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先生对国学的精髓理解甚深,在他的十余部著作中对侠与武道的描述栩栩如生。他笔下的武侠,大多都心系天下,心系苍生的仁者。就连有些痞性的韦小宝亦是如此,更不用说象萧峰和郭靖了。
武侠,首先是一个侠客,然后才是一个武者。武功高如欧阳峰与东方不败之流,便配不上武侠的称号。
很多人怀念金庸,但我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不赞同某些人说他写出了一个时代,我认同他写出来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侠”。韩非子说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虽对此有所批评,但是也点出了两种精神状态,一个叫君子,一个叫侠,这两种称呼可以算了得上是对于我数千年之中华民族人民最高的两种评价,也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两种向往。
这么多年以来,因儒家体系的发展与落寞,君子这个词被叫烂了,但侠的某些精神还应该被继承。韩非子给侠下的定义是“用武力打破禁令”,金庸给侠下的定义是“为国为民”,时至今日,我们出门当然不可能佩剑以示武力,国家也还没到非要我等小民来挽救的地步。但我们的侠有没有不变的核心与特质?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勇”和“悯”继承下来?
看看现在之社会与民众,又有多少把这种精神继承下来的?人的“怯”和“恶”被某些躲在屏幕后面的人展示得多么淋漓尽致?我心中炎黄儿女应当有这种精神,那种新的却核心不变的“侠”,对内修养浩然正气,对外展示凌然剑气。
韩非子给侠下了第一个定义,金庸下了第二个,我希望,我以及我身边的青年人,继承金庸的侠,并下出侠的第三个定义。
所以我们怀念他,与他笔下的这种精神相比,他的某些我不喜之思想,他的某些文人病,他的某些政治倾向,算是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