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 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诗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收诗人2200多位，诗歌48900多首，加上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全唐诗补编》新增的6327首，总量足超5万多首。如此空前繁荣的诗歌宝库，吸引了历代文人阅读唐诗、品鉴唐诗、研究唐诗。古语有云“诗无达诂”，一首诗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解读，人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不同的阐释。
《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黄天骥 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杜甫十讲》 莫砺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唐诗的读法》 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倪 健 著 冯乃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诗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应当说，唐诗之中，意境清朗、明白晓畅者居多，但也不乏蜃光幻影、扑朔迷离之作。若论这一类“朦胧派”的诗作，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可谓个中高手。他的诗存世500多首，其中有很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诗，借物言情，如幻如真，最是令人难解其义，又以那首《锦瑟》，堪称唐诗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金人元好问有言：“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清代王士禛在《论诗绝句》中说得更加直白：“一篇锦瑟解人难。”学者黄天骥先生读解唐诗的新著《唐诗三百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选取32位诗人，撷诗作35首，兼顾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名篇佳作，自然不能少了李义山的这首《锦瑟》。
倚天有长剑，屠龙需宝刀。为解《锦瑟》，黄天骥用三招拆解这个迷思重重的文字魔方。第一招可称“知人论世”。他从李商隐所身处的时代背景、诗坛风气、生活经历以及情感波折入手，分析《锦瑟》这首诗的创作旨趣和语言技巧。在那个日薄西山颓势初现的晚唐，诗人身陷牛李党争进退维谷，只能是郁郁寡欢，心事重重。而这首《锦瑟》大约写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是诗人辞官归隐的暗淡岁月，也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其心情之苍凉悲苦可想而知，整首诗的情感基调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招可谓“交互参证”。黄天骥在戏曲研究领域耕耘数十载造诣颇深，他说：“我在研究剧本时，会使用分析诗词的思路；反之亦然，在研究诗词时，会使用分析剧本的思路，这样交互使用，容易得出新见。”此番面对《锦瑟》，先生巧借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把“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四句化用典故且意蕴深长的诗句，从文字符号转换成视觉影像，以蒙太奇手法剪辑拼接起来，过电影一样盘旋在我们脑中，由此带来愁思茫茫、情有所寄的审美感受。
最后一招，我称之为“生活体验”。黄先生启发读者，中间四句这四个意象朦胧的典故，是被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包裹起来的，“就像饺子里混合着四种材料和鲜味不一样的馅。如果把各种馅，各自分开来吃，或者把饺子皮和馅分开来吃，就不是饺子了。只有当人们连皮带馅吃下饺子时，才能领略整个饺子那丰厚的滋味。”妙哉斯言！用中国人个个能懂的生活体验来传递独一无二的读诗感受，真是既通俗又贴切，让人拍案叫绝。
唐人也有“写作参考书”
其实，《唐诗三百年》既可看作黄天骥先生一个人的唐诗选本，也可当成漫步唐诗园地的导读之书。读者诸君如对书中某位诗人的诗歌情有独钟，比如对杜甫的诗产生兴趣，可再去找一本莫砺锋教授的《杜甫十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由此登堂入室，一窥堂奥。不过，这都可视为学者眼中的唐诗，如果换一个视角，看看当代诗人眼中的唐诗，又将是别一番风景，比如诗人西川的这本《唐诗的读法》（北京出版社出版）。
全书开篇首句就引用了南宋词人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中的句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表达了对古代文学的一种阅读态度：不必把古人供起来读，应当努力把自己当成古人的同时代人来读。作为现代诗的写作者，西川坦言，他最希望从唐代诗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是“创造的秘密”。比如，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写现代诗这样寻觅灵感？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出现在唐代？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牵引他进入唐诗的世界，一探究竟。
纵观《全唐诗》，我们不难发现，唐朝文化人赴宴时要写诗，送别时要写诗，游览时要写诗，升官或是贬谪时都会写诗，写诗几乎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在无法做到灵感召之即来的情况下，诗人怎么写下第一句？
谜底并不复杂，很快就在查考文献中揭晓。曾在大唐访学的日本学问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又称空海法师），在《文镜秘府论·南卷》中的“论文意”篇记载：“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原来唐人写诗自有其“作文秘籍”，西川称之为“写作参考书”，彼时唤作“随身卷子”。书中还列举了一种名为《九意》的随身卷子，“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意。”“春意”条目下有120句，如“云生似盖，雾起似烟，垂松万岁，卧柏千年，罗云出岫，绮雾张天，红桃绣苑……”此外，已知的随身卷子还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黄韬《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等。看来，唐人为了写诗也是蛮拼的，多少日积月累，几多晨读暮诵，才成就锦心绣口，舌绽莲花。据此，西川认为：“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进而笑言：“唐代资质平平的诗人们要是活在今天，可能于以现代汉语写作抒怀只能干瞪眼。不仅今人到古代难混，古人在今天也难混。”
发掘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
随身卷子也罢，天赋灵感也罢，都是中国诗人写诗之良方。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总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研究和传播中发展壮大。唐朝时就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遣唐使来华学习互鉴，今天更是有许许多多对中华文化抱有好感的汉学家，不啻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又一扇品读唐诗的窗口。曾荣获列文森图书奖的《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是美国大学中国古代诗歌课程的必读书。
该书作者倪健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师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专攻唐代文学。在他看来，中国古诗研究的一个惯常做法，是根据个别字词的使用来衡量作品的成就。但唐诗不只是吟风弄月或观海听涛，文学属性之外，也是“具备特别物理特性的物体”，有时体现为纸上的墨迹，有时呈现为稍纵即逝的声音，他的目标就是要发掘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包括口头吟诵或书面表达在内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通俗一点说，无论是一首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或是在酒馆听人吟唱一首诗，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当这一类文本不同于我们捧读的现代通行版本时，通过比较对照，更能发现一些以往被人们忽视的东西。
20世纪初，敦煌写本的出现，无异于天赐良机。这些在敦煌藏经洞中沉睡千年的古本，不受后世编辑、印刷过程的干扰，最接近唐代诗歌的本真样貌。倪健的研究犹如私家侦探在分析一件重要的物证，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韦庄《秦妇吟》这八份敦煌写本之上。从抄写者的用笔习惯、涂改情况甚至墨迹的浓淡，到手卷所用纸张的尺寸大小、便携程度以及构成材质，详细对比了不同写本之间的差异和变动，并据此提炼出11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变体，反复推测并验证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尽可能还原出一首唐诗如何在作者、抄写者和读者之间传播的完整过程。
诗的传播过程重要吗？答案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牵连着诗人的生命轨迹，映照出历史的真相，其意义不容小觑。比如，口头创作一首诗在唐代十分普遍，据统计，《全唐诗》中有81首诗明确标示为“口号”或“口占”，这样的诗作甚至还挽救过大诗人王维的命运。安禄山攻占长安后，王维被俘，他曾尝试服毒并假装失声，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屈服于叛乱政权。安史之乱结束，他遭遇到叛国投敌的指控。但据说，在他被安禄山囚禁于菩提寺期间，友人裴迪来探望，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一桩大事，安禄山强迫梨园弟子在凝碧池为他演奏，乐人们潸然泪下并当众摔毁乐器以示反抗。王维听闻此事感慨良多，当即作诗一首，并大声念给裴迪听，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传递出对圣上的赤诚和对叛军的嘲讽，凭借此诗，足以证明王维曾身陷叛军囹圄而且忠心可鉴。倪健评价这首诗“再现了王维在从裴迪那里听到关于梨园弟子凝碧池故事时自发的道德回应，而他的大声口诵进一步强调了这首诗是他忠诚的证据。王维不仅为安禄山叛乱下帝国的衰败感到悲哀，还愿意在被囚禁时宣告这种情感”。皇帝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念旧情，将他无罪释放。试想，假若当时裴迪来看望王维时，他没有“口号”这首诗，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诚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所言：“唐诗中间有丰富的历史，历史也常常借诗歌显现。”唐诗历经千年仍旧熠熠生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读唐诗，就是在读中华文化的历史，这是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段历史。（周洋）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