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是玄妙，从好友到决裂，有时候就在人生中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某一刻。
这类反目的事情在作家身上也并不鲜见，比如张爱玲和傅雷，金庸和胡适，又比如鲁迅和梁实秋。
有些反目是由于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同，有些是由来已久的矛盾，有些则只是微不足道的龃龉。
沈从文和丁玲都是湘西走出来的作家，关系亲厚，在动乱年代，两人更是生死之交。
然而到了晚年，丁玲写文痛骂沈从文。而沈从文这个素日被骂从不还口的人，内心也悲愤难以消除，忍不住数次写信给好友诉说此事。
两位作家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事成了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有一种友情，只存在于青春年少时
沈从文和丁玲相识于微时，那一年，丁玲不过二十啷当岁，沈从文也只比她大了两岁。
沈从文在投稿过程中，结识了编辑胡也频，丁玲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就约了胡也频一同去见他。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操起了乡音，相谈甚欢，倒把“中间人”胡也频晾在了一边。
彼时，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谋了个小职务，丁玲和胡也频甜蜜蜜地谈起了恋爱，因为房租便宜，三人都住在香山。
丁玲和胡也频像两个孩子般不善理财，也常拌嘴怄气，他俩便常跑到沈从文处，三人一起嚼着慈幼院里的粗面馒头，甘之如饴。
年轻时候的友情如同三月春阳，纯粹，温暖，包蕴着无限可能和希望。命运还不曾张开它的分筋错骨手，给每个人布下残酷的安排。
之后，沈从文因第一部小说集《蜜桔》而成为北平文坛耀眼的新星，不久之后，丁玲也因《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走红。
1928年，三人陆续南下上海，开办了“红黑出版社”，并开始了《红黑》杂志的编辑和出版。
三人摩拳擦掌，准备在上海文坛大展身手。三人齐心协力，出版社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亲力亲为，辛苦归辛苦，但当他们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红黑》杂志时，内心是极大的满足。
但这种相濡以沫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种种原因，《红黑》陷入了僵局。
不久之后，三人团体就解散了，沈从文由胡适介绍，去大学任教，俨然已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丁玲和胡也频则参加了某作家联盟，并且拥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再次见面已时隔一年多，他们聊的依旧是文学，但彼此之间已经横亘了一堵说不清道不明的厚障壁。
在文学理念上，沈从文倾向于“新月派”，胡也频则热衷于普罗文学，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丁玲则力劝沈从文加入作家联盟，但沈从文考虑到与作家联盟里的两位名作家有过节，便一口回绝了。
丁玲内心觉得沈从文“胆小”，缺乏勇气；沈从文则认为他们两人对中国了解太少，他认为此时一定要冷静、理智，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
朋友之间有点分歧实属正常，理念和思想方面存在差异更是寻常，而友情的缘起缘灭，看似无章可循，实则草蛇灰线绵延千里。
起初的一点点小分歧，再历经不同的人生淬炼，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速度，进而产生情感上的疏离，乃至分道扬镳，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有位作家曾说：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
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
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之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所以，有一种友情，大概只能存在于青春年少时，穿越岁月的风尘回头一望，当初那份纯粹的友情便显得尤为珍贵。
我们总是对陌生人宽容，对朋友苛责
沈从文泼过去的冷水，岂能浇灭胡也频胸中的满腔热忱？不出所料，1931年，胡也频被捕了。
沈从文四处奔走，动用了所有人脉，求助各位要人，竭力援助胡也频。但此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愿担这个干系。
最后，胡也频还是被秘密*害了，死时穿的还是沈从文送给他的长袍。
为营救胡也频一事，沈从文耽搁了去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无奈，他只能放弃这一重要职务，继续留在上海。
世事总是难料，谁能预测到死神潜伏在哪个路口伺机而动？逝去的已经成为过去，活着的只能与之挥泪作别，继续自己的人生路。
沈从文在淮海路租了个房子，他住一间，丁玲和孩子及沈从文的九妹住另一间。
丁玲的母亲远在湖南常德，为了避免老人听闻噩耗后过度伤心，丁玲和沈从文想尽办法瞒着她。
他们先是用胡也频的口吻给母亲写信，毕竟三人字迹相仿。之后，两人又假扮夫妻，用了差不多十天时间，回到常德老家，并向丁母撒谎说，胡也频将要去苏联，所以此次无法前来。
随后的时间里，沈从文回到了北京，之后又前往青岛大学任教；丁玲则继续留在上海，与沈从文的九妹生活在一起。
1933年，丁玲被捕了。听闻消息后，满腔愤慨的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两篇文章，控诉指责抓捕丁玲的行为，积极地为她奔走呼号。
之后，又有谣言说丁玲已被秘密枪*，悲愤之余，沈从文伏案写下十万字的人物传记《记丁玲女士》（后来出书时更名为《记丁玲》。正是这部书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矛盾。
幸好，那只是谣言。然而，随着胡也频的过世，沈从文和丁玲之间思想和立场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1935年春，沈从文和丁玲再次碰面。两人相对而坐，空气却流淌着微妙的拘谨与窘迫。
这两三年来，有两件跟沈从文相关的事情，一直让丁玲耿耿于怀。一个是沈从文拒绝担保丁玲出狱，另一个是沈从文路过常德时没去看望丁母。
丁玲被捕后，有关同志找到沈从文，希望他出面保释丁玲，但沈从文说什么也不答应，说自己“不能插手这件事了”。
关于这两件事，丁玲曾对一个研究者说：“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
个人认为，沈从文没有出面担保丁玲，那是因为他的仗义有条底线，那就是绝不卷入政治的漩涡，而这一切也是他一贯以来的做人原则。
至于路过而不看望丁母，实在是因为当时沈母病重，再加上他自身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哪里分得出心去看望丁母？
倒是丁玲，所有事情也只是道听途说，事后也缺乏跟沈从文的沟通，就妄下断语。
难道丁玲真是这样一个冷漠自私的人吗？我看倒也未必。
友情的残酷之处就在此，我们常常对陌生人的一点帮助就感恩戴德，却往往对身边的好友过分苛责。
对于他们的付出，我们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觉得理所应当，甚至一旦某次做得不到位，便恶念四起，对其怀恨在心。
还是亦舒说得好：“朋友与朋友要愚忠，明察秋毫的那位，叫敌人；朋友要做的就是支持朋友，可以绝交，但不可主持公道。”
何谓真正的朋友？朋友是懂得，是愚忠，是信任，而不是明察秋毫，甚至睚眦必报。
来自故人的刀，最扎心
1949年初，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危机，在试图自*前，沈从文去见丁玲，恳求帮忙转业，他希望能从老友那里得到点庇护。
好友的大房间暖融融的，气氛却是冷漠疏远的。
丁玲也是如履薄冰呐，她对沈从文提出的请求充满了戒备。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的她深知，此时倘若处理不好跟这位昔日好友的关系，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丁玲敬而远之的态度，和当初沈从文拒绝给丁玲作担保之事，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到底，人性都是自私的，趋利避害保全自身亦是人之本能。“人心存良善，更应懂自保”。人人心中都有条自保的底线，有时候得罪朋友也是无法可想了。
况且，此时两人的境遇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高低轮转，原本低的那位一下子飞黄腾达了，举手投足之间难免带着点舒展自如的高姿态；原本低的那位瞬间沦落，带着一点卑微和敏感前来求助，对方无意间的举动，也难免让人心生罅隙。
沈从文黯然地回去了，经历过自*事件后他活了下来。
两人再见面已是50年代中后期，那次作家联谊会，沈从文热情地问候丁玲，丁玲却始终板着脸，眼睛直往别处看。
六七十年代，丁玲承受着非人待遇的时候，沈从文则在颠沛流离中做着文物研究，两人都在苦苦地熬着岁月。
一切结束之后，直到1979年，丁玲首次读到沈从文在30年代写的《记丁玲》这本传记，在空白处她添上了很多红批，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之后，她在《诗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章不留情面地对沈从文和《记丁玲》加以痛批。
她痛斥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
沈从文向来是个被骂不还口的人，人家骂对了不做声，骂错了也不做声。但这回，他实在悲愤难抑，在给好友徐迟的信中称：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来一刀”，狠得可怕。
公开怼丁玲的事情他是断然做不出来的，但在跟好友的信件中他忍不住说起此事，试图一浇胸中之块垒。
在给施蛰存的信中，他说“（她）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明绝顶到家矣。”
在给徐迟的信中，他说：“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
最后，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
好友之间的绝交，看上去是因琐碎小事而起，但两人的龃龉往往已累积甚厚，越积越多，终于有一天绷不住了，愤恨之情如脱缰之野马，及至不顾体面，暮年失和。
再加上曾经是好友，彼此之间知根知底，互怼起来可谓是精、准、狠，直往对方心窝窝里扎。
世事总是如此，来自敌人的伤害只会让我们愤怒，但是往往是来自故人的刀，最为扎心。
对于迫害她的人，丁玲没有撕破脸，如今，却无故拿昔日故人开刀。
难怪沈从文愤懑难平，块垒难消。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80年代，丁玲和沈从文先后辞世了，“丁沈之争”也已成为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丝丝惆怅。
说到底，他们的友谊其实在三十年代已经分道扬镳了，只是，直到八十年代才最终有了了断，中间长达五十年的疏离不过是惯性使然。
“你瞧这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但不是每一个都能陪我们走到最后。
让过去的过去，留出足够真挚的灵魂，与知心人交换真心，才是成年人对友情最后的体面。
作者 | 水清，擅长有温度有深度地书写民国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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