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士︱永怀东洋史学泰斗池田温先生（府上有尊神游戏）

2023年12月11日，恩师池田温先生在东京去世，享年92岁，诚是学界重大损失。先生系出名门，为尊翁池田醇一（1893-1974）长子，而池田醇一亦是池田菊苗（1864- 1936）长子。菊苗先生为日本“味之素”（AJI-NO-MOTO味精）的发明人，被日本专利局评选为日本十大杰出发明家之一。菊苗先生夫人煮的昆布汤，意想不到会带来逾一世纪的味觉革命。菊苗先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化学科，经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筑波大学）助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然后留德两年，再回到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科升任正教授，获理学博士学位，为帝国学士院会员，退休后是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

池田醇一先生，号古日，取自《万叶集》。中学就读东京数所学校，其兴趣偏向艺术，曾向名家学习西洋画，尤其是油画，也独自摹绘日本古画。1924年至1931年间，其父菊苗在德国时，曾代处理“味之素株式会社关系”事务。1938年，在《書菀》发表《蘭亭叙の由來》《虞世南小傳》二文。1940年、1943年曾至中国华北、东北和朝鲜旅行。1954年，因喜爱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恽南田绘画，于自宅成立“南田会”，并与同好研读恽南田的画跋。1955年，与友人共译《瓯香馆画跋》（又名《南田画跋》），于《三彩》连载。其对奈良博物馆的正仓院所藏国宝亦有独好，即使晚年病后仍去观赏“正仓院展”（1972年）。

池田醇一先生

池田先生的岳父仓石武四郎先生（1897-1975），是新潟县高田市人。武四郎先生的父亲仓石昌吉是著名思想家，亦是福泽谕吉的学生。仓石武四郎先生堪称出自名门，先后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然后就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助教授，接着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员。1939年，以《段懋堂の音學》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再转任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创立了中国语学研究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对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甚感兴趣，在中国经学、文学等领域著作甚夥，其中《岩波中国語辞典》可谓脍炙人口。其儿女之名，都取自当时所读清儒著作的作者名之一字，例如师母仓石翚子女士之名用“翚”字，即取自清儒胡培翚（著有《仪礼正义》）。

仓石武四郎先生与次女仓石翚子女士

师母仓石翚子女士为仓石武四郎先生次女，曾任幼儿园教师，善折纸手艺。

池田温恩师和翚子师母于甲午年（2014）元旦贺卡，左页为翚子师母折纸马。

以上池田恩师的家世背景，对恩师的治学似无直接影响，惟浅见以为影响仍然存在。其祖父菊苗先生发明“味之素”，来自夫人煮昆布汤一事，说明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才有可能发现，恩师的研究精神即具有其祖父之特点。尊翁池田醇一兴趣在绘画、书法，恩师的大著之一《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1990）的“解说”，提到识语也采录若干书画之跋，并参考早期《書菀》出版西域写经特集（六卷九号，1942；七卷二号，1943），其中刊载影印中村氏藏品之识语。此处之书画跋，或许受到尊翁研读恽南田画跋的启示；而在《書菀》找到识语材料一事，或许亦因尊翁曾在《書菀》发表文章，而引起池田先生对《書菀》的注意。恩师其实具有深厚的书画知识，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对展示的书画都能娓娓道来；多次受邀来台湾地区，也常赠给我奈良正仓院展册以及其他书画册。我起初不解其故，在思索尊翁特长之后，豁然省悟，恩师其实有尊翁之影子存在。

池田温先生在初中、高中求学时期，即对历史感兴趣。其后就学东京大学十一年（1950.4-1961.3，包括教养学部文科二类、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士、博士课程，并曾当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生）期间，在教养学部，曾旁听三上次男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会”，研读的是《史记》；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修读西嶋定生先生的“演习”（相当于研究讨论），当时解读《通典‧食货田制》；也修读西嶋先生的“中国农业史”“中国经济史概说”课程。另外，又修读山本达郎主任教授的“演习”课程。山本先生在海外研究敦煌文书二年多刚回国，当时是以敦煌文献中的户籍类残卷作为教材，此文献系斯坦因所携回，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山本先生从微卷影印十数张发给学生，一字一句研读，由此理解敦煌所见北朝后期（即西魏大统十三年丁卯，547年）均田租调役制的实态。池田温先生即由此开始接触敦煌文书，进而深入敦煌学世界。

由此可知池田先生在东大就读时期所关注的课题，属于社会经济史、法制史领域。其文学部的毕业论文是《楊堅の出自》；进入大学院以后，以《唐代均田制の一考察——その施行の實態を中心として》作为修士论文，均在西嶋定生先生指导下完成，但亦受教自山本先生。修论的主旨，是从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类，证明七、八世纪之际，该地区的确有实施田地还受措施，只是其受田率偏低。1957年，兼作东洋文库研究生，从事斯坦因文献微卷制作工作。此后数年间，致力抄录官文书、寺院文书或写经识语等，日后出版专书均奠基于此。

池田先生于1961年11月就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至1964年4月出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助教授，长达七年，开始从事大学教师的教学及研究生涯。1969年夏秋之际，有机会参访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实查若干敦煌文献，以及列宁格勒科学院东洋学研究所、东柏林科学院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因为期限关系，对奥登堡所获敦煌写经断卷、普鲁士探险队发现的吐鲁番文书，只阅览籍帐类。至1971年4月，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1976年4月荣升教授。

1970年代后半叶，东洋文库以山本达郎先生为中心，成立“内陆アジア出土古文献研究会”，不定期举行研究会；发行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全五卷，池田先生参加编纂第一卷法制文献（1978、1980）、第三卷契约文书（1986、1987）。另一方面，由金冈照光、福井文雅两教授编集《講座敦煌》全九卷（大东出版社，1980-1992），池田先生主编第三卷《敦煌の社会》（1980）、第五卷《敦煌漢文文獻》（1992）。其后，先生出版《敦煌文書の世界》一书（名著刊行會，2003），内容包含第一部“序编”，分敦煌、敦煌遗文、敦煌文献、敦煌学与日本人；第二部“本编”，分敦煌的历史背景、敦煌的流通经济、契、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第三部“附编”，收录敦煌文学日本上代文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的现况，实是研究敦煌学者必备的参考著作。土肥义和先生说：“日本敦煌学研究的进展，如果没有池田先生的业绩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1983年，先生以巨著《中国古代籍帳研究概観・録文》荣获日本学士院赏，享誉国际。

池田先生另一成就在于律令法制以及礼制研究。这一方面，主要受仁井田陞与西嶋定生两位先生的影响，远承东大前辈中田薰、石母田正等先生之学说。池田先生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求学时，对法学完全陌生。就读大学院时，曾修读仁井田陞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课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东洋文库在解读敦煌文书等，仁井田先生常出席，有机会当面请教。池田先生在东大当助手时，承蒙仁井田先生推荐为法制史学会会员，在学会报告时，亦获仁井田先生教示。池田先生在律令法制方面的成果，主要是提出“律令制”“律令法”的概念。从西晋《泰始令》至南宋、金末，甚至明初的明令，约一千年，是令与律并立时期；若由云梦秦简《语书》所见“灋（法）律令”用语看来，在中国使用“律令”一词超过二千年。因此从“国制”角度使用“律令制”，从“法”角度使用“律令法”，这在日本学界已被普遍采用，中国学界仍少见，但池田先生仍确信这个用法有它的“妥当性”。

池田先生每周一晚上在东大主持的“律令制研究会”，主要是研读《唐律疏议》，但研究成果则着重唐令。学界最受惠的成果，即由先生代表编集完成的《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此书本系仁井田陞先生补订其大著《唐令拾遺》的宿愿，因病故未能如愿。池田先生受托，集合小口彦太、古濑奈津子、坂上康俊、高盐博、川村康等教授，共费十三年而完成这一伟业。所谓伟业，盖自江户时代前期起儒医松下见林就试图搜集唐令佚文，至明治时代以后有宫崎道三郎、中田薰继续推动，尤其中田氏已完成初步的稿本。在唐代的律令中，律大致保存至明清，但令已散佚，所以《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的出版，不只对法制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史乃至东亚史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日本律令继受自唐朝，律文大多散佚，而令文则大部保存，因此池田先生从事《唐令拾遺補》工作时，同时也进行唐日令的比较研究。1999年，宁波天一阁所藏明钞本《天圣令》残卷被发现后，先生亦据此继续唐日令的比较研究。至2007年，更集中检讨《仓库令》《医疾令》，从条文结构、字句等加以检讨，可知日本令基本上继承自唐令。

池田先生对礼制的研究，受教于西嶋定生先生讲读《礼仪志》《祭祀志》，其后关注《大唐开元礼》与唐令的关系。仁井田陞先生先前在《唐令拾遺》已指出《大唐开元礼·序例》三卷含有许多祠令（序例上）、卤簿令（序例中）、衣服令、祠令、仪制令、丧葬令、假宁令（序例下），以及礼部太常、光禄等式。池田先生继续仁井田先生未完成的志业，除讨论其版本及其流传外，并取《唐六典》《太平御览》两书、日本《养老令》与《大唐开元礼‧序例》，对照其内容与顺序，发现《序例》与前两书大多一致，而与《养老令》有较多出入。《唐令拾遺》原来条文排列顺序多参照《养老令》，《唐令拾遺補》对此问题已有所改进。

池田先生在2002年出版《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館，2002），篇篇掷地有声，其中《裴世清と高表仁》一文，由井上光贞先生推荐发表在《日本歷史》杂志。池田先生早在教养学部学习时，即选修井上先生课程，并解读《日本書紀‧推古紀》，当时井上先生要求池田先生查阅有关隋使文林郎裴世清资历，该文的发表，堪称不负使命。其后受到日本古代史乃至东亚古代史诸位先生的启发，得以陆续撰写有关中、日、韩文化交流论文，正如此书诸篇所示（池田先生另有一篇《中國と日本の元號制》，不见于该书，而收在池田温、刘俊文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2卷《法律制度》，大修館書店，1997，读者可参照）。

1973年9月，我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身份，获得美国哈佛燕京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资助，留职留薪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研究。1974年4月，入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专攻，主任教官西嶋定生先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台大留职有期限规定，至1976年3月必须回国，因此我在完成修论后，立即回台湾大学继续任教。我的修论题目是《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兴衰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教育文化圈在东亚之形成的研究之一》（1986年出版增订一版，书名改为《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在东大留学期间，指导我最多的老师，除西嶋先生外，就是池田温先生。

池田先生在东大的大学院开授“古文书”研究课程，并于每周一晚上组成律令研究会，成员包括教师及院生，一起研读《唐律疏议》等法制文献，同窗有金子修一、鹤间和幸等人。这是我初次接触敦煌、吐鲁番古文书，以及《唐律疏议》等法制文献。留学期间，到东洋文库抄录及影印敦煌文书有关教育方面资料，因此在1986年12月，我能够撰写《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并发表在《汉学研究》4卷2期。1994年8月，参加在敦煌召开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敦煌官方的祭祀礼仪》一文。这些研究成果都受教于池田先生。至于律令法制方面，1994年，我在台湾组成跨校际的“唐律研读会”，迄今持续不断，亦源自先生主持律令研究会。

1976年3月，我将返回台湾大学任教，临别时，池田先生从书架赠予泛黄之《宁乐遗文》三册。其后先生有大作出刊亦常惠赐，甚至赐予不易取得之日本学界重要著作，如律令研究会（泷川政次郎代表）编《譯註日本律令》（全十一册）、井上光贞等校注《續日本紀》（全五册）等，对本人之学术研究，给予莫大鞭策与教示，永远感念。

1980年8月至1981年7月，我再度获得美国哈佛燕京社资助，赴日本、韩国进行研究一年。主要是考察两地现存的孔庙（文庙）官学及书院，同时要了解这些庙学史迹如何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在日本的半年，我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指导教授亦为池田温先生。我的研究室就在先生隔壁，每天看到先生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工作，使我丝毫不敢松懈。特别是每日上午约十时，先生要我去他的研究室喝咖啡闲聊，这是我最感温馨的咖啡时间。听说东文研最晚下班的就是池田先生，其勤奋研究如此。在东文研的半年，我先透过先生的介绍，到东京汤岛圣堂拜访斯文会理事麓保孝教授，当时为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专研中国思想史。其后在麓教授的建议下，参访较具规模的足利市足利学校、冈山备前市闲谷学校，以及佐贺多久圣庙等。在韩国的半年，我是首尔大学国史学科研究教授，接受边太燮教授指导，考察首尔的成均馆，以及地方具有文化财性质的乡校与书院。这些史迹大多保存良好，收获甚多。我的“东亚教育圈”论即在日、韩考察完毕后臻于成熟，文献的记述可获得史迹充分的证明。1983年7月，拙稿《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一书终于通过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口试。口试前，池田先生还带我一起坐电车赴箱根，参加唐代史研究会的夏季合宿。当时我被安排与谷川道雄、东晋次两位教授同寝室。池田先生对我的关照，永难忘怀。

池田先生常莅临台湾，出席研讨会，发表鸿文。先生最早来台是1978年11月7日，作三天的私人访问。如台湾大学晚宴的照片所示，影响我最大的三位老师都在座，诚属难得，而今三位均已作古，所以照片极其珍贵。傅乐成先生事后说自己对池田先生的印象是“温文儒雅”，确实如此。

后排左一傅乐成教授、左二池田温教授、左三徐先尧教授，时为1978年11月8日。

1984年8月，台湾先成立“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简称“联谊会”）。至1989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唐代学会”（简称“唐代学会”）。其后常举办学术活动，池田温恩师与谷川道雄教授都鼎力支持，并被聘为荣誉会员。联谊会时期，池田先生来台两次，一为1986年12月27日，在国家图书馆演讲“天长节管见”，当日亦邀请京都大学谷川道雄教授演讲“隋唐政权的性质问题”；一为1988年1月末，在台湾大学举行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先生发表《采访使考》，同行的还有日野开三郎教授、谷川道雄教授。中国唐代学会成立以后，先生来台二次，一为1996年11月下旬，在政治大学举行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唐代<法例>小考》，同行的还有气贺泽保规教授、高桥继男教授；一为1997年11月下旬，先生在台演讲三场：第一场11月23日，由中国唐代学会主办，在师范大学综合大楼演讲“关于日本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第二场11月25日，由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演讲“唐律令与日本律令”；第三场11月26日，由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演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日本正仓院文书”。

池田温先生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演讲。时为1997年11月26日。

池田先生来台湾除参加“唐代学会”活动外，也参加其他学术机构的活动。例如1980年8月，中研院举行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先生莅临发表《古代日本摄取中国典籍问题》。1983年4月，由财团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召开的中日韩文化关系研讨会，先生发表《东亚古代假宁制小考》。1986年12月，中研院举行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先生发表《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2002年6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东亚律令的交通规制一瞥》。

左起为胡平生、曹永和、池田温、高明士、谷川道雄、邱添生等教授，时为2002年6月22日。

2005年6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文公家礼>管见》（此次他未亲自出席）。

以上这几场论文发表及演讲，充分展现恩师池田先生的学术专长：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学、律令法制，以及文献典籍研究。池田先生出版的专书，除上列诸书外，还有《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唐史論攷——氏族制と均田制》（汲古書院，2014）等。

我自1976年3月回国后，池田先生经常透过书信给予研究上的指导。例如1999年1月，由我主编《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一书，这是我们“唐律研读会”第一次出版研读成果。我将此书寄给池田先生，请他叱正。他收到书后，回信教示说：“你的序开头云‘中华法系的成立，无疑的是以唐律为蓝本。’但是敝生感觉中华法系源流悠远，李悝《法经》、《尚书吕刑》、《周官》秋官诸项，或若干金文可谓中法系之上古段阶，经过秦汉律、魏晋南北朝而发达进化，遂到达《唐律》。认为《唐律》是中华法系之典型，代表者即可，秦汉律等亦中华法系的不可阙构成要素。贵文表现稍过分评价唐律，是不是？”其实我的“序”，承上文接着说：“因为它是集古代以来诸法典、法理的大成，直到明、清时代，不过是在它的基础上作局部修正而已。”我这样说，基本上应该与池田先生的教示无冲突，但也让我继续思索其中源流的原委。最近从畏友高盐博教授大作获得启示，乃尝试对难读的《尚书》法理撰写如下小文《<尚书>的刑制规范及其影响——中华法系基础法理的祖型》（《荆楚法学》2021年第2期，总第2期，2021年11月），拙文亦可称为对恩师教示的报答。

2010年11月，我去东京明治大学文学部参加气贺保规教授主持的研讨会，池田恩师亦莅临指导，会中我们的合照，可说是最后一次在比较正式场合的照片。

作者和池田温恩师摄于明治大学，时为2010年11月27日。

2015年6 月，我和内人去东京方南町池田恩师府上拜访，恩师与师母精神不错，行动自如，遂取拙著《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法文化的定型》（元照出版公司，2014.10）合照。

池田温恩师和师母摄于方南町自宅二楼，时为2015年6月10日。

2018年11月，再去方南町拜访时，恩师已由家人安排住在方南町的老人院，因此由师母接待。我曾表示想搜集有关恩师家人的资料，师母即赠予《池田醇一追悼文集》（1975）、仓石武四郎著《中国語五十年》（1973）、仓石武四郎著《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麟辑注，2002）三册。当时先请师母在《池田醇一追悼文集》一书签名，去老人院时再请恩师签名（如照片所示）。由于师母玉体微恙，所以由其千金なおこ女士陪同前往。到老人院时，只见恩师坐轮椅，平时要卧床，言语有些困难，状况大不如往昔，拿笔签名已有些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