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皇室之女的册封、封邑制度大体沿袭汉制,基本比照诸王:“汉家旧制,诸女皆封,仪服比于藩王,膏腴封其井赋。”称号也类同于汉:皇女为公主,皇妹为长公主,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太子女为郡主,诸王女为县主。
隋朝公主册封制度史载不详,但据隋末唐王李渊建天子旌旗时“王后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的记载可知唐朝封制大体承袭隆制，故隋朝公主封制应与唐朝差别不大。隋朝见于史载仅有文帝女兰陵公主、炀帝女南阳公主及乐平公主等,都是以地名为徽号。
唐朝的“外命妇”制度包括了皇室之女的册封,规定:皇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正一品;皇太子女封郡主,从一品;诸王女封县主,正二品。“凡公主封,有以国名者,国、代国、霍国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阳、宣阳、东阳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乐、长宁是也。”郡主、县主则多以地名为封号,如新都郡主、义安郡主、文安县主、东光县主等等。《新唐书·诸帝公主》与《唐会要·公主》共记载公主二百一十二人(不包括因和亲特封为公主者)郡、县主自然人数更多。公主、郡主、县主都是李氏皇族之女，只有武则天时有过例外,曾封武姓之女和其爱女太平公主之女为县主
五代公主册封制度大体与隋唐无异,也有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及郡主县主之封,同样以地名或美称为封号。见于史载者如:后梁有安阳、长乐、普宁、金华、真宁、寿春诸公主;后唐有琼华、瑶英两长公主,永宁、兴平、寿安、永乐诸公主;后晋少帝进封乐平公主为鲁国大长公主、寿安长公主为卫国大长公主、郑国长公主为宋国大长公主等，还有长安公主及高平、新平、千乘、永庆诸县主;后汉有永宁公主;后周有乐安、寿安公主等等
公主们出嫁后一般都在官外另置府邸及官署。隋朝开皇中定制:“……大长公主、长公主皆置官属”;“诸公主各置家令、丞、主簿、谒者、舍人等员，郡主唯主簿。”唐朝大体亦如是。公主府官署称“公主邑司”,设有令、丞、录事、主簿等官员，负责公主家收取封物以及田园、仓库、财务等一应事务。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下诏:“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朝臣鉴于其时太平等诸公主权势膨胀,对此曾有所批评,认为公主开府建察、秩同亲王是混淆男女、阴阳，“以女处男职”,并指其为朝政十失之一。
公主的封号只是荣衔,她们与所封国、那并无关系。其经济来源、生活供给主要仰赖朝廷封给田地赋税，即所谓“食实封”。“食实封”制度即由国家封给室亲贵们数量不等的农户,由封家收取封户的租调钱粮布帛等等。一般说来公主出嫁之前在宫中生活，一切由宫廷供给;下嫁后另立门户便赐给封户以作衣食之资。“唐法……公主三百户,长公主五百户,有至六百户。唯太平逾此制。”
太平公主为高宗、武后之女,深得宠爱，所以食封开始逾于常制。到武则天时至一千二百户,后又增至三千户。中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以功又增到五千户,中宗与韦后的两个女儿安乐、长宁公主则分别增到三千和二千五百户官城、宜城、宣安公主等也增至二千户。并特许长宁、安乐以七千户为限;“虽水旱,亦不破损，以正租庸充数”,即若遇灾荒减收，也不使其受损,朝廷以租税补足。这是公主食实封最为丰厚的时期。
中宗时,公主封户不仅“皆割上腴之田”,而且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费多丁者,刻剥过苦,应充封户者甚于征役”以致“人多流亡”,成为其时一大弊政。睿宗时,太平公主权重天下,封户增至一万,成为唐朝公主食封户最多的一个。唐玄宗即位后,鉴于公主封户太多欲使其“知俭啬”而进行压缩，实行新制，定长公主(皇姑)食封两千户、皇妹一千户、皇女五百户;鉴于前朝太平公主等竟相选取“高费多丁”的富户为封户，又规定封户以三丁为限。后来武惠妃专宠，其女咸宜公主封给一千户，其他公主也增至千户。自此著为定制。
此外,公主不下嫁者也封千户,并由有司按令拨给奴婢。这应该主要是针对出家入道的玉真公主等。玄宗开元以前，封物由公主邑司与朝廷官吏一起收取;开元中大约为了有所制约，改由国家统一收取，然后再拨付给她们。到唐后期,实封渐成虚名,改由朝廷直接拨给封物。如德宗贞元六年(790)，“诸公主,每年各给封物七百段,此依旧制”,可知已改为国家供给制了。
郡、县主也各有封户如:武则天时武姓县主都有封户,中宗时皇弟相王之女为县主者食三百户,唐玄宗也赐给襄乐县主等各实封一百户。唐后期大约也转为国家供给。如德宗贞元五年(789)规定:诸郡县主夫婿停官后,那主每季给钱七十千文,县主每季五十千文,夫婿死也准此办理。其后又有给未入仕的郡、县主夫婿俸钱、禄米的规定;此外,那主每季赐钱一百贯文,县主每季七十贯文。
公主们的生活状况因时代、个人而异,但总体上看,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不失丰足。以唐朝论,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交纳租粟二石，调绢等二丈,绵三两。如果按公主们每人食实封千户,每户三丁计算,每年大体可收入栗米六千石、绢等六千丈、绵九千两。堪称丰厚,生活应属富足。这一数字大约代表了唐朝公主收入的中上等水平,太平公主们的收入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至唐后期，国家财政窘困,公主们改由朝廷供给,收入大为减少,生活显然不能与前期相比。
除正常收入外,公主们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来源:一是皇帝赏赐。如唐懿宗爱女同昌公主出嫁时，懿宗倾宫中珍宝作为陪嫁，价值无以胜计;二是巧取豪夺。唐朝公主或经营田园、碾硙,或放高利贷以谋利,甚至有依势强夺者。唐太宗时，公主们因放贷牟取高利曾受到大臣指责:“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给资用……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侈,放息出举,追求什一。”
公主中最为贵盛骄奢而又横行霸道者当数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与唐中宗韦后之女安乐、长宁公主。太平依恃是武则天爱女,又对中宗、睿宗两朝都有拥立之功，不仅势倾天下而且富于帝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官掖。”陇右有牧马上万匹，家中珍奇宝物不计其数,侍女著绮罗者数百人。在失势被玄宗赐死后,抄没其家产,发现财宝如山,超过皇宫内库;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数年收取不尽。
安乐、长宁公主依恃中宗、韦后宠爱,恣意掠夺民财、挥霍无度。安乐公主派人收集奇禽异兽羽毛,织成百鸟毛裙，一条裙子值钱一亿。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所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上有绛桥勾栏,雕镂花草、飞禽、走兽、妓乐、麒麟、鸾风、白鹤、飞仙,神出鬼入,并以真珠、琉璃、琥珀、珊瑚等宝贝装饰,用钱三万，“府库之钱,尽于是矣”。她强夺民田十九里开凿定昆池，累石为山、引水为涧,以珍石异宝装饰,穷天下之壮丽,超过宫廷禁苑;又拆毁百姓房屋大造府第,使得内库为之空耗。长宁公主在两京广占民田营建宅第,东都一处宅第就占地一坊，还有池沼三百亩;长安一处宅第值钱二十亿。长宁、安乐公主纵容僮奴在外掠夺百姓子女为奴婢;并役使民力,大造佛寺,争相度人,以获钱财:“钱三万则度为僧尼”,被朝廷大臣上书指斥为“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
其他公主权势无法与之相比,但奢侈之风极为普遍。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们甚至以油洒地建造球场。唐玄宗朝诸公主们争相进献水陆珍，“一盘之贵，盖十户中人之产”。德宗贞元中，义阳、义章两公主各造祠堂百余间,费钱数万。公主中以奢侈著称者,首推唐懿宗爱女同昌公主，她出嫁时懿宗赐钱五百万贯,并倾内库宝物以充其宅第。婚礼之奢华令人叹为观止:“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
其家房屋门窗都以珍宝装饰，并以金银作井栏、药白、食柜、水槽、锅盆等,镂金作笊篱、箕筐;水晶、琉璃、玳瑁作床;琢五色玉器为器皿,百宝为圆案;又有神丝绣被，上绣三千鸳鸯,缀五色粟珠,精巧华丽绝世;还有连珠帐、却寒帘、鹧鸪枕、蠲忿犀、如意玉、瑟瑟幕、翡翠匣、火蚕绵、九玉钗、龙脑香等等各国进贡的奇珍异宝。家中珍异馔无人能识,公主却视如糠枇。公主所乘七宝步辇上缀各色异香香囊,镶嵌珠玉珍宝，出游时,芬馥满路,晶荧照灼,令人眩目。她死后焚化车舆服玩，人们争相在灰中拣拾金宝。葬礼更是隆重奢靡,仪仗卤簿“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
唐朝公主不仅豪奢成风,而且以行为恣肆著称,常有在外横行不法者。德宗女义阳公主由于“恣横不法”,被德宗幽于禁中。穆宗女安康公主已出家为道士,僖宗时“以主在外颇扰人”,下诏令其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公主同回官廷居住,其他四位公主大约行为也都有失检点。
公主们虽有帝子天姬之贵,但也往往难免在朝代更迭及残酷政治斗争中遭遇厄运、惨祸。隋炀帝长女南阳公主境遇最为奇特凄惨:她下嫁宇文士及,其夫兄宇文化及却于隋末发动政变,*死炀帝。后来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所灭,窦以弑逆罪名族灭其家,公主之子年仅十岁,窦本欲赦免,探询公主之意,公主虽伤心欲绝,却因国恨家仇不肯救免,使其亲生子随宇文家族一起被诛。公主则削发为尼,并严辞拒绝了丈夫的复婚之请。
唐代则有太祖女常乐公主因参预谋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被*;中宗女永泰公主因得罪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而被*;宣宗女广德公主于唐末黄巢之乱中自溢于室等。五代后晋出帝为契丹所掳,帝姑乌氏公主自缢而死。南唐永嘉公主遭遇更为坎坷:南唐亡国后她与皇族皆为宋军俘掳而北迁,嫁供奉官孙某;其后不幸又为辽军所掳，献于辽圣宗,被置于乐部,封为“芳仪”。一代贵主最终竟沦为官婢。其余虽然史载不详,但可以推想,于乱世纷争中流落民间、辗转沟壑者也必有人在。
公主婚姻依礼皆从父兄之命,由皇帝决定、主持,但也有个别得以自择婿者。武则天爱女太平公主曾受母命斋戒出家，以拒吐蕃求亲;事过之后，公主故意着武官服饰于父母面前歌舞,高宗与武后笑问其意,公主道:“以赐驸马可乎?”高宗遂为之择薛绍为婿。安乐公主夫亡之后看中武延秀,先与之私通，随即改嫁之。她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一定主动权、选择权。不过,这两位公主地位非同一般，其行为也有一定特殊性。
其余大都是由皇帝为公主择婿。隋唐皇室择婿尚主首重门第,隋朝见于史载的文帝女兰陵公主、炀帝女南阳公主都嫁入高门。史载，兰陵公主初嫁仪同王奉孝,仪同即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三品至五品,应为当朝权贵;夫亡后,改嫁河东柳述,柳氏为著名高门士族。南阳公主嫁许国公宇文述之子士及，也为权贵高门。由此两例大体可见隋皇室的选尚标准和公主再嫁之事。
兰陵公主与南阳公主均以德行入载《隆书·列女传》。史载兰陵“性婉顺好读书”,为隋文帝所钟爱,嫁柳氏后，“事舅姑甚谨,遇有疾病，必亲奉汤药”南阳公主“有志节,造次必以礼”,嫁人后“以谨肃闻”,曾亲调饮食,侍奉患病的公公,为世人所称。不过,史籍在赞誉兰陵公主时,称“诸姊并骄贵，主独折节遵于妇道”。可知隋朝公主大半骄贵,恪守妇道如兰陵、南阳者实际上是少数。
唐朝皇室选人尚主同样重门第,强调“选婚华族”。唐前期，“尚主皆取贵戚及勋臣之家”。公主们或是嫁皇室贵戚,其中以嫁姑母长公主之子，即皇帝外甥者最多,时人以帝甥尚主为“国家故事”,可见已成惯例,如:太宗女巴陵公主嫁姑母平阳公主之子,高宗女太平公主嫁姑母城阳公主之子,玄宗女临晋公主嫁姑母代国公主之子等;也有嫁外戚者,如:太宗女长乐公主嫁母亲长孙皇后外甥，兰陵公主嫁祖母窦太后族子,太平公主再嫁为母亲武氏家族之子,中宗女成安公主嫁韦皇后之侄等。或是嫁勋贵名臣子弟,如太宗诸女都下嫁勋贵之家:清河公主嫁勋臣程知节之子、临川公主嫁勋臣周范之子、襄城公主嫁宰相肖瑀之子、高阳公主嫁宰相房玄龄之子、城阳公主嫁宰相杜如晦之子、南平公主嫁宰相王理之子、衡山公主嫁宰相魏征之子等等。
唐中期以后,公主们虽然仍有不少嫁贵戚重臣之家,但选尚标准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一是随着尚文风气日益浓厚,科举尤其是进士名声鹊起，皇家也开始崇重文雅之士。宪宗羡慕权德舆的女婿翰林学士独孤郁有美才,叹道:“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于是命令相选取公卿士大夫子弟中“文雅可居清贯者”,诸家多不愿,最后选到岐国公杜佑之孙杜悰,宪宗以岐阳公主下嫁之.敬宗也命令每年在科举选人中择婿匹配六宅、十宅诸王女。宣宗更重进士，命宰相在进士中为公主择婿。其二是随着后期皇帝日益钦慕山东士族，选尚由重视门第显贵变为更重门户清素、崇尚礼法的士族人家。宪宗曾命有司取有门阀者匹配县主;宣宗则命令在士族中选人尚主,并将爱女万寿公主嫁给山东士族进士郑颖，广德公主嫁给世代以儒行著称的于琼。
此外，中唐以后由于皇权衰微、藩镇势强，公主们婚姻的政治因素明显增加,有不少下嫁藩镇将帅之子。这并不是由于选尚标准的变化,而是政治形势迫使皇帝不得不以下嫁女儿笼络藩帅,换取他们的忠实。如:代宗女嘉诚公主嫁魏博节度使田绪,永乐公主、新都公主先后嫁其弟田华;德宗女义章公主嫁节度使张孝忠之子;顺宗三女云安公主、襄阳公主、魏国公主都嫁强藩节度使子弟;宪宗女永昌公主嫁节度使于颇之子等等。昭宗被藩帅李茂贞劫持至凤翔，李请以其子尚平原公主,在这种情势下,皇帝夫妇也只能应允。在公主婚姻中这是政治交易味最浓的一种,自然也是最不幸的一种。
公主下嫁朝臣之家虽是君主施以恩宠，但唐朝“绅子弟皆怯于尚主”。避之惟恐不及，甚至有因此而结怨者。太平公主许嫁薛绍后,薛家兄长深为忧惧请教族祖族祖劝以“恭慎行之”,同时慨叹“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后来薛绍去世,武则天竟命人将武攸暨的妻子*死,以便使太平公主改嫁武氏。这种强逼下嫁殃及人命的尚主自然不能不令缙绅人家为之胆寒。宣宗为公主选驸马时，“衣冠多避之”,有人推荐进士王徽，王“闻之忧形于色”哀祈于宰相,才得以免婚。出身高门士族的进士郑颖本已与门当户对的士族卢氏议婚,被白敏中推荐,尚宣宗女万寿公主,竟因此与白结怨,屡次上表毁谤之。
士大夫家视娶公主为畏途,首先是畏惧帝王家的权势、政治斗争的牵连，惟恐无端招祸，“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的民谚便道出了这一点;而公主的高贵身份导致家中尊卑倒置,尤其是她们的骄慢无礼,则是人们害怕尚主的另一个重要缘由。
臣子尚主，无论是礼仪制度还是实际生活中，君臣尊卑都高居于家庭伦理秩序之上。婚姻礼仪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点:“旧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即舅姑拜见新妇,而新妇不回礼。唐初，太宗女南平公主出降宰相王理之子,王理为“成国家之美”,特与夫人就位而坐,令公主行礼,受到人们称许。自此公主下嫁才行妇礼。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又下令禁断公主出嫁时舅姑降礼答拜礼仪,以明子道、妇道，“式序家邦,仪刑闺阔”,废止了公主婚礼中尊卑倒置、舅姑答拜的礼仪。大约自此公主出嫁才行寻常人家的新妇拜舅姑之礼。
此外,公主虽嫁为人妇,但都是另立府第,不与家人同居。如唐太宗曾命人为襄城公主别营宅第,公主以“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再三辞之。但大多数公主都是自营府第,不侍奉舅姑,不尽为妇之道;而且颇有随心所欲、恣意行事者,有的甚至连丈夫也不见。“公主自置群僚，以至庄宅库奥尽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会不同。公主多亲戚聚宴,或出盘游,马不得与之相见，凡出入间,婢仆不敢顾盼。公主则恣行所为,往往数朝不一相见。”而公主死后,驸马还要为之服丧三年。这些仪制与行为显然是重纲常伦理、尊卑秩序的士大夫家庭所不愿意接受的。
唐朝公主又以骄纵无礼著称。公主中虽有如襄城、岐阳、广德公主等“雅有礼度”恪守妇道、治家有礼者,但也颇多泼悍骄纵、不守礼法者。太宗爱女高阳公主为迫使丈夫与兄长分家异财、让夫兄遭贬黜，遂诬告其非礼,被父亲严加责斥;她与驸马外出狩猎时，遇僧人辩机而悦之,遂宿其庐,与之私通,赠送宝物钱财数以亿计,然后另选两个女子送给丈夫;此外还有僧人智、惠弘，道士李晃，“皆私侍主”。
中宗女宜城公主驸马有外宠一人，公主派人将其拿获后，截其耳鼻，剥其阴皮,漫于驸马面上,又截驸马发,令于厅上判事,并集合僚吏观看。肃宗女郜国公主寡居,与李万私通,萧鼎、韦、李异等官员皆出入其府第，以致“秽声流闻”。德宗女义阳公主因与附马忿争,被父亲于禁中,时有轻薄文上撰团雪、散雪曲讥讽,往往歌于酒席,宪宗大为震怒,险些废掉进士科。顺宗女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公主还常到薛浑家,谒见其母如同事姑。宣宗本欲将永福公主下嫁校书郎于琮，但与之同席进餐时,公主一怒之下,竟将筷子折断,宣宗慨叹道:“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遂命于琮改尚广德公主。从公主们这些作为也就不难理解唐朝士大夫何以对于尚主避之如水火了。
不过唐中期以后，皇帝日益倾慕士族、崇尚礼法，也开始注意约束公主行为。德宗命礼官制礼,让公主们对夫家尊长行常人之礼。宣宗爱女万寿公主下嫁郑颖,宣宗诏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之节也。先王制礼,贵贱同遵。既已下嫁臣僚,仪则须依古典,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并谆谆教诫: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夫弟病危,公主却去慈恩寺戏场观戏,宣宗怒责道:“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急命召公主回宫,痛加训斥，谴回夫家。据载,自此之后,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士族。宣宗又下诏命令公主、县主有子而寡者不得再嫁,遏制了前期公主频频再嫁的风气。在皇帝对礼法的倡导和直接训诫、管制下,公主行为与前期相比有所收敛;宪宗女岐阳公主、宣宗女广德公主等皆以闺门有礼、动遵法度、卑委怡顺无骄贵之气而被誉为“贤妇”。
公主们的婚姻多属政治交易,选尚标准是政治、家世,往往不重人才，自然更不会顾及她们的好恶情感,由此可以推想，她们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多半并不如意。唐太宗妹丹阳公主下嫁武将功臣薛万彻，公主嫌弃驸马“村气”,数月不与之同席。太宗知晓后,特置酒宴招待驸马,席上故意与之握赌刀,又佯作失败,将佩刀赏赐给薛。公主转而为喜,才与驸马同车而归。而夫家与驸马本人多是畏于权势或为谋求功利而尚主,更是导致公主婚姻和家庭不幸的根源。上述公主们的骄纵无礼甚至放荡不羁，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关系。至于安史之乱后，“国家多事,公主、郡主、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白发终老孤独一生,就更是悲剧了.
五代乱世之中各朝公主婚姻多半是政治结盟的产物。如唐末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投靠朱温,互为奥援,朱温建梁后,罗拜太师兼中书令,且军事势力雄强。其三子一人娶梁太祖二女安阳公主、金华公主,另两人分别娶梁末帝女寿春公主、晋安公主。前蜀国主以女儿普慈公主嫁后梁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朱继崇，因其骄矜嗜酒，公主归宁回蜀而不归,从而造成双方交恶。南汉国清远公主则嫁闽国主王鳞。从中可见,公主婚姻的政治色彩比承平时代更为明显，因此而导致不幸的可能性更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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