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电视剧《福贵》、小说《活着》认识余华，那时候觉得，生活如此多灾多难，竟有福贵一样顽强的人，着实是生命的奇迹。
《十八岁出门远行》，乍一听，好浪漫的名字，曾经在想，余华为何换了风格。拜读之后，才觉异样。哪里浪漫了，明明都是挫折苦难的感受。
这个短篇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一期，是余华的成名作，隶属于先锋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曾入选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在时代思潮的裹挟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青年人的世界产生许多无所适从的情绪，夹杂着来自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激烈碰撞，呈现出一幅心灵感受中的荒诞现实图景。
凡是实验的、先锋的，一般都充满着一种奇怪的基调，情节似乎都被弱化了，人在现实置身其中的感受，像处于荒原一般孤独。正像这个短篇，成人之时，本从父辈手里接过适应社会的红书包，可红书包最后也没能陪“我”走更长的路，反而被人抢走，留下一身遍体鳞伤的痛苦。
可见，青春的成长，当一腔热血与恶意相拥，是难以想象的挫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个小短篇也呈现了几个端倪。
首先，空怀理想、没有方向是十八岁的单纯，也是硬伤。
在小说中的“我”，一开始出门旅行，在山路上走了一天的时候，他脑袋里想到的只是对“第一批定居的胡须”的珍视，以及对所有山所有云的美好的联想，“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是啊，熟悉的人呢，自然是对自己心怀善意的，可在这条山路上呢？
“我”理想是沿着山路走，还是只想“搭车”或者找一间“旅店”，就是往外走呢，还是哪怕搭上向着“我”来的方向而去的车也甘愿呢？人一瞬间的想法很神奇，没有方向也是甘愿的。所以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注定在这样一条路上，迷失自己。
说好听点，是单纯真挚，说不好听一点，是硬伤，是没有做好准备迎接社会大潮的硬伤，所以伤痛，在所难免。
其次，教育认知与社会实践遭遇错位，造成好意惯性向前的“刹车失灵”。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父亲让“我”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可见“我”平常是被保护得有多好，父亲让“我”出去，还给“我”准备了红书包。或许，父亲认为，他给“我”的就是可以适应外界的经验和知识，只是没想到，这个红书包一点都不管用。
少年在遇到司机时，以为“我”和他混得脸熟，混得好，两个人就可以一个鼻孔出气。可没成想，面对山民这样的暴力团体抢苹果的时候，司机后退，只有少年在前反抗着抢劫者的恶意。更有甚者，当“我”被打得遍体鳞伤之时，司机不仅没有感激“我”，还抢走了“我”的红书包，和施暴者一起走了。在司机的心里，似乎是相对于山民而言他是弱者，但对于伤痕累累的少年，他是一个强者，有一个替自己挨打的人，这种心理按摩一下子把不平衡给抹去了。
可对于“我”这个少年来讲，用一贯待人的好意，拥抱的却是被背叛的伤痛，那么这个一贯的好意的教育认知，便与“我”的社会遭遇，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冲，在这个对冲中，有一些社会道德的失落，无法弥合少年世界的动荡，只能加剧少年人的痛苦。
最后，独自闯荡，缺乏前辈的引导，会走很多弯路、吃很多苦头。
从小说来看，父亲让“我”出去看世界，是让“我”独自上路的，前边并未给“我”安排一个引路人，或者说，父亲并未带着“我”一起去经历外面的世界。所以旅途中的事情，完全由一个社会经验尚且为零的少年去决断，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可想而知的是，少年人的冲动与鲁莽、单纯与无知，在社会这个大容器中是行不通的，只会不断地走弯路，不仅无法前进，还有可能向着“我来时的方向”后退。
在这个路途中，弯路、苦头，都是家常便饭，这一切都是因为引路前辈的缺失。
综上来看，空怀理想、失落方向，认知与遭遇错位、满怀伤痛，领路人的缺位、致使路途艰辛，这些都是青春伤痛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伤痛呢？认认真真地把自己在旅途中产生的情绪再感受一遍，自己就会产生答案。所以何谓心理真实？重温心路历程就是真实。
一个少年的成长蜕变，来自于精神领域受到挫折伤痛激发后的认知提升，没有哪一个人的青春是一帆风顺的，朝阳从大海与地平线的交际线上冉冉升起，那么暴虐的风也好，滔天的浪也好，都是磨刀石，若能闯过这一路的风与浪，红日闪闪，必挂于空。
END
文|京华
图|网络
编辑|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