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宋版书的坎坷命运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谈到古籍之罕品时说：“宋版书自来为人珍贵者，一《汉书》、一《文选》、一《杜诗》，均为元赵文敏公松雪斋故物。”这三部宋刻书籍至今已鲜为人知了，但自北宋初年刊印问世后，在人间辗转流传，其中存世最久的长达八百余年，历尽世间坎坷。围绕这些秘册精椠，不知多少藏书家为其竞折腰，为了这些书，演绎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这在中国藏书史上实为罕见，令人感悟到古籍存世实在不易。

这三部书均刊印于北宋真宗时期，系宫内府根据当时所存的善本书中多方校勘、抉择众长定稿雕板，采用仿南唐所造之澄心堂纸印刷而成。其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箔光润，为一时之甲”。其字体系以当时盛行的颜真卿体书写镌刻，字大如钱。书原藏于宋皇室，历经战乱遂流入民间，至元初为书画家赵子昂所得。当时，这些书虽已问世达二百八十年，但仍完好如新，这在当时已不容易了，所以赵子昂虽藏书万卷，独对此宋版菁华倍加珍爱，视为镇库之宝。北宋初年版的书经历了数代遍及全国的战乱后，别说至元代，即使到了南宋时也很稀罕了。这里有个例子可以印证，南宋藏书家陈振孙（1183-约1261），为官多年，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毕生致力于购书、藏书，其书多达五万余卷。史载：“一日他因事出访，于途中遇卖书者，觅得五代开运丙午年（946）刻印之《九经字样》，弥足珍贵，为其平生所藏最古之书，乃终身引为幸事。”公元946年系北宋开国之前十四年，距陈振孙出生也不过二百三十七年，按他的见识不可谓不广，其觅书之条件也绝非常人可比拟，但北宋前的书他已绝难见到。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书到了元代是何等珍罕。

赵子昂得到这三部书后，在每部书后面的空页上均以小楷恭题跋文，为实现“子孙永藏、不得变卖”的心愿，赵特别在《两汉书》牒文前页亲手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自画像，这是赵子昂惟一的传世肖像。但不知何故，赵去世后，其藏书并未能由后代藏得太久，三部书均先后流入民间，成为藏书家所竞相追逐的目标。

赵子昂（1254-1322），名孟頫，以字行，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入元后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死后谥文敏。家富藏书，尝曰：“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卷。”他善绘画，书法尤精，行书、小楷笔法圆转遒丽、炉火纯青已臻化境，人称“赵体”，后人以能一睹其真迹为快事。赵去世后，其楷体字成了元代刻书所盛行字体。《书林清话》卷二曰：“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所滥觞也。”其书法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至元代，北宋初年刊印之书已鲜有觅得，这些由赵子昂亲手画跋之书，除了学术方面的价值外，也不啻为艺术珍品，正所谓“展卷尽可怡神，披翻自能豁目”。世间绝难再得，其价值不可估量。

三部书出了赵府就分道扬镳了。先说《两汉书》，这原是赵子昂最看重者。《两汉书》是《汉书》与《后汉书》的合称。《汉书》，东汉时由班彪收集素材动笔撰写，彪去世，由子班固承父志，根据《史记》的体例辑古钩沉、征引考订撰成初稿，班固遭冤狱而死，后又由妹班昭和马续续貂，终成一部一百二十卷的鸿篇巨制。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系南朝（宋）范晔集各家著作之长所撰成的纪传体东汉史，原本仅有纪传，范晔本作《十志》，书未成，不幸在四十八岁那年牵涉到一件宫廷内变事件而被*。北宋初年此书与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相配而成《后汉书》。对于史籍，历来的版本以北宋最为珍贵，这是因为，至汉代才产生了纸，最初的《汉书》是以手写的形式问世的，至唐代才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因此可以认为北宋初年，将《汉书》与《后汉书》相合璧所雕印的《两汉书》是最初的印刷版本，这种版本很少存在手写本的接力传抄所难免的讹谬脱漏，故距原著的面貌最近，在学术上具权威性，且印量稀少、质量精良，后刻之书实难比肩。因此，到赵子昂时，他所藏的《两汉书》版本就弥足珍贵了。

《两汉书》藏于赵府多少年现已无考，现在已知元亡后于明代中期为吴郡陆完所得。

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村，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二十二年（1487）进士，授御史。正德三年擢右佥都御史。五年，迁兵部侍郎。七年，陆完受命镇压刘六、刘七造反，追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击败二刘。明年，进兵部尚书。正德十年，改吏部尚书。摆脱了繁忙的军务后，陆在家乡吴郡着意于造园并广积藏书，其藏书楼名为“五美堂”，《两汉书》位列五美之首。但这部《两汉书》在他手中并未藏得太久，其祸起于宁王（朱辰濠）的叛乱。陆完为人品德欠佳，早年以贿权阉刘瑾得以官升右佥都御史。宁王于谋划反叛期间，在朝中的陆完等人帮助下恢复了已被削夺的护卫军。正德九年七月初一，宁王起兵反叛，一个多月后即被平定。此时的陆完正在吏部尚书任上，因受宁王案牵连，被搜得陆完与宁王往来书信，乃被逮下狱，时年六十一岁。宁王同党多被处磔刑，陆未处死算是侥幸，但家产被抄，所藏书籍多数流入民间、书肆。至嘉靖中，《两汉书》由太仓王世贞访知，以一庄园的代价从一书商手中购得。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有句：“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即述其事。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戏曲理论家、藏书家，为“嘉靖七子”之一。他自幼成长于翰墨诗书、钟鸣鼎食之家，父亲王抒官居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王世贞自幼聪慧，“书过目终身不忘”，十九岁中举，二十二岁中进士，从此宦途顺利。在他的青年时代是有足够的条件与财力来购置书籍的。在为官时以觅访秘籍为乐趣。一次偶从一书贾处见到了赵子昂题跋的《两汉书》即志在必得，书贾索价甚巨，乃商定以一庄园相易，一时传为佳话。王得书后视若掌珍，在赵子昂跋文后增题曰：“班、范二《汉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傍宽广，字大如钱者，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奚潘流渖，盖有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也自宝惜，四百年来而手若未触者。”由此文可窥见此书的版本出源及其面目的一鳞半爪。王世贞家有别墅“弇山园”，园广七十余亩，有东弇、中弇及西弇山峰，时号“东南第一名园”。遗址在今太仓城厢镇长春村制药厂一带。王于园中凉风堂后建藏书楼“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另建“藏经阁”藏经学之书，建“尔雅楼”藏宋椠元刻，而于“九友斋”专藏宋本精善，得《两汉书》后，即为该斋之镇库之宝。王世贞与“天一阁”主人范钦为同时代人，世贞在青年时代即与年长他二十岁的范钦为忘年交。史载两人甚为友善，“相互抄读所藏，又增益之”。这两位当时名闻海内之藏书大家，其藏书命运之迥异实有天壤之别。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世贞之藏书甚至未能存至第二代，而范钦却以他异于常人的眼光与远见，借助于宗族礼教，以遗嘱的形式将藏书的责任交给子孙，后代像接力赛一样地将天一阁藏书保存下来，因而创造出世界独一无二的私家藏书史上的奇迹。

在王世贞三十四岁那年，正当仕途如日中天、门庭鼎盛之际，家中突发巨变。此前他父亲王抒出任蓟辽总督镇守北边。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王抒因误失军机导致敌军由潘家口南下，虽罪不当死，但因严蒿素与王抒父子不合，判王抒斩刑。自此，王世贞家境由盛而衰。中年后王世贞无意于宦途，专心致意于学术研究，看来这与家庭变故不无关系。其藏书也未能保存得太久，若干年后王的大半藏书亡失，《两汉书》也流出王宅。由“新安富人”顾光禄以一豪宅的代价购得，后又卖给安徽藏书家黄尚宝。至明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该书为钱谦益以一千二百两黄金的代价购得。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探花，后为东林文坛之宗主，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著有《初学集》、《有学集》及《投笔集》存世。人们对他并不陌生，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是与“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学者兼藏书家，他爱书是出了名的。史载，大凡他要读而所缺之书，必千方百计借得善本、孤本在家转抄，抄毕装帧时，书的内页均附有自刻印的书牌，上有“常熟钱牧斋谦益绛云楼钞本”字样。这些书世称“钱钞本”。他早年曾兼购刘风、钱允治、杨仪、赵琦美四家藏书，更不惜重金购置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于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中年筑拂水山房存其书。经重加缮治、区分类聚，积书七十三大柜，共十万余卷，所收多宋刻秘册精椠，论数量历来为私人藏家所罕见。据《牧斋遗事》云：“大江以南藏书之富，莫过于钱。”他读书尤看重版本，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曰：“于书无不读，凡读过之书，皆能言旧刻如何，新版如何，中间差别如何，验之纤悉不爽。”谦益曾在书楼中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

钱谦益购得《两汉书》后，即抄录一部供阅读、校勘之用，原书则置于特制的木橱存之于拂水山房。在收藏了二十余年后至崇祯十六年（1643），将此书售给了浙江四明谢象山。

钱对《两汉书》原已视之如命，何以竟从他自己手中售出？其原因与他异乎常人的性格不无关系。钱谦益家财富、交游广，其藏书如同他的财富一样，聚得快，散得也快。他的宋刻珍籍中若有复品，可以无偿地赠与同好而不吝惜，其性格之豪爽在藏书家中实为少见。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叙了钱谦益以巨资促成冒襄与董小宛结合，并致书冒襄之父说情，冒、董才得以同返如皋的一段史实，钱性格之豪爽由此可知。

钱谦益出售《两汉书》的直接原因是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因床头金尽，在万般无奈之际将《两汉书》以一千两黄金价售于四明谢象山。”进一步的详细原因未说明。谢象山，名三宾，象山为字，号寒翁。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爱藏书，擅画山水，室名“竹景庵”。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崇祯本《古今考》三十八卷卷首题字有“明四明谢三宾象山定”字样。近年偶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书中对钱谦益售书一事有一些考证材料。谢三宾是被陈寅恪认为“人品卑劣”的四明才子。钱谦益早年典试浙江时，谢为钱所录取，后来却与恩师钱谦益争夺柳如是，但如是不喜三宾。崇祯十三年（1640），二十三岁的柳如是嫁给五十九岁的钱谦益为侧室，以后谢三宾始终怀恨于心。崇祯十六年，钱扩建园林，将主楼名为绛云楼，取“真诰绛云仙姥下降”之意，作为读书、藏书之处，楼将建成，但钱财已耗尽，不得不忍痛割爱出售一些藏书，但谢三宾指名要购《两汉书》，终于这部北宋精椠以一千两黄金的代价由谢三宾购得。“三宾虽不能夺回如是，但买得情敌深爱之书，可聊以快意自解”（《柳如是别传》，第四百二十六页）。

这次出售《两汉书》之决定其实是钱谦益的一念之差，以后对书的思念几乎未停止过。至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因家人不慎，蜡烛误落纸堆引起大火将楼烧毁，钱谦益曾著有《绛云楼书目》四卷传世，其中所录之书大半毁于此，《两汉书》抄本也毁于此难。

这次大火人们谓之“江左图籍之大厄”。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就将藏书毁于火称之为“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看来如当初未售出《两汉书》也未必能躲过“绛云之炬”。绛云楼之灾毁去藏书大半，平生数十年所藏竟然遽尔灰飞烟灭，其刺激之深可想而知，这时他已六十八岁了，于是，决意尽早将焚后余书付托一可靠之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遂将大部分余书赠与从子钱曾。《书林清话》卷十曰：“绛云火后，其书多归从子曾。”钱曾（1629-1701）字遵王，常熟人，少时随钱谦益治学、蓄书，深得谦益器重，自建述古堂藏书，著有《交芦判春集》、《读书敏求记》等书存世。绛云之炬究竟毁去多少书呢？据史载，绛云未烬之先，共藏书三千九百余部。火灾后，钱谦益将其烬余书籍及诗文稿悉付钱曾收藏。钱谦益晚年到钱曾述古堂观藏书时对钱曾说，这些书“殆可当绛云楼之什三矣”。由此推算，当年绛云之炬之毁藏书当在七成以上，且其中宋刻孤本不可多得者甚多。尽管他的藏书几乎散尽，但到他晚年所念念不忘的主要还是《两汉书》。

《两汉书》离开钱府前夕，这位钱公如丧考妣，心中痛苦万分，在书后增空页作跋称：“以千金从徽人赎出，收藏二十余年，今年鬻之四明谢象山，床头黄金尽，平生第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其失魂落魄之态实令人同情。

南唐后主李煜这位文学皇帝在位时，令他整日宵旰忧劳的并非国家政事，而是诗词书画。自亡国降宋后，其爱妻小周后被宋廷封为郑国夫人，常被赵光义召进宫中陪宴侍寝，这使李煜蒙受奇耻大辱，但又无可奈何。他的一首传世之佳作《相见欢》就是在此心境下写成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无力护花的心境跃然纸上。钱谦益将失书后的心境与李后主亡国又失小周后的心境相比拟，局外人听来未免夸张了。

《两汉书》离家前夕，钱谦益掩卷唏嘘，几至流涕，又在书后补作一跋曰：“景山李维柱，书法模颜鲁公，常语余：‘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后当以殉葬。’余深愧其言。”《两汉书》如刀刻斧凿般镌铭于记忆中，无法消蚀，从此也就不能再见一册颜体宋刻本，每见此，就勾起心病，痛苦万分。谢三宾得书后也未能久存，不久又易手。至顺治十五年（1658），钱谦益已是七十六岁的老翁了，偶游武林名胜，在藏书家司马府上又见到了该书，回想由昔年的钟鸣鼎食之家到今天的玄酒瓠脯之困境；曾是富甲江左之藏书，如今已鸿稀鳞绝，令人恍若隔世、悲怜不胜。他将此事的经过书跋于《初学集》中：“……今年游武林，坦公司马携以见视……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失《两汉书》之痛，就这样陪伴了他的余生。

司马家得《两汉书》后居然也珍藏了一百二十年。其中有个插曲，王士祯《分甘余话》云：“赵承旨家前、后《汉书》……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大凡世间藏品，其价值若珍贵到“国宝”的地步，则决非靠个人之力所能永存了，《两汉书》的命运当然逃脱不了此历史规律。至清代政权巩固后，朝廷即开始注意图书的收集、整理工作。康熙年间，在武英殿设修书处，专司翻刻古籍图书，并向全国广泛地征集善本、孤本。

乾隆九年（1744），皇帝下旨征集天下图书珍籍，早已闻名遐迩、众目睽睽之赵氏遗书当然在劫难逃，一纸诏书调入内廷没商量，就这样《两汉书》轻易地成了乾隆的掌中物。司马家也只能眼泪往肚里落，除了愧对祖宗，又奈何得谁。幸亏钱谦益当初卖了，否则即使当年能逃过了“绛云之火”，如将书传之子孙，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钱谦益降清后，在柳如是的影响下，转而从事抗清，并有所行动。钱谦益晚年所著的《投笔集》，其反清证据在书中比比皆是，这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钱死后，至乾隆三十四年，皇帝以钱谦益的著作多有“诋毁本朝”之语，乃明令查禁，并发上谕，对钱一番痛骂：“……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尤为可鄙可耻。”可见，乾隆如发现《两汉书》尚存于钱家，征集此书的手段绝不会是一纸措辞客气的诏书了。

乾隆九年，乾隆帝得《两汉书》后在书中题跋曰：“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与《两汉书》同时征集入宫的还有那部当年同时从赵子昂府上所流出的《文选》，四百余年历经人间沧桑，均完整无缺地在宫中相遇，真乃人间奇事。

《两汉书》与《文选》在清宫被藏于武英殿历时不足半个世纪，至嘉庆二年（1797），武英殿发生火灾，所藏珍籍大半毁之于火，这两部宝书未得幸免，此实我国文化之一大浩劫。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谈到藏书法则时对《两汉书》有幸逃过了当年的“绛云之炬”却毁于“武英殿之灾”而叹息：“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此太平时至可痛心之事也。”

三部宋版书出了赵子昂府第后的去向，历来为藏书家所关注，但有关史籍中记载得较多的是其中的《两汉书》，其次是《文选》了。

《文选》由梁武帝的太子萧统主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选集，共收录了周代至南朝梁时七百年间的文学作品共七百余篇，因原文绝大多数已亡佚，故《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到了唐、宋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在唐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对《文选》的研究和注释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赵子昂所藏的刊本，在当时无疑距原著的面貌较近，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关于这部《文选》的真面目，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载：文选二十三卷后有吴兴（赵子昂为吴兴人）小楷书跋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澄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按：此句有误，疑为至大二年（1309），因至正二年（1342）赵子昂已去世。）

今天所能确认的是，此《文选》一书在明万历甲戌年（1574）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朱大韶所藏。朱大韶，字象元，一作象玄，号文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室名有“文园”、“横经阁”等。叶德辉之《藏书十约》一书中说，古人得一图书珍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该书流传世间数百年，书中留下了甚多的名人题跋。其中明代王世贞题跋云：“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旧为赵承旨所宝，往见于同年生朱太史（按：即朱大韶）家，云得之徐太宰所。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明万历甲戌年，王穉登书曰：“此本纸墨锓摹，并出良工之手，正与琅琊长公所藏《汉书》绝相类。《汉书》有赵魏公小像，此书有公手书，流传至今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今归朱司成象玄。出示谛赏，此本视《汉书》亦犹蜀得其龙，吴得其虎矣。”又有明末董其昌跋：“北宋人学书竞习颜体，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镌手于整齐之中寓流动之致，洵能不负佳书。至于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看来此部《文选》刊印的年代与规格与《汉书》是相近的，由此也可窥见《文选》出赵府后的大致经历。至于《杜诗》一书在何处，则鲜有人知了。乾隆帝得二书后，在《文选》书后题跋曰：“此书董其昌所称与《汉书》、《杜诗》鼎足海内者。纸润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迹精妙，北宋人笔意。《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不知《杜诗》落何处矣。”据《天禄琳琅书目》一书所载，当年武英殿所藏之宋版书之珍品甚多，但经乾隆帝有此评价者也不多见，可知此两部书实乃古籍珍品中之菁华。由此也可推断《杜诗》一书自出赵府后大概并未存世太久，早已灰飞烟灭了。

这三部宋版书的经历给后人留下的感悟实在太多，“书籍”这一人类文化之重要载体，存世为何如此之难。近读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书中对我国古籍毁于天灾人祸之惨剧多有描述，不时发出锥心的感叹，当提起清初钱谦益绛云楼及嘉庆年武英殿之火灾时，曾诗曰：“绛云未逐劫灰红，江左图书日正中。一自新宫三日哭，闲翻贝叶唱宗风。”自古至今，收藏品类别众多，但存世之难当首推书籍。且不说天灾难防，历来时局变化，朝代更迭，首先遭难的非图书莫属。就拿《昭明文选》来说，别说明版五臣注版本早如凤毛麟角，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版本，在目前也已罕见了，成了珍本，又何能指望千年古籍保存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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