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一般被认为是在不同集团的人们当中流传的、对一个或一个以上事件的叙述,它们主要通过口头来进行交流,往往以众多异文形式存在。它所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神话、民间传说、狭义的民间故事、笑话、史诗、叙事歌谣等传统的文类,也包括日益受到当代学者关注的图像叙事、个人叙事、都市传说、逸闻等,一直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最受重视的研究内容之一。淮阳当地的民间叙事有着历史悠久、种类丰富的特点,并且受农耕文化影响较大,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点。尤其是在当地深厚的伏羲女娲信仰的作用下,民间叙事呈现出系统化、模式化的风格,无论是与当地风物广泛结合、完整系统的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还是实用性强、功能各一的民间说唱经文,抑或带有浓厚原始信仰色彩的泥泥狗图像,都能给人们带来强烈冲击力的同时,使人们对它们的来历、演化及流变产生浓厚兴趣。
当地的民间叙事带有深深的伏羲女娲烙印,与伏羲女娲信仰几千年来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伏羲女娲信仰为人们演述、传承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经文、祭歌及泥泥狗等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创作的源泉;而民间叙事的不断发展也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对伏羲女娲的信仰中去,使人们投入更多的虔诚。并且太昊陵和女娲城两个古庙会的存在,为民间叙事和伏羲女娲信仰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客观上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各自的深化。
必须指出的是,民间叙事系统的研究本身是个庞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演述文本或演述类图像,还包括演述人、听众、演述场域和语境等诸多因素,笔者在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演述文本和图像上,对演述人和语境分析不多,因为笔者认为演述文本或图像与许多其他民俗事象不同,它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自足性,如同杨利慧所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有着自身独具的、独立于语境的内在形式和意义(包括与伏羲女娲信仰间的互动和联系,笔者注)”[1],尤其是在近年来,淮阳的一些民俗学者在搜集、记录、整理神话、传说等方面做了大量田野工作,使各种口头艺术文本基本都实现了书面化,而现代化传播途径的介入更促使了文本的稳定性加强。在此情况下,演述人的创造性趋于减弱,语境对文本和图像的影响也被局限到了一定限度内,这也应该是淮阳当地民间叙事系统呈现出的一个新趋势。
神话与传说
淮阳作为伏羲女娲文化的中心区之一,在当地广泛流传着伏羲女娲的种种神话传说,与国内其他地区流传的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相比,淮阳当地的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具备自己显著的特点,它与当地的风物广泛的结合,并且留有深深的原始部族痕迹。洪水神话、开辟神话、创世神话、治世神话,在以淮阳为中心,包括太康、郸城、项城、周口、西华、沈丘、鹿邑在内的淮阳地区,代代相传着“淮阳伏羲女娲神话群”。几千年来,伏羲女娲神话一直在当地民间一代接一代的口传心授,在民间默默流传,而存留下来的大量的淮阳伏羲女娲神话群表明,淮阳是伏羲女娲神话的重要故乡。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的流传和演述过程,已成为太昊陵庙会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撑点,理顺并增强了区域内民众的伏羲女娲信仰。
总的来看,当地的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伏羲女娲神话的地方表述
在淮阳当地流传的神话及传说内容非常丰富,比如在“兄妹成婚再造人类”这个神话母题中,以目前在当地收集整理出来的13篇神话及异文中可以发现,伏羲、女娲在淮阳民间深入人心,所有神话传说的男女主人公均是伏羲、女娲;在两人成婚前的关系中,10例传说中俩人是兄妹关系,3例是姐弟关系;关于人类灭绝的原因,有5例讲述中直接明确是洪水泛滥,另有7例似乎也能看到洪水的影子,有1例是说天地合二为一,和洪水无关;在成婚的考验方式中,采用“滚磨(石)”这种占卜方式在11例传说中单独或和其他方式一同出现;在再造人类的方式中,既有伏羲、女娲共同捏人,又有二者共同育人,当然也有女娲一人单独捏人的传说出现。另外,在传说中还出现了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形象,这反映了伏羲女娲神话在流传中经过衍生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况。见下表。
在上表的兄妹婚神话及其异文中,最后一个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兄妹通过滚磨进行占卜时,石磨却散开了,这样兄妹就未能成亲,并在之后选择用捏泥人的方式繁衍了人类。就笔者目前见到的资料而言,这种异文的情节在别处很难看到,因此形成了淮阳当地特殊的地区变体。[2]地区变体的出现既反映出了淮阳当地伏羲女娲神话的丰富和多样性,同时也能看出伏羲女娲神话在经过长时期的代际传承和横向传播后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
再如,在关于六畜来历的神话传说中,当地流传着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版本1讲述的是伏羲、女娲共同造六畜。在经历了一场滔天洪水后,伏羲、女娲再造人类后为了能让人们吃饱,便求救过他们的白龟帮忙,白龟给了伏羲、女娲六个圆球,女娲在伏羲的提示下比照圆球内的事物将六畜用泥捏了出来,并由伏羲吹口气后变活了,然后伏羲又先后给它们起了狗、鸡、猪、羊、牛、马的名字,于是便有了六畜。与河北涉县等其他地区流传的六畜由来的传说相比,版本一在内容上不但加入了伏羲、白龟、圆球等要素,内容上也要丰富很多。版本二表现了民间传说中惩恶扬善的朴实观念,通过女娲向伏羲的讲述告诉大家六畜的来历:传说中六畜原本都是人,但因为犯了不同的罪恶而被天帝惩罚变成了六畜,如猪原来是一个好吃懒做,累得丈夫气绝身亡的女人;羊原来是一个贪婪成性,致使很多人饿死的人;马原来是一个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牛原来是一个阳奉阴违,无中生有地加害于人的人;鸡原来是一个好大喜功,搅得世界不安宁的人;狗原来是一个巧言令色、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版本三在淮阳邻县鹿邑县采集,讲述的则和伏羲、女娲完全没有关系,说是在黄河岸边有一个神勇的猎手齐宇,猎了很多飞禽走兽,吃不完就养起来,时间长了,被豢养的动物们为了报答齐宇,便自告奋勇地要帮他,马提出要让他骑,帮着拉车,牛提出要为其耕地,狗提出要帮着看家护院等等。显然版本三流传的时间最晚,也最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形。但三个版本在一个地区内的同时存在,也反映出淮阳地区神话传说内容的丰富。
神话及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异文,历来是民间叙事重点考察的问题,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异文差异不仅仅是时间和代际隔阂造成的,也与人们口头传播的变异性和传承人的个人模式有关。这些差异不仅与各个异文文本的长度或详略程度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差异是转换性和生成性的。[3]其实,不同地方的讲述人甚至同一地方不同的讲述人会在情境化的讲述中将自身的文化记忆以及对神话、传说的理解连同地方性知识传统一并融入、置换进去,或者根据情境需要刻意强调或弱化其中的不同情节,从而产生了丰富异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这些异文时,能强烈感受到变异“永远会悄悄地溜进来,部分地是由于遗忘,部分地是由于改进、调整或创造的不自觉的企图。”[4]
淮阳地区流传的神话、传说的内容丰富与其悠久的历史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淮阳一直被认为是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八卦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太昊伏羲氏曾在此建都,结网苦、画八卦,创立龙图腾,自命龙师,以龙纪官,治理九州,实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炎帝神农氏在此建都,种五谷、尝百草,开创了中国农业和医药之先河。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淮阳始终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淮阳位于豫东平原腹地,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一直到现在还未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交通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善,全县境内无铁路线,这虽然影响了经济发展,但却使当地的以伏羲女娲为主要内容的神话、传说保存得比较原始与完整。此外,淮阳地区太昊陵古庙会和女娲城庙会为当地神话及传说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文化土壤,促成了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形成和传播。一方面,庙会的发展增强了伏羲女娲神话的影响,另一方面,伏羲女娲神话、传说更进一步增强了庙会浓郁的原始崇拜色彩。应该注意到,庙会群和神话的关系极为密切,原始神话主要反映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包括天地起源、人类诞生、文化发展和图腾崇拜等内容,而淮阳太昊陵庙会、西华女娲城庙会则是原始神话集中流传的场所,几乎可以构成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史。
二、伏羲的神话与传说占据主导地位
淮阳一带一直被认为是东夷部族一个重要活动中心,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学界对此已无异议。传说中伏羲是华夏部族的首领,在经过漫长的迁徙后来到淮阳一带,并在之后与东夷部族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完成了伏羲氏与太昊的合二为一,太昊伏羲的叫法也就随之而来。当地流传的关于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在内容上基本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涉及伏羲、女娲的,讲述二者一起开天辟地、再造人类的;
二是只涉及伏羲的,围绕人祖伏羲的十大功绩进行讲述的;
三是只涉及女娲的,关于女娲补天、造人或送子等方面的。
在以上三个类别中,前两个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至于最后一类内容在所搜集的资料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并且在第一类涉及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中,伏羲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女娲则处于附属地位。而单独流传的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也很多,甚至在当地风物传说中,伏羲的影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当地流传的“抟土造人”的神话中,原本是女娲一人的功绩,在这里就成了伏羲、女娲一起造人。既使是在女娲信仰的中心区西华县思都岗一带,虽然把造人的功绩放在了女娲身上,但也不否认伏羲在造人中的作用。如前表所示,在笔者搜集到的伏羲、女娲造人的11个神话传说中,在用泥捏人的过程中,只有1则传说中未提及伏羲的作用,而是由女娲独立完成,其他则全部有着伏羲的作用在里面。这显然和古文献记载及其他地区流传的“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存在出入,但却反映出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深受部族痕迹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在当地关于“女娲补天”的传说中,目前搜集到的也有三个版本。见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女娲在补天中只有一个版本是独立完成的,而另外两例中伏羲都在关键环节发挥着作用,这同样体现了伏羲在当地持续、深入的影响。
这一点在另外一则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体现得更为充分,盘古的角色干脆在本地的流传中被替换成了伏羲,并且和龙的起源联系了起来,构成了当地一则有影响的神话:
不知多少万年以前,没有天,没有地,浑浑沌沌,无边无际。十万八千年后,出现了一个鸡蛋样的圆球,飘浮在浑沌世界里。又过了十万八千年,圆球里面生出一个巨人,他身子很长,龙的头,凤的嘴巴,人的身体,脸冲下伏在那里,一动不动。后人称他为“伏羲(兮)”。
他在圆球里身体不断变大。十万八千年后,伏羲睁开眼睛,用他的嘴巴把圆球啄出了一个小孔,看到了外面的亮光。
伏羲很高兴,猛一用劲,飞出了那个大圆球,由于用劲儿太大,一下子把圆球撑成了两瓣,上面那一瓣越来越大,朝上升,变成了蓝蓝的天;下面的那一瓣越来越大,向下沉,变成了褐色的大地。
伏羲打量着,发现地造大了,天造小了。于是他就双手拍了三次,合了三合,就把大地给缩小了。伏羲这三拍三合,惊天动地,原本平整的大地上出现了许多皱纹,这就是大地上山川丘陵为啥高高低低的原因。
伏羲看他创造的世界还不完整,咋办?
地的东南方陷了一角,于是他吐了一口水,变成了江河,用水来填。
天的西北方还缺一角,于是他呵了一口气,变成了云,用云来补。
有了天,有了地,有了高山丘陵,地上长出了草木,天上生出了飞禽,水里冒出了鱼虾。一个大千世界诞生了。
伏羲眼看天上没有云,空中没有雷,地下不落雨,万物干旱由绿变黄了,飞禽走兽要渴死了。不怕,伏羲创得了世界,就养得了世界。
伏羲的左眼叫日,右眼叫月。在日月之间,还有一只眼,叫天眼。天眼是只看不见的眼。
伏羲的第三只眼睁开第一回,头上长出了鹿角;
睁开第二回,长出了牛耳;
睁开第三回,长出了虎面;
睁开第四回,长出了虾须;睁开第五回,身上长出了鱼鳞;睁开第六回,身下长出了鹰爪;睁开第七回,身子变成了蛇身。
伏羲的天眼反复睁开七次,大成一龙。这条龙大得没法说,长得没法算,轻飘飘地飞上了天。龙飞上天,天上长了云,地下起了风,空中响了雷,云里闪了电。一条巨龙九曲十八弯,和了风,搅了云,把风云搅拌成水。不大一会儿,满世界都下起了大雨,万物都得救了。
伏羲是龙,开天辟地,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都受惠于龙,至今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子孙。[5]
这篇神话传说蕴涵了丰富的信息,既讲述了伏羲开天辟地的过程,又把伏羲的由来和龙的来历及起源的传说带了出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也同样在淮阳地区,关于伏羲的由来和最初的形象同时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淮阳古时候叫“宛丘国”,宛丘国国王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这个国家自然条件太好了,旱涝保收,所以老百姓一年四季过着平平安安的富裕生活。这样的自然环境让一些外敌垂涎,他们就想占领这个国家,很快他们用重兵包围了宛丘城。大兵压境,国王愁坏了,急召大臣商量对策,但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想出好的退兵之策。宛丘国国王非常生气,最后自己想了个办法:谁要能够在三天之内退了敌兵,就将国王女儿许配给他。话刚说完,宛丘国都城外的蔡河上面顺河漂下来一只大白龟,白龟上面站着一只高大的黄狗。黄狗冲着围兵连着狂叫了三声,只见天空中飞沙走石,大风就刮起来了,就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台风一样,把那些敌兵一个个全都吹到天上,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全都摔死了。这时候宛丘国国王高兴了,大家齐放鞭炮,欢呼万岁,他就忘了那个碴儿了——他说要把闺女嫁给人家这个碴儿了。哪知他还没高兴完,就见那只大黄狗叼着敌人部落酋长的头就冲进来了,然后把头往宫殿的地上一扔,冲着宛丘国国王就叫了起来,宛丘国国王说,这是怎么回事?旁边的大臣这时候出来说,这不是很清楚嘛,陛下您不是说谁要退了兵就把闺女许配给人家吗?人家是来要媳妇的,人家是要您兑现承诺来了。
宛丘国国王的女儿听说这件事以后,哭得一塌糊涂。国王愁得也没办法,这时候有一个老臣就出来说:“我听说这只狗是有来历的,你只要找个大缸把它扣在缸底下,七七四十九天它就会变成人。”开始公主还哭哭啼啼,一想不过是七七四十九天,它如果真能变成一个如意郎君,那也成。这时候宛丘国国王也高兴了,他立刻找来大缸,把黄狗往缸里一扣,放在西厢房里头,就等着七七四十九天的到来。但公主却等不及,到了四十四天的头上,天刚刚蒙蒙亮,披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西厢房,心想着我到底要看看,已经四十多天了,离四十九天差不多了,我要看它到底变成个啥样了。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公主把缸一下掀起来。这一掀不要紧,就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道闪光一声惊雷,满屋子全都是香味,香气扑鼻。她仔细一看,下边卧着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的头,后边身子却还是一只黄狗身。公主吓坏了,这可怎么办?于是乎,大臣们也都来了,国王也来了,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伏羲吧。“伏”字就是一个人加一个犬,“羲”字则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语气词,表示啊的意思。伏羲这个名字就出现了。[六]
在上述两则传说中,一是赋予伏羲以龙的形象,另一则却和狗的形象联系了起来,看上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能在当地同时流传下来。对此,笔者采访过当地的百姓,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伏羲是神,有多种变换的形象是很正常的,他想变成啥就变成啥。从这两例关于伏羲来历和形象的神话中,可以窥见当地伏羲女娲神话群的兼容性。
神话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世代传承的口头语言艺术,是古人对自然力斗争和对理想追求的表现形式。高尔基对此有过高度凝炼的描述:“一般来说,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7]这就说明了神话的产生,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并不是完全出于人类头脑的空想。并且,神话的流传和演变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强有力的影响,其构成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居住区域的气候、天象、山川、风土、地层、动植物等因素所支配。[8]由此可见,神话一般都与地方风物相粘连,使人们从感情上或直观的感受上都认为这个故事是在这里产生的,是真切可信的。或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更让人们觉得亲近、自然,并广为流传。
从另一方面来说,神话及传说在地方的流传也会在风物上有相应的呈现,“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除了内化于群体心灵的集体意识之外,还有一些外化的表征现象。”[9]民众会把积淀于记忆深处的许多神话及传说中的元素具化到区域内的地方风物上来,如当地的画卦台、白龟池、女娲城等等。这些地点、风物连同它们背后的故事为淮阳区域内的民众记忆传承提供了依托,它们被赋予了维系区域记忆的功能,为当地民众记忆、传播神话及传说提供了空间的停泊处。[10]它们连同作为象征符号的庙宇、陵墓一起共同稳定着神话及传说在区域内的流传,使民众在一种共享的基础上回忆、理解和操演这些神话,同时强化着民众对伏羲女娲的信仰。
如同尹虎彬所言,“地方性的特点反映出的是口头传统为了保持自己的稳定性而产生的变异,从表演层面来说是为了便于讲述者的讲述,因为讲述人总是以自己熟悉的地方性知识来演述故事。同时也使神话和传说的可信性得以增加。”[11]淮阳流传的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中,在发生的环境上一般都围绕在以太昊陵和女娲城为中心的区域,太昊陵、女娲城、画卦台、白龟池、龙湖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关键字眼;从情节构成上,往往和当地出现过的历史人物发生联系,如孔子、陈胡公、包拯等,这种情况在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体现得更为充分,试图以历史人物来佐证传说的真实性。可见,流传在淮阳一带的伏羲女娲神话群,经过代代人的口传心授和不断的创造,已经深受当地特有文化土壤的影响,在历史变迁中实现了与当地风物的深层次融合,贴上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标签。
在当地,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又可以看做是围绕人类社会的各种生活现象的系统性的故事群。从这些神话及传说中可以看出伏羲女娲创世、治世神话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影子。如伏羲、女娲在遭遇巨大灾难之前的活动,有讲拾柴或割草的,这表明了农耕的特点;有讲上学的,这表明了文明程度的发展。从搭救伏羲和女娲的物体来看,说树木、葫芦等早期植物的,表明这一传说的时代相当久远;说石狮子和铁狮子的,很可能是汉代以后的影子;说是佛搭救的,则明显是佛教传入中原以后的事情;而传说是白龟等类动物搭救,其时代比以上几种都更要久远,从中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图腾崇拜的痕迹。另外,在伏羲和女娲在成婚前所进行的种种考验方式中,同样体现了当地神话群的堆积特点,有讲抛石头或泥巴的,表明时代较早;有讲穿针引线的,则表明较晚,并带有巫术色彩。而隔河栽柳柳连枝、隔河梳头发成髻等其他方式的,能明显感受到带有戏剧色彩,其时代也要更晚一些。[12]淮阳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在演变的过程中流下了不同时代的痕迹,从而呈现出“堆积”的特点,从中可以窥见不同时期的民众在传承神话、传说时的心理动机、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也能领略到淮阳区域内伏羲女娲神话和传说形态发生、发展的一些层次,进而明晰淮阳伏羲女娲信仰演变的历程。而这些神话及传说是作为“当地民众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原始的、朴素而形象的神圣叙事”[13]解释并维护着当地的社会、文化秩序。
应该看到,神话通过对最初起源的追溯,阐释着信仰观念和行为存在的理由,确立了信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神话中叙述的主要角色和事件也成为神灵崇拜和祭祀仪式的基础。[14]在淮阳当地,以多种形态流传的伏羲女娲神话及传说几千年来熏陶着民众的精神文化世界,影响着民间的道德规范,规训着区域内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神话及传说在区域社会原本所具有的教化功能逐步减弱,其神圣性渐渐被世俗功利性所取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高调介入庙会主办以来,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伏羲女娲神话、传说被赋予了历史化的解释,被刻意打造成佐证地方历史悠久的文化招牌,其“政治性与其经济文化特性裹挟一道,成为表达各种宣称,获取各种资本的重要资源和修辞手段”。[15]
参考资料:
[1]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
[2]所谓地区变体就是:“同一类型的神话流传到不同地区后,由于具体母题变异而形成的不同讲法。”杨利慧:《中原汉民族中的兄妹婚神话:以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2010年第6期。陈建宪:《神话解读》,胡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4][英]杰克·古迪:《囗头传统中的记忆》,见[英]帕特里夏·法拉、卡拉琳·帕特森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5]杨复竣:《淮阳神话传说故事》,邹华敏讲述,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六]讲述人:刘焕晨,男,65岁,记录人:李丹阳,地点:太昊陵,采录时间:2010年5月
[7][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12]高有鹏:《庙会与中国丈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李红武:《现代口承神话的演述人及其神话观研究——陕西安康市伏羲山、女娲山区的个案》,见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
[10]Nathan Wachtel,"Memory and History:Introducti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12(2).转引自李红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11]尹虎彬:《刘秀传说的信仰根基》,见刘魁立等:《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13]张振犁、陈江风等:《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4][15]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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