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经过“文革”之后,饱受“左”的错误摧残的中国农业已到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它严重压抑、窒息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丧失了发展活力。它的基层组织生产队,绝大多数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少都成了“三靠队”(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事实上已经*。众多的农民辛劳经年难得温饱。广大农民变革现状的要求强烈。实行经营体制改革,是农村农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当时还继续执行“两个凡是”主张,要求全国农村深入开展已纳入“左”的轨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巩固集体经济体制,“包产到户”仍然是不可触及的“禁区”。
但是,此后只经过一年多时间,改革洪流就彻底冲破了这个“禁区”。“包产到户”先是在安徽等省区的局部地方悄悄实行,很快便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真可谓“星星之火”瞬间“燎原”。
这个历史性的“突破”是怎样实现的?“包产到户”从原先的“黑户”,是如何成为“地方户口”进而正式报上“全国户口”的?窃以为,这恰恰是认识农村改革历史的一个关键环节。
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1981年涌现出收获小麦上万斤的农户1千多家。梨园公社社员、复员军人吴凤启一家,3个劳动力,包50亩麦地苦干巧干,夏季共收获小麦17000多斤。新华社资料片
安徽农村率先取得“突破”,最早为“包产到户”报上“户口”
改革最早取得的“突破”出现在安徽农村。其原因之一是这里有锐意改革的省委第一*万里和一批地县领导干部。
万里是1977年6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的。历史上就以多天灾战乱、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的安徽省,又是饱经“四人帮”摧残的一个“重灾区”,全省只有大约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来皖之后,他立即下农村调查研究,跑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进农家访农民。他看到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看到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避寒的老人,看见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他更看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现行的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组织办法和实行的政策过“左”,捆死了农民的手脚。要让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老一套办法。但是,他知道,目前的形势决定了农村改革只能采取迂回前进的策略,改革的重心是改革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但不能直奔主题,而是要另辟蹊径,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入手,逐步寻求变革的办法。
万里到任一个月后,1977年7月,收到该省滁县地委送上来的一份《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和分析意见》。这份报告正是滁县地委*王郁昭主持的一次农村调查之后写出来的——揭露“四人帮”扰乱党在农村的政策,搞乱了生产管理,明确提出,只有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发展生产。这年春天,报告就上报省委,但原省委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由搁置一旁。万里到任后,王郁昭再一次将这份报告送上来。万里看到后非常高兴,立即批转全省各地、市委。万里的批文说:“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
这份报告与万里的思路不谋而合,有力地支持了他接下来狠抓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行动。1977年12月万里主持安徽省委,制定、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全文共六条,简称“省委六条”。就在安徽“省委六条”发布后不久,1978年初我来到合肥,拜访了万里同志。谈起“省委六条”,他说,这是当前最切实可行的拨乱反正的办法。我不能公开提出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是上了国家宪法的。我只能在*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找根据,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
与安徽做法相同的还有四川省。1978年2月四川省委颁布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四川两省带动下,甘肃、辽宁、广东、内蒙古等省区跟上来,落实政策的做法逐渐形成潮流。
安徽“省委六条”的颁布,鼓舞了全省干部群众,尤其是滁县地区的同志。1978年9月,中共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汇总半年来贯彻“省委六条”的情况,重点在进一步落实政策,搞好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有些社队干部对地委领导“叫板”。他们说,每次会都是地委领导在上面讲,我们在下边听；可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让我们也在大会上讲讲?
地委表示欢迎并延长会期,让基层来的同志敞开讲。几位社队干部走上讲台,他们说,过去多年来农业一直搞不上去,怨我们无能吗?其实,我们也有办法把生产搞上去,可是地委敢支持我们干吗?
王郁昭被“激”了一下,说:“那就请各位都敞开把话讲出来,咱们一起研究。”于是来安县的烟陈公社党委*讲了他这个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实质上是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干了一年的结果是灾年增产30%。接着,天长县新街公社也介绍了棉花生产联产到人的责任制,当年亩产增加89.6%。来安县广大公社则介绍了实行社队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做法。
原来他们都实行了未被正式认可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干了一年了,称为“秘密武器”。现在一讲出来,会上当时炸了锅。有人一听“包产”就怕,直呼这些人胆子太大,捅破了天!可更多的县、社干部却说,这种干法好。只要允许这么干,保证能把生产搞上去!
王郁昭向万里同志(左)汇报工作。来源:《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
王郁昭及地委领导们听了这些发言,异常兴奋,长期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联产计酬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有效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就在眼前啊!王郁昭对大伙说,地委支持你们这么干。可是能不能推广,这涉及到公社体制问题,要向省委报告。会后,王郁昭急匆匆赶往合肥去见万里。他决心把自己了解的农村情况和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观点,统统向他讲出来,尤其是几个生产队自发搞联产承包的典型经验,详细向万里作了报告。
万里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说,这些年来农业上不来,关键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为啥没有积极性?问题在“左”的政策、体制,尤其是生产劳动“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可谓顽疾。你们的几个生产队自己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实在难得!我支持你们这么干!他还对王郁昭说,可能会有人说三道四,你不要怕。包到组包到人,我看既不是单干,更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这一晚万里与王郁昭的会面,使联产到组责任制在滁县地区有了得以生存并继续发展的条件。王郁昭回到滁县便组织力量再次对新街、魏郢几个典型做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以地委的名义发到各县,让各县选取一个公社或大队进行试点。但各地社队都争当试点。上级没批准试的就自己干起来。结果是联产计酬承包到组的办法“不推自广”,当年全地区各县就有6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
走出“包产到组”这一步,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仅有效促进生产发展,也使承包责任制向联产承包转变。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开辟了道路。联产承包到组,让农民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并受到鼓舞却不满足。他们说,原来是大锅饭,包到组是“二锅饭”,仍然是“大呼隆”,只是规模小了一点。他们强烈要求从包产到组再向前跨一步,实行包产到户。这样的要求,农民不仅有胆量提出来,并敢于立即付诸行动!真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农村体制改革之路正是这样闯出来的!
王郁昭、万里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理解农民的改革要求；更有担当精神,敢冒风险,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所以在农民们从包产到组再走向包产到户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得不到支持,而在安徽,在滁县地区各县,万里、王郁昭和几位县委*却敢于支持。有省委及地委的支持,凤阳县“包干到组”很快向“包干到户”转变。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偷偷实行“包干到户”,却又担心害怕。这时先是王郁昭与凤阳县委*都来到小岗表示支持,后又有万里来到村里祝贺“包干到户”后的丰收。万里对小岗农民说,你们放心干,到什么时候也不是搞资本主义!他把农民送的花生带到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品尝,说,这是包干到户种出来的花生,一样香啊!
从1979年起,滁县地区各县尤其是凤阳、来安等县,包产到户有了较快发展。但农民还只能悄悄干,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
1980年1月,在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上,王郁昭向省委提出一个请求: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说了句挺俏皮的话: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农民们很高兴,可至今还是个“黑户”。我们该给这个可爱的孩子报上“户口”了。
会议结束时,万里对王郁昭的要求作出回应。他的话说得掷地有声又幽默风趣:“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接着,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就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群众干起来,效果很好,我们就只能批准!
万里的这番话意味着,“包产到户”在安徽省正式报上了“户口”。
万里如此坚定地支持“包产到户”,绝不是一时冲动。几年的改革实践,使他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深刻的思考。在后来1997年的那次访谈中,他全面论述了包产到户。他说,农业生产还是以户经营为好,这是由农业特点决定的。农民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有生活功能,也有生产功能,是适合农业生产特殊需要的最佳组织方式。农户生产加上社会化服务,不仅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而且能抗灾,能致富,也能实现现代化。各国农业生产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达国家的大农业,大都是家庭农场。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搞集体化,走了一段弯路,现在纷纷包产到户。谁搞谁受益,早搞早受益,不搞继续受穷。长期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优越性,必将被人民抛弃。所以我说过,包产到户不仅救了农业、农民,也救了中国,救了社会主义(《万里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5期)。
报上“全国户口”,又再经一番风雨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宣布给“包产到户”“报上户口”。但那还只是一个“地方户口”。要报上“全国户口”,还要再经历一番风雨。恰在这时,形势出现重大变化。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调整了中央领导集体,设立中央*处,胡耀邦任*。万里奉调进京,任中央*处*,分管农业。深化农村改革,给“包产到户”报上“全国户口”的任务,又在等着他。但形势不容乐观。多年之后,万里说起这段经历,仍然感慨满怀:“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处,分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起来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万里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5期)。
这时,在国家农委,可以做万里得力助手的是副主任杜润生。杜润生先后两度进入全国农村工作领导核心部门。1953年,中央组建农村工作部,统管全国农业集体化。邓子恢出任部长,杜润生出任秘书长。但因他们“稳步推进”的主张与“不断加速发展”的方针相悖,一次次受到批评,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邓被讥为“小脚女人”,杜则被免职调出。24年后杜润生重回农业战线,1979年初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人世风雨,世事沧桑,此时的农村已非当年。农业集体化早已实现,但实践证明,集体化并不成功,不受农民欢迎。农民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杜润生到任后,也想为包产到户争一个“合法地位”,但困难重重。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形势有了积极变化。*、胡耀邦等中央*积极推动改革,支持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年5月31日,*同志对农村改革发表谈话,赞扬安徽省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号召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对农村改革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但从全国情况来看,对包产到户,仍然是农民强烈要求,而各级干部中有些人心存疑虑,甚至反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专门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万里委托杜润生负责起草会议文件并向大会作说明。
1980年9月14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文件特别提出,凡群众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的,就要允许。但在预备会议上就出现了意外:涉农部门的负责人,多数反对这个提法。相反,主张划一条线堵住包产到户,规定除贫困地区外,其他地方不准搞。各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赞成的少,还有人坚决反对。
会议出现了“顶牛”情况。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万里等从大局出发,冷静处理。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讲究策略,遵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修改了会议文件,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而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样的修改,既突出了主题,又让不同地区的要求,对责任制的各种主张,都在文件上得到反映,从而形成共识。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经中央批准后,以当年75号文件发向全国实行。
这个文件从形式上看后退了一步,而发出后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文件为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争得了合法地位,农民深受鼓舞。原来只设想让20%的贫困地区先实行家庭承包,结果是亿万农民争相实行。而凡实行了的地方,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前几年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得了实惠,报刊媒体不敢宣传,只能自己“偷着乐”。75号文件下达后,宣传上也开了“禁”,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发生巨变的“神话”,一时间充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报刊广播电视上。农民是最讲“眼见为实”的。他们亲眼看到“包产到户”如同一剂“灵丹妙药”,使许多贫困地区当年翻身,甚至只包一季庄稼就吃上了饱饭。前几年只听到安徽凤阳、小岗如何如何,但毕竟太远；现在这些事例就在自己身边出现,无疑给农民们树立了一个个现实的榜样!广大农民决然选择了家庭承包。其中,自然有很多生产队并不属“贫困地区”,农民趁势自发搞了起来。但在当时哪个地方的领导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这个地方不贫困?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农民的行动。所谓“中间地带”坚守不住了,“雪崩”般的倒向家庭承包。到1981年底,除长三角、珠三角及部分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外,全国农村70%的核算单位实行了家庭承包。这种情况的出现,又一次证明,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是推动农村改革的力量源泉!
1982年1月中央发布当年一号文件(这是农村改革期间连续5年中央发布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学者说,1982年一号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包产到户报上了“全国户口”!1983年1月,中央颁发第二个一号文件,进一步阐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下,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扩展。这年年末,全国农村实行农民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达99.1%。改革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的任务胜利完成。
在整个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民冲锋在前,是改革的主力军。党中央正确领导、积极推动改革进程,及时排除了“两个凡是”的消极影响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干扰,大力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及创造精神。在体制改革取得全面“突破”时,及时组织专家、学者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农民群众的改革实践经验,对他们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管理形式,加以完善提高,正式命名为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又写入国家宪法,成为我国农业的一项基本制度。
农村改革是党*民群众完成伟大社会变革的一个成功范例。时光过去40年,“包产到户”从“黑户”到正式报上“户口”的曲折经历,以及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及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愈加光彩焕发引人关注。
陈大斌:回族,出生于安徽淮北农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周刊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农村报道,较长时间在农村“蹲点”调研。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报道的组织工作,参与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报道。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调研,著有《中国农业的崛起》《黄土地的青春》等多部农村改革系列评述集。（陈大斌 作者为新华社《瞭望》周刊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