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梁羽生的“笔仗”,武侠小说界的,“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金庸与梁羽生的“笔仗”,武侠小说界的,“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首页角色扮演九州飞凤录更新时间:2024-07-31

一说起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与梁羽生二人是不可不提的。

金庸、梁羽生二人同为新派武侠小说界的两大宗师,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金梁并称,一时瑜亮”的说法。而对于二人的关系,也一度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事实上金庸和梁羽生也确实于1966年发生过一场“笔墨论战”。

1948年,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做编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于同年南下香港。1950年《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梁羽生任《新晚报》副刊“天方夜谭”编辑。自此金、梁二人成为同事。

1954年初,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因门户之见发生纷争,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白鹤门向太极门下战书挑战,双方决定通过比武的方式了断恩怨。事态立时激起人们的兴趣,一时间,关于太极、白鹤比武的话题引来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而梁羽生对此事亦是兴趣十足,经常和金庸等一干同事就此事发表观点和看法,直至两派以令人大失所望的比武结束恩怨。

介于香港市民阶层对此次比武事件的关注度,《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不失时宜的推

做出一个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的决定。

1954年1月20日,即太极、白鹤两派的比武结束后的第三天,时年30岁的陈文统(梁羽生原名)以“梁羽生”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由此开始。而“梁羽生”这个名字也自此为世人所熟知。1955年,在罗孚的劝说下,时年31岁的查良镛(金庸原名)以“金庸”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金庸”这个名字就此走进大众的视野。

而后,金庸又接连创作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两部作品。而《射雕英雄传》的问世真正奠定了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的盟主地位,其名气一度超过了梁羽生。

1966年,是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第十一个年头,也是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的第十二个年头。这期间金庸已创办了《明报》,写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鸳鸯刀》、《白马啸西风》、《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等十二部小说,其辉煌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已经接近尾声。

而此时的梁羽生也创作出了《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还剑奇情录》、《冰魄寒光剑》、《散花女侠》、《女帝奇英传》、《联剑风云录》、《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冰河洗剑录》、《龙凤宝钗缘》、《挑灯看剑录》、《风雷震九州》、《慧剑心魔》、《飞凤潜龙》等二十一部小说。

这年1月,一位名叫“佟硕之”的人在《海光文艺》刊表了一篇名为《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文章对金、梁二人的小说进行了点评,颇有一番见地。文中言道:“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整篇文章对金梁二人作品的缺点和特点进行了剖析,并不乏一定的见解和道理。但就文章整体而言,明显对金庸有很大的针对性,尤其是对金庸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做了大幅度的“批评”。例如针对《射雕》中黄蓉“宋人唱元曲”的情节,作者可以说不遗余力的加以“指正批评”,似乎生怕别人看不出金庸在小说中犯了“低级”错误一样。另外对金庸的《天龙八部》和《雪山飞狐》中出现的一些“不妥当”问题也进行了“指责”。

文章结尾处言道:“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佟硕之”正是梁羽生本人。

2004年,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静采访时说道:“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我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后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采访中梁羽生再次就自己与金庸的作品做了点评,他说:“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麽样写,都不够金庸那麽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其实对于金庸的作品,梁羽生还是有很多不以为然的地方。例如,金庸在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将福康安写成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对于这种说法梁羽生就很不认可。他在自己的作品《冰川天女传》中说道:“福大帅即福康安,有人说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属无稽。难以置信。”

梁羽生的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对金庸做了过多“批评”,一度被传为是二人交恶的诱因。引起大家对金梁二人关系的关注。而金庸本人在《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后,于1966年4月应邀在《海光文艺》刊表了一篇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文章,作为对梁羽生的回应。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写故事的人,而写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

金庸曾说过:“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但事实证明,成就了金庸“神话”的并不是他拼了性命去办的报纸,而是他写着玩玩的小说。因为他的报纸办的再好,也终究会被时代淘汰,而他的小说却不会。

对于二人一度被大众关注的关系问题,《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曾透露说:“梁羽生、金庸表面关系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毕竟金庸名满天下。实际上他又去跟金庸相比。”

多年后,有人问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梁羽生回答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

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先生在悉尼与世长辞,享年85 岁。

一个月后,金庸在香港出席梁羽生创作成就座谈会,在会上,金庸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著,这一点我不如他”。

而金庸献给梁羽生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但愿金庸先生的这“自愧不如”四个字是发自他真心的话。

在梁羽生的追忆座谈会上,金庸笑言:“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历史根据,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根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

时至今日,梁老已离开我们九年有余了;而金老也已是92岁的高龄了。不论二人昔日的交情如何,关系如何,是否“交恶”有过“摩擦”,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为留下宝贵的“武侠文化”。

感谢梁羽生,感谢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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