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森在总后勤部政治理论专业高级职务评审会上作动员讲话】
作者：孟繁森 中国作家 哲学家 孟子七十四代孙
道可道，非常道
——论儒道迥异孔孟有别
Tao can be Tao, very Tao.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
内容提要：“道”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以“道”之名著称于世的古代典籍之中，《道德经》是道家的专著，《论语》和《孟子》被视为儒道的经典，“孔孟之道”也已成为定型固化的名词概念。然而同样是以道相称，道与道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非通常理解的那样一致。本文旨在探讨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本质不同，并重点辨析儒家学派内部，孟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联系与区别。
Abstract: "Tao" is a concept widely used by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ao Te Ching is the monograph of Taois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re regarded as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has become a fixed noun concept. However,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ao and Tao, which is not as consisten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o of Laozi and the Tao of Confucius, and to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o of Mencius and the Way of Confucius within the Confucian school.
目次：
一、道家儒家各有其道，两者之道迥然不同
（1）何谓“道”？
（2）道家和儒家学说是宗教吗？
（3）老子的学说有其哲学体系，孔子的学说更像道德格言汇编
（4）孔子学说没能形成体系，与书写工具并无必然联系
（5）老子的道是出世之道，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孔子的道是入世之道，以侍奉主子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二、孔孟有别
（6）孟子的道与孔子的道，同中有异，“孔孟之道”的提法有失笼统，缺乏分析
（7）孔子与孟子在精神人格上差别巨大
（8）“孔孟之道”提法溯源
三、中国历代统治者缘何尊孔排孟
（9）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帝王帝王对孔子与孟子的不同态度，是孔孟有别的有力佐证
四、孔子思想在国外
（10）西方学者眼里的孔子
（11）孔子作为在国外办学的品牌
五、孟子在中国近现代
（12）伟人和英才的励志楷模，青年砥砺节操的榜样
（13）扬弃孟子思想，弘扬浩然正气
【孟繁森在始祖孟子墓前祭拜“打卡”】
一、道家儒家各有其道，两者之道迥然不同
（1）何谓“道”？
“道”是一个多义多解的字，也是一个经常被独立使用的单字词。
在《词海》里，道作为名词、动词、介词、量词，各有不同涵义，共有多达二十一种解释。
“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尤为先秦诸子所广泛使用，百家学说无不以“道”为出发点和归宿。然而“道”真正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出现在学术舞台上，从时间上考量，老子的《道德经》当与《周易》相伯仲。“道”在《周易》里被频繁使用，但所谓“《周易》的作者是周文王姬昌”只是一个传说，史上流传下来的《周易》是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们加工过的，更多论者倾向于认定《周易》成书于战国时期。据刘大钧《周易概论》考证，诠释《周易》的《易传》更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所为（其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和孟子）。如果《周易》确实成书于战国，那么率先使用“道”的一哥，舍《道德经》其谁也！
【老子出关雕塑】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姓李名耳，字聃，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期间，孔子曾入周向他问礼问乐。为避战乱，老子弃官归隐，骑青牛西行，至函谷关，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五千言而去。
孔子请教老子一事，《史记》等诸多典籍均有记载，但据考证，都不可靠，真耶假耶？存在两种可能，或孔子请教老子本属子虚乌有，或《道德经》作者另有其人，二者必居其一。即使孔子请教老子一事确如《史记》所载为真，老子也并未严肃认真地回答孔子的问题，甚至还批评孔子所讲的那一套，“其人与骨皆已朽矣”，批评孔子所说的“礼”，也“皆无益于子之身”（见《史记·孔子世家》），可见老子并不认可孔子的道，所以就云里雾里地和他调侃一番，等于给孔子碰了一鼻子灰。
（2）道家和儒家学说是宗教吗？
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有三大宗教：儒释道。其中释即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传入，而儒教和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产物。
佛教作为宗教毋庸置疑，它不仅是宗教，而且是公认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把儒家列入宗教，据说是因为儒学历来是官方意识形态，是皇上钦定的信仰，不信也得信。然而这个理由并不能服人。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还曰过：“未知生，焉知死？”儒家领衔人物一不信鬼神，二不讲来世，岂能成其为宗教！宗教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相信世界上存在神灵，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在轮回中投胎转世，这是印度教和其他亚太地区的宗教，以及非洲一些宗教的基本信条。西方的宗教略有不同，例如基督教没有转世一说，但相信耶稣就是神，神是灵，下凡需要肉身。
至于把道家归入宗教之列，那也是很勉强的。道家是学派，不是教派；道家作为一个哲学派别，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名世，而作为宗教派别的道教，迟至东汉才开始萌芽和产生，尽管道教曾经拉扯老庄的某些思想当作虎皮，但终究不过是鬼神迷思、神仙方术、谶纬神学的大杂烩。
把外国进口的“释”剔出去，再把本土的“道”和“儒”与宗教的瓜葛界定清楚，真正把儒家和道家作为学术派别加以分析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发现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巨大差异。
（3）老子的学说有其哲学体系，孔子的学说更像道德格言汇编
老子的“道”集中表述在《道德经》里，《道德经》五千言是老子之道的纲领性典籍，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上至宇宙形成、万物发展，下至治国之道、用兵之谋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管理以及教育、艺术、个人修行，方方面面，包罗万象，既是全方位的，又是系统的。
在《道德经》里，可以读到老子之“道”的多重涵义：
道是本源，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
道是过程，它不断地转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万物千变万化之后，复归于道。
道是规律，是法则，它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间，万物之中，即所谓“大道泛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即是“大道”。
等等。
老子的“道”作为本源，类似唯物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但二者又有不同。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所认识。而老子的“道”则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看不见，听不着，触不到，即所谓“夷、希、微”，神秘诡异，变幻莫测，颇有不可知论之嫌。
老子认为，太古时代，三皇在位，大道行世，人有厚德。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作为至善至美的社会形态，道治是最高的，德治则仅次于道治。大道既归隐而去，便不得不立仁义来规范人的心性和行为，施以德治。是故老子断言：“大道废，有仁义”。
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学，便是宣扬仁义、倡导以德治天下的新学说。这种新学说，孔子也称之为“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那么，孔子的“道”是什么呢？是“仁”，“仁”是孔子之道的核心。什么是“仁”呢？“忠恕”。他教导门生曾参：“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曰：“唯。”孔子出，门人问曾参：“何谓也？"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所谓“忠恕”，也就是“克己复礼”。因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老子的“道”是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孔子的“道”是针对现实政治和生活中的具体情境，有感而发的“应景”式道德格言，而缺乏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所以他的道在不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表述，包括对不同弟子提出的同一个问题，也会因人而异给出不同的答案，有的甚至近乎于抖机灵式的信口开河。
比较而言，老子的道有其哲学体系，他作为守藏室之史（类似图书管理官员）有机会“读万卷书”，他的道得之于在书本知识指导之下对世上万事万物的深入思索与研究。孔子的道却有失于感性化、碎片化，常常是随机应变的相互孤立的信条。
孔子从五十五岁开始，率一群弟子从鲁国出发，用十四年时间，马不停蹄地颠簸于途，先后去了卫、宋、齐、郑、晋、陈、蔡、楚等八九个小国，走马灯一样会见了七十二位国君，可谓“行万里路”，应当有机会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但由于他“信而好古”，疏于理论上的概括和表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述而不作”；而且他到处推销的用道德和礼教治理国家的“为政以德”主张，已经不能适应那个井田瓦解、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却没有“义战”的混乱时代要求，“为政以德”的药方根本派不上市场。结果是终至“大道不传”，还屡遭侮辱、围攻、驱逐，累累如丧家之犬，只好打道回鲁，一头扎进前人遗著里，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地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整理六经。
他整理前人遗著，同样止于“述而不作”，不求创新，包括他的名著《论语》，也基本上是一部随机应答、即兴发挥的碎片式语录汇编，对于什么是道、什么是天，以及什么是他视为核心概念的“仁”，都没有作出具体深刻的阐述，算不上有独到见解的理论著作。要之，老子的道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孔子的道基本上是随机应答、即兴发挥的碎片式语录；老子是名副其实的哲学理论家，孔子则更像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说客和纵横家。
哲学理论应当是有体系的，有一系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之间要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是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命题构成并能自圆其说的自洽性系统，各命题之间还不能包含“悖论”。当然，哲学体系主要还应当是内在的，它在形式上也可以是零散的，貌似没有体系，实际上却存在着内在的体系性。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如此，孙武的《孙子兵法》也是一部成体系的兵书，而孔子的《论语》却另当别论，他和弟子们对话的那一段一段的语录，实是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和严密推理。
（4）孔子学说没能形成体系，与书写工具并无必然联系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缣帛是绢类的丝织物，从其曾经被用来充当货币即可窥见其价格之昂贵，堪比黄金，一般人用不起，所以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而在竹简上刻字，是相当费时费力的。有鉴于此，有人认为，孔子没有长篇大论可以理解，不能苛求。
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事实或许并不完全如此。几乎与《论语》出自同一时代的《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典籍，也都是刻在竹简上流传下来的，却都是体系比较完整的理论著作，这又作何解释？
放眼世界，如所周知，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一生留下了数以千万字计数的著作，他虽然比孔子晚生167年，但那时造纸术也还没有问世（公元前206年西方地中海文明最早是雕刻石板记录文字，后来用的是羊皮纸、莎草纸；中国发明的造纸术直至公元10世纪以后才传到欧洲），他的著作是用什么载体记录下来的？有个叫“笑笑而已”的网友发帖说：基本办法之一是增加作者人数，就是用学生作笔记，这应该是受《论语》的启发，只是没什么合理证据。
“笑笑而已”没有进一步谈到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们，是用什么工具书写记录了他的浩繁卷帙的著作的，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是在与孔子相差无多的条件下完成他的成体系著作的，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字太少和篇幅太短当然难以构筑一种理论体系，但是某种学说能否成其为体系，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字多少和篇幅长短；文字多少和篇幅长短对著作体系能否形成的影响占比，不应作过高的估计。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5）老子的道是出世之道，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孔子的道是入世之道，以侍奉主子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从政治上看，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区别也很明显：老子的道是出世之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孔子的道是入世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礼记》第四十二篇），恢复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子的道是归隐前发布的研究成果报告，是全身而退的逃世遁世自我保全哲学；孔子的道则是传授“夏人忠，殷人敬，周人文”的所谓三王之道的晋身说教。老子的道尚阴谋，是潜学，是人君南面之术，可以被帝王所利用驾驭臣民；孔子的道倡忠仁，是显学，是主动为帝王巩固统治地位献计献策的贡品。
【孔子雕像】
老子与孔子的道之所以不同，主要源于对“周文系统”，即周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与典章礼乐的不同认知。“周文”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发源地，但同样渊源于“周文系统”，老子是出于“周文”而反“周文”的，也是超周文的，他视周文为形式主义的虚文，认为人的本真是自然，而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造作，是虚伪，是不自然，因此周文是外在的，是生命的桎梏。所以老子追求绝对自由，讲逍遥，论齐物，谈无待。孔子则对“周文”顶礼膜拜，照单全收，持全盘肯定态度，强调“仁者爱人”，声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对“周文”的迷恋到了迷信的程度，就连梦不到周公也感觉无比失落无比悲伤：“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二、孔孟有别
（6）孟子的道与孔子的道，同中有异，“孔孟之道”的提法有失笼统，缺乏分析
孔子之道不仅与老子之道相去甚远，在儒家内部，孔子之道与孟子之道也有明显区别。
孟子一生的经历与孔子相仿佛，都曾长期以私人讲学为业；他年约四十五岁率弟子周游列国达二十余年，先后到过齐、宋、滕、魏等国，人气最旺时竟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推销他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希望被哪个国君采纳，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政绩并推行于天下。然而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无人认真对待，待见他的那些国君都是敷衍他；他曾两度去齐国推行“以德行仁”、“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模式，并对齐宣王一直存有幻想，但齐宣王也没有采纳孟子的“仁政”主张，只是对他的礼制之说较感兴趣，曾许以万钟年俸，试图把孟子留在齐国教育学子，优化风俗。
但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推行王道，仅仅利用他教书育才、移风易俗，实在是大材小用，等于不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失望的孟子自觉别无选择，便离开了齐国。齐宣王没有追悔挽留他，这令他更加失望，只好怅然返邹，“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并且像孔子攒《论语》一样，攒了一部《孟子》七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当然，司马迁追记说孟子“述仲尼之意”，未免失之于简单化。孟子的道，从源头来看，确实发端于孔子的道，他和孔子一样，其学说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他们留下的思想文本，体例也较雷同，都是语录体。犹如《千字文》之于书法界一样，举凡自成一家者，无不采用书写《千字文》的体例发布于世。用语录体著书立说，在当时已形成风气，亚圣孟子也未能跳到圈外。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话用来比喻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可谓恰如其分。孟子自己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据考评，孟子所私淑（未正式拜师）的诸人，主要是子思之门人，而子思就是有“述圣”之称的孔伋，是孔子学说的忠实传承者，子思的门人应当也是孔子之道的传承人，所以，尽管孟子未能直接受教于孔子，他的思想与孔子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孟子对孔子之道的传承，并非照搬照传，而是有很多发挥和很大发展，有些方面的发展不但超越了孔子，高于孔子，而且与孔子之道存在巨大的反差，甚至截然相反。可以说，孟子之道与孔子之道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
孔子的道，核心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德性。孔子对仁的界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爱人”，二是“克己复礼”，前者是以仁待人，后者是以仁律己。在《论语》里面，“仁”字出现了109次，分布于十五章里的五十几个小节。但是仁从何来？人为什么必须以仁待人和律己？孔子并没有作过深入的论证。孟子弥补和发挥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
在《孟子》一书里面，“仁”字出现了163次，每一章都有，分布于七十一个小节，对产生“仁”的人性和修养“仁”的方法都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从心、性、仁三者的关系上对仁进行了论证，视仁为人心的本质属性和人性的基本内容，从而解决了仁的来源和根据问题，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挖掘和补充了理论依据，推进到了心性论的深度和本体论的高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孟子雕像】
孟子之道也未能形成体系，但孟子的思想理论触角比孔子伸得更广、更深，对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观察思考，并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孟子把孔子提出的“仁”直接和政治嫁接在一起，成为第一个提出“仁政”的人，不仅提出了“仁政”的理念和反对兼并、反对战争的主张，还创造性地概括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政治军事外交规律，阐明了减轻赋税，制民恒产，尊贤任能的重要性，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朴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儒学大家朱熹评价说：“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这是孟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一大不同之处。孟子之道距离形成体系只有一步之遥，惜乎功亏一篑，令人扼腕。
《孟子》一书的文采也优于《论语》。虽然同为语录体，但《论语》主要是干巴巴的讲道说教，而《孟子》则主要是用事实说话，他讲的道理中有社会情境，有历史事实，有寓言故事，还有场景描述，设喻巧妙精当，文辞优美，而且谈锋犀利，气贯长虹，在先秦诸子之中实属鲜见。
（7）孔子与孟子在精神人格上差别巨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见《共产党宣言》）。孔子的道能够在中国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能够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成为辅佐帝王治理天下的教科书和宣教品。同时，孔子学说也是辅导文人求官求贵的敲门砖。孟子的道脱胎于孔子的道，必然带有孔子之道的胎记，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儒家的一个异数。
孟子出道之时，正值“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之际。当其时也，策士如云，各持一说，四方游说，纵横捭阖，谋官求贵，能言善辩之士，仅凭口舌之辩，即可一步登天，一夜富贵。孟子受孔子学说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以王政而不以战争安邦治国、统一天下的学说和主张。要想推行这些主张，他也须拥有一定的官位。但他谋官与别人不同，他主张有尊严地谋官；一方面需要谋官，一方面又放不下尊严，这是摆在孟子面前的一个悖论和二难推理。
孔子思想是君本思想，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孟子思想有民本观念，强调民贵君轻；孔子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孔子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孟子却突破礼的制约，率性而为，即使与君王对话也常常咄咄逼人，以致迫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出境到别国游说一定要给国君带上礼物，还公然宣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王侯做个执鞭清道工也可以，孟子却一身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者行书：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还说，君子出仕不可以“钻穴”，不可以“穿”，不可以“诡遇”，不可以“枉尺直寻”，不可以“逆取顺守”。他的这些豪言壮语或者叫警语名言，散见于《孟子》一书的各个章节，有些虽非专论，却也是他的政治主张的延伸或者通则，可谓一以贯之。现择其要者论列于下：
孟子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古代的贤人不是不想做官，但是讨厌不经由合乎礼义的道路去求官；这种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的做法，与男女之间通过钻洞扒缝苟合的行为一样是不道德的。
孟子曰：“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他以王良不肯为小人嬖奚不按规范给他驾车获利（即“诡遇”）为例，论证不可以“诡遇”，不可以“枉尺直寻”。也就是说，不可以仅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使伸直了只有一尺，弯曲着能够达到八尺，也不可以枉直为曲，意即正人君子不可以不走正道无原则地谋取官职，而且“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孟子·尽心下》）一个士人，不可以同他谈论却去同他谈论，这是用言语来挑逗他，以便自己取利；可以同他谈论却不同他谈论，这是用沉默来挑逗他，以便自己取利，这些都是和挖洞跳墙类似的不够光明磊落的行为。
孟子曰：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反对“逆取顺守”这种干完坏事再洗白自己的倒行逆施行为，他说像伯夷、伊尹与孔子那样的贤人，即使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情，*一个无辜的人而让他们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愿去*。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孟子笃行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直到无官可做回乡赋闲，弟子问他擅长什么，他还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却也是具有奴性色彩的文化。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但是孟子是儒家的一个另类，他不肯做“侍奉主子”的奴才，他要做“王者师”。孟子在滕文公面前就是以导师姿态出现的，他不仅指导滕文公要做国民的道德榜样，还告诫他“民事不可缓”，一定要重视民生，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把教育抓紧好，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以王道称天下。
孟子以王者师自居，周游列国，以独立与平等的身份，先后对齐宣王、梁惠王们进行游说，即使在看上去“巍巍然”的齐王和梁王面前，他也始终葆有自己的矜持和傲骨。如他预感到齐宣王有意怠慢自己时，就称病不赴齐宣王的朝廷约见。虽然他周游过的宋国、魏国以及两次游历过的齐国，王者都没有真正接受和实施他推行的仁政和王道理想，但他一直坚守自己的清流姿态，不肯降格以求。其节操堪称千古一人，无人能出其右。
（8）“孔孟之道”提法溯源
既然孔孟有别，而且区别如此之大，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把孔孟相提并论，“孔孟之道”这个提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春秋无义战”，仁政思想根本没有市场。汉唐之世，开始盛行“周孔之教”，周公孔子常被提及，而那时孟子还不显山不露水，其名气也还止于荀子反对他的余音。直到宋代，孟子方显于世。可也正是从宋代开始，孟子频繁地遭遇质疑和反对：
冯休（生卒不详）作《删孟子》二卷，删除了他自己以为是孟子身后由其门徒弟子擅自塞进去的不通顺之处。
李觏（1009—1059年）著《常语》三卷，对孟子极力加以贬斥。认为孔子之道是强调君君臣臣，孟子之道是提倡人人皆可以为君，怂恿诸侯争霸，致使天下大乱。
晁说之（1059—1129年）作《儒言》，以所谓春秋大义之名，贬低孟子，认为将孟子与孔子并称极不合理。更因其政敌王安石崇孟而抑孟，《四库全书》说他对王安石是“有激之谈，务与相反。惟以恩怨为是非，殊不足为训”。
郑厚（一作郑厚叔，1100—1160年）所著《艺圃折衷》“诋孟”最甚，斥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说他与门生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论辨，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词穷。
在疑孟斥孟的浊流中，也有清流出现，张九成（1092—1159年）算是其中一位，他所撰著的《孟子拾遗》一卷及《孟子解》（或曰《孟子传》）十四卷，力陈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至于孟子的“草芥、寇仇”之说（详见下文），宋九成认为“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对于孟子的“观其眸子”之说，宋九成也认为“瞭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颇得《孟子》文外微旨。
但张九成这样的拥孟者毕竟官微言轻，很难形成气候。真正站在涛头弄潮的，是著名改革者家、宰相王安石（1021年－1086年）。他是一位铁杆挺孟派，在人格上就倾慕孟子，在政治上也追随孟子，言必称孟，“有如孟子附体”，遇有疑难困境时，还会像孟子一样自诩：“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展露出一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自信与自傲。
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在反王的同时索性连孟子也一并加以反对，在其所撰《疑孟》中，对孟子的性善论、君臣观、王霸论、义利观等通通提出质疑，特别是对孟子提出的君臣大义，攻击更为猛烈，认为把君臣关系看作对等关系是大逆不道，君臣关系应与伦理关系相对应，臣之于君应当像子之于父那样绝对顺从。司马光打头阵，苏轼也卷了进去，只是苏轼对孟子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褒贬参半，他称赞孟子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同时又指斥孟子的某些缺点。
【王安石与苏东坡雕像】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王安石顶风而上，甘当“孟子升格运动”的推手，将《孟子》一书“由子升经”，列入科考必读书目，还力主将孟子其人“由贤入圣”，配享孔庙，晋级为亚圣。
“孔孟之道”由此确立。
【山东邹城“亚圣府“】
“孔孟之道”的地位是确立了，却并没有形成共识，没有成为广为认可的概念，没有正式定名定型。有文字可稽的记载，是在中国元朝末年，越南学者张汉超著文提出来的，文章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这才正式将“孔孟之道”四字焊接起来，成为将“孔孟之道”的提法表述为文字的滥觞。
在中国，“孔孟之道”获得到统治者官方认可，更是迟至乾隆九年（1744年），也就是在明世宗朱厚熜提出应该重排列圣名号之“实”两百年后，皇帝才正式下令封孟轲为“亚圣”，至此“孔孟之道”也才官宣于世。
孟子在宋代以降（不止于宋）被众多官宦学者视为异己，必欲将其踢出孔学儒门而后快，足以证明他与孔子差异巨大，这也证明不应将孔孟之道加以混淆，相提并论。
三、中国历代统治者缘何尊孔而排孟
（9）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对孔子与孟子的不同态度，是孔孟有别的有力佐证
与孟子起起落落的遭遇不同，孔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很受宠，一直坐在神坛上。
孔子是什么人捧起来的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初期，变法与争战连年不断，法家和兵家在争城掠地的*伐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汉高祖刘邦坐稳皇位之后，崇尚黄老的道学之风兴旺起来。道家尚阴谋，倡无为，对巩固政权，休养生息具有政治谋略上的意义，因之道家学说兴起，百家学说隐而不显。汉武帝登基后，儒生董仲书的奏章得到认可，儒家开始振兴，史学家司马迁也对孔子顶礼膜拜，居然称孔子为“至圣”，还破格将其传记抬进“世家”，与王侯同列。
董仲书撰写的《春秋繁露》，将孔子进一步神化，一些儒生和大臣共同起哄架秧子，把孔子架上了神坛。以至所谓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也神乎其神地广为流传，至今尚有余音。朱熹更是断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极尽美化吹捧之能事。嗣后长达几千年，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儒学青睐有加，封爵造神的闹剧愈演愈烈：从汉平帝刘衍追封孔子为公爵和“褒成宣尼公”起，至清顺治帝又双叒叕追加封号，“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同上）。
权势者们为什么要捧孔子呢？因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的“治国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同上）明太祖对孔子后裔所说的一番十分直白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尔祖明先圣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
何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齐景公问政时，孔子给出的对策（见《论语·颜渊》），意思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各安本分，各尽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言行举止不得越位越级破格违规。
朱元璋对孔子之道的领悟，堪称到位。他不仅是这么想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明朝建国后，一直尊孔崇儒，采取多种举措，大兴尊孔崇儒之风。据当时的谏官统计，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二月“国朝崇尚儒学，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巨万者，多达上万两白银也。
朱元璋热衷于崇儒尊孔，却对孟子惧恨有加，起因是他从《孟子》一书中读到了如下君臣关系之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据《明史》记载：“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
【孟子家志《三迁志》的记载】
”此事在清代著名史学家所著《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亦有明确记载：“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孟子家志《三迁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太祖览孟子‘土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诏去其配享，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且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太祖览其情词剀切为之动，遂复孟子祭，仍命太医院疗唐箭疮焉。”
【山东曲阜大成殿】
“配享”即配享孔庙，指把孔子弟子和名儒的塑像排列在孔庙里，与孔子一起分享朝野与民间的祭祀。朱元璋忌恨孟子蔑视帝王的言论，提出罢黜孟子在孔庙里的配享资格，还下诏说有胆敢劝阻者以对本尊大不敬论罪。刑部尚书钱唐却带着棺材，冒着生命危险抗旨进谏，并“袒胸受箭”，任凭治安警卫持箭射击他的胸膛，嘴上还宣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见此情景，朱元璋居然受到感动，收回成命，并令太医院为钱唐治疗箭伤云。
虽然史学界对罢黜配享的具体时间，罢黜配享事件与删修《孟子》孰先孰后，以及钱唐与这两个史实之间是何关系，迄今尚存异议，但据全祖望的可靠考订，钱唐冒险抗争一事，有多种资料互相印证，并非凭空捏造，不能因为有些典籍的遗失和各种记述的差异，而随意加以否定。
其实朱元璋收回罢黜孟子配享资格的成命，并非心甘情愿，他对《孟子》书中尖锐批评君权之语始终耿耿于怀。二十五年后，终于借助校订《书传》之机，授意总编纂、翰林学士刘三吾，主持删除了《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实际上就是“抑君扬民”太过之处）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据统计，《孟子节文》将朱熹集注本《孟子》七篇中的260章，删去89章，删除多达百分之四十七的文字，使《孟子》一书变得面目全非。
【百万古籍秘籍之《孟子节文》】
明洪武二十八年《孟子节文》刊刻完成，之后，御史游义生冒死进谏恢复《孟子》全文，朱元璋拒不纳谏，并将游义生下狱。游义生在狱中自尽，十七年后，其好友孙芝于永乐九年（1411年）上疏倡议恢复全本《孟子》并被采纳，行世十七年的《孟子节文》，在朱元璋去世十三年后才被废止。
“武死战，文死谏”，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下，钱唐、游义生以及孙芝都以“威武不能屈”的大义凛然气节，以死抗命，申张正义，活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根根标杆。
朱元璋为什么尊儒尊孔却视孟子如寇仇？无他，就是因为这位独具慧眼的聪明帝王窥见了孟子与儒家与孔子的大不相同之处。
结论：孟子的道和孔子的道，同中有异，不应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孔孟之道”的提法过于笼统，值得商榷。
四、孔子思想在国外
（10）西方学者眼里的孔子
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孔夫子三个字被直接音译为Confucius。他的著作学说，有人说是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带到西方的，有人说是随着指南针的发明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下西洋时将其带到西方的，还有人说是通过来中国游历和传教的马可波罗、朗士宁等人回国后介绍到西方的，也有人指证说，真正介绍孔子学说给西方世界的，是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殷泽多（又译殷铎泽，意大利人），后者与郭纳爵（来华传教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联手，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了西方。
法国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文学家伏尔泰（1694—1778年）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何地读了什么版本的孔子的书，但他对孔子的思想是肯定的，赞美的，他说：“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他为什么赞美孔子呢？原来他和孔子一样，都认为中国政府是值得赞扬的优良的政府，他说“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见伏尔泰《哲学辞典》“中国”条目）。
由此可见，虽然伏尔泰自称读了很多中国孔子的书，但其实他对中国和孔子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正确，历史上的中国政府一直是专制的政府，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并不像伏尔泰说的那样优良；而且，仅就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见《论语·子路》）一个事例，即可看到孔子面对伦理与法理相悖现象时的困惑和尴尬，这说明他还算不上“传授法律的贤明官吏”。反之，倒是伏尔泰对孔子的赞扬，从反面印证了孔子学说的局限性，他对孔子学说的评价有一点与比他更晚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异口同声：都认定孔子的学说属于道德说教，既没有创新，也不成体系。
【黑格尔的年轻时代】
西方人士对孔子的评价评论很多，但是绕不过去的、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恐非黑格尔莫属。黑格尔全名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他率先发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这三大规律是黑格尔在其名著《逻辑学》中首先加以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黑格尔这个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这三大规律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当作出发点”，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和提升，“为我所用”，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大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如此评价孔子：“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指《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他说，中国的学者们“受皇帝的命令的支配。凡是要想当士大夫、做国家官吏的人，必须研究孔子的哲学而且须经过各样的考试（指科举）。”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指空洞浮泛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他认为，《论语》虽然有些包含哲学思想的语句，但也都是只有结论，并没有对结论作过深入的逻辑论证，缺乏思辨的哲学内涵。他还说，他十分后悔看了《论语》。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有过全面深入的了解吗？估计没有，所以他的批评难免存在误差。但黑格尔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注意到中国儒家学说始终以道德教化为重心，而不是以知识为重心向外拓展，因而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他对孔子学说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他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围绕皇帝利益、看皇帝脸色说话的所谓“哲学”，当然只能是帝王哲学，国家哲学。
黑格尔对孟子的评价也不高，这位曾在普鲁士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柏林大学担任享有荣华富贵职务的校长，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品格问题重视不够，所以他没能注重从人格方面评价孟子，只是比照孔子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说“中国另外一个哲学家孟子比孔子较晚，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
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谈论较多，主要集中于对“道”这个哲学范畴的讲解，他没有把老子的哲学贬低为道德说教，但也没有给出应有的好评，还不如尼采的评价高，尼采说：老子思想“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应当说，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比较到位，但对老子的玄秘哲学思想和概念，尚处于需要深入了解的阶段，他对于“道”的解释,主要来源于雷缪萨（19世纪法国的汉学家）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个汉学讲座，其余的部分多是对先秦易家总结象数应用的遗文《易传说卦》的八卦，有点类似道听途说的意味。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黑格尔，假如他对中国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了解得更多更淡入一些，那么他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作家迈克尔·哈特（1943—2021年）所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开列的名单上，孔子名列第五，他在评语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一大局限性，他说：“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 迈克尔·哈特用西方人的眼光和价值观作出的判断，难兔具有局限性并且引起争议，但这个排名，对了解孔子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如何，还是具有一定参照意义的。
（11）孔子作为在国外办学的品牌
孔子在当代世界上的影响，主要是由以他为品牌的“孔子学院”带来的。据说孔子学院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是因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孔子学院牌匾】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向世界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是衣服鞋子彩电汽车等有形物，为了消除这样的印象，让中国文化及国学成为中国更具影响力的出口产品，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汉办”），孔子学院就是由“汉办”承办，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国家设立的，总部在北京。孔子学院秉承孔子“和为贵”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孔子学院的经费名义上是由中外双方共同承担，实际上主要由中国筹措。关于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相关统计数字有所不同，较为可靠的官方报道来自中国新闻社2021年12月10发布的消息，消息称：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迄今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而较早前的2017年的统计数据称，各国孔子学院和课堂里各类学员总数达232万人，所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受众达1272万人次。
中国耗费巨资和大量人力物力，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效果如何呢？据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成绩是主要的，多方面的。但也有亲历亲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士看法比较悲观，他们把孔子学院的处境概括为四个大字：水土不服。说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陆续提出了停办孔子学院的要求，即使不要他们分担任何费用，他们也不欢迎，想方设法把“孔子学院”撵出来或者关闭了事。孔子学院遭遇尴尬原因何在？除了政治外交上的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孔子几千年来倍受中国统治者推崇的君臣父子、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在中国都已逐渐淡出主流文化，与现代世界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更是早已格格不入，喝封建乳汁长大的孔子文化，难以成为当代世界广泛认可的文化。
五、孟子在中国近现代
（12）伟人和英才的励志楷模，青年砥砺节操的榜样
先秦以降，历代都有关于孟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文献，从战国的荀子，到汉代的韩婴、董仲舒、扬雄、王充、赵岐，从魏晋的徐干、傅玄，到唐宋的韩愈、朱熹、陆九渊，从清代的戴震、焦循、康有为，到当代的刘鄂培（清华大学教授，著有《孟子选讲》《孟子大传》）和杨泽波（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孟子性善论研究》）等等，可谓代有新著，连绵不绝。这些文献，大体上可以归为八类：1.注疏类，2.义理类，3.辑考类，4.增删类，5.批评类，6.阐发类，7.考据类，8.纪事类。其中有扬有抑，褒贬参半，云泥两端，褒者孟子魂魄附体，舍孟其谁；贬者视为异端，势同寇仇。百家百口，见仁见智，但对孟子的正面评价，尤其是对其人格魅力的肯定和景仰，始终居于主流和上峰。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对孔子有过肯定的评价，在文章中也引用过《论语》中的词句，但他对孔子基本是持批判态度。五四时期（1919年7月21日）*就曾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他发动的批孔运动中（1973年8月5日）所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一句诗说得更为明确:“孔学名高实秕糠”。
*对孟子的态度肯定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但好像比对孔子多了一些偏爱，甚至对孟子的人格流露出景仰之意。他的字“润之”，即取自《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他在谈话时多次引用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激励自己锻炼体魄和意志。他在著作中也经常援引孟子的名言，诸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春秋无义战”，“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无敌于天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心之官则思”，“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梁启超，在谈论如何阅读《孟子》一书时，特别指出《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抄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他还强调，阅读《孟子》要研修孟子其人其书的几大重点：一是品行方正不苟，操守坚韧；二是气象博大，正气浩然；三是意志坚强，百折不回；四是修身养德，兼善天下。
著名海外华人学者和作家林语堂，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认为“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气，与青年人之立志卒励工夫，是一种补剂。孟子专言养志与养气，志一则气动，气一则动志，是积极的。”
【孟子的精神人格代有传承】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初中暑假里，他父亲特意请人教他学《孟子》，他十二岁就把五六万字的《孟子》一书全文背诵下来，孟子的思想也在他心中形成了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都会从中获得明确答案。他说《孟子》一书“对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有用得多”。
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说，我最欣赏最崇拜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标准和“浩然之气”的精神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研究孟子的学说。
孟子研究专家梁涛在报刊上发表《作为中国文化清流的孟学》的专文，阐述“开展孟学史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理论借鉴意义”，认为孟子以天下为己任，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胸怀与人格追求，以亦臣亦师的姿态启发教导君主施行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他作为与官对应的民的代言人所提出的民本论、井田说，他在君臣关系方面作出的大胆论断不仅体现了民主意识，也为仁人志士反抗专制、暴政提供了理论武器。
孟子英姿勃勃、英气逼人的精神品格和大丈夫气概，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受皇帝的命令支配”的“侍奉主子”的奴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泾清渭浊，湜湜其沚，不可同日而语。
（13）扬弃孟子思想，弘扬浩然正气
孟子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此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50—前150年，距今已逾二千余年，时代背景也与当今大相径庭，其历史局限性不言而喻，也属在所难免。我们今天若要继承其中的精华，只能秉持“扬弃”的态度，即淘去黄沙，留住金子，并将其熔铸在华夏儿女的精神与魂魄之中。
《孟子》一书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内容很多，现归纳列举数端如下。
一是孟子关于“民为贵”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实践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认识个人和政党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具有重要参考和启发意义。
二是孟子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对激励我们好学上进，奋发有为，具有很大的鞭策作用。
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肯定人们在人格上的平等，认为人性中皆有仁义，只要肯朝正确方向努力，人人都有成贤成圣的潜能，“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诗句“六亿神州尽舜尧”即典出于此。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种善既是“天之所与我者”，又是“我固有之”者，若要成为舜尧那样的圣贤，不能光靠天赋，还要看后天的习得，后天的努力，后天能否有所作为，“有为者亦若是”，“无为”躺平，是不可能有所进步成为圣贤的。了解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的我们立志于学、识人阅世、锤炼人格与超越自我，无疑都有鞭策意义。
三是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等等的论述，对砥砺华夏子孙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成千上万有气节有担当的民族脊梁，焕发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飒爽英姿，都有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其中，孟子关于进退有节，不走歪门斜道投机钻营的清正为官理念，对于促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四是孟子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论述——忧愁祸患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萎靡灭亡（见《孟子·告子下》），不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而且对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树立忧患意识，牢记初心使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断奋发前进，也有深刻的激励作用和警示意义。
【本文作者孟繁森与著名哲学家杨献珍研讨哲学基本问题（王盛昌 摄）】
（除题头照片和署名者外，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近照】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至五月六日 脱稿于北京
编辑于 2023-03-07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