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史有两个大分裂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大分裂结束于大秦,第二次大分裂结束于北周、隋朝。(五代十国亦是分裂时期,但时间不长)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立国之初不过蛮夷小国,常受列国鄙夷,民贫兵弱,但经过商鞅变法,“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李白诗曰:秦皇扫六和,虎视何雄哉!
在七百年后的西魏也进行过一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西魏、北周经过改革后国力大为增长,最终统一了整个北方,继承于北周的隋朝又在数年之后统一了全国。可以说西魏、北周的这次改革同商鞅变法一样,也是非常成功的。此次改革的发起者乃西魏丞相宇文泰,改革的具体实施人却是行台左丞苏绰。宇文泰虽是丞相,却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子宇文觉于557年废西魏恭帝建立北周,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隋文帝杨坚从9岁的外孙手里夺得帝位,建立隋朝。
北魏于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西魏由权臣宇文泰掌控,东魏由权臣高欢掌控
550年高欢次子高洋建立北齐。557年宇文觉建立北周,乘南梁内乱吞并巴蜀
然而商鞅变法国人皆知,但是苏绰改革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中学历史课甚至未有提及,这又是为何呢?到底这场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商鞅的改革采用的是法家的措施,见效极快。而苏绰的改革表面是儒家,其实是外儒内法,温和而不极端,见效慢。再加上西魏、北周政权在数十年内两次更迭,苏绰的改革未必能执行的下去,更何隋朝进行了更重要的三省六部制的改革,苏绰在西魏的改革也就显得没那么光芒夺目。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
所以,要讲西魏改革,先得了解苏绰其人。苏绰字令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可以说是文理兼修,这样的人才在古代可不多见。苏绰的出生很不错,乃武功(陕西武功)大族,他的父亲叫苏协,曾任武功郡守,他的堂兄苏让为汾州刺史。苏让前去汾州就职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行前,宇文泰问他:“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苏让便推荐了苏绰。宇文泰就把苏绰召来,任命为行台郎中。宇文泰对苏绰并不了解,自然也没注意他。不过苏绰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深得同僚们的赞赏,他们只要一遇到什么问题,不用说第一时间直奔苏绰。而苏绰也向来也乐于助人,能帮忙的尽量也帮帮,甚至各部门要发布什么公文之类的,他们也要找苏绰拟定条款格式。
好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转眼间,苏绰就在行台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周惠达不能回答,便请求先去到外面找人商议后再行回复。周惠达想到了苏绰,便把和宇文泰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很快就帮他分析裁定。周惠达于是入宫呈报,宇文泰非常满意,便问:“谁与卿为此议者?”周惠达便说出苏绰的名字,并称其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说:“吾亦闻之久矣。”遂升其为著作佐郎,专职修史。
北朝壁画,风格很粗犷
对于苏绰之才,宇文泰还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没有过多的重视。直到有一次,宇文泰领着众臣前去昆明池看打渔,昆明湖乃西汉武帝时引丰水入洼地而成,这本是汉武帝练习水师之所,不过后来又成了泛舟游玩的场所。宇文泰在昆明湖玩出了兴致,便问众臣这些景致的来历,群臣无人能答,但他们很快又想起了苏绰,有人就说:“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宇文泰于是叫来苏绰,苏绰对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应对如流,宇文泰大为赞赏,便留住苏绰一起骑马边说边行,早把看打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宇文泰对苏绰之才很是倾心,他早有革新政治的打算,正不知如何下手,如今得苏绰如此人才,就和当年的秦孝公见到商鞅一般,当晚与他谈至深夜。第二天上朝,宇文泰便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立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职位,参与主管机要事务,从此以后苏绰算是扶摇直上了,宇文泰对他越来越信任,到了后来,宇文泰外出巡游前,总会在一堆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白纸交给苏绰,这几乎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他,而苏绰也并没让他失望,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
苏绰在位期间,除了帮助宇文泰打理日常行政要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宇文泰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制度改革。之所以说不寻常,关键在于它的内容相对于战国时期的变法以及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相比显得非常平和而不激进,但可以肯定是很成功的。苏绰受到重用后,先后草拟六份诏书,这六份诏书又正好是六条总纲,总结下来就是18个字:治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史书对这六诏的总纲有所记载,但改革的具体内容已不详。
宇文泰非常重视苏绰颁发的六诏和他发明的计帐法,置于座右,下令百官习诵,并且规定:牧守令长,不通六诏和计帐法者,不得为官。由此可见苏绰的改革是得到非常彻底地执行。当时西魏与东魏争雄,东魏国力远超西魏,但是西魏、北周在战争中往往不落下风,除了宇文泰个人军事能力较强之外,亦有国内政治清明,无后顾之忧的一面。反观东魏、北齐国内叛乱不断。历史学者一致认为苏绰的这次改革使原来弱于东魏的西魏迅速转弱为强,从而为承继西魏的北周统一北方以及隋统一全中国创造了条件。
在这里讲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及内容,如果两者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商鞅变法的发起人是秦孝公,他因不满“诸侯卑秦”,自觉“丑莫大焉”,也为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失地,所以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人才,商鞅正好在魏国混不下去了,便来到了秦国,他通过宦官景监三见秦孝公,向其兜售治国方略。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对他大讲“帝道”,所谓“帝道”便是尧舜这些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基本和道家思想讲的无为而治差不多,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商鞅退出后,秦孝公怒斥景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五日之后,商鞅再次通过景监第二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他讲的是“王道”,所谓“王道”是指夏商周时期的君王一贯采用的政策,其精髓和儒家思想差不多,讲究仁政和德治,这一回秦孝公可没睡觉了,但商鞅所说还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
商鞅很快又通过景监第三次走后门,这次他对秦孝公讲的是“霸道”,所谓“霸道”是指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所实行的政策,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句话的意思是: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便可以称霸,称霸必有大国的基础,说白了霸道就是强兵之策,行霸道者往往能使国家在短期称霸诸侯,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兵,要想强兵就得注意耕、战、赏、罚四点。秦孝公对霸道最为满意,于是委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事宜。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我们拿商鞅变法的内容同苏绰六诏进行对比的话,区别就很明显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法令,实施起来很有操作性,六诏只能算是施政方向。
不过这并非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最大区别主要还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首先要明白一点,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从小就好刑名之学,而苏绰却是个典型的儒士,按孟子的说法,其改革内容属于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所讲的“王道”,区别就在这里。
荀子曰:“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这是中国先贤对王道与霸道最重的阐述。说通透一点,掌握道义的制高点可以称王,得到诸侯的信任可以称霸。所谓儒家的王道与法家的霸道,则是对荀子这句话的另一种阐述。如果再加上道家的无为而治,即所谓的帝道,这三者就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最基本的三大思想。
帝道、王道、霸道这三者并不矛盾,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用法。三者其实对应着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就战国时期而言,帝道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战乱的情况,帝道在政治上的表现为无为而治,他产生于上古时期部落林立,小“国”寡民,而且生产力低下,适合无为而治。西汉初年亦采取过这一方法恢复国力。但之后的统治者再也没有采用这一方式治国。
到了夏商周时期,国家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为分封制,具体表现是分封诸侯以为藩屏,王的权力也不大,诸侯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便可。统治者若不怀德,结局也只能被各诸侯联合推翻,汤武革命便是如此,因此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是: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有大国做基础。
秦孝公所钟爱的霸道,正是春秋五霸所行之策,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这一时期“贵诈力而贱仁义”,霸道自然倍受推崇,而且秦孝公改革的原动力就是因为被人欺负了想要报仇,所以当商鞅向其兜售霸道之策时表现得欣喜若狂,连谈几日几夜,巴不得明天秦国就能成为超级大国,把那些看起不秦国的国家全给灭了。
商鞅见过秦孝公后曾对景监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正如商鞅所言,秦孝公急功近利,秦国的国力在短期内可以根据他的改革得到很大的提升,最终为以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但他急于求成,律法制定得极为严酷,而且制定的每一条法令都只为富国、强兵,这使得秦国百姓只为两件事而活着,一个是农耕,一个是征战,从此秦国便有了虎狼之国的称号。所以说秦国灭六国的功绩确实伟大,但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所作出的牺牲也不在小。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统治阶级的刻薄少恩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当我们了解了商鞅变法的精髓后,在来看苏绰的六诏,就越觉有意思了。可以说苏绰六诏正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具体内容,若按商鞅的说法,便是行王道。儒家一直以来都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成人生的最高追求,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齐家,苏绰在六诏中把治身心和敦教化放在最前面,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就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自汉末儒学衰落,魏晋佛学传入,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遭到极大挑战,要么笃信厚黑学以及功利主义,要么信仰宗教寄希望于神明或者来世。同春秋战国一样,出现了“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现象,“上无教化,唯刑法是用”,要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头两诏,不但是对百姓的要求,更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
苏绰同时又认为“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所以就必须“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要想足衣食,就得尽地利。西魏刚建立之初,曾遭到一次严重的旱灾,致使关中出现粮荒,东魏又趁机来攻,若不是宇文泰运用其高超的军事计谋大败敌军,然后率军就食于河南,西魏差一点遭到灭国的危险,所以西魏如不解决粮食问题,不但难以改变其所处劣势地位,而且连生存都很困难。因此苏绰要求地方政府劝课农桑、赦免奴隶、不失农时,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西魏粮食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苏绰提出擢贤良的措施意义就更大了。北魏自孝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北魏的统治阶层平均智商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用人制度的改革的确非常迫切。在这方面,苏绰参考了两汉时期的政策,将举荐人才的权力交给了州、郡、县地方政府,这样便从制度上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寒门的政治地位因此提到了不少。而且在人才标准方面,苏绰要求非常严厉,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苏绰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得西魏政治清明,同时又使得改革措施执行的非常到位。更重要的西魏的政治继承于北魏,统治集团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共同组成,但是军权基本掌握在鲜卑贵族手里,经过与东魏多年的战争兵力损失较大。然而西魏时期大多数鲜卑人已经与汉族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大,通过唯才是举的措施使得更多的汉族地主纳入了西魏的统治,一方面增强了西魏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西魏的政治结构,加速了民族融合。同一时期宇文泰实行了府兵制,即让更多的汉族地主的武装加入到军队编制,使得西魏的政权性质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北周骑兵俑
恤狱讼的意思是慎重对待诉讼。自两汉以来,儒法合流,两家远非战国时期那般泾渭分明,儒学讲究德治,法家推崇法制,两者都有其缺点与不足,正因为如此,两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最终统治阶级采用了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思想,其表现为德主刑辅。苏绰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坚持儒家德治为主,又不否认刑罚的作用,而商鞅却将刑罚作为治国的唯一途径。
六诏中最后一个是均赋役,苏绰要求均赋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所谓民不患贫而患不均,毕竟南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十分的尖锐。话又说回来,西魏为了支持连年的战争,所以在赋役方面还是很重的,甚至高过东魏、北齐,苏绰因此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世君子谁能弛乎?”还好西魏因为前几条改革措施实行得比较好,官员都比较廉洁,反而社会矛盾远没有东魏、北齐那么尖锐。
西魏、北周经过这些措施的改革后,国力得到了很大的跃升,虽然比不上商鞅变法效果来得明显,但也足以使得西魏、北周的在二十年后有了统一整个北方的资本。而且苏绰改革的复古思潮加快了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得以重建,这就成功的阻止了西魏像东魏那样在胡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迁的游牧民族逐渐汉化,民族矛盾随之化解,伟大的大唐文明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建立。从这点看,苏绰六诏意义非凡。
遗憾的是,苏绰和商鞅一样,都没能亲眼看到改革的成功。商鞅因改革而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很快就被人诬告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旅店,结果因没有证件,店家害怕他发明的连坐法而不敢留宿,商鞅又想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亦不愿收留,还把他送回了秦国,结果被处以“车裂之刑”,临死前,商鞅自叹曰:“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
商鞅的死算是咎由自取,他以法家思想成就了强秦,自己到落了个作法自毙的下场。他三见秦孝公,其表现更像一个商人,秦孝公就是一买家,他以帝道、王道、霸道三家学说投其所好,秦孝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政治考虑而采取了霸道,虽使大秦能在短期内一统天下,却也落了个二世而亡的下场。
就个人而言,苏绰死后的待遇比起商鞅来要好得多。苏绰积劳成疾,于公元546年病逝,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便想厚葬他,可又担心违背了他生前的心意,于是问百官曰:“苏尚书平生兼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进言:“俭约,所以彰其美也。”宇文泰便采纳了他的意见,仅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领着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直至城外。
灵车走远,宇文泰悲恸难制,于是把酒洒地祭奠:“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说完便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上滑落。苏绰、商鞅为何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呢?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报,皆从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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