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博索
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艾宾浩斯
回顾心理学短暂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在荣格之前，西方那些所谓的心理学大师，不过是一群动物行为的研究者与模仿者，他们在达尔文与巴甫洛夫开创的道路上一路狼奔豕突，留下满地的凌乱足迹，而那个以“精神分析学之父”闻名于世的弗洛伊德，在今天的人类看来，无异于一只精力旺盛的人形泰迪。
荒诞不经的泰迪理论解释不了荣格的现实问题，是弗洛伊德师徒决裂的直接原因，而促进荣格的思想学说真正成熟的，则与一个人与一部东方典籍相关。
改变荣格的这个人叫卫礼贤（1873-1930），他的身份是德国传教士（又是转盗士！）、汉学家。他把以吕岩，也就是好人吕洞宾冠名的作品《太乙金华宗旨》、柳华阳的作品《慧命经》合并翻译为《金花的秘密——道教内丹学引论》，并寄给荣格。
那么，吕洞宾等人的作品对荣格和西方心理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太乙金华宗旨》原本是道教全真派的修炼之书，书名中的“金华”是指修炼的结果“金丹”、“内丹”，这是了解道教文化的人都知道的常识。
汉字有三重含义：本义、比喻义和引申义。根据语境准确判断汉字的含义，才能准确还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初衷。
实际上，由于历史变迁与文化环境的原因，很多人并不能准确无误还原传统经典的真义，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经典，出现了诸多谬误。加上道家修炼是一个以行践知的行为，仅从文本的转述理解中并不能体验整个过程的心理变化与生理变化。
但作为一门实践科学，道家的内丹理论上是完整并且能自圆其说的，而这就为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提供了基础支撑。
《黄帝阴符经》，“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道家认为天人一体，相互影响，而阴阳转化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源与表现形式。
基于天人合一的理论，道家把人体看成小宇宙与炉鼎，把人的精气神（物质、能量、精神）的逐级转化看作修炼的不同阶段，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
自轩辕黄帝求道于广成子的记载算起，内丹修炼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周易参同契》、《悟真篇》、《列子》、《黄庭经》等都是关于内丹修炼的经典作品。转盗士卫礼贤极力推崇的《太乙金华宗旨》也是道教全真派内丹修炼的不传之秘。
《太乙金华宗旨》译本《金花的秘密》风靡欧洲，足见晚清时期欧洲文化盗贼触脚之深之广，连如此隐秘高深的道家典籍也未能幸免；足见晚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开放态度之彻底；荣格受《金花的秘密》影响，开启西方心理学的新天地，足见西方心理学蒙昧蛮荒的底色；而自诩习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卫礼贤57岁去世，却连修道养生的及格线都没过。
《太乙金华宗旨》一书提出了“元神与识神”的概念，“惟元神真性，则超元全而上之。其精气则随天地而败坏矣。然有元神在，即无极也。生天生地皆由此矣。学人但能守护元神，则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见性方可，所谓本来面目也。凡人投胎时，元神居方寸，而识神则居下心……一灵真性，既落乾宫。便分魂魄。魂在天心，阳也，轻清之气也，此自太虚得来，与元始同形。魄阴也，沉浊之气也，附于有形之凡心。魂好生，魄望死。一切好色动气皆魄之所为，即识神也。”
无论是格式塔心理学、行为心理学还是精神分析学，都是达尔文、巴甫洛夫动物世界的延续。在华夏先贤那里，从一开始就把人与动物分开了，而自命“科学”的西方人却始终不肯丢弃动物的身份。
冯特沿着巴甫洛夫的方向开创了行为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意识的科学，这位出身生理学实验室的科学家研究心理学的方法是实验，各种各样的实验。
格式塔派的心理学家认为人和动物解决问题是靠突然发生的“顿悟”。这是什么鬼，达尔文与禅宗惠能的合体？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要建立在可以客观观察的事物上面。人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的，因而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科学，它要探讨一个有机体发生了什么，在什么环境下产生了什么行为。至于头脑内部发生的过程，由于只能推测，不能肯定，所以不必予以理会。
在这里，华生意识到了机械的实验方法不适宜于研究心理科学，但他本身并不能摆脱实验室式的认识方式与研究方法。
被称作“教育心理学之父”的桑代克，从生物学与生理学的基础出发，提出“错误尝试”与“练习律”，把“奖罚刺激”，场景联想等引入教学学习，但他这种机械重复的教学模式，是把教室搬进了巴甫洛夫的实验室。
《大学》：“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从动物训练出发，桑代克的错误尝试与练习律，显然不会考虑到“人心”的作用，他的奖惩办法，与青蛙的针刺试验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其本质并无根本不同，而桑代克的试验对象，却是活生生的人。
当下，很多人迷信基于桑代克理论的“一万小时定律”，认为只要我花够了一万小时，我也能成功。这一理论害人不浅。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有心，是因为有学而知之，知而行之的能力。做一件事情，你用心了么？你明理了么？你融会贯通了么？明明10小时能完成的事，你用了10000个小时，这和浪费生命有什么区别？天天心不在焉，别说一万小时，就是用尽一生，也必定不能成功。
《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何为格物？明万物本原，通天地之理。知本则知至。
人为万物之灵，知本则纲举目张，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天下万物皆有备于我矣。
皮亚杰意识到了个人成长与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这一点符合华夏“先天之性，后天之命”的传统理论，但是皮亚杰并没有在人性的道路上走的更远，而是到了巴甫洛夫那里，重归人的动物性。
由此可见，西方黑暗传统与蛮荒社会环境的力量多么强大，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你要成为你自己。
出身行为学派的马斯洛的转变更是一出黑色幽默剧，在布鲁克林学院期间，当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他在观察研究婴儿行为之后崩溃了，他意识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企图通过动物研究来推论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有多么不切实际。他对人说：“我敢说，凡是亲身养育过小孩的人，绝不会相信什么狗屁行为主义！”看来，也只有自己扇到自己脸上的巴掌，才能打醒一些无知至极而又自以为是的人。
把人当成人，是马斯洛的可取之处，但他的成绩也是相对而言的。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被很多脑残粉吹捧为不可超越的经典。果真如此么？至少在博索看来，无论从格局还是从进取意义上，马斯洛不过是对中国道家“斩三尸（荣华之欲、口腹之欲、淫欲）”在具体阶段，具体领域的底层应用与场景呈现而已。
而中国传统文化涉及个体心理，无论是义利之辩、修齐治平还是先忧天下，都是超脱了动物性的，超脱了个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
现代心理学革命
割裂了天地，割裂了社会，把人从真实的环境抽离，从多维的鲜活世界降维成死寂的行为切片。
弗洛伊德把“利必多”视为心理问题的终极答案。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答案，而是把人引入歧途。其作品《动力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不但不能从“病在腠理，病在肌肤”时解决问题，而是以“科学”的名义迎合与培养了变态心理与变态行为。
在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与实践中，对人的研究不是从人或者完整的人出发，不是从生命与思维的产生机制出发。他们煞有其事的研究与著述，也都偏离了“人”的本体。也许正是意识到利必多老师的蒙昧无知，荣格才失望透顶，与之分道扬镳的吧。
卫礼贤的译著，无疑为荣格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自1913年起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但对我所得的结果在不止一个方面存在疑问。它们不仅远在“学院派”所熟知的一切之外，也超出了医学心理学和纯个人心理学的界限。这里所涉的是一种规模宏大的现象学，任何目前已知的范畴和方法都无法应用到这上面来。我15年努力所得出的结果由于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比较的东西而无法得到确定，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类的经验领域可以让我的结论有所依凭……卫礼贤送来的经文帮助我摆脱了困境……我要强调，是《太乙金华宗旨》的经文让我第一次踏上了正确的轨道。”
正如荣格在《金花的秘密》的引言中所讲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模仿，或是成为一种陌生文化的传教士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已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重新塑造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告诉我们，中国从没有偏离心性本原的精神体验，因而从来不会过分强调和发展某一单一的心理机能而迷失自己。也因此，中国人一直都对现实事实中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与两极化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发现相反的两面总是能相互找到平衡——高等文化的象征。”
“关键在人，不在方法，因为方法只是由人决定的途径和方向，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那么这个方法无非就是自欺欺人与装模作样，将毫无价值与根基的。它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工具，成为逃避自我无法平息的内心冲突的避风港，这样就彻底背离了中国思想脚踏实地和真诚的特质。与这种特质相反的是自我否定，背叛自我而拜在千奇百怪的陌生神祇脚下，只是为了取得精神胜利的自我慰藉，这一切都与中国“方法”的涵义背道而驰。中国人的洞察力来自于一种最大意义上完整与真诚的生活方式，它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从未被打断过，我们对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
从卫礼贤和荣格合著的《金花的秘密》来看，西方转盗士和西方学者，不但识货，还把华夏文明最隐秘的部分窃为己有，借助心理学是现代学科，借着“现代性“的名义，把华夏传统文化改头换面成现代西方文化，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输出学术霸权、文化霸权、经济霸权。
文明的故乡
在“有着漫长的过去”的中国，心理学一向不作为独立的问题而存在。心理学，往往与生理、环境、社会、养生文化等密切相关。
比如在《黄帝内经 海论》篇，岐伯说“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
《黄帝内经 本神》篇，“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而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而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道家把人的神魂进一步细化为三魂七魄。道家经典《云笈七签》：“人身有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阳和之气也；一名爽灵，阴气之变也；一名幽精，阴气之杂也。人有七魄，第一魄名尸狗，第二魄名伏矢，第三魄名雀阴，第四魄名吞贼，第五魄名非毒，第六魄名除秽，第七魄名臭肺。”
道家认为，魂魄是主管人身的神，其中在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叫魂；晚上主管人体脏器生理与心理功能的叫魄。
胎光是人的主神，中医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就是胎光，胎光丢了，人也就死了。
爽灵，代表的是人的灵性，与天地沟通的能力，表现为反应是否机敏，智力水平、观察力、判断力，逻辑推演能力等。
幽精，反应的是一个人的生殖能力、性取向、生育能力等。现在一些不怀好意的势力鼓吹的同性恋，实际上是心理病态与行为变态，要尽快送去治疗才行。
说完了三魂，再来说说七魄。
伏矢，是七魄的管理者，主管意识。
尸狗，是人体睡眠时的感知预警系统，尸狗灵敏的人，一旦感知周边环境有危险，就能迅速从睡眠中醒来应对突发情况。
雀阴，是生殖机制的控制系统，如果雀阴受损，人的生殖功能就会出现问题。
吞贼，顾名思义，是消灭体内有害物质的，包括睡觉时侵入身体的虚邪贼风，细菌微生物等。这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血液中的白细胞等。
非毒，排毒系统，在睡眠时把人体积聚的热毒、寒毒驱散、排出体外，使之不恶化为肿瘤、癌症的病灶。
除秽，主管消化系统，在肠胃吸收了水谷精微之后，把新陈代谢剩下的废物加工成粪便排出体外。
臭肺，主管呼吸吐纳系统，吐纳系统好的人，大多健康长寿。
《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即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所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
道家还有一种说法，要斩去体内的代表虚荣之欲、口腹之欲与淫欲的“三尸”。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弗洛伊德对淫欲格外关注，而马斯洛则把道家的“三尸说”进一步扩展为需求层次。
由此可见，所谓神灵，所谓心理，所谓意识、潜意识，无一不是对人自己的表述，而非脱离人体的巫妖。孔子明白这一点，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怪力乱神妨碍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在以怪力乱神为文化主食的西方世界，在认识真正的世界与人之前，如何清洗与解蔽被宗教附骨而生的文化与现实社会，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浏览传统典籍，我们发现在《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论语》、《左传》、《孟子》、《黄庭经》等传统典籍中关于人的神魂精神的纪录、描述与解读多不胜数。而包括《耶约》、希腊神话在内的西方作品中则着力表现神权与动物性的社会行为，而对普遍意义上的人与人的灵魂缺乏深入认知与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西方现代心理学基础概念的意识与潜意识，其基础应该是华夏典籍被传教士带回欧洲后被消化吸收的结果，这种尝试，早在荣格与卫礼贤之前的“文艺复制”时代就已开始。
通过对华夏典籍的转译，神、魂、意、识，这种抽象而又高度凝炼的心理学术语，在西方贫瘠的土地上播种了许久之后，才在十九世纪成长起来。
荣格自己也含蓄的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卫礼贤）在西方的土壤中移植了金花的嫩苗，给予人生及其意义一种新的感悟……当他回到欧洲时，他为我们带回了不仅是心理的而是生命整体的真实的东方形象……西方意识的敏锐与其严峻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在东方的更加世界性的、更加温和的自性面前弱化，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一边倒的判断必须让位于东方的宽广与简单明了……卫礼贤以最高标准完成了任务。他不仅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人心灵中的宝藏，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还为我们带来了这一精神的源泉与根基……”
透过荣格与传教士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神仙方术之说源于春秋战国，王子朝奔楚失败被*，道学典籍散落天下，道裂为百，百家之学蜂起，这其中就包括始皇帝曾寄于厚望的徐福外丹之道。徐福东去不归，证明他的神仙丹道之说是不成功的，但这一派并未失传，它是现代药石化学的祖先，魏晋流行的五石散、明代盛行的红丸，西方掩人耳目的炼金术，都是这一流派的发展与扩散。
除了炼制金石丹药的外丹派，还有以自身为炉鼎的内丹派。这一派主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道家认为，精气神可以实现转化，也就是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能量可以转化为精神。在内丹修炼过程中，需要“还精入脑”，把能量送入脑后的泥丸宫。为直观形象的表达，修炼者就在人的脑袋后面画一个光圈，以示精神能量汇聚于此。
自魏晋始，佛教弟子用道教经典与修行方法建造、装修佛教，于是中土一众神佛们脑后都点亮光圈以示超凡脱俗。
然而，明亡以后，西方那个处女*的剩坶和野宿脑袋后面也挂起了光圈，难道它们也学习过中国道术，打通了任督二脉，成了得道的神佛？不然，挂那个光圈几个意思？
西方文明的痼疾
华夏文明的基础是天道自然与民本主义，而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基督教神学和达尔文主义。
西方主导的现代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痼疾。
正如艾宾浩斯所说的那样，“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 显然，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逻辑与表述。在这里，漫长的过去，是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的，却不被历史所承认。而被认证的短暂历史，则是说它是其于西方统治世界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不同于外在症状，心理问题只可自我感知，不可呈现，难以量化。冠以“现代性”的西方心理学，借着行为研究的包装，因更加直观而易于理解，在传统文化与传统技术失语的当下，成为人类心灵解释者。
说其先天不足，是因为它不是从原生文明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而是从华夏文化、达尔文主义、动物行为研究等领域剪辑而来，是个不折不扣的逢合怪。这导致它的合理性与适用性极为有限，从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道扬镳和马斯洛的自我否定上都能看到这一点。
说其后天失调，是因为西方心理学的锚定物不是天道与人类社会，不是现实生活，而是动物实验，人物个体，它只是对现实的降维与仿真。而如今泛滥成灾的现代心理学无孔不入的宣传与实践，实质上是在培养与驯化现代心理学的羊群。与其说是现代心理学服务社会，倒不如说供需双方进行角色扮演。现代心理学以类似宗教仪式的行为把信众导向“科学神教”的黑洞，而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荣格的意义，在于他从世界的东方看到了一丝光明。他越过动物，看到了人；他越过了个体的人，看到了集体的人；他从孤独的个体走向乌合之众。
《大学》：“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作为一种学问，心理学是一门有关人类心智的学问，它产生的根源与作用的范围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就是天地人的关系。《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只有在天地之道的框架之下，追求人道的和谐发展，才不会跑偏方向。
反观西方心理学，无论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由于缺少天道之锚，缺少以天命为使命的圣哲传统与理论体系，只见象，不见天，它在技术层面展示得越花团锦簇，就越难摆脱在技术与论述的层面上的“无意识”状态，就无法呈现被繁杂的现象遮蔽的朴实大道。
现代西方心理学表现出来的光明与正确，是垄断了话语权之后的价值输出，他们遮蔽了太阳，而把自己模仿为太阳，他们发出清冷而幽暗的光芒，是不能照亮人类心灵的。而真正能照亮人类黑暗心灵的，不是西方散射自华夏文明的点点星光，而是永恒的天道，永恒的华夏圣哲，是正在回归天空的永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