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在夜里说话 我看日出的地方》为例
《我在夜里说话 我看日出的地方 》马平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乡村嬗变、城乡融合的当下，曾经作为主流写作取向的“乡土文学”似乎正在被时代消解，二元混合结构下的“底层写作”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事实上，即便是后一种概念，在今天也并非新鲜时产。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底层写作”就“开始成为具有未来性和文学道德性的文学思潮被广泛讨论”（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而真正成为文学界谈论“底层写作”的滥觞，则起于2004年由《天涯》杂志引发的那场“底层之争”。
重提“底层写作”的可能
在我看来，今天重提“底层写作”的可能性，比及重提“乡土文学”，更有基础也更现实得多，前者包含的时空概念更为广阔。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触及的人物，比乡土、乡村人物更丰富、深刻和灵活，比起从地域上硬性隔离城乡人物和场景来，它拥有了文学创作上高度的自由，同时，也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作为川北农村走出来的小说家，马平显然对“乡土文学”有相当的发言权，对世纪之初的那场“底层之争”应该也并不陌生。实际上，他在近20年的小说创作里，一直在努力解构“底层”状态。《草房山》里的李安乐，《香车》里的马师傅，《山谷芬芳》里的青云起，再到新近出版的《我在夜里说话我看日出的地方》中的蝴蝶扣双主角：麻狗与娄樱子，无一不是底层人物的代表。尽管马师傅和青云起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定位于城市人物，或者非乡土人物，但一个作为副县长的司机，一个尽管当了老板但根在农村，仍是“底层人物”无疑。
基于这样的人物谱系，我们笼统将马平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归类于乡土人物，而将他文学创作的背景归类于乡村，显然有些过于粗疏和草率。而基于马平对上述未来性和文学道德性的自然选择，我们将这样的人物谱系归类于“底层人物”，同时将这样的文学写作归类于“底层写作”，既避免了错其伦类的尴尬，又让这样的评论对应顺理成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妨说，以《我在夜里说话我看日出的地方》这样的文本为标志，新时期的“底层写作”实际上已经有了重提的宝贵蓝本。
鉴于评论的对焦，要越过大而化之的概念之争，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本文不打算落到“底层之争”的泥沼，和“乡土文学”进行论辩，只试图以《我在夜里说话我看日出的地方》这个独特的“蝴蝶扣”文本，探讨“底层写作”的尺度与态度。在我看来，这是“底层写作”最为紧要的两个维度。而经过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马平的“底层写作”，恰好在这两个维度上达到了最为高级的平衡。
“底层写作”的尺度：超越苦难
对熟悉中国当代小说的读者而言，相信大多数人会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底层写作”中对苦难表达的高峰，是余华的《活着》。事实上，《活着》对“底层写作”的尺度，过于残酷而失去了小说文本的“雍容之美”，它对读者的感情“刺激”几乎是灾难级的。尽管它因“苦难”表达的高峰而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但毫不否认，这种灾难级的阅读体验，使它失去了大多数读者的“二刷”可能。
同样的“底层写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让人容易呼吸，且充满攀升的希望——路遥以自身的苦难写作，给苦难的人生留下了一缕缕不绝的温情，这让他在他故去的几十年里，仍然以精神性的“活着”而让《平凡的世界》一版再版，影响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尽管不是世界级的，但它拥有的读者数量，应该超过了《活着》。
这么比较，并非要证明两个文本的优劣高下，而是借此探讨“底层写作”的尺度。马平对苦难有他的理解，怎样表达苦难，他也并不陌生。《草房山》的底层状态，尽管充满了寓言式的倾向，但李安乐和他同在一个时代和场景的大多数人的苦难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命运是时代当之无愧的投射。《草房山》中，马平以超体验的笔法，完成了对饥饿的表达，在我看来，这种表达几乎是教科书式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在《草房山》中去寻找这样的妙笔。但马平并没有耽溺于这样的极致表达，他给予李安乐的命运安排，充满了超越苦难的善意和乐观主义色彩。事实上，这些苦难记忆，只为他抒写时代和人性提供服务，它绝对不会成为文本的核心追求。马平明白，一旦写作被这种记忆控制，他就更容易堕入历史的陷阱，这对于小说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忌讳的。小说要超越历史，超越记忆，因此，他只能超越苦难，让他笔下的人物和读者一起，得到小说家对人生理解和思考给予的最大善意。
这样的善意，顺流而下，落到了麻狗的身上，也落到了娄樱子的身上。马平并非要在李安乐和他们之间，创造出一个“苦难”程度的排名——事实上，他们的苦难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从“外人”的角度给予程度高低的排名。马平要做的，是在他们各自的命运里，在他们各自的苦难里，创造出一种超越苦难的能力。麻狗不是福贵，因为他至少得到了水莲的短暂滋润和麦穗的安顿，他是“底层人物”中境遇悲苦的代表，但他也是被时代善待的代表。马平总是在精巧地编织他们的苦难的同时，努力寻找超越苦难的方向和机遇。他像一个成熟而自信的动物训导师，在给动物准备大棒的同时，一并给出了香甜的红萝卜，这比一味鞭打而不给出路的文学表达，显然高明得多。
麻狗这个人物，一定是多种“底层人物”重叠交叉之后抽象组合而成的，在今天的乡村，或许还存在，但可以肯定，这种存在，是麻狗以一对多的方式，而不是以一对一的方式。马平在《我在夜里说话》这个单独的故事里，寄托着他对“底层人物”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被时代抛弃，他们和主流时代尽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能看到主流时代微弱的亮光。小说家的终极意图到此不难明了：通往底层之路从未断绝。即便是已经上岸了的作家自己，仍然时刻回望和打量那条自己曾经走过的、充满艰辛的底层之路，时刻不忘给后来者指点一二。
马平对“底层人物”的重视以及对“底层写作”的热情，与其说来源于他的底层经历，不如说来源于他对文学道德性的自觉。
底层写作的态度：拒绝旁观
要探讨马平关于底层写作的态度，我觉得最好的参考文本是他的中篇小说《高腔》。在脱贫攻坚这个时代主题里，马平非但没有缺席，反而交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本。在主题思想性之上，《高腔》的艺术性同样不容低估。在我看来，《高腔》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昭示了作者对“底层写作”的态度，那就是：拒绝袖手旁观。
马平在《高腔》中的深度介入，乍看有点急不可奈，细思其实合情合理。抛开主旋律标签，小说对“底层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解构是深刻而生动的。农村新型女性米香兰在现实对位的新农村里，完全可以一抓一大把，而村支书牛春枣几乎就是当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性创造。依托于这样的艺术再创造，主旋律表达非但没有让读者反感，反而充满了强烈的代入感。马平在《高腔》里，呈现矛盾的同时，也积极介入矛盾，点燃自己之后，也点燃了作品中的人物。这种底层写作的态度，就是拒绝袖手旁观。小说家借小说为时代立言，无论他所处哪个时代，都无可厚非。在小说里，作者变成了“长袖善舞”的矛盾调和者，综合运用它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常识，为麻木、沉默和苦难的底层人物，指明了化解矛盾、寻求和解并通向和谐的正确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家在这里，并非是高高在上的普渡者这样的宗教角色，而是超越了潜在的歧视、轻视和漠视这三种可能的倾听者和理解人，他以一种平视的同理心，为底层人物在尊严被出卖、情感被剥夺、机遇被堵塞的情况下，用力拉了一把和吼了一嗓子。
尽管在《高腔》中，这样的平视角度还不是非常明显——概因于它的矛盾并非极端的。因此，他的拉一把和吼一嗓子，更多充满了社会和政治学意图。不过，以他对小说社会和政治学意图的相对隐约表达，这样的平视仍然比主旋律高了一头。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样的平视角度，恰好是“底层写作”应该有的态度：你先要平视，才能拒绝袖手旁观。一旦俯视了，小说家的“底层写作”，就变成了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这样的小说，当然容易落入社会和政治学意图的窠臼。
按照这样的平等视角，马平在《我看日出的地方》里，继续隐约了“社会和政治学意图”，而将他的平视视角和参与态度表露无遗。一棵古树的回乡之旅，在他的平等视角里，充满了温情和时代的张力，围绕这个故事主线中的诸多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矛盾的调和者和问题的解决者，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脱离了“底层写作”可能的脸谱化和符号化，在《我看日出的地方》里，生长成了具有“马平标准”的个性形象：责任、爱、陪伴与共生，这些宏大的时代主题，在“我看日出的地方”，有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如果说农民是底层人物中的典型，那么，我们不妨说，新时代乡村文学必然会以农民为主角。但随着作家对时代主题参与和介入的加深，农民这个特定时代下的典型人物，势必很难构架起“底层文学”的全部空间，因此，新时代乡村文学以小流而入“底层文学”的大海，是必然的趋势。从这个维度来看，马平对“底层文学”未来性和文学道德性的自觉靠近，不经意间过了新时代乡村文学的小流，而进入了“底层文学”的大海。
假如《草房山》是他至今为止“底层写作”的高峰的话，《我在夜里说话 我看日出的地方》这个蝴蝶扣文本，是他在登向更高峰之路上的瞭望台。我相信，视野洞开、前途光明，把握好了尺度，坚持了积极的态度，他的“底层写作”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我甚至能感觉到，超越这个高峰的作品已经快要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