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升空，美苏科技之争进入一个白热化阶段。2020年10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提到“美国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美5G之争。我们不仅需要思考5G的标准，更应看到这背后更反映出大国之间技术之争的深远影响。中美5G之争是国际标准和规则之争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一个体现。
5G之争使中美技术标准竞争公开化和白热化，这和5G的特点有关。一是5G是众多技术的底层技术，适用于众多的应用场景，涵盖各个领域。二是通信技术又是数字经济增长的关键，也直接影响军事能力，又必然是全球性的，于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在通信技术标准上的争夺就凸显起来。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恐怕影响非常大，这触动了美国最敏感的部分。因此技术标准之争成为中美科技之争的尖端领域，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科技与科技体系是什么？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它们之间发展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从产业体系来看，一、二、三产业对应的产业结构，越往底层共同的特征越多。《科技日报》罗列了中国制造“卡脖子”的35项关键技术（如下图），这在上游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这些方面的技术限制就会限制整个产业的发展，在产品领域的呈现也是一样的。按照这样一个梳理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各个产品领域的限制，比如熟悉的医用器械领域，这个领域基本不掌握在中国手中，都是掌握在国外的科技制造商手中。所以它是从产品领域，从底层技术，再往上到整个产业领域，最终到整个工业体系，呈现了这样一个科技体系的特征。
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底层逻辑”在于科技竞争是以科技体系为核心的创新体系的竞争。从更底层的问题上看反映了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创新体系和上面所谈到的从产品、技术、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对应关系。在以创新体系，或者以科技体系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当中，它有很清晰的多维性，不同的层次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结构、功能与任务也有所不同（如下图）。现在有共识的是中国在科技竞争过程中相对短板的领域，而真正制约我们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上。在这个创新体系中早期是依托技术研发，尤其是依托巨大市场的产业优势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当竞争到高维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底层，比如基础科学、比如说技术科学，以及再高一点的应用科学等，这些方面实际上有些短板就呈现出来了。这是我想强调的为什么要从底层逻辑审视这个问题。
从底层来看，科技竞争背后应该是一个以科技体系为核心的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的竞争。在这里体现出一些技术领域的差距短板，也包括“卡脖子”的部分。但是如果去拓展开，从最基本的价值观、哲学、文化、科技素养、创新精神，到实践层面科技要素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资金的投入，再到整个体系方面的问题（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底层共性技术），还有整个科技体系中科技主体、科技活动、科技要素、科技成果的有效互动，以及组织这种互动或者管理这种互动背后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科技治理等问题。这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和整个科技竞争密切相关的。
今天讨论的焦点问题是技术标准，如果回顾整个国际技术标准演化的过程，它是遵循了“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区域标准——国际标准”这样的一个规律。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螺纹国际标准的确立（如下图）。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基本遵循了从一个技术的出现、产品的出现，到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包括更大范围使用的区域标准，最终经过各种力量的平衡，当然要配合技术规则、经贸规则等，最后成为了国际标准，所以标准是有它的演进规律的。
图源：路源-《标准化的认知与行动：如何成为更有效的管理者》
我们考察当今标准化体系演进的特征，大体上经过了这么几代（如下图），当然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早期的标准化主要是围绕技术领域为核心，后来拓展到了质量标准，现在又泛化到了社会标准。我们看整个大国之间的标准之争包含了技术标准，但是不限于技术标准，甚至上升到了社会标准或者意识形态，它是多层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考察技术标准也就决定了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考虑。为什么说技术标准在国际竞争当中非常重要呢？从这里可以看到输出这个领域的标准渗透了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说标准是规则之争，谁掌控标准、赢得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领域，在全球价值链领域掌控了价值链。当然这和标准本身的内在机理是有关系的，比如更少的交易成本，更加标准化，更加密切的产业合作等。
图源：路源-《标准化的认知与行动：如何成为更有效的管理者》
从中美科技竞争来看，在底层是体系之争，在顶层就是技术标准之争。这是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分布（如下图），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在这个领域与世界大国处于相同的位置。以前没有把握住，在这些新的产业领域是弯道超车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讲技术标准的制定，历来都是政治利益博弈的舞台。拥有了能影响标准制定的能力，就是手握威力十足的权力工具。占据了技术标准的战略制高点，才可能切割到更多的市场蛋糕。正所谓“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国家竞争也是此理，一流的国家定标准。我们所建设的强国在标准领域最终也一定是成为标准的强国。
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具体的做法。《国家标准化战略纲要》有人称为“中国标准 2035”，虽然不是纯官方的说法，但是也给了很高的定位。《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的重点领域是区块链、物联网、新型云计算、大数据、5G、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型智慧城市、地理信息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明确了AI标准体系建设的目标——到2021年，明确人工智能标准化顶层设计；到2023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同时要看到，国际的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尚未完成，全球性的技术标准尚在形成中，这也是实现我国产业和标准弯道超车的良机。
图源：知乎@机器人库
美国在科技竞争的战略措施上也做了很多，2020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作了题为《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的报告。这个报告，涵盖了基础科学研究、5G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4个主要领域。它的关注点，比如关于标准的问题、换道竞争的问题，强调开放性，和以前的封闭性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需要高度关注。不能把当今的世界变成中国、非中国的状态，而是主动地开放，标准的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保持开放性。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和“金融手段”的辅助。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体系之争，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贸易战，就是这个竞争一种方面的体现。
最后做一个总结，要赢得标准之争关键是体系之争。我把上述观点归结为五个要点。
第一，标准的争夺，尤其技术标准的争夺，触发了中美科技竞争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引发中美科技“冷战”——美国对华的科技竞争、遏制、打压。
第二，技术标准竞争是中美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的最高表现，而中国要赢得这场竞争的根本标志是中国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没有科技的支撑、没有标准支撑是不可能成为产业强国。因此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制造业大国，而是成为产业强国、科技强国，最终成为标准强国。
第三，技术标准作为科技、产业体系的最高系统集成，那么也一定要产业体系、科技体系、创新体系、治理体系，甚至教育文化体制、开放网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突破。我们的标准现在强调了很多产业技术，现在利用应用技术、产品市场打开的局面，但是要想跃升本质上的问题还是在系统性、整体性有所突破。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通常是被忽视的。
第四，要解决产业领域“卡脖子”问题，科技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起作用，但不能是全部作用。更深远的、且更容易被忽视的是科技文化、法律、治理以及合理的开放。这些领域的交集，归根到底，还是人和人才的问题。
第五，依托产业、技术、市场的支撑性；发挥国家主导、科技、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提升文化、理念、法律、治理的内在性；扩大产业体系、科学技术衔接世界网络的开放性。
我想在这个思想下，中国在技术标准之争、中美科技之争的领域将有更大的机会。
（本文内容由史本叶教授在“百川论坛——当代世界产业政策2021”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作者史本叶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