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代表与军警发生冲突。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
这不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但却是规模最大，组织最迅速的一次。
从2月4日上午九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数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但是后来工人运动被反动军阀吴佩孚武力镇压，林祥谦、施洋等52名烈士英勇牺牲。
林祥谦因此成为第一位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被永载史册。
直到今天，京汉铁路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铁路干线，二七纪念塔依然是郑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但是今天提到这个故事，是为了里边的一个细节：三个小时内即组织数万名工人罢工，整个铁路系统瞬间瘫痪。这个效率，是个什么概念呢？
孙中山先生领导了十五次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钦州王光山起义，参与人数也不过三千多人。我们历史书上非常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参与人数也不过数百人而已。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武昌起义，经过了数月策划，参与人数也不过三千人。
也是说二七大罢工一次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之和。
不过这仅仅是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开端，三年后的北伐战争，全国各地的工会会员已经达到了三十万，农会会员已经超过一千万，有力的支援了北伐战争。
不过三十万的人数在今天看来还不是很多，因为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不足二百万，不到总人口的0.4%，而当时中国各只军阀军队数量合计，已经超过了150万，也就是全国工人武装起来，还不够组成一只数量上有优势的军队。
其中绝大多数工人位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按照列宁的理论，如果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那么最先爆发的地方一定是上海。但是上海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商业中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买办阶级的大本营。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27年3月，北伐军逼近上海，上海工人先后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最终占领了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武装“占领”一座大城市，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书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上海工人纠察队成立大会
但是几天后进城的北伐军却突然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向自己举起了屠刀。但是没办法，上海的工人数量还没有反动军阀的军队数量多，有武装的就更少了，实在是拼不过呀。
几个月后的8月1日，“觉醒”的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导师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这次会议开的及其仓促而短暂，所以他的历史意义很容易被淡忘。但从那时起，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后备军，那就是人口近五个亿，占全国总人口近90%的农民阶级。
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年轻的导师已经在湖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总结了经验，写出了几篇著名的著作。但即便如此，导师的理念在党内依然处于边缘状态。
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一样，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要么变成地主阶级，要么同地主阶级共同被历史淘汰。只有工人阶级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才能成为人类的未来。很显然，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形态。而导师早在九十年前就指出了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西方农民阶级的区别:中国的农民阶级不仅受到本国地主阶级的压迫，同过还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所以中国的农民阶级，天生就具有革命性。
但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给人一种“泥腿子”，”乌合之众”的形象，为数不多几次成功，还都带着点“民族解放运动”的色彩。
而且在二十世纪的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已非过去农业社会可比，农民阶级的劣势更加明显。中国的农民大多数都没有融入现代庞大的社会体系，几乎都没受到过现代高等教育，能够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吗？
其实早在1930年，在土地革命战争最低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出过“红旗到底打的多久”的疑问。当年导师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就已经解答了上边的几个问题，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更有名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导师的信中大概提到了以下几个观点：
1、我们的生产力落后，但是反动势力的基础也很弱呀。
旧中国将近90%的人口都是农民，红军士兵是农民，反动派的士兵也是农民呀。
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薄弱，敌占区也是一样呀,稍微像模像样的武器都需要从国外购买。
2、我们虽然很落后，但是我们组织能力强呀，我们的军队虽然人数少，装备差，但是我们的组织体系完善，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后来的发展完美印证了导师的预言，土地革命战争时尽管红军数次受到错误指挥，又面对有武器代差优势的反动派军队处处围剿，一路追击，这点星星之火却始终没有别熄灭。解放战争更是成为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降维打击”，三年时间，就从松花江推倒了海南岛。
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这里我可以讲两个故事，大家体会一下:
第一个故事：长征之后，留在南方的红军化整为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红军南方游击队跨度达8个省，共有14个主要游击区。
关于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与困难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上初中时都应该学习过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
梅岭三章手稿
而且游击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重要困难——通讯不便，别说和中央联系了，就是同一个游击区不在一个山头的红军，有时都联系不上。整整三年时间，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他们甚至连中央红军现在在哪？是否胜利了？都不知道。
到了1937年，国共合作时，各地游击队根据党中央要求下山进行改编，但是因为很多游击队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愿相信国共已经合作的事实，拒不接受改编，甚至发生了将联络员当成叛徒和特务枪毙的悲剧事件。连陈毅元帅都被游击队逮捕，上了枪决名单。幸好陈毅元帅处理得当，最终说服游击队下山改编。
脱离三年，互相独立，甚至都不认识的一群人，按照旧时代的标准，是符合“乌合之众”的一切条件的。
但就是这一万名从山沟中走出的残兵，在八年抗战中取得了歼灭日伪军31.7万余人的战绩，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人民自卫武装发展到96万余人，并且建立了横跨八省的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第二个故事是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导师带领着中央机构撤出延安，在陕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50天内就先后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的胜利，不到一年时间，胡宗南就狼狈逃离延安。
这张照片非常有名，也真实反应了当时党中央的人数和装备水平，而且导师和党中央从头到尾就没有远离胡宗南的军队，最近的时候，距离只有——20公里。
是的，大概是骑自行车一小时的路程，就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导师带着胡宗南的二十万人在陕北搞武装大游行，却稳健如山，俨然玩游戏开了全图一般。当然，事实上就是开了全图了。
地下党员的情报和当地百姓的支持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军队实在是太拉跨了，据说，国民党军队的中央军，作战时放出的侦查部队离开大部队的距离都不敢超过一里路，对，这个也没打错，是500米。
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不怕被偷袭吗？其实胡宗南心理也苦呀，很多士兵都是抓壮丁来的，要是放的远了，脱离了大部队，就自己当逃兵了。中央军都如此，各地军阀军队就更可以想象了。
不过即使这样，国民党依然没有解决逃兵的问题。以至于到了1949年开始反击时，彭德怀竟然发现，自己的军队中，解放战士已经占到了八成，原来那只以西北士兵为主体的西北*军，此时竟然变成以四川籍士兵为主了。
对比下第一个故事里的新四军，这样两只军队相遇，结果我们是可以想象的，按照现在流行的网络用语，这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呀。
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但是旧社会的中国农民，身上曾经有着鲁迅先生笔下无数的缺点，贫穷、愚昧、麻木，是什么力量将他们组织到一起，成为了一只战无不胜的力量呢？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年轻的导师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时的导师在别人眼中，仅仅是一名湖南来的普通学生，没有出国留过学，没有光鲜的政治履历，甚至连北大正式学生的身份都没有，仅仅是一名图书馆的助理。所以导师自始至终都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子，只是边缘人物。
但是导师比他们更接近基层，更具有实践精神，不仅认识到中国最有力量的群体是什么，更懂得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就在北大的那些精英知识分子高谈阔论时，进行中西之辨时，导师已经在湖南韶山的乡下，已经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这一天距今天已经整整一百零四年，而这个伟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