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沧桑六百年

作者：汪家明

祝勇这部书稿，是他三十年文学道路的回顾，其实就是创作谈。第一部分《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五十章，七万字，我一口气读完，感觉与《七札》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也让我想起《金蔷薇》──只是祝勇谈的是自己，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主要谈别的作家。

书名很酷：《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开初几章，他谈自己十八岁离开沈阳远行，在北京读书、工作、定居，似乎没有故乡，又感觉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己养己的故乡，一个是文化的故乡。这个文化的故乡，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埋藏在他的血脉、基因里。从第六章开始，所讲都是一步步向文化故乡故宫靠拢，似乎冥冥中有机缘。他去南方，入藏地，几经历险，“在大地上爬行摸索”，生命和写作好像随着空间的拓展而延长、变化。他蛰居京郊小镇，埋头写作，还组织了一支作家足球队，但祸不单行，他在比赛中受伤，养伤足足半年。伤好后，他受邀远行美国，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回国后“又读博、写作、拍纪录片。此后的时光，像一只快速转动的陀螺，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

当出版了十二卷四五百万字的“祝勇作品系列”之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写下去，是否有意义？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会不朽，暂时的荣光不足以成为他付出年华的理由。最终他说服了自己──意义不重要，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没理由的爱，“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像农民种地一样。在这种信念下，他享受写作生活，听着音乐，“仿佛有风，将我的思念吹得很远”，而“书从书柜蔓延到桌上、地上甚至床上”。“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汉字，因我的写作而重新集结，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的心底就会焕发出无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击键盘的动作本身都像钢琴家的演奏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档就是我的王国，尽管国土面积小了一点，但依然给我带来统辖者的自由与潇洒”。

他“固执地相信，所有消失的人和事依旧存在着，只不过变换了存在方式而已”，“我觉得自己距离那些在这里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的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而历史的线索和注脚千千万万，他贪心，东收西揽，用胶水把它们拼接成尽量完整的既古却新的物件。他就是这样，全凭写作，一步步来到故宫城下。由此观之，无论多少机缘在帮他，他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到故宫的。而故宫正进入新时代──开放、欢乐、平民化、前卫化，需要他这样一个人。

祝勇终于进“城”了，是紫禁城，成为故宫一员。“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的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自己就是故宫（的一部分）……有我的故宫和没我的故宫，在我心里，决然是两个故宫”。“在故宫里，表面上看，到处是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实际上，故宫到处是门，向整个世界敞开──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他立了一个宏伟大愿：用文字重筑这座城。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故宫文章。

六百年故宫的故事

面对故宫（旧称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清朝皇帝乾隆，在故宫里一再大兴土木，是故宫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方米的三希堂。

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看来，故宫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时间无声地流过故宫，却在故宫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故宫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故宫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断），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生存与逝去的故宫

我每次走进故宫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感，类似于石涛在《秦淮忆旧》册页中表达出的那种既依恋又想摆脱的复杂心理。因为我同时见证了它强韧的生命力和衰朽的荒芜感，尤其在故宫大修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现场，比如建福宫，看到一些崭新的构件出现在紫禁城斑驳的框架内，更何况这场规模宏大的木质运动中，“木”再度申明了它在古老阴阳五行体系中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正统地位：“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

另一方面，故宫又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废墟，“故宫”的名字，以及它深处的那些残垣断壁、衰草枯杨，都透露出它的废墟性质。春天的时候，慈宁花园遍地的野花已经没膝，在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乌鸦聒噪着，在苍老的梁脊上成群地起落。这样的图景，表明我们都是“后来者”“迟到者”，历史早已在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而现在，不再有“历史”，“现在”的时间，与“历史”是脱节的，尽管它们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但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我们身处“现在”，无法目睹“从前”的宫殿，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缺席之后的虚空。废墟的“墟”字中包含着两重含义：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废墟的物质属性，而右面的“虚”字，不仅注明了它的发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属性──它是虚空的，是历史在现实的水面上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看见它折射出的光芒，却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里。

所以，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至少有两个故宫──生机勃勃的故宫和垂死挣扎的故宫。生与死这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宫殿里同时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它们较量的声音。这使得对故宫的叙述变得无比艰难──我们很难掌握叙述的时态；叙述的口径也容易变得含混不清。

紫禁城中你所不知道地方

所谓“隐秘角落”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皇帝来说，紫禁城不存在隐秘角落，因为这座皇宫，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儿，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何况一座宫殿？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犹如“上帝”，对天下万物──当然包括宫廷的每一个细节──拥有“全知视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是“限制性视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假若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祸临头。

所谓的“隐秘角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自这座宫殿在公元1420年竣工，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于天下百姓来说，在这五个世纪里，整个紫禁城都是隐秘角落，闲人免进。所以，故宫今天的英文译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1924年，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而“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仅限于乾清门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后寝”部分，博物院的正门，则是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而乾清门以南，则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故宫博物院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几十年中，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那些“未开放区”，就显得愈发神秘。每次有朋友来故宫，都希望我陪他们到“未开放区”走走，我也萌生了写“未开放区”的念头。然而，“未开放区”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从52%增加到65%，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未开放区”成为开放区。或许有一天，对于这座古老的宫殿，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全知视角”。这使我最终放弃了写“故宫的未开放区”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故宫的隐秘角落”。

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未开放区”，如慈宁花园、寿安宫，也可能在“开放区”，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宫的东边，中轴线的一侧，虽曾决定帝国的命运，却极少为人关注。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说，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在我心里，故宫就是生长“隐秘”的地方，一个“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的“隐秘”浮现出来，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所以，即使故宫在空间里的“隐秘”消失了，它在时间里的“隐秘”却仍然健在，完好无损。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它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但正是这样的破损，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复，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但时间不能。我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将宫殿深处的“隐秘”一一破解，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我知道这纯属徒劳，因为真实的“隐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刚刚说过的，“隐秘”不会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随着“破解”而愈发显现和扩大。历史就像一桩悬案，无论遇上多么高明的侦探，也永远不可能结案。

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一种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储存在故宫的内部，如神龙首尾缥缈，似七巧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汪家明）

来源：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