10月，拜占庭支持埃塞俄比亚人第二次进攻也门，杜‧努瓦斯战败，他的国土、都城、妻子、财产都落入敌手，悲愤交加的杜‧努瓦斯骑着他的战马冲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永远消失在追捕者的视野之中，希木叶尔王国退出了历史舞台②。
公元3至5世纪，也是阿拉伯半岛上的民族大迁移时期，随着也门地区古代王国（马因王国、赛巴邑王国、希木叶尔王国）的——衰亡，当地商业败落，自然条件恶化，《古兰经》中曾以真主的口气描述赛巴邑所经历的变化：“赛巴邑的基地确实存在一种迹象：两个园林，在右边左边对称而立，‘你们可以从主赐的资源中取食，你们应该对他感激’。……而后他们违逆，我便以洪水的惊涛对他们袭击，我使他们的两个园圃改变面貌：成为只长苦果、怪柳和少量酸枣的园地。”③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部落居民纷纷离开向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地区迁移，他们与北方居民的接触与融合不仅促进了北方的对外贸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尤其是宗教，正如纳忠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此次移民大都来自文化较发达的也门地区，他们在也门时曾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频繁接触，甚至发生过斗争。有的人已信奉了犹太教或基督教。过去，这两个一神教都力图把也门阿拉伯人拉人自己的宗教。这些部落迁到北方游牧地区后，不免将在也门习染到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和习俗，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当地的贝都因人。特别是有关‘一神教’的思想意识，对当地的拜物教徒的影响是强烈的。”④公元1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大批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迁移到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多，并在希贾兹、麦地那、海巴尔等地形成了文化中心。
根据阿拉伯传说，希贾兹的犹太人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摩西曾命令他的部众去同艾道麦特家族的阿麦来克人战斗，在拉比文学中阿麦来克人被描写成以色列永恒的敌人。在征战的过程中，犹太人非常同情阿麦来克的一位英俊王子，非但不*他，反而将他活着带回。犹太人定居希贾兹的最早证据是公元42年在希贾兹竖立的墓志铭及公元307年圣徒西蒙的墓志铭。根据这两块墓志铭的记载，犹太人是公元3世纪之后在希贾兹兴起的那伯特文化的主要代表。关于希贾兹犹太社团的文化生活，后人知之甚少，但有资料佐证他们广泛使用了《圣经》的阿拉伯译本，说明阿拉伯语在犹太人中间已经相当流行。犹太人定居希贾兹之后，接着便占领了半岛西北部所有绿洲，包括麦地那。
麦地那在前伊斯兰时代叫叶斯里伯，它是商路上一块绿洲，地下水很丰富，犹太人定居后，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农耕经验与植物品种，他们种植棕榈树、果树和水稻，并把制造金属制品、染料与珠宝的新工艺以及经商的方法传给阿拉伯人。麦地那犹太人和阿拉伯帝国境内其他犹太社团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北部可达叙利亚的安尔哈拉，南部至少可达诺兰。3世纪初期，从也门地区迁来的两个阿拉伯部落和犹太人居住在一起，他们都从事农业，互相贸易，关系相对友好，更多的人接受了犹太教。阿拉伯人伊本‧阿拔斯曾记载说：“麦地那人原本信奉拜物教。有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并自认为在学问上高人一等，当地人多模仿他们。”⑤后来，当穆罕默德开始传教的时候，麦地那的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与犹太人同居一城，受到犹太教期待救世主弥赛亚降世观念的影响。他们顺理成章地相信，阿拉伯人中终究会出现一位像救世主一样的使者，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制止内部仇*，防止外敌侵犯，扩大自己势力。
麦地那的犹太人也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仅使用夹杂着希伯来语词汇的阿拉伯语，而且模仿阿拉伯人把部落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据说，当时的麦地那有20多个犹太部落定居。其中最突出的是巴努‧古来扎部落、巴努‧奈迪尔部落、巴努‧嘎尔部落和巴努‧沙拉巴赫部落。奈迪尔和古来扎部落声称是犹太大拉比科亨的后代⑥，他们占有麦地那南部最肥沃的土地。麦地那的犹太人共建立了59个要塞，不仅防备外人入侵，而且储备粮食，保障水源。麦地那犹太人还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与会堂。巴拉卡特‧艾哈迈德在《穆罕默德和犹太人》一书中，根据部落之争中参战与死亡的人数，推算出先知在世时麦地那的犹太人口总数最高时可达到3.6至4.2万人⑦。
海巴尔距叶斯里伯近90英里，它位于多山的高原上，全由熔岩沉积物组成，覆以疟疾流行的沼泽。这些河谷虽然不适宜居住，但却很肥沃。犹太人在这里种植葡萄、蔬菜和谷物，饲养羊、牛、骆驼、马和骡子，这里还有棕林。犹太人与叙利亚有贸易往来，并从在阿拉伯、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商队贸易中获利。犹太人也制造金属工具，如攻城锥和弹弓。他们拥有一些要塞，声称有2万士兵驻守这些要塞，裴德克、瓦迪—古拉和太玛是3个最著名的犹太要塞。
总之，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了一定的交往，而且犹太人也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件中曾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部落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⑧相对而言，早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比较友好，但公元7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教急于建立政权并巩固统治，对半岛上的任何反伊斯兰势力都采取了强硬措施，导致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在麦加，犹太人曾与拜物教徒联合参与了反击穆罕默德与穆斯林武装的战斗，一度战败了穆斯林军队。所以《古兰经》中出现了这样的话语：“你们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人和以物配主者（指多神教徒）。”⑨
在麦地那，穆斯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了流血冲突，犹太人抵抗失败之后，穆斯林阿拉伯人就把两个有名的犹太部落奈迪尔和古来扎驱逐出麦地那，并得到了大批犹太人制造的盾牌、弓箭、刀矛、盔甲等。奈迪尔部落就在海巴尔联合异教势力继续抵制伊斯兰教，629年，穆斯林进攻海巴尔，激战3个星期，犹太人失败，不得不向穆斯林称臣纳贡。此后，犹太人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势力大为削弱。但当伊斯兰政权巩固之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又趋于缓和，相对于基督教世界而言，犹太人在穆斯林世界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犹太文化得以繁荣。
二、伊斯兰教兴起时对犹太教的吸取与继承
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阿拉伯半岛上有很多犹太人定居，穆罕默德不会书写，但秉性好静，思想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从小外出经商，12岁时就参加了一支前往叙利亚的商队，与犹太人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遍布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把希伯来人的神话故事带到了阿拉伯人中间，并对阿拉伯世界注入了一神思想以及创世、救赎、魔鬼、撒旦、地狱等观念。公元6世纪下半期在阿拉伯半岛出现了一个新教派——哈尼法运动，他们自称为“易卜拉辛”（阿拉伯人对亚伯拉罕的称谓）的追随者，竭力反对当地流行的拜物教。哈尼法运动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也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但它的基本主张如崇拜一神、反对偶像、追寻正道等完全脱胎于犹太教，并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穆罕默德开始宣教的时候，就称伊斯兰教是继承了易卜拉辛的宗教。《古兰经》中有这样的启示：“你说，我的主指引了一条正路，即正教。崇正易卜拉辛的宗教。”⑩
伊斯兰时期，犹太人与穆斯林经常进行争论，都为自己的宗教辩护，伊斯兰古籍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居住在麦地那的古来扎犹太部落的奥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吾妻邀我奉真主，我请我妻信雅卫；我有摩西的经典，她有穆罕默德的教；各自都说自己的宗教好，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正道(13)。
犹太教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被称作是犹太教的“女儿宗教”。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其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一书中也说：“希伯来人先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清楚的一神观念，昭示全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神论，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渊源。”“阿拉伯人的宗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一神教，也是最后的一种一神教。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宗教是那两种宗教的支派，也是一切宗教中与那两种宗教最相近的。这三种宗教，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生活——的产物。”(14)
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吸取与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教承认犹太教的先知并尊重犹太人与基督教的经典。穆罕默德指出，他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于“开经原本”。穆斯林认为，在众多的先知中，有六位可以称为使者，他们是阿丹（亚当）、努海（挪亚）、易卜拉辛、母撒（摩西）、尔撒（耶稣）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以后再也不会有先知出现。伊斯兰教还强调穆罕默德以前的先知都得到过真主的启示，接受过真主赐予的经典，安拉曾先后下降过104部经典，但《古兰经》中实际提到的只有四部即《讨拉特》（《摩西五经》）、《则逋尔》（即《大卫诗篇》）、《引支勒》（即《福音书》）和《古兰经》。《古兰经》证实以前的经典，并澄清以往的一切歪曲与篡改。《古兰经》也不否认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关系。经文中说：“我们确实已听到继母撒（指摩西）之后颁降的经籍，足以印证它以前的，能指向真理，指向正确的通路目的。”“这部《古兰经》，除安拉外，决不可以杜撰假拟，而是他用以证实从前的（经典），将经典阐释剖析。其中无可怀疑，是宇宙万物之主所降谕。”(15)在伊斯兰教看来，既然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是“有经人”，那就是穆斯林的同道者，应该得到尊重。《古兰经》中真主对穆罕默德有这样一段启示：“你说，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辛、易司马仪、易司哈各、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接受的启示，与母撒、尔撒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加歧视。”(16)
其次，《古兰经》所叙述的传说与故事，绝大部分与《旧约》内容极其类似。这类经文约有1500多节，占《古兰经》的1/4，尤其是先知的故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文提及的28位重要人物中，《圣经》人物占24位。其中《旧约》的亚当（阿丹）、挪亚（努海）、亚伯拉罕分别在25章中提到70次；他拉（阿宰尔）、以实玛利（易司玛仪）、以撒（易司哈格）、罗得（鲁脱）、雅各（叶尔弧白）、约瑟（优素福）、摩西（穆萨）分别在34章里提到130次；扫罗（塔鲁特）、大卫（达伍德）、所罗门（素赖曼）、以利亚（易勒雅斯）、约伯（艾优卜）、约拿（优努斯）等都是《古兰经》中著名的人物。这些故事所要证实的宇宙一神、开启经典等概念，反映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历史联系(17)。
再次，伊斯兰教的经注学家们常常利用《旧约》的内容与风格来诠释《古兰经》。穆斯林对于《旧约》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三种：其一，《旧约》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已被犹太人篡改过，时人所见到的内容已不是摩西所受启于上帝的原本经典；其二，《旧约》的正文还是上帝的启示，犹太人只篡改了注释部分；其三，《旧约》基本保持了上帝降给摩西时的原貌，犹太人篡改《旧约》的观点只是基督教的指责而已，没有任何证据。由于受犹太教与犹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伊斯兰经注学家大量引用犹太人的观点来阐释宗教要义。“读一读塔巴里的《古兰经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注学家用《旧约》及其诠释的内容，来诠解《古兰经》章节。他们时而引用瓦哈比‧本‧穆奈比海的说法，时而传述以色列人的诠释，对于凡是在《古兰经》中出现的来自《旧约》中的故事，他们都采取这样的做法。而这些人并不都是犹太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正如伊本‧赫尔东所说的——只是普通的犹太人，他们的知识并不比一般有经典的人丰富。经注学家却不管这些，到处引用他们的诠释。这些‘以色列式’的诠释越来越多，就连赛阿里比的《先知的故事》等书中都充斥了这类内容。”(18)
最后，伊斯兰教在教义与习俗上对犹太教有很大的继承性。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崇尚绝对意义上的一神教，安拉是惟一的、一切的真主，凡人不需要通过中间力量就可以接近他、感悟他；穆斯林与犹太人一样相信灵魂不灭，因此人类应该在尘世多行正义、完美道德，否则就要遭受惩罚；伊斯兰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安息日，称之为聚礼日，所不同的只是用星期五代替了星期六；犹太教中对封斋有严格的规定，犹太人每年大约有40天的斋戒，伊斯兰教则定赖麦丹月为斋月；割礼仪式起源于犹太人，伊斯兰教承袭了这一圣行，穆斯林男孩7-10岁左右要进行割礼；犹太教规定教徒每天要作三次祈祷，伊斯兰教每天规定五次礼拜，而且祈祷前都要求净手，礼拜有固定的面向，开始都面朝耶路撒冷，14年之后，穆斯林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但穆斯林仍然相信，克尔白天房是易卜拉辛和他的儿子易司玛仪共同建造的，克尔白附近至今还有易卜拉辛当年的站脚地；希伯来圣经中，以上帝的名义要求雅各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因此，“什一税”成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伊斯兰教则规定，富裕的穆斯林除了“栽卡特”（天课）以外，要交纳“什一税”；犹太教推崇慈善，在早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已开始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以帮助社团内部的穷人或用于公益事业。后来，慈善就发展为一种宗教义务与社会责任，伊斯兰教对于施舍有同样的看法，视之为一种公义、仁爱、圣洁的行为；伊斯兰教与犹太人一样禁食猪肉，穆斯林还吸取了犹太人的历法。此外，在《塔木德》与《古兰经》中都规定了一些诚心经商的原则。
由此可见，犹太教对穆罕默德一神思想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巴‧埃班写道：“人们在确实研究了《古兰经》之后，就会发现穆斯林已把希伯来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吸收到他们的宗教经典中去了。阿拉伯人把各种精神财富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把各民族不分地理和社会界限纳入一个惟一的、联系密切的整体。”(19)
三、阿拉伯帝国时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与西班牙的大帝国，那些流散于阿拉伯半岛、巴比伦与波斯等地的犹太人就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欧洲社会相比，阿拉伯帝国对犹太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只要他们服从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就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过比较安定的生活，他们与穆斯林的区别就是要多缴纳一种“人丁税”。虽然阿拉伯帝国也曾经出台过一系列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如禁止建立新的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堂，现有的会堂与教堂可以修复，但不得高于临近的清真寺；不可以在穆斯林居住区内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如列队行进、吹朔法尔等；不可以佩带武器，不可拥有一切战争物资（由于马也被包括在战争物资之内，非穆斯林只能骑骡子和毛驴）；不能与异族通婚；犹太人的脖子上挂一件5磅重的东西，以回忆他们的祖先对金牛犊的崇拜；犹太人与基督徒要在衣服上贴黄色标记、身上挂着非信徒字样的银币；犹太女子要穿红、黑两种颜色的鞋子，脚上还要系上铃铛，走起路来很远就能听到声音等等(20)。但实际上穆斯林政权针对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立法都没有认真执行，“这些限制不能阻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穆斯林与犹太人已经被共同的商业利益与相互的吸引力而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建立了联系。当犹太人在商业、医学以及学术界取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们必然与那些非犹太人的同事们发生职业方面的往来。而那些敬仰犹太人专门学识的阿拉伯人也常常忽略社会与立法方面的限制”(21)。
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分布极其广泛，他们主要从事经商与手工业。他们通晓罗马语、希腊语，也会讲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与世界许多地方保持商业、贸易与文化的联系，因此，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都有犹太店主，经营多种产品，犹太人活跃于各种市场。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加洛林帝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身份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的世界，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这时，犹太人则自然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承担起了世界商人的使命，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都用希伯来语办理。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庭、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22)。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犹太人经济地位较高，也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不少人担任了阿拉伯宫廷的外交、贸易、财政顾问。9世纪时，巴格达的一位大臣曾说过：“我之所以任用非伊斯兰教徒担任行政职务，并不是因为我对犹太教或基督教怀有任何同情，而是他们对王室比穆斯林更加忠诚。”(23)
穆斯林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逐渐恢复，自哈德良皇帝开始，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基督徒延续了这一禁令，穆斯林时代虽然没有明确废除禁令，但实际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哈里发奥玛尔允许70个犹太家庭迁入耶路撒冷定居，并允许犹太人登上圣殿山，犹太人清洁了圣殿。后来，又有一些被称为“锡安哀悼者”的犹太人在西墙附近定居下来，拉比学院重新开学。在太巴列，希伯来诗歌创作、经典注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维护希伯来语的发音与句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加沙、阿什克伦等地，犹太文化也得以恢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并得到了各地教友的支持，并一直维持到十字军入侵。
在叙利亚，犹太人大批定居于特里波里、推罗、阿乐颇等地，尤其是大马士革形成了犹太文化的中心。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地，犹太人在学术发展与国际贸易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埃及以西的凯鲁万、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摩洛哥等地的犹太社团也发展起来，并与巴比伦社团保持密切的联系。
阿拉伯帝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应了犹太人的地位以及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公元1165年，即伊斯兰教历560年，有一位旅行家写道：“在伊斯兰帝国里，非阿拉伯人中的犹太人大约有30万人，分布在两河流域：洁齐莱、摩苏尔、欧克拜莱、瓦绥脱、巴格达、侯赖、库法、巴士拉，还在波斯境内的哈姆丹、伊斯法罕、设拉子、伽色尼、撒马尔罕等地。在波斯有两个地方被称为‘犹太人区’，一个是久尔加尼，一个是伊斯法罕。在巴格达约有1000名犹太人，有一胡同被称为‘犹太胡同’。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等犹太人圣训学家就生长在这条胡同里。伊斯兰纪元3世纪初，巴格达收缴的人头税每年为13万迪尔汗，4世纪初为1.6万第纳尔，从这两个数字可知当时巴格达缴纳丁税的非穆斯林为1.5万人。”(24)
阿拉伯学者艾布‧索利哈‧麦斯欧迪也写诗称赞那些与他们杂居一起的犹太人：尽管犹太人的宗教令人生疑，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知己，凭你的宗教起誓，我和我的两位犹太朋友，似水乳交融、亲密无比。他俩是我结识的好友，我获得了真诚的友谊(25)。
阿拉伯帝国时期，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树立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友好相处的典范，阿拉伯文化与犹太文化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从而写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关系史上的最辉煌、也最值得回味的一页。
公元1世纪前后，犹太人就来到西班牙。公元412年占领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曾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的权力虽然受到多种限制，但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并保留了传统的宗教文化。公元711年，当穆斯林将领塔里克入侵西班牙时，犹太人把阿拉伯征服者作为推翻基督教统治的解放者来欢迎。穆斯林当权者为了感谢犹太人，给了他们信仰自由、司法自治的权力，允许犹太人从事农耕、贸易、手工业、医学等各种职业。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一世于756年当政后，西班牙进入了宽容时代。从8世纪到13世纪，犹太文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希伯来语中把西班牙称呼为Sepharad，所以，人们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称为“塞法尔迪人”，把他们的文化统称为塞法尔迪文化。
在当时的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托莱多等城市的犹太社团中，一系列圣经学院相继建立，尤其是科尔多瓦圣经学院，不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而且还是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权威机构。特别是巴比伦犹太中心逐渐衰落后，这些圣经学院就成为散居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中心。西班牙的犹太学者热衷于研究希伯来语、《圣经》及《塔木德》，一些人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领域脱颖而出。其中最负盛名的学者有犹大‧哈列维（1075-1141年）和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年）。
犹大‧哈列维被认为是12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诗人与哲学家。他的诗歌以深厚而浓烈的阿拉伯艺术风格来展现犹太人的内心感受与思想境界，在圣经时代的诗歌艺术明显衰落的时刻，犹大‧哈列维的诗在人们的心目中激起了强烈的振奋与共鸣。他的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诗，描述智慧、奔放的犹太人以巨大的热情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情景；一类是宗教诗，表达对宗教的敬畏与虔诚、对圣地的怀念，尤其是对上帝的赞美。
犹大‧哈列维创作的作品至今仍然被犹太人传诵，有的被列为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吟唱内容，例如在阿布月9日的祈祷仪式中要唱颂他的阿拉伯——波斯诗体的一首挽歌——《锡安之颂》，他的《流放哀歌》也是十分流行的诗篇。
犹大‧哈列维的哲学代表作是《库萨里》，阿拉伯语版本的标题是《为保护屈辱的信仰而作的辩护书》。《库萨里》的内容是以一位卡扎尔国王、一位哲学家、一位犹太人与一位穆斯林之间的对话而展开的，试图通过宗教的对比来展示犹太教的特性。犹大‧哈列维认为，哲学是有局限性的，“不要让你自己被希腊人的智慧所诱惑，因为它只开花不结果”。哲学的推测很容易使人们误入歧途，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内涵都无法引导人们走向纯粹的宗教真理，因为哲学从根本上说无法揭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上帝在西奈山授予的神圣的启示才是所有宗教信条的基础(26)。
作为一位民族思想家，犹大‧哈列维对犹太人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注，他强烈主张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他有一句被犹太人广泛引用的名言：“在东方，在西方，哪里是我们可以和平居住的地方？”在晚年，他只身前往巴勒斯坦，实现回归故土的梦想。据传说，当他像石人一样呆呆地站立在西墙前哭泣的时候，被一位阿拉伯骑士的马踢死。但他那感人至深的带有阿拉伯文学风格的优美诗句却代代流传：啊，世界之城（耶路撒冷），您曾有辉煌而神圣的昨天，我从遥远的西方，用心灵寄托对您的怀念。每当回想起往昔的日子，爱意就像溪流一样涌现。现在圣殿已经荒芜，荣耀已经逝去。但愿我有一双鹰的翅膀，直接飞向您的怀抱，用我涟涟的泪水，去打湿那圣地上的尘埃(27)。
摩西‧迈蒙尼德被认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科尔多瓦，但后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即古开罗）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和《塔木德》学者。迈蒙尼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精通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知识极其丰富，又是一位著名的律法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迈蒙尼德还是非常出色的医生，写过许多医学论文，做过皇室的御医。一位穆斯林医生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赞赏迈蒙尼德的医术：盖伦(28)的医术只能治愈人的身体，而阿布—伊尔曼（摩西）却能治愈身体与灵魂。他的学识，使他成为一代名医，他的智慧，驱散了无知的伤痛。如果月亮向他求诊，他会在满月的时分消除她的斑痕，解除她每月的病痛，使她以后不再缺损(29)。
迈蒙尼德死后，人们常这样称赞他：“从摩西到摩西，他是最伟大的摩西。”迈蒙尼德的最大成就在于哲学方面，他留给后世的是一本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包罗万象的《迷途指南》，它汇集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研究成果。迈蒙尼德的主要意图之一是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来解释传统的犹太教，为犹太教寻找哲学依据，从而丰富了犹太思想的内涵(30)。迈蒙尼德的思想不仅为以后的犹太哲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世纪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徒提供了哲学启迪。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圣托马斯‧阿奎那深受迈蒙尼德的影响；在犹太思想家中，迈蒙尼德最杰出的后继者应该是巴鲁赫‧斯宾诺莎。
迈蒙尼德对犹太教的神学教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由于犹太教一直强调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恭行践履，而不是教义与学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犹太教一直没有成文的正式信仰，这正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大区别。犹太拉比们反复教诲人们，对立派的观点也同样是“活生生的上帝之语”，并不能武断地否定哪一方，而是要在争执和辩论中接近真理，从而形成了“有十个犹太人就有十二种意见”的现象。到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与穆斯林、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为了与其他宗教相区分，犹太人非常需要对自己的宗教进行教义上的表述。公元1160年，摩西‧迈蒙尼德总结了自己对犹太教信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十三条信仰条款(31)，此后大多数犹太人接受了这十三条，视它们为犹太教最基本的信仰条款。约瑟夫‧阿尔博把迈蒙尼德的信仰条款概括为三个基本点：第一，信仰上帝；第二，信仰托拉之神圣性；第三，信仰报答与惩罚(32)。
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有许多犹太人服务于皇室，尤其是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执政时期，不少犹太人成为高级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哈斯戴‧伊本‧沙普鲁特（915-970年），他担任了哈里发的金融和外交首席顾问，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尽力关注外国犹太社团的情况。11世纪以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分裂出许多侯国，其统治者纷纷聘用犹太人做政治、经济顾问，尤其是在格拉纳达，犹太人的影响随处可见。著名的《塔木德》学者、数学家、哲学家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993-1056年）担任了格拉纳达哈里发宫廷的高级行政顾问和军事统帅，格拉纳达的势力扩展与繁荣富强与他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西班牙犹太社团谋福利，并有力地支援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也记载说：格拉纳达挤满了犹太人，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犹太人如何在这里幸福地生活，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荣华富贵——他们的伟大成就来源于智慧和虔诚。西班牙犹太人的另一贡献是直接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犹太学者们把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经典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同时，又把阿拉伯人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从而在东西方世界架起了理解的桥梁。最著名的西班牙犹太翻译家是乔哈涅斯‧黑斯帕伦西斯（约1090-1165年）和杰兰德（1114-1187年）。乔哈涅斯把阿拉伯数学的杰出成就介绍给拉丁语世界，推动了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杰兰德翻译了70余种著作，其中包括了阿拉伯著名学者阿维森纳的《医典》。
总之，在穆斯林时代的西班牙，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创造了和睦共处的友好记录。在经历了亡国与流散的痛苦之后，“犹太人的创造源泉终于被释放出来，犹如江河奔腾，势不可挡。他们不仅丰富了当地的犹太文学、宗教与哲学，而且也滋润了从黑暗年代里闪现而出的欧洲文明。作为政治家、金融家、科学家、翻译家和国际贸易的促进者，犹太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正是通过犹太人的中介性作用，使中世纪晚期尚处于落后状态的欧洲得到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源泉”(33)。
1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政权在西班牙的兴起，反犹势力甚嚣尘上。犹太社区被捣毁，有的犹太人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强行洗礼，有的被卖身为奴。反犹活动很快蔓延到很多城市。1492年，西班牙的反犹行为达到顶峰，大约20万人被驱逐出境。同年8月，最后一批犹太人不得不离开曾给他们留下辉煌记忆的西班牙。西班牙犹太人主要流散到葡萄牙、意大利、土耳其及北非等地。直到1869年，西班牙宪法才废除了1492年的驱逐令。
注释：
①《古兰经》第85章，第4-7节。
②沃纳·凯勒：《大流散：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历史》(Werner Keller, Diaspora: The Post-biblical History of the Jews)，纽约1969年版，第135-136页。
③《古兰经》第34章，第15-16节。
④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43页。
⑤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5页。
⑥奈迪尔和古来扎部落都因他们首次定居的小山而得名。也有少数学者对他们是不是犹太部落提出质疑。
⑦巴拉卡特‧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和犹太人》(Barakat Ahmad, Muhammad and the Jews)，新德里1979年版，第42-4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3-24页。
⑨《古兰经》第5章，第82节。
⑩《古兰经》第6章，第161节。
(11)原书把上帝的名字译为“耶和华”，这纯粹是基督教的称谓。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以4个辅音字母YHVH来表示，读音为“雅卫”，含义为“我是”(I Am或I Will Be)。基督教继承了希伯来《圣经》作为《旧约》之后，把上帝的名字误读为“耶和华”，犹太人根本不认同“耶和华”的称呼。
(12)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8-309页。
(13)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12-313页。
(14)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15)《古兰经》第10章，第37节。
(16)《古兰经》第3章，第84节。
(17)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18)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7-308页。
(19)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伦敦1969年版，第132页。
(20)参见伊利‧凯东里编：《犹太的世界：启示、预言与历史》(Elie Kedourie, The Jewish World: Revelation, Prophecy and History)，纽约2003年版，第180-181页。
(21)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22)H.H.本—萨松：《犹太民族史》(H.H.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纽约1976年版，第394页
(23)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24)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0页。
(2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第301页。
(26)沃纳‧凯勒：《大流散：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历史》，第189页。
(27)沃纳‧凯勒：《大流散：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历史》，第188-189页。
(28)盖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罗马时期最负盛名的医生。
(29)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38页。
(30)参见雅各布‧J.沙克特：《犹太教遭遇其他文化：拒绝还是接受？》(Jacob.J.Schacter, Judaism's Encounter with Other Cultures: Rejection or Integration‧)，耶路撒冷1997年版，第82-84页。
(31)详见朱利叶斯‧格特曼，《犹太教哲学—从圣经时代到罗森茨维格时代的犹太哲学史》(Julius Guttmann, Philosophies of Judaism-the Histoy of Jewish Philosophy from Biblical Times to Franz Rosenzweig)，纽约1964年版，第178-179页。
(32)艾伦‧J.艾弗里—佩克：《布莱克韦尔读本—犹太教》(Jacob Neusner and Alan J. Avery-Peck, The Blackwell Readers in Judaism)，伦敦2001年版，第6页。
(33)阿巴·埃班：《我的民族：犹太人的经历》，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