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提到，日本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此时的日本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似乎必须在国家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然而那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国家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冲突，而激发日本向发达国家轨道跃迁的能量源也隐藏在这两者的协同之中。
但出于历史局限性，当时很多顶尖的日本经济学家依旧没能看出或者不信任这两者的协同所包含的力量，要么单纯鼓吹强国论，要么悲观的觉得日本只能维持低速增长，无法成为欧美那样的发达国家。
在当时的政坛当中也受到了这种学术的影响，尤其是岸信介这样的铁杆战犯。熟读西方国家发家史，依旧固执地认为必须像西方一样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才能使日本跃迁成为发达国家，所以他才会不遗余力利用美苏矛盾准备分布，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最终达到重新武装日本的目的，在臆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抢占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走西方老路，靠掠夺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
然而岸中堂时代变了，日本国民已经不好忽悠了。可能在岸信介宣布辞职的那一刻，他心里的失落多半是觉得日本完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了。然而，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不得不感慨历史的机遇，一位疾病缠身、怀才不遇的经济学家和一位口无遮拦、屡遭弹劾的政治家珠联璧合，将日本引至新的发展赛道，不但实现了日本经济的又一次突破，还彻底终结了白人至上主义，使世界重新定义了东亚国家。、
这位经济学家名叫下村志， 1934 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大藏省下属机构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务员。不过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 年，下村治感染肺结核，因为那时候链霉素刚刚诞生，战后日本的情况混乱，他就是个普通人，不可能第一时间用上这么先进的特效药。眼看着这个日本将来的关键先生就要因年早逝了，但不得不说，运气真的很重要。一方面下村志当时还算年轻，身体比较能扛，尽管境况一天不如一天，但终究还是扛到了链霉素在日本的临床应用，这种特效药不但拯救了下村治，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日本的将来。
当然，治病是个长期的过程，链霉素刚刚发明，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抗生素可以做联合用药。肺结核一直困扰下村治到 50 年代，不但让他身体受损，还几乎丢掉了工作。不过，出于对自己专业的极高兴趣，下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撰写论文时甚至一度都没有力气拿起铅笔，但依旧坚持口述，由他夫人代写。至 1952 年经济变动之乘数分析出版，指出日本国家经济和民众收入可同时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当时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加之下村当时是个连博士学位都没有的基层研究人员，更加没有人重视他的理论。这篇饱含干货的论文可谓发表计凉凉。眼看这位经济学天才就要被埋没了，日本也将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了。
然而此时，一位口无遮拦，屡次当众说错话，进而两次被弹劾的蹩脚政客，发现了下村这位天才。这里的蹩脚纯属时人偏见，今人不应当真。这位就是时任大藏大臣的池田永人。当时大藏省财务协会理事长田村敏雄每周六都要举办一个私人经济研讨会。作为田村敏雄的朋友，夏森志也成了经济研讨会上的座上宾。同时，大藏大臣赤田勇人也经常去旁听，一来二去就发现了下村制经济理论的独到之处。
1960 年，满洲之邀被迫下台，石田勇人在施季天茂的帮助下赢得了自民党党首的位置，进而成为日本首相。同年便根据夏村制的经济理论开始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出于民众支持率的考虑，将该计划命名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一个出自疾病缠身、怀才不遇的经济学家之手，给世界以日本经济奇迹震撼的计划产生了
该计划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导民间设备投资。这其中包含吸引外资和外来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的设备添置和更新，从而满足各类企业扩大生产的需求。之前由于资金不足，设备稀缺，苦于无法扩大生产的单位，得到了扩张和研发的资金，能生产出大量试销的产品，供给国内外消费。
二、缩小地区城乡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条主要通过税收和立法进行落实，比如 1963 年连续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等 10 个相关法案，来促进中小企业改革，扩大规模，增加竞争力，从而保证国民充分就业，中小企业是国民就业的主力。另外，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又规定了企业当中工资差距不能超过 6- 8 倍，即一个企业当中最高工资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 8 倍，从而在首次分配过程中就保障了底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起到了限高、扩中、补低的目的。国民消费能力大增。时至今日，日本也是整个亚洲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针对城乡差距，政府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并且规定最低米价，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从而保证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使农民获得大量的卖地收益，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至 1965 年，农村家庭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城市家庭收入。今天我国的乡村振兴计划，实际上就是在效仿这第二条。
农民增收最终目的还是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了国内需求。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1961 年4月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实现了全民皆保险，从而保障了弱势群体收入的同时，也为国民吃下了一粒定心丸，使国民降低了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忧虑，从而可以放心消费。其他方面还包括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这部分是长期影响的，短期成效不显著。不过我们现在是看到了，从 2000 年开始，日本 19 年拿了 19 个诺贝尔奖，可谓科研成果大爆发，大家猜猜这些获奖成果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不过这条在 1960 年代也间接促进了教育服务业的消费，毕竟是儒家文化圈成员，教育投入是刚需。简单总结了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与之前不同的点多集中在扩大设备投资和增加需求两方面，从而利用这种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那么增加需求这块就必须保障国民的收入提高，同时敢于消费。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标题并不是忽悠。自 1960 年起，由于该计划逐步实施，加之延护景气的持续，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几乎所有行业都形成了供需两旺的局面。从过大投入到产能增加，到产品丰富，到消费火热，于是再回到产能扩大，就业充分，国民收入提高。一时间，本来进入劳动力人口高峰的日本居然形成了用工荒，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
1964 年，东京成功举办第 18 届夏季奥运会，大量给奥运会配套的投资又拉动了一波经济增长，日本的经济完全进入高速向前滚动的良性循环。然而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夕，驰天有人查出身患喉癌，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奥运会后不久便宣布辞职，又过了一年与世长辞。可以讲，池田勇人生命最后的 4 年，带领日本走上了正轨。
池田勇人
池田之后的佐藤内阁依旧贯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6 年开始，日本经济总量连续赶英超法，至 1968 年，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突破了第二层限制器的日本，不光总量力压群雄，国民收入只用了 7 年就增长了一倍，提前 3 年完成目标。虽然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增长没有达到一倍，但在这么短时间内的高速增长，让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本质性的改变，家用电气几乎已经普及，汽车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里，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虽然这也为后来日本经济泡沫埋下了隐患，但总体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取得了预期效果的，国民也确实从中受益了，日本不再是一个二流的穷国了。
东京中央区
这个时期文艺作品，比如滕本红的机器猫小叮当， 1970 年开始连载，就展现了 60 年代日本国民生活的整体风貌。同时，机器猫作为日本文化产业的代表，吹响了日本文化走出去的号角，开始有大量优秀的动画作品影响全世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纵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这十年，夏村志的这种类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日本经济增长补全了最后一辆马车，使之前靠投资和出口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找到了新的增长极。同时，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也不仅仅是将它们当作廉价劳动利益来使用，而是既做劳动力扩大生产，又做购买力扩大消费，吃到了战后人口高峰的双重红利。
对于消费能力的提高，也不简单的是印钱补贴给国民，而是充分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各个环节打通堵点，实现生产消费良性循环。从这点上看，就比某些国家直接印钱发给国民，换选票下台后一地鸡毛没人管要高一个数量级。当然，凡事都有利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势必带来通货膨胀，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虽然被限制，但资本得利确实巨量增加，所以阶级间贫富差距还是有所加大的。另外，高增长带来了产业集中效应，使大城市病凸显，环境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治，人民消费*被点燃，也埋下了经济泡沫的隐患。
泡沫时代的纸醉金迷
当你面对阳光时，你的身后就会有阴影。 60 年代的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引领下，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普通家庭收入还是资本盈利，亦或是国家经济实力，都进入了飞速上升期，似乎大家的利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发展成就也震惊了世界。日本就像是一辆被踩死了油门的卡车，装载着国内各个阶级，在相对平坦的国际环境中飞速前进，一路赶英超法，眼看前方只有一只领头羊了。然而国际环境不可能一直平坦，一旦颠簸袭来，本就拥挤的车内空间势必要产生矛盾。更为惊悚的是，这条道路并不是只有颠簸，还有路障。可是池田永人和下村志当年设计的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并没有刹车踏板。而此时，全国上下早已被经济成就冲昏了头脑，高喊日本第一。日本人可以说不自信心已经爆棚，没有任何恐惧，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是这条路并不是专门为日本修建的应接处。虽然会迟到，但终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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