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与梁羽生二人是不可不提的。
金庸、梁羽生二人同为新派武侠小说界的两大宗师，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金梁并称，一时瑜亮”的说法。而对于二人的关系，也一度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事实上金庸和梁羽生也确实于1966年发生过一场“笔墨论战”。
1948年，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做编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于同年南下香港。1950年《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梁羽生任《新晚报》副刊“天方夜谭”编辑。自此金、梁二人成为同事。
1954年初，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因门户之见发生纷争，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白鹤门向太极门下战书挑战，双方决定通过比武的方式了断恩怨。事态立时激起人们的兴趣，一时间，关于太极、白鹤比武的话题引来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而梁羽生对此事亦是兴趣十足，经常和金庸等一干同事就此事发表观点和看法，直至两派以令人大失所望的比武结束恩怨。
介于香港市民阶层对此次比武事件的关注度，《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不失时宜的推
做出一个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的决定。
1954年1月20日，即太极、白鹤两派的比武结束后的第三天，时年30岁的陈文统（梁羽生原名）以“梁羽生”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由此开始。而“梁羽生”这个名字也自此为世人所熟知。1955年，在罗孚的劝说下，时年31岁的查良镛（金庸原名）以“金庸”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金庸”这个名字就此走进大众的视野。
而后，金庸又接连创作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两部作品。而《射雕英雄传》的问世真正奠定了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的盟主地位，其名气一度超过了梁羽生。
1966年，是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第十一个年头，也是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的第十二个年头。这期间金庸已创办了《明报》，写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鸳鸯刀》、《白马啸西风》、《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等十二部小说，其辉煌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已经接近尾声。
而此时的梁羽生也创作出了《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还剑奇情录》、《冰魄寒光剑》、《散花女侠》、《女帝奇英传》、《联剑风云录》、《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冰河洗剑录》、《龙凤宝钗缘》、《挑灯看剑录》、《风雷震九州》、《慧剑心魔》、《飞凤潜龙》等二十一部小说。
这年1月，一位名叫“佟硕之”的人在《海光文艺》刊表了一篇名为《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文章对金、梁二人的小说进行了点评，颇有一番见地。文中言道：“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整篇文章对金梁二人作品的缺点和特点进行了剖析，并不乏一定的见解和道理。但就文章整体而言，明显对金庸有很大的针对性，尤其是对金庸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做了大幅度的“批评”。例如针对《射雕》中黄蓉“宋人唱元曲”的情节，作者可以说不遗余力的加以“指正批评”，似乎生怕别人看不出金庸在小说中犯了“低级”错误一样。另外对金庸的《天龙八部》和《雪山飞狐》中出现的一些“不妥当”问题也进行了“指责”。
文章结尾处言道：“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佟硕之”正是梁羽生本人。
2004年，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静采访时说道：“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我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后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采访中梁羽生再次就自己与金庸的作品做了点评，他说：“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麽样写，都不够金庸那麽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其实对于金庸的作品，梁羽生还是有很多不以为然的地方。例如，金庸在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将福康安写成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对于这种说法梁羽生就很不认可。他在自己的作品《冰川天女传》中说道：“福大帅即福康安，有人说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属无稽。难以置信。”
梁羽生的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对金庸做了过多“批评”，一度被传为是二人交恶的诱因。引起大家对金梁二人关系的关注。而金庸本人在《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后，于1966年4月应邀在《海光文艺》刊表了一篇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文章，作为对梁羽生的回应。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写故事的人，而写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
金庸曾说过：“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但事实证明，成就了金庸“神话”的并不是他拼了性命去办的报纸，而是他写着玩玩的小说。因为他的报纸办的再好，也终究会被时代淘汰，而他的小说却不会。
对于二人一度被大众关注的关系问题，《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曾透露说：“梁羽生、金庸表面关系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毕竟金庸名满天下。实际上他又去跟金庸相比。”
多年后，有人问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梁羽生回答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
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先生在悉尼与世长辞，享年85 岁。
一个月后，金庸在香港出席梁羽生创作成就座谈会，在会上，金庸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著，这一点我不如他”。
而金庸献给梁羽生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但愿金庸先生的这“自愧不如”四个字是发自他真心的话。
在梁羽生的追忆座谈会上，金庸笑言：“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历史根据，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根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
时至今日，梁老已离开我们九年有余了；而金老也已是92岁的高龄了。不论二人昔日的交情如何，关系如何，是否“交恶”有过“摩擦”，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为留下宝贵的“武侠文化”。
感谢梁羽生，感谢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