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荆棍下出好人

记忆中，挨打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挨打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第一次挨打，是被自己眼中那个高大威猛的人打的，那个打我的人我叫父亲，那时我才四岁。那年进入腊月，母亲从乡场上买回一种白布，自己染成蓝色后，就给父亲和大哥、二哥、姐姐做了新衣、新鞋。做衣服做鞋这是母亲春节前要*头等大事，也是乡村春节的前奏，所以母亲整日忙忙碌碌。我也有新衣，只不过是用哥哥们穿过的旧衣服改成的，属于翻新的那一种新。我小，闹不懂新布做的衣服与旧布做的衣服区别在哪里，也不太清楚穿新衣服的好，我大度地不与他们计较。

那时，春节对我来说，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有肉吃，有没有什么好玩儿的。也许那年光景不错，在春节前十几天，父亲就从乡场上弄回了一块足有三四斤重的猪肉挂在火塘上熏着，猪肉散发着烟熏后特有的香味，每次走到火塘边，看着就让我流口水，于是我就会深深的吸几口气，让那种带着烟熏味的肉香一同进入我的肺里，便有一种解谗的满足感，幸福感。

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父亲还买了一挂鞭炮。我是见过村里其他人家春节放鞭炮的场面，鞭炮点燃后噼噼啪啪炸响，那气氛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好奇，有点儿害怕，有点儿惊喜，又有点刺激，多种感情成份混淆在一起的那种快感，让人浑身爽得透透的。终于，我家也要放鞭炮，这将我们小孩子的好奇心早早地点燃了。想到过年时，我将拥有点鞭炮、听鞭炮的权利，我有些喜不致胜。

我那次挨打没有丁点预兆。家里年货丰盛，气氛祥和，多好的兆头。可就在一家人欢天喜气地迎候着春节到来之际，我挨打了，而被亲生父亲打了。眼看离过春节仅两天时间，那个晚上，二哥偷偷从父亲买回的那挂鞭炮解下了三四个小炮，神秘地对我说，你去火塘上夹个火来，我们到院坝里放鞭炮。我当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就屁颠屁颠到火塘去搞火。我毛 手毛脚夹起一块木头燃烧后的炭火就往屋外跑。那知父亲一声断喝：“不要耍火！”。他的嗓子眼里像是塞满了炸药，说话声特别的大。

听到父亲严厉的禁令，我稍微停顿了一下，但没有放弃，仍然明火执仗，明目张胆，胆大妄为，毫不忌惮，毫不畏惧地夹着火撒腿冲到了屋外。哪知，我的固执行为严重挑战了父亲的权威，他又郑重地大声警告我：“不要耍火！”当时，我鬼使神差地学着哥哥骂牲口的口气，骂了父亲一句脏话，按这句脏话推理下去，涉及到了我上半年才去世的奶奶。

这下触怒了让父亲，我父亲勃然大怒，心里的火“嗖”地冒出，他从火塘边的小橙子上窜起，几步追赶出来。他的有力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小手，力度明显要比平时牵我手时要大，像一把钳子把我的小手紧紧夹住，我挣扎了几下怎么也挣脱不了。他随手夺过了我手中的火，叫母亲放了回去。这时，不清楚他从哪里抓起了一根黄荆条，一边抽打我的屁股和两腿；一边给我讲，同时又像给哥哥姐姐讲一样，院坝里堆了多少易燃的柴草，风吹得这么大，要着了火房子都会烧掉。

父亲说这些话时，不仅我没有应答，而且大哥二哥还有姐姐也胆小的没有回应，他们都躲在黑暗深处，他们曾经也挨过打，怕把父亲身上的火引过去再次烧着了自己。没人答理父亲，也许因此更加激怒了他，他加劲儿抽打我，可能目的是让我当面承认错误。还有种可能是*鸡给猴看。

他边打我边大声问我：“还耍不耍火？还骂不骂人？”他同时问了我两个问题，我那时也 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好，我只用笼统用“不了”两个字回答，目的只有一个，想让他尽快消气，放下棍子。但是，可能因我的回答带着哭腔，说得含糊不清他没听清楚；也可能是当晚的风声太大，把我口吐的两个字的声音吹跑了；也有可能他抽打我的声音和我自己的哭声混合后掩盖了我吐词不清的两个字。他好像根本没听到，继续打我。

当时，父亲打我时，为了躲避那黄荆条打着自己，为了减轻黄荆条打在我身上的疼，我下意识地绕着他转圈跑，像牛推磨，但跑得比牛快。但我的跑，没有逃脱父亲的毒手，他把我拽得更紧了，死死的。他打我时，虽然隔着一层裤子布，那黄荆条却像咬着了我的肉一样，又像黄荆条变成了 锋利的刀子，在割我的肉，我疼得扎心，疼像过电传播了全身。我的哭喊声像*猪一样，划破了夜空，在山村上空凄惨地盘旋。

以前，我父亲在打我哥哥姐姐时，一般没人敢劝说，越劝他越打得凶狠。此时母亲听到我的哭声，再次走出了门，在黑暗中对父亲说：“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不心疼我心疼，都快过年了，打这么小的人干啥？”母亲也带着哭腔，与我的哭声混合在一起，但她没敢上前劝阻制止。母亲深知父亲“天下老子第一”的地位和牛脾气，不可悍然冒犯。

然而，母亲这话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父亲停止了打我。不过，父亲立即转移了怒气发射方向，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母亲，把火烧到母亲身上。他数落母亲狗屁不懂，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他理直气壮大声对母亲喝斥道：孩子就是不能惯，黄荆棍下出好人，看他以后还敢骂大人不？

因为挨打的年龄太小，打得又特别疼，很让我长记性，真的记住了父亲当晚“黄荆棍下出好人”这 名言。 这次挨打之后，我的确在按照父亲黄荆棍下出好人的方向成长。从此，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会想想这事可不可以做？做了会不会变成坏人，会不会招惹父亲的黄荆棍。我仿佛有了决心和信心，一定成长为一个父亲所说的好人。

一个纯农民父亲，也许因为他天生没文化，也许他生活太苦太累，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孩子讲理，教育孩子时，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打人。当然，他打人的方式方法拿捏还是比较到位，一般都是只伤皮肉，不伤筋骨。这是他的原则。我家两个哥哥和姐姐也都挨过打。姐姐因为是女孩子家挨骂多些，挨打较少。父亲每次打完我们几个孩子，他总说：都是为了我们好。也许这“好”是隐身的，无影无踪，我们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真的不明白这“好”从何而来。有次听他与邻居谈起打我们的事，他还厚颜无耻眉飞色舞轻轻巧巧地说是在“修理”我们，他用“修理”这个词把打人的事说得轻描淡写轻若鸿毛，将打人的错误行径掩盖得天衣无缝严严实实。让人听起来他的“修理”与“教育”是一样一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我母亲又给生了两个弟弟。这样我家一家就有八口人，六个孩子呈阶梯状成长。那时，我的父亲虽然才四十多岁，还很年轻，但出生在大山中辛苦的日子让他变得很瘦很黑，眼睛微微眍下去，已变成了一个被人瞧不起的邋邋遢遢的老头儿模样。然而，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模样的人，总是高高在上，经常理所当然地“修理”我们，我们几个孩子在父亲经常性“修理”与反“修理”的挣扎中渐渐长大，并开始陆陆续续上了学。上学之后，父亲开始似乎顾及我们几个上学孩子的面子了，很少打我们几个大孩子，那期间他打人一般只选择打两个不听话的弟弟。

那年，我两哥哥已上高中，我姐初中即将毕业，我才上初一。正在我家需要花钱的节骨眼上，我们家养的一头黑猪却得猪瘟死了，猪死给我们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家里的经济一下陷入了困境。父亲整天愁眉苦脸，像谁借了他谷子还给他糠一样。那时，父亲的脾气也变得大了。随着青春期到来，虽然我精神上已有些判逆，但我觉察到了父亲脾气的变化，说话做事时也跟着变得格外小心翼翼。我学得像大人一样精明，能及时猜到父亲的心思，让他没有理由再找我麻烦。猪死之后，我家的生活水平一度下降，我觉得因为父亲的日子过得不幸福，所以我的日子也过得不幸福。当然，这是一种错觉。

随着长大，也随着判逆加重，我开始对父亲挑剔了。当然，这种挑剔也只是暗暗的心理活动。我从心里有些看不起我的父亲了。觉得我父亲只会种点儿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其他什么也不会。比如说像村里的王木匠、张石匠那样出去搞点副业，为家里多挣点钱。就连父亲那双手看起来都没有别人的好看，手心手背粗糙难看，像山沟里树上秋天掉下的树叶，粗皮薄肉上裂开一条条口子，他居然也不包扎，暴露出一副穷困相。那时，我见他总是早早牵上耕牛，在清晨五点钟，山 里月亮还没落下去就踏着山中草叶上的露珠去耕地。据我观察，父亲对牛的态度，比对我的太度都好。那阵子，我对父亲有些失望，心里凉凉的，但从不敢表露出来。

暑假期的一天，父亲在天还没亮起来，又去耕地了。走时，他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对我说上午去给牛割些草，中午给牛吃。起床后，我背上背兜上山给牛割草去了，可我走时，随手拿了一本杂志，在山上割了一些草后，就在外面看起了闲书。不知不觉中看入了迷，到了中午快吃饭时，我才发现割的草太少了，太少了!少得自己都有些过意不去。怎么办好呢？于是，我只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我用树枝将背兜底部架空，将不多的草盖在浮面，背上回家了。刚走到牛圈旁，父亲牵着牛回来了，为了糊弄父亲，我演戏一样把背弯得很深，好让他误以为我背的是扎扎实实的草，以此表示草很沉重，沉重说明草多。

也许是我表演得过于夸张，我的小聪明把戏被父亲火眼金睛识破。他把牛拴好后，我劝他回家喝水歇着去，我给牛添草。但父亲识破了我的调虎离山计，不但他不走，还非要亲自给牛喂草。我父亲差不多一大把就把我显得很多的草给掏干净了，就这样，我偷奸耍滑没有成功。我戏耍了父亲，让父亲的愤怒有些英雄气短。当场父亲就给了我响亮的一耳光。眼前一片金星闪烁，我的自尊和面子掉了一地。

这次挨打虽然理亏，但我觉得自己在村里也算是大人了，连结了婚的大人们都叫我大名了，叫大名是对一个孩子长成大人的认定，也是成熟的标志。而且，当时个头也快赶上父亲了，我觉得自己有理由像一个大人一样活着。所以，从心里不服父亲，一心想挣脱父亲的管束，但经济不能独立，怎么也逃离不了这个家，逃不脱这个家自然也逃离不了父亲。

于是搞钱的想法奇迹般从我脑海冒出来，我挖空心思开始实施。终于天赐良机。

那天，逢乡集。我在上学的路上见到了背了一筐窝笋的王大爷，他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头儿。我便与他聊天，问他窝笋怎么个价才卖。他说二毛五分一斤。我睁着祖传的大眼睛看了看他窝笋的品相，心想一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我说大爷，看您背起来也怪沉怪累的，不如我一下给我们学校食堂买了算了，你也少跑路。在我三寸不烂之舌地说服下，王大爷就同意了。

王大爷把背兜放下，我俩在路边就开始称重。我灵机一动，又想出了一个鬼主意，摇唇鼓舌说学校养的有鸡，鸡只吃菜叶，学校老师学生只吃笋杆。我说王大爷，把窝笋的叶子和杆分出来，到学校就不麻烦了。于是我俩稀里哗啦就将窝笋叶和杆剔了个尽光。看着王大爷上我的当又帮我的忙样，心里暗暗高兴。一过称，杆是二十二斤，叶子是八斤多点。我又花言巧语地说：王大爷窝笋杆按一毛五一斤，叶子按一毛一斤，加起来也是二毛五一斤啊。王大爷点头认可。

打消了王大爷的顾虑，我补充说：你看叶子不值钱，我也给你一毛，多划算。王大爷被我说得鬼迷心窍，很是高兴。从王大爷神情上看，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他的笋杆和笋叶都应该卖两毛五一斤。这样一算帐，窝笋杆三块三毛钱，叶子取整数八斤，给了八毛钱。我总共给了王大爷四块一毛钱，他高兴地打道回府。我从路边一农家借了背兜只装了笋杆去了集市，别人看到我只有笋杆的别致卖法很扎眼也很抢手，按二毛五一斤，很快将笋杆脱手，还赚了一块四毛钱。那年代，一块四毛钱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心里乐开了花，高高兴兴去了学校上课。

我自己觉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乐极生悲。放学回家后，父亲早已严阵以待，等我自投罗网，挨打是难逃的事。

原来，王大爷家人发现了问题找到我家了。结果父亲当着他们的面狠狠用粗棍子打我，王家人们像神仙一样气定神闲无动于衷坐在哪里欣赏，看着我家内部分裂，很是解气。

父亲在“修理”我之后，我赚的钱也如数上缴。最终，父亲按每斤二毛五算帐，给王大爷补给了三块四毛钱。我想起窝笋叶子，才明白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这次挨打，虽然受尽了皮肉之苦，自不必说，但父亲的确修正了我的人生道路，以至我后来再没有偏离人生正轨。

我们兄弟几个就是这样在被我父亲经常“修理”的过程中，法定地作父亲儿子，并在“修理”中长大成人。后来，我们几个都活出了个人样儿，品行端正，光明正大，居然个个还算有点出息。

事实证明挨打适用我们兄弟几个。我父亲说的那些话——“黄荆棍下出好人”“那是为了他好”千正万确， 他的话与《三字经》里说的“玉不琢,不成器”同理，是颠朴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