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一艘游船某天缓缓驶进马赛港的码头。历经三个星期的航行，甲板上的人们探着身等待上岸。张幼仪也在人群中。这是她与徐志摩分别一年多后，第一次出国与丈夫团聚。前一夜，她还躺在船舱中辗转难眠。同船的游客打趣说：“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匆匆应下的张幼仪无言以对，她心里清楚，她是被婆家送去的，为了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
船还未靠岸，张幼仪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张幼仪没见过西装革履的徐志摩，但这并不妨碍她认出他。“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有些出神，许是太久没见，久到她都快忘记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她一下的样子。张幼仪回忆说，她这一辈子都在和像徐志摩一样有学问的男子生活，她的父、兄皆如此，但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她，“唯独我丈夫如此”。
尽管坊间已经流传有许多关于徐林的爱情佳话，又或徐陆如何向旧传统发起挑战，但鲜少有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声音。与徐志摩眼中那个固守传统的妇女形象有所不同，张幼仪还是家中第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性，也是那个在传统框架下求学求知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最初于199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在繁体版出版之际，“曾经有人对本书对徐志摩的形象可能造成的伤害提出质疑，张邦梅表示，她只是记述了张幼仪的故事和感受，让她也有讲话的机会”。时隔多年，两个人的故事不应该始终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对于两人的关系，身处其中的张幼仪也有自己的观察。她又会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如何追忆属于她的人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安之如仪》，篇幅原因，较原文有较大幅度删减，文中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安之如仪》，张幼仪 口述，[美]张邦梅 著，中信出版社 2023年7月。
原文作者 | 张幼仪 口述
张邦梅 著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十三岁那年。爸爸妈妈在 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小的银质相片盒。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想知道。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瞧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了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爸爸想知道我对照片里那个人的看法。我一言不发地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来临。我转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意见。”根据中国当时的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他叫徐志摩，是四哥帮我发掘他的。四哥在担任浙江都督秘书的时候，有一部分公务是视察当地学校。几个星期以前，他到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学生的作文印象极为深刻。这篇文章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将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梁启超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二哥的朋友兼同僚。四哥后来告诉我，他翻过数百份模拟梁启超文 章的学生作品，但此前没有一篇捕捉到他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
这位年轻作者的书法也透露出不凡的才气。四哥细看他写的每个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画、一钩、一折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 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的眼光和操守。
四哥打听了这位文章如此令他难忘的年轻学子的来历，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独生子。四哥无须知道更多，当天晚上就寄了封署本名张嘉璈的介绍信给徐家的当家，提议徐志摩与我成亲。信寄出去没多久，徐志摩的父亲就亲自回了封短笺，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四哥在当地已经博得声望，而且恢复了我们家家境富裕、受人敬重的名声。徐志摩父亲的短笺写得很简单：“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这就是徐志摩和我订婚的由来。
1986年圣诞节，张幼仪与张邦梅。
我和徐志摩结完婚，在婆家住了几年以后，有个用人告诉我徐志摩第一次看我照片的情形。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所以，他听从父命与我结婚。
在家人考虑正式为我和徐志摩订婚以前，得先找个相命的人 来家里合我们的八字，看看我们是不是相配。我坐在妈妈和相命婆中间，忐忑不安地等着聆听我和徐志摩未来的命运。相命婆盯着她的相命图。“我喜欢这家人，”她说，“是非常好的人家。”
她端详着那张相命图，开始给妈妈解说出生年份里的玄机。徐志摩生于1896年，比我大四岁，生肖属猴。唐朝有位皇帝派唐僧到印度取佛经的时候，挑了孙悟空这只猴子同行，好完成这项重大任务。这迷人又逗趣的猴子，是第一个被佛教徒崇奉为神的动物。可是相命婆说，猴子也可能变得狡猾和丑恶。我的生肖是鼠，象征勤劳与富足。老鼠是专捡烂东西的动物，它们会寻找、获得、囤积丰富的食物。不过，老鼠也可能出现胆小和吝啬的行为。
相命婆深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向妈妈说明。“我必须告诉你的是，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她宣称，“要是你女儿属狗就好多了，狗是忠实的象征。”妈妈不安地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二十五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
我差点儿听不下去她们两人的谈话。我想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但不敢打扰妈妈和相命婆。是我哪里有问题吗？还是徐志摩哪里有毛病？相命婆说我们不配，是什么意思？妈妈摇摇头，差点失去耐心地看着我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人非赶快嫁掉不可。”
妈妈沉默良久以后，才耸耸肩膀，摆出一副认命的样子说：“我们得做我们该做的事。”结果相命婆把我的生肖从鼠改成狗，生年也从1900年改成1898年，然后宣布这门亲事是天作之合。我家人把这消息送到徐家，略而不提我的生肖被篡改的事。一个星期以后，徐家把象征婚姻坚贞不渝的一对鸳鸯送到我家门口，家人接受了这份礼。这就是正式订婚了。
围绕在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未解之谜。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噩运？她事前就知道我们会离婚吗？而且我从来都没搞懂，为什么相命婆帮大姐算命的时候，妈妈听了她的话，轮到给我算命的时候，妈妈就没听，难道她认为我嫁给一个不适合的对象没关系？徐志摩和我不顾相命婆的不祥预测而结婚，是命运使然吗？
“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在西方婚礼中，新郎新娘是最有面子的人，他们在一个地方或站或坐，由来宾趋前向他们致敬。中国婚礼的情况恰恰相反，来宾才是接受致敬的人，新郎新娘必须向他们磕头。磕头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磕头者先双膝跪地，然后把两臂搁在前面，头着地面之后再起身。
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徐志摩和我站在两张红色太师椅前，向每对坐在椅子上的来宾磕头，有人会从一长串名单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要磕头的对象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完全自己来；其实我们身后各有一人帮忙推我们下跪，再拉我们起立。推下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
婚礼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两条腿痛得差点儿没法子走路。
1911年，中国从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可是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全国土地受到各地军阀的控制。1915年，也就是我们结婚那年，军阀之间起冲突是家常便饭。就在我们结婚当天，硖石乡间打了一场小仗，所有开往上海的火车都被取消，谁也没法子回到城里。一听到这消息，许多男客都在喜酒之后离开礼堂，与上海的办公室联系。四哥、徐志摩的父亲，还有他们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银行家，这些人当天晚上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拍电报告诉他们的助手，他们第二天不会到办公室。徐家人不得不订下镇上的旅社房间，又租下另外两间房子给所有过夜的来宾住，这种大阵仗以前从没在硖石发生过。既然大多数来宾要留宿，大家都熬到很 晚还不睡觉。
到了闹洞房的时间，一大堆人都挤进洞房。闹洞房是个非常老式的习俗，新娘坐在房间正中，来宾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试探她的脾气。当徐志摩的亲戚朋友在我四周走来走去戏弄我的时候，我得坐在洞房中间，什么话都不说。要是我哭了、笑了，或是开口了，就会被认为脾气不好。
“唱个歌来听听吧！”一个人说。
“我们让她跳支舞吧！”另外一个人说。
“乖乖，你好丑啊！ ”有个人说。“大家瞧瞧这双大脚。”又有个人说。
他把我的裙子撩到脚踝上，好让每个人取笑我的大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由他去闹。徐志摩的一个朋友甚至提议大家看看我内裤的颜色，幸好徘徊在我身边保 护我的哥哥弟弟阻止了他们，要不然我是招架不住的。这种戏弄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过程徐志摩都没看见，因为他进进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诨去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参加婚礼的每个人得到的乐趣都比我多。
大约清晨四点的时候，客人突然之间都离开洞房了。我累坏了，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才过了大概五分钟，徐志摩就进来了，后头还跟着好几个用人。其中一人把床罩子拉到床尾，在床中间铺上一块白丝帛。堂姐告诉过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展示这块布上表明我是处女之身的证据。其他几个用人帮着把我从椅子里扶起来，带我走到梳妆台前，准备为我的新婚之夜梳理一番。
我很快就准备好了。我那略带檀香味的头发松垂在肩膀周围，用两只玉梳向后固定；除了披上薄薄一层绣着鸳鸯（象征婚姻忠贞）的红丝袍以外，身上再无他物。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
他身上也脱得只剩最薄的一层丝袍，而且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独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 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先向我开口，所以我就等在那儿。
当时的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
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不三不四”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
当时我太年轻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至少眼下还没这样要求），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东西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辈子都和像他一样有学问的男人——我的父亲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我。唯独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气时，徐志摩没交代一声，就不见人影。我从一个用人口里得知，他乘着轿子去徐家在东山上的一栋房子了。虽然我从没上过那儿，可是我晓得从那山顶可以望见一座女石像。根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妇人的丈夫到海 外经商后一去不复返，她登上一座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盯着海面瞧。她守候丈夫的时间太长了，被泪水沾湿的身子最后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当地人就给那座山取名叫“望夫山”。所以我假想我到过山上那处所在。
这时候，我才了解阿嬷说的“不三不四”是什么意思。
我本该是个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却当我缠过脚似的对待我。他认为我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喜欢我。然而，对老太太来说，我又不够传统。有双小脚的她每天待在女眷室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却想到硖石街上一探究竟。阿嬷和妈妈对我许过种种愿望，可是我既不像妈妈梦想我会变成的太阳姐妹中的一个，也不像阿嬷想要我变成的月亮姐妹中的一个。
徐志摩回家以后那几个星期，老太太一直紧盯着我。有一天 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胃口，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有喜了。”
她会比我先知道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结果被她料中了。怀胎头三个月，我害喜相当厉害。但从第四个月起，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肚子里是个男孩。
我已经告诉过你，中国的女人是一文不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死的时候，是从阳世转到阴世。女人、阴性、月亮，以及所有被动和幽深的东西，都属于阴界；男人、阳性、太阳，以及所有强势和崇高的东西，都属于阳界。
十八岁的张幼仪搂着长子徐积锴。
你可能觉得这么分有失公平，可是中国人认为，只有男性——儿子、孙子、曾孙，还有永无止境的后继者——身上才有阳界祭奉阴界祖先的适当成分。好好敬奉祖先，并且维持阴阳界 平衡是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死者会离开阴界，变成孤魂野鬼侵犯阳界。而我们女人只有依靠为夫家生育子嗣，才能保住在阴阳两界的地位。
这就是中国人喜欢男孩，尤其是长子的原因了。记得我听说过，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女孩以后，非常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要产婆立誓保密，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无法隐瞒为止，中间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虽然我也想要个儿子，可是随着*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娃儿，我不会那样对待她；也不会把她的八字别在襁褓上，然后把她丢在田野里，让发现她的人把她当童养媳马上嫁掉；更不会把她的脚缠起来和限制她求学。
生产的时候，我晕了过去，可是没人叫醒我，他们懒得叫。后来我是因为生下儿子，产婆尖叫“是个男孩”才醒转过来。通常，以前乡下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想让神明知道家里生了男孩，否则神明会把他带走。
我公婆极为激动。他们送了一堆红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来人间报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庆祝，觉得大为宽心。能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带到这世上，真是有福气！我一见他就很疼爱，祈求他会在我老的时候善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1918 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还没多久，他便离家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渥塞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儿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没待在那儿。
“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孔子的出生地）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6月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
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道。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 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被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让我到海外。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当然，他们这么想有一定的理由：一个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时时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这是过时的观念了。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趁徐家人慎重考虑我该不该去西方的时候，我乞求老爷给我请个老师。老爷的哥哥有几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也想求学，我就和这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课。徐家决定让我去和徐志摩团聚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但这个决定和我进一步的学业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想，我公婆之所以决定送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跑去欧洲，已经让每个人大吃一惊了。他的来信中透露出不安和忧郁，令他的父母感到忧心。
张幼仪与徐志摩1921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
我为愿望的达成感到欢喜，只是得把两岁的儿子留在公婆身边。另外，徐家让我得跟着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单独远行已经不妥了，女人单独这样做就是涉险。幸好有个从西班牙领事馆来的中国家庭（先生、太太和两个小孩）准备前往马赛，于是我们搭上同一艘轮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夜里，我躺在船舱中的床上，琢磨着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举动。想起我与他之间长期保持沉默（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乡下土包子？”），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试着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距离还不至于隔得太远。在船上，我记起自己辛辛苦苦跟着老师上课的情形，心想也许徐志摩会注意到我现在的学识有长进。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学习英文。
三个星期以后，那艘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我在甲板上探着身，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儿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他说他想看看巴黎，于是我们就从港口直趋火车站。连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交谈——大概稍微谈了点儿我旅行的经过和婆家的情形。我们抵达巴黎的头一站是家百货公司，他和售货小姐帮我选了些外国服装。而我从硖石的商人那儿千挑万选、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舱里摊开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对劲儿了。
我不晓得徐志摩讲的是哪国话——我猜一定是法文，虽然我不认为他懂法文——不过，他和正在为我挑衣服的售货小姐聊了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冷冷地上下打量着我说，不行，那件洋装不好。另外一件怎么样？他把洋装贴在我身上——这是我抵达欧洲以后，他第一次碰我。
云裳服装公司。
当我看到镜中的自己穿着那袭修长的洋装，感觉到腿上那双线袜的触感和脚上那对皮鞋的紧密时，我都不认得自己了。我们还买了一顶帽子搭配这套服装。到欧洲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几张相，寄给老爷和老太太，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同幸福地住在异乡的模样。
接着，我们又搭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那飞机小得我非与他双膝交叉对坐不可。以前我从没搭过飞机，因为晕机吐在一个纸袋子里。我并不害怕，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我吐的时候，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带着小小的怨气，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欧洲时，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总是那么样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别喜欢狄更生，虽然我只看过他们两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听到他言语中满是崇敬。当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里面对我的时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于是我对徐志摩起了反感。虽然他从不辱骂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兴看到我在那儿。当阳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摆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态度。到了黄昏时分，某种忧郁的神情仿佛无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脸上。当黑夜来临，他向朋友道过晚安之后，他好像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厮守的命运。自从我到欧洲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没有感情的夫妻。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原文作者/张幼仪口述 张邦梅著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