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能人异士奔走列国。
成功的，商鞅以士子的身份执掌秦国国政，苏秦更是配六国相印，高车驷马衣锦还乡。
失败的，孔子自称“如丧家之犬”，孟子在齐国受到齐威王“先生何以教我”的礼敬却不重用，到了魏国，魏惠王“叟不远千里前来”，直呼“老头子”。
时间的尺度拉长，当时失败的人，到了后世光芒万焰长，当时的成功人士却不足道也。
这里不谈伟大，只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出将入相、宰辅国政有没有捷径可走？总结成功的人身上的经验，按图索骥，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历数在战国进身高位的人，战国时代取得世俗成功，有以下的共性：
活跃在国都
秦国的栎阳、咸阳，齐国的临淄，魏国的安邑、大梁，是当时人才的渊薮。
互联网时代，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可战国时，信息都集中在国都，有什么风吹草动，在国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哪怕是现在，也有商人靠着信息差和行业内幕消息套利，获得惊人的利润。用信息差牟利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用在仕途上同样如此。
你知道的更多、更早，你就有信息优势，在古代，传播方式效率低下，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的成败、一个国家的兴亡。
除了全国信息的节点，国都同样是资源集中地，商旅辐辏。
有个成语形容齐国的临淄兴盛，“联袂成帷，挥汗成雨”，很贴切的形容出集市摩肩接踵的盛况。人一多，商业就繁荣起来，商品更齐全，服务更繁荣。吸引着各行业的人才汇集到国都，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全国最新奇有趣的商品，听到最犀利的学说，见识到顶级的思想交流，结交一流的人才。
被驱逐出国都，意味着远离决策中心，直到清代还有京官大一级的说法，同等级别京官头仰的就是比地方官员高，为啥，人家在信息中心、资源中心，消息灵通，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内幕就代表着离权力更近。
驱逐出国都也意味着整个生活水平降低了，没有成熟的商业，有钱也买不到服务，各种社交场合再也没有你的座次，很快就被淡忘。
出将入相第一步，先去国都，处在信息和资源交汇的中心。
敢于承担风险，处在分配资源的行业
去了国都，该干点啥才能出头？
如果从事农家、医生，工匠专业技能类的工作，能活的比一般人更好，但不具备出将入相的条件。纯干活的，*再好也就那样了，种地种的好，一亩地多收个十斤麦子，又创造了多大的价值。
神医扁鹊，自身专业水准、业务能力顶尖，但到顶也就做个太医，还是看病，专业类的人才本身就是资源。资源是要抢夺的宝贝，无论国力贫弱，治世还是乱世，专业人才都能凭自身本事活的不错，业务水平越高活的越滋润。
但上限太低。医师、巫师、农民、各行业的工匠极少有官居高位的。
楚国的国君迷信巫师、星象家，但脑筋正常的都不会把国政授权给巫师、星象术士，巫师也只是靠着谄媚君王，一通忽悠某点钱财。
齐国燕国求仙问道的方士多，一样的道理，靠满足国君的私欲，本质上和后宫靠着美色侍奉君王一样。
这都是投机取巧的人*事，不是正经事，不长久，没法建立伟大的事业，有着出将入相胸怀的士子也看不上以媚道进身之徒。
而儒家、法家，天生自带顶层架构设计，这个行业就是制定规则，就是分配资源的行当，一旦运作得当，能极大的驱动一国的劳动力，效率提升，短短数十年就可以国富兵强。一旦运作失败，一国跟着陪葬。
好比赌博，前者拿钱赌，输赢不过是多点少点的问题，后者赌的是生死。
无论哪个年代，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做个资源型人才还是做个分配资源的人才。
前者风险小，回报小。
而分配资源是一种国君的权利，选择国君把权力过渡给你，风险大，回报也大。
战国时代出将入相的人才，无疑更多的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事实证明，他们的结果也都不太好，要么五马分尸、要么家族被株连，要么横尸街头。
出将入相第二步，学儒家、法家、兵家甚至名家这些分配资源的学问。
时机，选择时代的风口
方向找对了，接着要选择细分领域，术业有专攻，像吴起那样精通兵家、又精通法家的奇才太少，成功寄托在小概率上无疑是愚蠢的，一个人要把通才的精力集中到一样学问上，大概率能学好。
既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不然走错了，走的越快，错的越远。
要紧扣时代脉搏，紧跟风口。
战国前期变法是主流，富国强兵之术对君王的胃口，魏国李悝变法开启变法的潮流，接着强国、弱国都在谋求变法强国，其实战国时的变法在现代来说，就是改革。
变法是从上而下的大变革，从制度到经济到习俗，你拥护变法，精通法家法制的精髓，哪怕从小干起升迁起来特别快，对上边传达的精神领略执行的到位。
上边说不按时服徭役罪当斩首，你咔嚓一刀维护了法律尊严，就是能吏。
你非要祭祀儒家的大旗杠，应该用礼仪教化民众，开办学校，用礼乐王教增加他们的羞耻心。那就会被排挤，即使你说的是对的，可与当时的潮流不符。你再精通儒家的王教也没用，没有市场。
但到了汉武帝时代，你要坚持圣王之道，马上就被发掘，察举到太学做个博士，运气好的话还能像公孙弘弄个宰相当当。
时代的潮流在变，同样的一件事，在战国就是迂腐，在汉朝就是圣贤。
风往哪里吹，草往哪里到。这不是说要做个没有原则的人呢，这只讲怎么在战国时代出将入相。
战国中期策士是主流，七大战国一超六强的格局，变法的都变完了，没变的到此时也不会再变法了。法家的红利期已过，这时候需要的是在列国奔走、逞口舌之利的纵横家。
法家变法是挖掘一个国家的没有利用起来的价值。纵横家游说挖掘的国与国之间的价值。
时机把握非常重要，惠文王时代，犀首、苏秦去秦国游说不成，再过几年张仪在秦国游说就成了。
是张仪比苏秦高明吗，完全不是，他俩游说的内容一样，都是秦国东出函谷关的策略，但时机不同，张仪去秦国时，秦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举国上下都知道要东出，张仪带来了详细的执行策略，能不被重用吗。
战国前期，关注每个国家国内的状况，用法家为杠杆，翘起国内蕴含的力量。
战国中期，关注国际的形势，缝合弥补，约纵连横，用三寸之舌驱动一国之力。
战国后期，精研兵法，在秦国学攻城略地。在其他国家学习怎么守城，怎么结联盟抗暴秦。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股脑的跟风不行，看不清局势、把握不好时机同样不行。法家、纵横家、法家都是很好的学问，但在不同的时间，加的杠杆完全不同。
第三步，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根据天下的大趋势确定细分领域，在垂直领域取的成就。
国家决定上限
战国前期，你精通了法家的富国强兵之道，现在你要选择的是要去哪那个国家效力。
遵循两个标准：
一.选择强国。
大国国力强、人口多。既然是分配资源的学问，当就要找资源最丰富的的国家。
弱国会用小而美来向你抛出橄榄枝，
被蚕食的还剩下一角周王室，会跟你说，跟我这个正统干吧，别国是乱臣贼子。
鲁国呢，始祖周公，王乐教化之地，中原首善之国。来这效力，满满的到道德优越感。
当然坚定的拒绝。选择效力的国家，要撇开一切的道德和感情，单但从实力和匹配性上去选择。
申不害的才华，选个大国一定能干出轰动天下的事业，可他选择了故土韩国，乡土之情有用吗，显然没有，四战之地的韩国脖子架在别人刀下，韩国也随着申不害的死，一闪而过。成为变法失败的典型。
千万不能让情怀干扰你的决策。
二.选择地缘纵深广，潜力大的国家。
虽然秦国刚开始没有那么强大，可有大国的潜质，渭河平原在手，易守难攻，南边的巴蜀富饶可都是弱国，容易拿下补充国力。东北连着的河西之地，占据高地从上到下威慑赵国、魏国。
即使东进失败，还可以退守渭水平原，即使咸阳的基本盘被占，也可往西退到陇山一带，这是秦国的龙兴之地，周边的蛮族都被秦国打服了，休养生息，从头来过。
名副其实的进可攻退可守，开创王霸之业的先决条件。
燕国的国土纵深也够大，但燕国沉湎在昔日的荣耀中，没有进取之心，虽然燕赵之地多的是慷慨悲歌之士，然而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腐朽。
第四步，结合自身优势，选择效力的国家。
工作能力最后一步就是工作能力了，再好的资源、再好的机会，没有能力把握住，一切也都是空。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如果你是虎的话，那就如虎添翼了。
所以在古代那些扭转乾坤的神话，我们还是看看就得了。没有人能随随随便成功，一切看似偶然的举动包含着无数的思考和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