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食货志》开篇便谈到“食”与“货”的重要性。在班固笔下，“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可知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鉴于《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因此想要探究彼时的制度便不得不求诸于两汉史与南朝诸史，然而通过对吉光片羽的辑录分析，依然能够获得许多宝贵线索。
其实关于汉末三国的“官府作坊”问题，唐长孺在《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一文中便曾有过精妙论述，不过唐氏立论于魏晋隋唐间的制度变迁，非止着眼于三国时代。
本文想就三国时代的官营手工业问题，分小专题形势展开探讨。按矿冶、纺织品、尚方器物三部分加以论述。鉴于史料有限，这一问题的分析或许无法尽善尽美，权当为读者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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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汉末手工业的瓦解与重建手工业具备一定的技术门槛，往往是由专门的匠人担任，而官营手工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便是当时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也只有官府才具备充足的能力、动机去组织匠人进行专业生产。因此官营作坊与手工匠人普遍存在于大都邑中。
随着汉末动乱，人口锐减，大量都邑荒芜废弃。即使是洛阳、长安这样的百年帝都，也在初平（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相继遭到毁坏。建安年间（196-220）曹操致力于营建许县、邺县，直到曹丕继位才重新定都洛阳。
（董）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 董卓传》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李）傕、（郭）汜、（樊）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后汉书 董卓传》
关于汉末城市的毁弃问题，彼时的许多见证者均有过生动描述。
汉末学者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曹魏护军蒋济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陈寿亦曾借《张绣传》表示“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后汉书 仲长统传》
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张）绣特多。--《魏书 张绣传》
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
在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官营手工业断难维系，因此匠人大量逃亡，或死于兵祸，或沦为战俘。
曹操在建安元年（196）讨伐颍川黄巾，缴获了许多耕战器具，考虑到两汉实行盐铁专营，可知颍川黄巾的农具当为匠人私铸。
及破黄巾定许（县），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魏武故事》
孙策在建安四年（199）讨伐庐江，缴获了袁术、刘勋的部曲以及百工，合计三万余人。百工的存在，亦可证明匠人在汉末丧乱中已经星散各地，不复当年的组织规模。
（孙策）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江表传》
因此三国时代的手工业，其实经历了一次破坏之后的整合*，这一问题并非本文重点，不再展开。本文主要按矿冶、纺织、尚方器物三方面，论述细节问题。
矿冶问题建安九年（204）曹操攻破袁氏的治所邺县，翌年（205）剿灭袁谭，遂着手恢复官方的盐铁专营。
及破南皮……（曹操）礼辟（王修）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魏书 王修传》
曹操任免袁谭故吏王修为“司金中郎将”，负责统筹矿冶机构的生产运营，兼顾盐业。
西汉时代的盐铁之权归于中央的大司农，东汉时代则归于地方郡县；曹魏时期，盐铁之权归于司金中郎将。
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指东汉）皆属郡县。至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将以主之，利权悉归于上矣。--赵一清
司金中郎将下设“司金都尉”与“司盐都尉”，各有权责。韩暨便曾由盐官转为司金都尉，可为佐证。
（韩暨）徙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魏书 韩暨传》
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司金中郎将”与“司金都尉”即“摸金校尉”的别称，属于盗墓之官；潘眉、卢弼等人则认为司金中郎将与盗墓无关，单纯是矿冶官。
理由很简单，因为蜀汉亦设司金中郎将，由张裔担任。鉴于张裔的工作主要是“典作农战之器”，可知该职务的工作内容相对单纯。
先主以（张）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书 张裔传》
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由于张裔担任“司金中郎将”时与“司盐校尉”岑述违戾不和，因此蜀汉的盐官与铁官，是否像曹魏那般统归于司金中郎将管辖，颇难定论。
后（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蜀书 杨洪传》
吴国的矿冶经营与官职设置情况不详，不过从《宋书》记载来看，直到南北朝时代，江南地区的冶铁机构，仍“多是吴所置”，可知孙氏统治时期应该也设有类似机构。
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宋书 百官志》
其实古代的金属制品，大用途无外乎以下几类：武具、农具、货币、尚方器物等。在两汉魏晋时代，由于朝廷对金属的垄断控制，部分农具尚是木制。金属的主要用途，应该还是以铸造兵器、货币为主。
董卓入京之后（189），曾组织过一次铸币改革，结果为了节省铸材，搞出了许多劣币，导致“钱货不行”。因此汉末三国时代，粮食与布帛长充当一般等价物。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即“剪凿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魏书 董卓传》
直到魏齐王时代（239-254），护军当中收受贿赂，仍然是收绢帛而非铜钱。
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魏略》
虽然魏、蜀、吴三国均尝试过恢复铜钱的流通，但成效有限。曹丕在黄初二年（221）曾试图恢复五铢钱，结果反响平平，同年即废此制。
（二年）三月……初复五铢钱……冬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魏书 文帝纪》
曹叡在太和元年（227）又恢复五铢钱（见《明帝纪》）。不过从《蒋济传》引《魏略》的记载看，魏五铢的流通与使用很成问题，魏人似乎更加习惯用布帛为交易媒介（见前文注引）。
蜀汉曾铸“直百钱”，东吴亦曾铸“大泉五百”，不过这些货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更多是充当临时性质的金融工具，因此不论。
军用不足，（刘）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零陵先贤传》
（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吴书 吴主传》
刘备铸直百钱，平诸物贾
另外，开采出的金属，用途流向也很成问题。《南齐书》记载，蜀中缺铜，刘备竟需要熔炼自己的“帐钩”来铸造货币。
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齐书 崔祖思传》
实际益州是盛产铜矿之地。西汉佞臣邓通富甲天下，便是因为他占据了蜀地的铜山，可以自铸铜钱。刘备占据益州全境却陷入铜荒，可见开采出的金属，主要用途并非铸币。
从可见史料推断，三国时代金属的主要用途，应该是制作兵器。
《刀剑录》记载，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太平御览》亦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请名匠蒲元督造战刀三千口。
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刀剑录》
（蒲元）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太平御览》引《蒲元传》
吴、蜀如此，魏国可知。
纺织品问题不同于可以制作兵器与耕具的矿冶物，纺织品的用途相对单纯，管制也相对宽松；因此并非全系官营，民间也可涉足。
王沈《魏书》记载，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县之后，便令冀州地方百姓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可知这种零散的实物赋税，一定源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
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王沈《魏书》
当然，除了民间小作坊之外，也存在官营的大型工场。比如建安十八年（213）曹*迫汉献帝娶自己三个女儿为贵人，聘礼当中便有“帛、玄纁、绢五万匹”。
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献帝起居注》
玄即黑、纁即暗红，玄纁也指代帝王下聘的聘礼。这种染色织物与一般的素色织品在质量、规格上存在明显区别。五万匹数量巨大，应该不全是源自民间征发。基本可以确定为官营工场的制品。
三国织物以蜀汉为最，其特产“蜀锦”畅销各地。
《太平御览》称“魏市于蜀，吴资西道”，《搜神记》等南朝典籍，亦记载曹操使术士左慈赴成都买蜀锦的故事，该故事又被范晔录入《后汉书》，可见蜀锦无疑是三国时代的硬通货。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太平御览》引《丹阳记》
（曹）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后汉书 方术传》
刘备入成都时（214）曾赐给关羽、张飞、法正、诸葛亮“锦千匹”，这里的“锦”来自刘璋内库，应为蜀锦。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蜀书 张飞传》
刘备赐功臣蜀锦千匹
不过从可见记载看，蜀锦的质量参差不齐，未必有传说般精致。
比如曹丕便认为，流通至洛阳的蜀锦徒具虚名，不比北方自产的织物精美。邓艾破成都时（263），收缴了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绢是未染色的织品，而蜀锦竟和绢的数量相等，难免粗制滥造的嫌疑。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自吾（指曹丕）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太平御览》引《魏文帝诏》
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蜀记》
吴国无锦，需从蜀汉进口；但吴国有土特产葛布，其中粗布葛衣叫“綌”，细布葛衣称“絺”。交州军阀士燮曾向孙权进贡，贡礼中“杂香细葛，辄以千数”（见《士燮传》），可为一证。
尚方器物问题尚方即制作御用之物的官署，尚方署督造的器物一般是供给帝王享乐所需。
尚方隶属少府（九卿），少府掌管皇帝的私人财物以及支出用度。九卿的职能非常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管家，少府在这一方面的色彩尤其明显，其下辖的尚方署同理。
曹叡的舍人张茂曾上书劝谏，称“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曹髦即位后“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亦可为证。
（曹叡）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魏略》
（曹髦）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魏书 高贵乡公纪》
由于尚方这一机构，专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娱乐需要，所造器物精致绮丽，且只在极小范围内流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情况倒是十分类似。
尚方这一机构早在两汉时便已设立，之后职能亦无甚变化，魏、蜀、吴三国皆有。不过鉴于彼时处在大乱之世，尚方署的存在，便更衬托出统治阶层的腐朽败坏。
另外，乱世时僭越逾制的情况，比治世时也要频繁许多。
比如魏明帝时代的宗室曹楷（曹彰之子），便交结内廷，委托尚方署私造御用器物，结果东窗事发，被削夺封地。《魏氏春秋》称曹楷为明帝养子曹芳之父，曹楷有僭越之胆，或与此有关。
青龙三年，（曹）楷坐私遣官属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魏书 任城王传》
（曹芳）或云任城王（曹）楷子。--《魏氏春秋》
再比如齐王时代的权臣曹爽，也时常盗窃内库珍宝以供享乐。虽然曹爽的许多罪名是司马氏捏造，但从陈寿的赞语看，曹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的罪名并无争议。
（曹爽）承势窃取官物……饮食车服，拟于乘舆（指天子）；尚方珍玩，充牣其家。--《魏书 曹爽传》
曹爽承势窃取官物，尚方珍玩，充牣其家
官营手工业的匠人来源比较驳杂，既有奴隶、也有官方蓄养或民间征调的工匠；有时也有囚徒被送入作坊充当苦役。
这种临时性质较强的匠人，一般会从事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重体力劳作，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由于冒犯了曹丕的甄夫人，便被曹操械送尚方署进行改造。
酒酣坐欢，（曹丕）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典略》
刘桢是文人而非匠人，缺乏必要的手艺，只好从事“磨石”一类的杂役，郁郁不得志。《太平御览》、《水经注》对此均有记载。
武帝（指曹操）尝辇至尚方观作者，见（刘）桢故环坐正色，磨石不仰。--《太平御览》引《文士传》
东吴的孙皓耽于女色，令尚方署以黄金制造“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华燧、步摇、假髻均是妇女的头饰。孙皓既然可以制造上千黄金头饰，可知吴宫之中的尚方署规模不小。
（孙皓）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江表传》
《吴书 滕皇后传》称孙皓“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即隐喻吴宫礼制混乱，许多妃嫔的穿戴、服饰都僭拟中宫（即皇后）。当然，像这类后宫服侍器物，无疑也来自尚方署。
蜀汉虽然没有尚方的相关记载，不过以刘禅“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见《董允传》）的好色性格以及“内供服御，费用张广”（见《谯周传》）的奢靡行径来看，蜀汉宫廷中无疑也存在这一机构。
小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社会中精细繁复的手工业，可以视作阶级制度的产物。脱离农业生产的官营匠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服务、取悦于当时的统治阶层。
匠人中的粗笨者生产农战之具，精细者则制造尚方器物。至于其命运则十分悲惨，不仅承担沉重的劳作任务，甚至连应得的报偿都难以获得。
按《群书治要》描述，东汉末年，地方奸吏接到上级的手工业任务，便到民间“设计诱之”，工程结束之后，又拒绝支付酬劳，导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
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指报酬）。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吿哀，终不见省。--崔寔《政论》
长此以往，东汉奸吏在民间无法再征募到劳动力，又“因乃捕之，劫以威势”，逼迫百姓强制劳动。种种荒诞行径，最终导致东汉朝廷威信扫地。
（百姓）豚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崔寔《政论》
唐长孺在《魏晋时期对工匠的控制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一文中，亦认为“虽然在较长时间中，官府作场的设置很少变动，但直接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却不能不随着时代而有所差别”。
可悲的是，从史料记载看，即使在汉末三国的乱世背景下，这一现象似乎也并未有所改观。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或穷兵黩武，或耽于逸乐，海量的兵战之具，穷奢的御用之器便是明证。这一现象足为后世之戒。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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