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向西，向西南——重走西南联大之路｜徐则臣（匪帮圣经）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凌晨五点，我在沅陵的雨声中醒来。这是2020年11月1日。一夜乱梦，一队人马在旷野的泥泞中前行，雨水铺天盖地。睁开眼，耳边响起的正是浩荡的雨声，豆大的雨点落在窗户和屋檐上，噼噼啪啪。昨晚太累，睡前竟忘了关窗。起来关了窗户继续睡，还有一天的路要赶。

这是“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第二天，按计划，这一天我们要从沅陵到新晃。

昨天一早，我们从长沙出发，坐车兼步行，一路向西。走益阳、过常德，走走停停，到沅陵时，天已经黑透了。在此之前，是向南。至少对几位从北京来的朋友是，一路南下，我们从北京汇集到长沙。当年的西南联大差不多也是如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日益动荡，直至日军占领了平津。日军不仅要占领城市，还要接管大学，他们深知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为求学术的自由与薪火存续，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师生从北京出发，南开大学的师生从天津动身，三校会聚湖南岳麓山下，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八十三年前的这一天，11月1日，正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日子。不想其后日军侵袭加剧，长沙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临时大学遂决定继续向西南迁移，至云南的昆明，于是有了赫赫有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前往昆明新校址有三条路线：一是走海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再从河内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陆路，由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通过越南到昆明；第三条路线，穿越湘西、贵州和云南东部到昆明，全程三千六百里，徒步穿行。我们的“西南联大之路”，走的就是这条线。当然，今日之重走，与当年三校师生的三千里穿越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我们全程以舟车为主，徒步只是极少的补充，单看这条线上的道路，岂是当年的荒野泥泞可比。1938年的云南不像今天，全天下的人都去观光旅游，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一到节假日就人满为患，那时候云南还是极为偏僻的省份，内地到昆明的道路极尽迂回和复杂，山高路远，长路漫漫，行程之艰险可想而知。有鉴于此，长沙临时大学规定，只有男生才能报名这个“旅行团”，还得通过相关的体检。

这个旅行团全名“湘黔滇旅行团”，先期曾定名为“湘黔滇步行团”。284名男生入选，占到所有南迁学生的百分之三十。团员名单中，有任继愈、丁泽良、查良铮、郭世康、刘兆吉、屠守锷、李鹗鼎等，若干年后，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卓有建树的大家。

我最早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就源于查良铮。搞翻译和做学问时，查良铮用原名，写诗时署笔名穆旦。我视他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诗人之一，念大学时疯狂地喜欢他的诗歌和译作。念研究生时，还选修过新诗研究专家孙玉石教授的“穆旦诗歌研究”，学期论文是考察穆旦一首诗的变迁，对该诗作从初稿到一次次修改稿直至定稿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因为穆旦，我开始关注西南联大，继而因为研读朱自清、沈从文、钱锺书、汪曾祺等人，逐渐开阔和深入了对西南联大的兴趣。加之北大是我母校，在校园里也无数次看过西南联大纪念碑，越发觉得与西南联大有着某种断绝不掉的血缘关系。这也是腾讯组织此次“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时，我第一时间举手响应的原因。

合影于西南联大旧址

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一位未来的作家，《未央歌》的作者鹿桥，后来去了台湾，名单里记下的是他原名吴讷孙。还有一位英语专家，许国璋先生，念书时我学习过他的《许国璋英语》。

1938年早春，旅行团师生三百余人从长沙出发。为确保此次行军安全，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选定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校方派出的团长是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随行老师也要求年轻力壮，经得起折腾，这些中青年的教授中，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人。团员统一着装，土黄色军服、绑腿、干粮袋、水壶、黑色棉大衣、油纸雨伞。二月的洞庭湖水波浩渺，风带寒意，师生一行乘船三天两夜到达益阳，上了岸，正式开始三千里的徒步远征。不为赶路而走，出发之前，长沙临时大学的通告里写道：查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1930年代的中国西南，路很不好走，年轻的学子们想来也很久没有长途跋涉的经历，头三天脚全起了泡。三天后，适应了，开始健步如飞。幸亏行前提醒了不要穿皮鞋，胶鞋也尽量别穿，布鞋最好，要不就不单是起泡的问题了。他们走起来，发现布鞋也非最佳，最管用的是草鞋，不怕脏不惧水，空间也大，脚自由，还有足够的弹性。唯一的弊端是不经穿，一天下来就散架，好在便宜，几个铜板一双。沿途走村过镇，老乡们都穿草鞋，人人都是打草鞋的能手，随处有卖，师生们就买一双上脚，再买一双别在腰间备用。

旅行团只负责走路和背负简单的行李，大件行李都放在两辆汽车上。车速度快，每天负责打前站，提前跟老百姓协商，租用空房子给即将到来的师生们住。租下房子，再买足够的干稻草铺地，大家就睡草上。管后勤的是团长黄钰生教授，后来做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他计划每天的行军路线、宿营和伙食问题。山高路险，行军速度受限，一天从早走到晚，也就三十到五十里路，多了大家受不了。偶有多的，那真是急行军，最多的一天走了五十三公里，一百零六里。队伍拉得老长，先头部队吃过饭躺下很久，最后一批才半夜来到。

除去大自然的威胁，行军途中还遭遇过土匪，尤其湘西，三不管的飞地，向来匪患猖獗。据说张治中曾与大小匪帮们打过招呼，但似乎也不完全管用，还是经常被土匪们盯上。旅行团一副军人打扮，从面前经过，老百姓就觉得奇怪，这是哪来的队伍，一群年轻的娃娃，背后黑乎乎竖着的，不是枪，是油纸伞。土匪们不会蹭到跟前看，远远看去一支庞大的队伍，油水肯定不少，被称为“湘西王”的土匪头子就误以为他们是正规军，半道上拦住要买路钱。李继侗先生出面跟他们交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方才放过。也没有白白放，旅行团还是被迫“意思”了一下。

资料中记载，旅行团在沅陵的凉水井镇也躲过一个晚上的土匪。11月1日这一天，我们最先去的一个点就是凉水井镇。这地方是周佛海的老家。雨一直下，温度骤降，我把能穿上的衣服全都穿上了。早上八点出发，车在雨中沿319国道前行。水汽弥漫在车窗玻璃上，窗外一片漫漶，恍惚间大路如水、大水如路。

确切地点是在现在的凉水井镇中学。旅行团走到凉水井，据传土匪要来，师生在驻地警备了一个晚上，土匪“爽约”了，有惊无险。我们进校园时，正值周末，学生没课，天又在落雨，人更稀少。校领导到底是文化人，很看重这段历史对学校的传统和当地的文化影响，但对我们也只能大致介绍当年的情况。无米之炊难做，旅行团在当地留下的传说并不多，也没法多，路过而已，转瞬即逝。不过这已经很好了，前一天我们经过另外两处旅行团行经之地，向当地人问讯，一无所知。一处名官庄，一处是马底驿乡的牧马溪村。

在官庄据说也遭遇了土匪。这一队人马远远看着太像军队了，土匪们小心翼翼地围上来，才发现这群穿军装的后背上戳出来的不是枪，而是捆扎好的雨伞。我们在官庄的指示牌下出了高速，同行的闻一多先生的长孙、社科院的研究员闻黎明老师帮我们钩沉了当年的这段历史。他是研究西南联大的专家，也是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和此次“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文旅线路的学术顾问，一肚子南迁的故事和细节。这条线他走过多次。当地人对我们的到来很是茫然，抱着孩子站在路边看。

牧马溪村情况也差不多，当地人只知道红军当年途经这里，曾驻扎过一些时日，至于走过一队学生娃，毫无印象。雁过无痕，啥也没留下。经过而已。此地乃是南来北往之要冲，天下泱泱，那时候又兵荒马乱，每天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陌生面孔，升斗小民，贫苦与离散，自顾且不暇，哪有闲情去打问和记忆过路的每一支人马。八十年过去，时移世易，得多大的传奇和遗迹才经得起浩荡时光的筛选。当年的文字记载里，缘山的道路都是土石，一队人过去尘土飞扬，现在都是水泥国道，在阴雨天里闪着坚硬的光。人家还如当年那样，依山而建，房子高大了，也气派了。我们认真走了这一段牧马溪村的路，看着零散的人家在落雨的傍晚渐次点亮灯火，炊烟从潮湿的屋顶上飘摇而出。因为是环山，道路也一圈圈有了层次，过路车辆络绎不绝，强劲的灯光扯出一条条红白相间的光带，让山间阴郁的夜晚有了一点魔幻色彩。

出凉水井镇，我们继续沿沅江而行，水势浩大，滔滔不绝，与我们一起穿行在莽苍的大山之间。我喜欢叫沅水，大约是看了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先入为主的好感。山间高速都是高架，一根根水泥柱子细脚伶仃地在高山大谷中高举起一条曲折蜿蜒的平坦大道，这种道路状况一直延伸到贵州。都说贵州的高速公路是人间奇迹，湘西的这一段也是。1938年穿草鞋拄拐杖挥汗如雨的联大师生们，是断断想不到道路还可以这样走的。天堑变通途，那个见一面就得翻越一座山的时代一去不回了。

高速公路有高速公路的效率，翻山越岭的步行者也有步行的乐趣。正如出发前长沙临时大学的通告中说的：……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三千六百里、六十八天的长途跋涉，确是一次开放的课堂。一片积贫积弱的苦难大地、一个辽阔壮美的华夏河山，同时展开在联大师生面前；一个磅礴复杂的乡土中国、一种深邃幽暗的市井民间，也开始进入象牙塔里的年轻学子心中。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步行第一天的日记，以“林蒲”为笔名发表在1938年春的《大公报》上，在日记里他写道：

我们的船，就在当天晚上12时前后开出的。长沙与零散的街灯，很快便落入黑色的夜空。

船，交给小汽艇拖着前进。艄公抽出身子来，和我们闲谈。

他说为了我们的走，他的船被扣了二十多天，才领到两块钱伙食费。

“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先生们：这个码头不封扣我们，那个码头便封扣我们，我们没得法子哈。

问到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事，当作他自己的事看待，他眯眯眼睛说：“先生们天天吃肉，我们放几把盐巴度日咧！”

痛苦的心，像夜，日子无边地、忧郁地，压着这老人。

南迁之路上的闻一多先生刚满四十岁，四十当是不惑的年纪，他觉得自己刚刚开始认识中国了。步行途中，他给友人写了一封信：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

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啊！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这当然是闻先生的自谦和自省，但这一路对中国西南的田野调查，不能说没给他和联大师生们以前所未有之震撼与省思。闻一多先生看见了乡土中国之清苦，也看见了大好河山的壮丽。行至贵州镇宁，在火牛洞里传来英文歌曲《桑塔·露琪亚》，唱歌的人就是闻一多。

“《桑塔·露琪亚》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闻黎明老师介绍，“歌词写的就是港口旁边的一个长工，欢迎客人到船上来，他划着船到海上去兜了一圈，一边兜圈一边唱歌，唱什么呢？唱我的家乡，那种自豪感。……闻一多爱国，这首诗也是爱国的，都很优美很抒情。”

行军的途中不惟见识了民间的苦难、洞察了中国的现实、领略了山河之美并讴歌之，还在各自的专业与爱好上有所长进。专业不同，寓教于行的方式也有所差异。文学系的学生采风，生物系的学生采集标本，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专心社会调研，还有人专画经行各处民房的窗棱。南开大学的学生刘兆吉，一路搜集少数民族的民歌民谣，到了昆明出了一本书，叫《西南采风录》，收了两百多首歌谣，闻一多先生给写了序。闻先生盛赞这方式好，当年诗经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闻先生也有爱好，一路素描写生。到昆明，我们参观了闻一多纪念馆和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了一些闻先生的画作，不少都是西行路上的收获。他把写生当作日记来记。闻先生的大胡子也是从那个时候蓄起的。急行军中，顾不上剃须，他便与李继侗教授相约，同为抗战蓄须，抗战不胜利，胡子不刮。

龙溪口镇梁思成林徽因旅居地

离开凉水井镇中学，驱车至新晃县。新晃原名晃县，古称晃州。据说因境内有晃山而得名，但晃山究竟在哪，考据频出，争议也多，莫衷一是。不管此晃何晃，看见各种招牌广告上的“晃”来“晃”去，真就觉得脚下似有不稳之感。汉字就这么奇特。到新晃必到龙溪口古镇，当年旅行团曾驻留此地，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曾暂寓镇上。

龙溪口在沅水上游，明清时即是商业重镇。大码头的遗迹赫然可见，码头处水面开阔，两水汇流冲积出一片扇形的河滩。现在水势浅薄，但依河滩规模度之，当年必是水流雄浑跌宕，百舸争流不在话下。商人们沿沅水往来，尤其江西的赣商，多会于此，经营木材、油盐、布匹等生意，置下成片累牍的店铺与宅院。满眼所见的古建筑多是他们的家当，至今保存完好，门楣上还写有某商号、店铺和票号的字样。还有银楼、会馆，当然也有青楼，竟也都留了下来。

1938年3月，联大师生到此。万寿街53号，过去的三益盐店，即为旅行团辅导团驻址，古旧的门楼暗影斑驳，苔藓从阴湿的石板路面上长上来，门边挂着“旅行团辅导团驻址”的标牌（上图）。遗憾的是那天管理员不在，门上了锁，内院的景致和展览看不了，只能在外围观瞻。同样看不了的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旅居地。福寿街8号，青砖白墙黛瓦，原为“临阳公栈”，不必看到里面，只这名字就该是个豪华院落。梁林二位来得早，1937年12月就到了。为躲避战乱，很多人自长沙西迁，正应了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途中林徽因患了严重的肺炎，不得不在龙溪口疗治。刚到镇上，找不到住处，四处打听，临阳公栈二楼住着中国空军杭州笕桥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往昆明撤，他们给夫妇俩腾出了地方，梁林二人在这房子里住了半个月。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林徽因住在这里时，经常过河到对岸抓药。

新晃是个侗族自治县，生活有侗、苗、回等二十七个少数民族，想起南迁路上联大师生自觉进行的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我们也想借机拓展一下“重走”的范围，做一点“业余”考察。我是头一次到新晃，对这里的民族生活更是好奇。

陪同我们走访的那当地朋友是位作家，带着一个女弟子来，龙溪口人，说有问题可以问她。作家是个黑瘦的小个头中年男人，戴眼镜，稀疏的头发扎成一根小辫子垂在脑后，写过几部长篇小说，见了我们就问，哪位是获“茅奖”的林则臣？他把我跟林则徐弄到一块儿去了。他对他的女弟子说，多跟作家老师们学一学，他家里有事，先走了。女弟子十六岁，一个白净清冷的小姑娘，穿一身印着“职高”字样的校服，专业是服装剪裁。小姑娘声音不大，但完全是侃侃而谈，跟一群陌生的叔叔阿姨聊天毫无惧意和羞怯。她的眼睛大而微凸，眼神好奇又清冷。

她说当地有个婆婆，是绣花的好手，人称绣花婆婆。绣花婆婆会放“桃花蛊”，盛蛊的罐子放在一口漆成红色的棺材里。小姑娘说，当地有三种颜色的棺材：红棺材是给未出嫁就丧命的姑娘用的；白棺材给洞花女用；黑棺材是为死去的老人准备的。我头一次听说“洞花女”。小姑娘解释，洞花女指那些被山神迷住的女子，她们孤身居住在山洞里，头发都是白的。为什么头发也是白的，经年不见阳光吗？她没说。话锋一转，说她收了两个弟子，都是四川人，一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左右，都是男的，跟她学习历史和写作。再一转，她说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作家，而是开个酒铺，只卖给女儿家喝的酒。

说话时表情静寂，目光扫过来有种凉飕飕的触感，整个人几无烟火气。这个有一颗“老灵魂”的姑娘，侗族，自取网名“药娘子”。一个小姑娘，十六岁，说自己叫“药娘子”时，我心中一凛。

1938年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坐船到益阳，上岸后开始步行，经常德到桃源后，再乘船至沅陵，然后乘汽车至晃县，即现在的新晃。新晃之后全部步行，穿过贵州的贵阳和永宁（今关岭境内），再经云南平彝（今富源）到达目的地昆明。

在众多的回忆中，亲历者都提到穿行贵州的经历，行程固然艰苦，给师生们更深刻的感受是西南之落后、民生之凋敝。形容那个时候的贵州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自然环境之恶劣，贵阳远不是现在全国人民都羡慕的“爽爽的贵阳”，经济上更无担当，名副其实的穷山恶水，唯一丰肥艳丽的就是罂粟花。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对罂粟早不陌生，未成熟的罂粟果实流出的乳白色浆液，制干后就是鸦片。在当时的贵州，这是很多地方农家的重要收入来源。罂粟花丰腴冶艳，与之相对的是面黄肌瘦的贵州人民，男人们饥饿潦倒，个个像抽大烟的瘾君子。抽鸦片的当然也不在少数，愈是贫苦，愈是经常自我麻醉，因而西南鸦片之泛滥，既是种植之无度，也是吸食的不能节制。三四月份正是罂粟花开的时节，漫山遍野富丽缤纷，散发出蓬勃浩荡的妖娆邪恶的气息，年轻的天之骄子行走在罂粟田畔，恨得牙龈都酸痛：今日尚可西迁，偏安云南一隅，但若醉心于鸦片，长此以往，人必无自主之力，国亦无御敌之强，怕是迁无可迁之地、逃无可逃之所了。他们没想到，很快云南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寇的敌机很快就将追到昆明。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挥起手杖，奋力横扫那些妖艳的罂粟花。可是罂粟花何罪之有。乡村的生计有赖于此，还有比糊口更重要的事么？说到底，非民之过也，实国之罪也。他们又放下了手杖。西南人民的生活的确悲苦，但西南的人民又多么辛劳与隐忍。因为食用盐里缺碘，很多女人都患了大脖子病，她们拖儿带女，顶着个粗壮的头颈奔波在茅屋和田地之间。妇人劳作的场景让很多学生开始思考女性的生存和权利问题，也让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考察和反思乡土中国的角度。

很遗憾，自新晃之后，我们主要是坐车穿过了黔滇，汽车、火车、高铁，车窗外十一月的西南大地转瞬即逝。我所生活的北方此刻早已枝叶凋零、大地惨白，满眼的萧索，而在西南，青山绿水，一派欣然繁茂，尤其十万大山上的绿，雨水洗过后越发浓墨重彩，随时要顺着山坡流下来。车子穿行在山岭和旷野之间，我们经常一两个小时就走过了当年旅行团十来天的路程。

1938年4月23日，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学生一个都没有少。这一天适逢清华大学校庆日。相关资料中常会见到三张著名的照片，拍摄的都是旅行团到达昆明的内容。一是旅行团抵达昆明，在圆通公园内列队点名照。第二张照片上，是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与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亲切握手照，黄中将完好地将联大师生交到了梅先生手中。第三张是梅贻琦先生在致欢迎词，背后是已经先期到达的师生和来宾，面前是还穿着军装的旅行团团员。为迎接旅行团，赵元任教授还创作了歌曲《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

迢迢长路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

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

再见圣经学院

再见韭菜园

迢迢长路去昆明

那是我心之所在

从那以后，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昆明人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满街都是穿着长衫的先生。当然，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蒙自人也会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因为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先设在蒙自，合并为文法学院，到1938年8月底9月初，才又迁回了昆明。

西南联大的昆明和蒙自两个校区我们都去了，行行重行行，与它们相关的历史和遗迹也都尽力做了知识考古和情感上的切近与体悟，有的是温故，更多的是知新。这是一段与三千里长途迥异的历史，更漫长也更丰厚，其间所涉的艰苦奋斗、抗战爱国、救亡图存、科学民主、学术自由以及西南联大辉煌的成就等，每一个主题要说清楚，皆非鸿篇巨制莫办。我力浅薄，不敢轻举妄动，故且按下不表。不过在昆明和蒙自走访的那段时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西南联大》和《西南联大八年记》两部片子看完了，此外还观看了刚*青的一部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的部分章节。

前两部是纪录片，以第一手的影像和文字资料为主，间以当下的田野调查与访谈，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就如何理解西南联大展开必要的讨论。史料选取之精准，问题意识之深重，在“重走”之后再体悟，犹如孤身回首，在时光的隧道里流连，历史的肯綮处和前因后果，一下子豁然开朗。而观看腾讯参与出品的《我们的西南联大》，却是另一番感受。该剧以学生的视角看取西南联大与背后的大历史，从平津至昆明和蒙自，正如我们的“重走”，向南、向西、向西南，直至八年联大生活，细致地描绘了他们的热血成长与理想担当如何与西南联大精神达成水乳交融。如果说前两部纪录片着眼宏观与家国，那么这部剧则是瞩目细部与个体，以丰沛的故事与细节，最终实现了为文化抗战立传、为知识分子立像、为民族精神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