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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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小说，为了叙事的“真实”，文中所涉人名及主要事件等与正史《三国志》基本相同。白璧微瑕处在于作者或因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太久远，文中存在误用前代停用地名或后代尚未出现的地名情况，也存在误将同地作异地、混淆上下级隶属关系等问题。本文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辨纠正相关问题，为正确解读名著提供帮助。
关键词：《三国演义》；地名；误用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小说，战争描写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前后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百零五年时间内大小战争四十余次。《三国演义》中的主要战争描写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要详尽交代战争起因、酝酿、安排，战前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斡旋过程，以及交战方各自的指挥和作战阵容、战略布置、战术运用等，每一回都要涉及大量人名、官名和地名。因小说根据三国史实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为了表达其“真实”，所涉人名及主要事件等与正史《三国志》基本相同。但因作者所处时代距三国已非常遥远，许多地名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已面目全非，遂使《三国演义》中地名误用情况较多。若纯粹从艺术接受角度看，地名误用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等影响不是很大，但考虑到《三国演义》巨大的受众及长期以来在受众中的“真实”性印象，如果此类错误不能予以纠正，将会影响广大读者对历史地理的正确认知，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三国演义》篇幅较长，所涉地名颇多，其中地名错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可大致分为时间型错误与空间型错误两大类型。本文就其地名相关问题进行爬梳、整理和考辨，以为砖石之效。
一、时间型错误
时间型错误指作者在叙事时所用地名非事件发生时代正在使用的地名，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误用前代地名，即使用事件发生之前已废弃的古地名；另一种是误用后代地名，即使用事件发生之后才启用的新地名。
（一）误用前代地名
《三国演义》误用前代废弃地名者有两处，皆叙东汉事用西汉地名。
（１）第五十七回：“却说腾字寿成，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父名肃，字子硕，桓帝时为天水阑干县尉。”
“天水阑干”非桓帝时地名，应为汉阳阑干。阑干县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所设，属天水郡，新莽时改兰盾县。《汉书·地理志八上》：“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幵、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阑干（莽曰兰盾）。”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后汉书·郡国志五》：“汉阳郡（武帝置，为天水，永元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十三城，户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万一百三十八。冀（有朱圄山，有缇群山，有雒门聚）望恒、阿阳、略阳（有街泉亭）、勇士、成纪、陇（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豲道、阑干、平襄、显亲、上邽（故属陇西）、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则桓帝时“阑干”应为“汉阳郡”辖县，“桓帝时为天水阑干县尉”说法有误。
（２）第十回：“郭嘉荐光武嫡派子孙，淮南成德人，姓刘，名晔，字子阳。”
此处“淮南”当为淮南国，淮南国为西汉封国名。高祖四年（前203），改九江国为淮南国，历刘长、刘喜、刘安淮南国等，属扬州刺史部。淮南国除期间，则为九江郡。《汉书·地理志八上》：“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县十五：寿春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浚遒、成德（莽曰平阿）、橐皋、阴陵（莽曰阴陆）、历阳（都尉治，莽曰明义）、当涂（侯国，莽曰山聚）、鍾离（莽曰蚕富）、合肥、东城（莽曰武城）、博乡（侯国，莽曰扬陆）、曲阳（侯国，莽曰延平亭）、建阳、全椒、阜陵（莽曰阜陆）。”东汉则为九江郡。《后汉书·郡国志四》：“九江郡（秦置，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阴陵、寿春、浚遒、成德、西曲阳、合肥（侯国）、历阳（侯国，刺史治）、当涂（有马丘聚，徐凤反于此）、全椒、钟离（侯国）、阜陵、下蔡（故属沛）、平阿（故属沛，有徐山）、义成（故属沛）。”可见，“成德”为九江郡辖县，故刘晔为应为“九江成德人”。
（二）误用后代地名
误用后代地名者，情形较复杂，主要有以下数端：
１．叙东汉事用曹魏地名
（１）第五十三回：“众视其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乃义阳人魏延也。”
此处“义阳”依文意应为义阳郡，但在此时义阳郡尚未设立。《三国会要·方域》：“义阳郡，黄初中分南阳置，领县八。”《晋书斠注·地理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注云：“《廿二史考异·十九日》：按武帝泰始元年即封从伯父望为义阳王，是义阳置郡不始于太康，当是因魏之旧耳。《叙例》以为魏文帝置，考《三国志》，黄初三年（222年）改封章陵王据为义阳王，景初元年分襄阳之鄀叶县属义阳郡。又：邓艾，义阳棘阳人。来敏、邓芝俱云义阳新野人。是魏有义阳郡矣。”《水经注释·沔水下》：“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帝位，改为章陵县，置园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赵一清注云：“一清按：《汉志》：汝南郡安昌、南阳郡舂陵本二县也。《晋志》云：武帝平吴，分南阳置义阳郡。《地形志》云：义阳郡，魏文帝置，后罢，晋武帝复。”据此，“义阳郡”本曹丕所置，而《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曹操在世，“义阳郡”尚未设立，称“义阳人魏延”不当。
（２）第五回：“一日，有一个阳平卫国人，姓乐名进字文谦，来投曹操。”
此处“阳平”应为阳平郡，但阳平卫国非曹操时期行政区划名。《三国志·文帝纪二》：“（黄初二年）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南朝宋侨置阳平郡。《宋书·孝武本纪》：“（大明元年）八月戊戌，于兖州立阳平郡。”黄初（220－226）是魏文帝曹丕年号，大明（457－464）乃宋孝武帝刘骏年号。故阳平郡乃曹丕继位后所置，南北朝时刘骏又置，则“阳平卫国”非曹操时行政区名称。又，卫国是周王朝分封的姬姓侯国，历35君838年。但“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汉代未封卫国，故三国时卫国也为已停用的历史地名。
２．叙西蜀先主刘备事用后主地名
第六十五回：“其人乃建宁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
“建宁俞元”即建宁郡俞元县，但在此时建宁郡尚未设立。建宁郡乃后主刘禅时改益州郡置。据《后汉书·郡国志五》，益州郡辖滇池、胜休、俞元、律高、贲古、毋棳、建伶、穀昌、牧靡、味、昆泽、同濑、同劳、双柏、连然、梇栋、秦臧等十七县、城，俞元即其一也。《三国志·后主传》：“（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可见，“建宁郡”建立于刘禅建兴三年（225），而刘备初见李恢在建安十九年（214）葭萌关大战马超时，尚未得蜀，故无“建宁郡”名，此处“建宁俞元人”不妥。
３．叙东吴事用北齐地名
第六十七回：“却说军马渡江取和州，径到皖城。”
“和州”本秦汉历阳县，晋为历阳郡。据《后汉书·郡国志四》记载，九江郡辖历阳、阴陵、寿春、浚遒、成德、西曲阳、合肥、当涂、全椒、钟离、阜陵、下蔡、平阿、义成等十四县、城、侯国。《通典·州郡十一》：“和州（今理历阳县），战国时楚地。秦属九江郡。二汉因之，汉末兼置扬州（领郡六，自寿春徙理于此）。吴为重镇（建安十七年筑濡须坞，吕蒙、周泰皆为守将。二十一年曹公自来攻围。吴黄武二年，魏军又攻，不拔）。晋为淮南郡地，东晋为历阳郡。宋因之，兼置南荆河州（领郡十三，理于此）。齐、梁并因之。梁末属北齐，置和州及历阳郡。”《舆地纪胜·淮南西路》：“其后北齐文宣送正阳侯渊明至历阳，与齐盟于江北，而后济江，齐以二国协和，故谓之和州。”“和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北齐，以其叙三国孙权事，不当。
４．叙东汉事用东晋、南朝地名
（１）第五十四回：“时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与赵云、孙乾取快船十只，随行五百余人，离了荆州，前往南徐进发。荆州之事，皆听孔明裁处。玄德心中怏怏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
“南徐”“南徐州”皆非东汉地名。东晋侨置徐州于京口城，南朝宋改称南徐，即今江苏省镇江市，历齐、梁、陈，至隋开皇间废。《宋书·州郡志一》：“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则“南徐”和“南徐州”乃东晋或南朝时地名，三国时尚不存在。
（２）第五十三回：“却说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二处分布战船，听候调遣。”
“巴陵”非两汉地名。巴陵县即今湖南岳阳市岳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1）设巴陵县，惠帝元康元年（290）始置巴陵郡，治巴陵县。《宋书·州郡志三》叙述颇详：“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后度郢。”通典·州郡十三》：“岳州（今理巴陵县），古苍梧之野······春秋、战国时并属楚，亦古罗国之地，《楚辞》之言汨罗是也······秦属长沙郡，二汉皆因之，吴因之为重镇······宋分置巴陵郡。齐因之。”据此，“甘宁守巴陵郡”之说有误。
５．叙东汉事用唐代地名
（１）第六十八回多次提到“邺郡”：“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于邺郡盖魏王宫，议立世子。”“如你到邺郡，可说左慈申意。”
“邺郡”即今河南省安阳市。汉代为邺县，属魏郡，唐代为相州或邺郡。《通典·州郡八》：“相州（今理安阳县）······汉为魏郡，后汉因之。魏武王建都于此（魏氏都在邺县）。晋亦为魏郡。后赵石季龙、前燕慕容儁并都之（皆都于邺，冉闵为慕容儁所灭，慕容暐为苻坚所灭也）。后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义。东魏静帝初迁都于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齐又都焉，改为清都郡，置尹（后周武帝平高纬也）。后周置相州及魏郡（自故邺移居安阳城也）。隋初郡废，炀帝初州废。复置魏郡（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由是人情险诐，至今好为诉讼也）。大唐为相州或为邺郡，领县十一。”旧唐书·地理志二》：“相州，汉魏郡也。后魏道武改为相州，隋为魏郡。武德元年，置相州总管府，领安阳、邺、林虑、零泉、相、临漳、洹水、尧城八县······十六年，罢都督府。十七年，以废黎州之内黄、临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邺郡。乾元元年，复为相州。”可见，“邺郡”为唐代行政区名称，三国时应为邺县或邺城。
（２）第七十二回：“操心惊，望阳平关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
此写曹操征汉中张鲁事。据《后汉书·郡国志五》，汉中郡辖南郑、成固、西城、襃中、沔阳、安阳、锡、上庸、房陵等九县、城、侯国，其中并无“褒州”。“褒州”乃唐代行政区名。《通典·州郡五》：“汉中郡，今之梁州（理南郑县）。春秋至战国并楚地。秦置汉中郡，二汉因之（汉高帝始封之地）。后汉末，张鲁据其地，改汉中为汉宁。魏武征汉中，走张鲁，复曰汉中郡······魏末平蜀，又置梁州（领郡八）······西魏因之。后周改曰汉川郡。隋初郡废而梁州如故。炀帝初，州废，复置汉川郡。大唐为梁州，开元十三年改褒州，或为汉中郡。”《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为邠州，鄚州为莫州，梁州为褒州，沅州为巫州，舞州为鹤州，泉州为福州，以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西道，梁州兴元府，隋汉川郡。武德元年，置梁州总管府，管梁、洋、集、兴四州。梁州领南郑、褒中、城固、西四县。二年，改城固为唐固，割西县置褒州·······八年，废褒州，以西、金牛二县来属······开元十三年改梁州为褒州，依旧都督府。”以唐代地名“褒州”叙三国事，不当。
（３）第二十九回：“瑜曰：‘姓鲁名肃字子敬，临淮东川人也。’”
临淮郡为西汉行政区划名称。《汉书·地理志八上》：“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取虑、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厹犹（莽曰秉义）、僮（莽曰成信）、射阳（莽曰监淮亭）、开阳、赘其、高山、睢陵（莽曰睢陆）、盐渎（有铁官）、淮阴（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陆）、下相（莽曰从德）、富陵（莽曰□虏）、东阳、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永聚）、高平（侯国，莽曰成丘）、开陵（侯国，莽曰成乡）、昌阳（侯国）、广平（侯国、莽曰平宁）、兰阳（侯国。莽曰建节）、襄平（侯国，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舆（莽曰美德）、堂邑（有铁官）、乐陵（侯国）。”东汉时更为下邳国。《后汉书·郡国志三》：“下邳国（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下邳（本属东海，有葛峄山，本峄阳山，有铁）、徐（本国，有楼亭，或曰古蒌林）、僮（侯国）、睢陵、下相、淮阴、淮浦、盱台、高山、潘旌、淮陵、取虑（有蒲姑陂）、东成、曲阳（侯国，故属东海）、司吾（侯国，故属东海）、良成（故属东海。春秋时曰良）、夏丘（故属沛）。”“临淮郡”和“下邳国”皆不辖“东川”。
《三国演义》中“东川”指汉中，如第六十七回：“曹操已得东川，主簿司马懿进曰：‘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但“东川”是唐代行政区划名，公元757年，原剑南节度使拆分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东川简称“东川”，剑南西川简称“西川”。两汉行政区划中并无“东川”郡、县或公、侯、王国。故称鲁肃“临淮东川人”不妥。
６．叙东汉事用宋代地名
第二回：“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克日赴任。”
“定州中山府”为宋代行政区划名称。东汉置十三州：雍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并无定州。汉代亦无府一级行政区。据《宋朝事实·升降州县一》：“中山府，太平兴国元年改定武军节度（唐为定州义成军节度）。政和三年，改中山府为中山郡。康定元年，省陉邑县入安喜县。景徳元年，以祁州无极县属中山府。”《皇宋十朝纲要·升改废置州府》：“政和三年三月，升永安远县为永安军。四月，升定州为中山府。”《舆地广记·河北西路上》：“次府中山府······后燕慕容垂移都于此，置中山尹。后魏为中山郡，兼置安州。大唐改为定州，升义武军节度。皇朝太平兴国元年改定武军，政和三年改中山府、中山郡。”《宋史·地理志二》：“中山府，次府，博陵郡。建隆元年，以易北平并来属。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本定州。庆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政和三年，升为府，改赐郡名曰中山······县七：安喜（紧）、无极（紧）、曲阳（上）、唐（上）、望都（中）、新乐（中）、北平（中下）······”综上所述，可知“定州中山府”为宋代行政区划名称，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为误用。
７．叙曹魏事用金、明地名
第七十六回：“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
“彰德府”亦今河南省安阳市古称，即前文所述魏郡或相州之地。《金史·地理志中》：“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邺郡。彰德军节度治安阳。天会七年仍置彰德军节度。明昌三年升为府，以军为名。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县五、镇五。”（嘉靖）彰德府志·地理志第一之一》叙其沿革颇详：“春秋时属晋阳······汉高祖始分置魏郡，治邺。后汉末，冀州理之，韩馥为州牧，袁绍藉馥起兵。建安九年，曹操攻袁氏拨邺，因其富强，遂居之，以为根本······隋初，废魏郡。炀帝初，废州，复置魏郡，理安阳。唐武徳初，复改相州。天宝元年，改邺郡······晋天福二年，复升彰徳军节度，宋复为相州。金升彰徳府，为其地重物繁，特以亲王、驸马为节度使。元改彰徳路，长曰达鲁花赤，如古监郡，以国中勋旧重臣充之。大明改彰徳府，广二百四十里，袤二百十里。”可见，“彰德府”本为金、明时地名，三国时应为魏郡。
8．叙东汉事用明代地名
（１）第十三回：“奉不胜，引军投西安去了。李傕自此军势渐衰······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欲与二公解和。”
此处“陕西”为西周以来传统地名，即陕原（今河南陕县境内）以西，非宋初陕西路、明代陕西省或陕西布政使司等行政区划名称。但文中“西安”则为明代地名，即汉代长安。西安名称源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改奉元路为西安府。《明史·地理志三》“西安府”下注云：“西周畿内。秦长安领于内史，汉武帝改京兆，晋雍州，隋雍州，改京兆。唐西京京兆府。宋京兆府，改永兴军。金京兆府。元安西路，改奉元路。”《明史·地理志三》：“西安府（元奉元路，属陕西行省），洪武二年三月改为西安府。”可见，明洪武二年之前，并无“西安”地名，以其叙三国事，误也。
（２）第十五回：“两阵对圆，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之兵，来安浙江，汝何故助贼？’”
此处“浙江”亦明代行政区划名称。浙江，乃因钱塘江之曲折而得名。浙江省境在历史上颇多变迁，西汉时属会稽、丹阳郡，东汉时分属会稽、吴、丹阳郡，三国时属扬州，为吴国所有。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元代设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明代设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划名称开始。故此处称“浙江”不妥。
二、空间型错误
空间型错误是指作者在叙事时误将同地作异地混淆行政地名上下级关系、国（郡）名排列不合不当、地名方位错误等问题。
（一）误将同地作异地
作者在叙事时将历史上同一地方不同时期的两个名称当成同一时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将同一处地名述作两处展开关联叙事。
第五回：“卓遂起兵二十万，分为两路而来：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万，把住汜水关，不要厮*。卓自将十五万，同李儒、吕布、樊稠、张济等，守虎牢关。”
从小说文本看，“汜水关”和“虎牢关”是两个不同地方。但《元和郡县志》卷五云：“泗水县，古东虢国，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县，一名虎牢，《穆天子传》曰：‘天子猎于郑圃，有兽在葭中，七萃之士擒之以献，天子命畜之东虢，因曰虎牢。’汉、楚之际，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此，汉王破之，咎自*。至宋武帝北平关、洛，置司州刺史理虎牢。魏使奚斤攻宋司州刺史毛徳祖，经二十日不克，城中伤者无血，知其乏水，潜作地道，其穴犹存。隋开皇十八年，改成皋为汜水县。大业十三年，陷于王世充。武徳四年讨平充，复于县理置郑州。贞观七年移郑州于营城，以县属焉。显庆二年，改属河南府，垂拱四年改名广武县，神龙元年复为汜水。开元二十九年，自虎牢城移于今理。”
《论孟集注考证·离娄下》“溱洧二水名”注云：“《语录》云：即汜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汜水关。”《朱子语类·子产听郑国之政章》：“郑之虎牢即汉之成皋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后又名为汜水关。”《通鉴释文辨误·通鉴一百八十三》：“张从宾引兵东扼汜水关。”注云：“史炤释文曰：汜水县有虎牢关、成皋关、旋门关。余按：汉之成皋，周之虎牢也······成皋关，即虎牢关也······成皋县即改为汜水县，关亦改呼为汜水关。”《资治通鉴补·后列国纪十六》：“张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宾引兵扼汜水关。”注云：“汜水关，以县名关，即虎牢关也。”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汜水关，本名虎牢关，又名虎关、武牢关、成皋关等。具体位置，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十八公里汜水镇。其地势山岭交错，自成天险：南连嵩岳，北濒黄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乃兵家必争地。秦始设关、汉代置县，此后王朝，皆于此设关防，以县名关，县名改易则关名亦随之改变。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成皋县为汜水县，虎牢关亦改称汜水关，如宋人刘攽《汜水关》云：“四山环若屏，土色类坚石。青冥积霭间，古径漏天隙。虎牢一何险，飞鸟不可历······”可见，“汜水”“虎牢”实为一关。但董卓挟献帝西逃长安在东汉末，而成皋县改汜水县在隋开皇十八年，故三国时尚无“汜水关”，董卓分兵把守“汜水关”与“虎牢关”之说不妥。
（二）行政地名上下级关系错乱
《三国演义》叙事，惯以“郡名／国名＋县名”类相互管辖和隶属关系的组合来说明特定人物的籍贯、历史背景等，但在实际文本中，出现一些本郡（国）所辖之县归于他郡（国）、郡（国）名并列等问题，将本不具备管辖隶属关系的地名相互组合，导致地名关系错乱。
（１）第十一回：“第二个泰山华阴人，姓臧，名霸，字宣高。”
“泰山华阴人”即泰山郡华阴县人。泰山郡属兖州刺史部。《后汉书·郡国志三》：“泰山郡（高帝置，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奉高（有明堂，武帝造）、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有龟山，有龙乡城）、梁甫（侯国，有菟裘聚）、钜平（侯国，有亭禅山，有阳关亭）、嬴（有铁）、山茌（侯国）、莱芜（有原山，潘水出）、盖（沂水出）、南武阳（侯国，有颛臾城）、南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费（侯国，故属东海，有祊亭，有台亭）、牟（故国）。”可见，泰山郡不辖华阴县。
华阴在西汉为京兆尹辖县，属司隶校尉部。《汉书·地理志八上》：“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郑······杜陵（故杜伯国，宣帝更名。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莽曰饶安也）。”“在东汉为弘农郡辖县，属司隶校尉部。《后汉书·郡国志一》：“弘农郡（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弘农（故秦函谷关，烛水出。有枯枞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务乡，有曹阳亭）、陕（本虢仲国，有焦城，有陕陌）、黾池（穀水出，有二崤）、新安（涧水出）、宜阳、陆浑（西有虢略地）、卢氏（有熊耳门，伊水、清水出）、湖（故属京兆，有閺乡）、华阴（故属京兆，有太华山）。”故汉代并无“泰山华阴”之说，“泰山华阴人”是错误的。
（２）第五回：“又有一个山阳钜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来投曹操。”
“山阳钜鹿”即山阳郡钜鹿县。山阳郡，西汉始置，属兖州刺史部，曾改“山阳国”或“昌邑国”等，屡经变化，大致位置在今山东省巨野县一带。《后汉书·郡国志三》：“山阳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一十里），十城，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有甲父亭）、东缗（春秋时曰缗）、钜野（有大野泽）、高平（侯国，故橐，章帝更名，有茅乡城）、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南平阳（侯国，有漆亭，有闾丘亭）、方与（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有泥母亭，或曰古宁母）、瑕丘、金乡、防东。”“钜鹿县”为“钜鹿郡”所辖，属冀州刺史部。《后汉书·郡国志二》：“钜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以其县属。雒阳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户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万二千九十六。廮陶（有薄落亭）、钜鹿（故大鹿，有大陆泽）、杨氏、鄡、下曲阳（有鼓聚，故翟鼓子国。有昔阳亭）、任、南和、广平、斥章、广宗、曲周、列人、广年、平乡、南。”可见，“山阳郡”并不辖“钜鹿县”，而“山阳钜鹿人”应为“山阳钜野人”之误。
（３）第六十五回：“请刘璋收拾财物······尽赴南郡公安住歇。”
“公安”即汉高祖五年（前２０２）所建孱陵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刘备驻油江口，改孱陵为公安，取“左公安营扎寨”意。孙权占荆州，复为孱陵。据《后汉书·郡国志四》，南郡管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等十七县、城、侯国，其中并无“公安”或“孱陵”。武陵郡辖临沅、汉寿、零阳、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作唐、孱陵等十二县、城、侯国。“孱陵”县下注云：“《魏氏春秋》曰：‘刘备在荆州所都，改曰公安。’”可见，“南郡”并无“公安”，而“公安”实属“武陵郡”，故文中“南郡公安”应为“武陵公安”之误。
（４）第十三回：“此人河东杨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
从字面看，文中所述“河东杨郡”应为两个并列郡名，即河东郡与杨郡，但汉代并无“杨郡”。《后汉书·郡国志一》：“河东郡（秦置，雒阳西北五百里），二十城······安邑（有铁，有盐池）、杨（有高梁亭）、平阳（侯国，有铁，尧都此）、临汾（有董亭）、汾阴（有介山）、蒲板（有雷首山，有沙丘亭）······襄陵、北屈（有壶口，有采桑津）、蒲子、濩泽（侯国，有析城门）、端氏。”可见，“杨”为“河东郡”辖县，则“河东杨郡人”应为“河东杨人”或“河东杨县人”之误。
（５）第十二回：“我乃谯国谯县人也，姓许，名褚，字仲康。”
汉代政区并无谯国，据前引《后汉书·郡国志二》材料，豫州刺史部所管之沛国辖相、肖萧、杼秋、丰、沛、临睢，太丘、建平、鄼、谯、郸、铚、竹邑、蕲、符离、谷阳、洨、虹、向、龙亢、公丘等二十一县，则谯县为沛国属县，“谯国谯县”应为“沛国谯县”。
（６）第十五回：“策视其人，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
庐江郡有舒县，而无舒城县。《后汉书·郡国志四》：“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七百里），十四城······舒（有桐乡）、雩娄（侯国）、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潜、临湖（侯国）、龙舒（侯国）、襄安、皖（有铁）、居巢（侯国）、六安（国）、蓼（侯国）、安丰（有大别山）、阳泉（侯国）、安风（侯国）。”汉代行政区划中，“舒城”与“舒”（县）是有区别的。郡国所辖县及公、侯国名称中如有“城”字，则会直言某城，如泰山郡有南城（县），济阴郡有鄄城（县），任城国有任城（县）等，可见谓周瑜“庐江舒城人”当为“庐江舒人”或“庐江舒县人”之误。
（三）国（郡）名排列不当
此种类型失误是指作者在叙事中交代人物身份信息时，将地名组合叙述为“国名＋郡名”或“郡名＋郡名”之类表达平级并列关系的地名组合，这既不符合汉代行政区划实际，也不符合汉代规制。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分为司隶校尉部、十二州刺史部和西域长史府，其中，各王国、属国按郡制，邑、道、侯国、公国等按县制。
（１）第一回：“为首闪出一将······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十五回。翻曰：“此人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
《后汉书·郡国志二》：“沛国（秦泗（川）（水）郡，高帝改。雒阳东南千二百里）······相萧（本国）、沛（有泗水亭）、丰（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有枌榆亭）、酇（有鄍聚）、谷阳、谯（刺史治）、洨（有垓下聚）、蕲（有大泽乡，陈涉起此）、铚、郸、建平······”沛国共领二十一县，豫州刺史部置于谯县，辖沛国、颍川郡、汝南郡、陈国、梁国、鲁国。可见“谯”乃沛国辖县。据此，“沛国谯郡人”应为“沛国谯人”或“沛国谯县人”之误。第七十九云：“且说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南巡沛国谯县，大飨先茔。”所云“沛国谯县”正为曹氏故乡。
（２）第二十九回：“覆姓诸葛，名瑾，字子瑜，琅琊南阳人也。”第一百一十一回：“诞字公休，乃琅琊南阳人，即武侯之族弟也。”
“琅琊”为郡国名。《后汉书·郡国志三》：“琅琊国（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开阳（故属东海，建初五年属）、东武、琅邪、东莞（有郓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西海、诸、莒（本国，故属城阳。有铁，有峥嵘谷）、东安（故属城阳）、阳都（故属城阳、有牟台）、临沂（故属东海，有丛亭）、即丘（侯国，故属东海，春秋曰祝丘）、缯（侯国，故属东海，有概亭）、姑幕。”
“南阳”亦郡名。据《后汉书·郡国志四》，南阳郡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等三十七县、邑、侯国。故两地并无隶属关系。
诸葛瑾乃诸葛亮兄。第三十六回徐庶介绍诸葛亮时说：“此人乃琅琊阳都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则诸葛瑾亦应为琅琊阳都人。据前引《后汉书·郡国志三》“琅琊国”材料，“阳都”为琅琊国属县。可见诸葛瑾应为“琅琊阳都人”而非“琅琊南阳人”。
（四）地名方位错误
主要指作者在叙事时所用地名与其所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区域没有关系，或地名所涉路线错误，或地名实际地域不在事件发生地。
１．地名所涉路线错误
第六回：“卓曰：‘吾观旺气实在长安，吾欲奉驾西幸。’”“遂引兵万余，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星夜来赶董卓······次日，人报曹操追董卓，战于荥阳，大败而回。”
历史上，荥阳由武泰、东虢、京、汜水、荥泽、河阴、成皋、广武、荥阳等县和地区分合演变而成，所辖地域，在洛阳以东，郑州以西，而长安在洛阳以西，故曹操追赶从洛阳往西逃往长安的董卓，不可能“战于荥阳”。
２．地名实际地域范围错误
（１）第十五回：“孙策引兵到，张英出迎，两军会于牛渚滩上······张英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却说张英败回见刘繇，繇怒欲斩之。谋士笮融、薛礼劝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敌。”文中谓刘繇“旧为扬州刺史，屯于寿春，被袁术赶过江东，故来曲阿”。《三国志·刘繇传》：“避乱淮浦，诏书以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繇畏惮，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为扬州吴郡属县。《后汉书·郡国志四》：“吴郡（顺帝分会稽置。雒阳东三千二百里）十三城······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海盐、乌程、余杭、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阳羡邑、无锡（侯国）、娄。”“零陵”为荆州所辖郡名，亦为“零陵郡”所辖县名。《后汉书·郡国志四》：“零陵郡（武帝置。雒阳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城······泉陵、零陵（阳朔山，湘水出）、营道（南有九疑山）、营浦、泠道、洮阳、都梁（有路山）、夫夷（侯国）、始安（侯国）、重安（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侯国）、烝阳（侯国，故属长沙）。”赤壁之战前，荆州七郡为刘表地。赤壁之战后，曹操据南阳，孙权得江夏和南郡，刘备得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故扬州刺史刘繇部将张英屯兵荆州零陵城拒孙策是不可能的。
文中谓孙策与张英战于“牛渚”，张英战败，“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牛渚”即牛渚矶，又名采石矶，周边地区概称牛渚。在扬州所辖丹阳郡之秣陵，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镇。《后汉书·郡国志四》：“丹阳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宛陵、溧阳、丹阳、故鄣、於潜、泾、歙、黝、陵阳、芜湖（中江在西）、秣陵（南有牛渚）、湖熟（侯国）、句容、江乘、春谷、石城。”可见，文中“零陵城”当为“秣陵城”之误。
（２）第五十三回：“却说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文中甘宁、凌统所守“巴陵”“汉阳”二郡皆应为东吴属地，但地名皆有问题。“巴陵郡”为错用后世地名，详见上文辨析。“汉阳郡”则属典型地域位置错误。“汉阳郡”为东汉永平十七年（74）改天水郡置，三国魏初复名天水郡，属凉州刺史部，材料详见第二页“天水阑干”条。辖区大致在今甘肃省定西、陇西、礼县等市县以东，静宁、庄浪等县以西，黄河以南，嶓冢山以北地区。故地处东南的东吴凌统无法防守属于西北凉州的汉阳郡。况且汉阳郡地处西北干旱区，既无大江，又无大海，无法“分布战船”。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存在部分地名称引不确，如第十二回：“操军至定陶，连日不战，引军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济郡麦熟。操即令军割麦为食。”汉代并无济郡，但兖州有济北郡、济阴郡，青州有济南郡。文中或将其中之一简称济郡。《后汉书·郡国志三》：“济阴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里），十一城······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鬷亭）、冤句（有煮枣城）、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乘氏（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句阳（有垂亭）、鄄城、离狐（故属东郡）、廪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单父（侯国，故属山阳）、成武（故属山阳，有郜城）、己氏（故属梁）。”可见“定陶”为“济阴郡”辖县，因叙事前提是“操军至定陶”后“济郡麦熟”，故此“济郡”应为济阴郡之误。
再如小说第一回称曹操为“沛国谯郡人”，而第十二回则称许褚“谯国谯县人”，实则皆为第七十九所云“沛国谯县”人。第十回先云刘晔“淮南成德人”，后又谓边让为“九江太守”，实则皆指“九江郡”。第二十九回称诸葛亮兄诸葛瑾“琅琊南阳人也”，第三十六回又称诸葛亮“琅琊阳都人”，实则皆“琅琊阳都人”。第十三回谓杨奉战败“引军投西安去了”，而其他章节则皆称长安，实则汉末应称长安。
作者：宋婷，王胜明
来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选稿：潘 薇
编辑：贺雨婷
校对：汪鸿琴
审订：王玉凤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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