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而尤受廖平学术的影响，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成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20世纪20年代起，蒙先生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蒙先生是近代“蜀学”传人，学术风格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新史学”不同，以博通见长。1927年，蒙先生以《古史甄微》一书成名，以后又续成《经学抉原》，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三系说”，其结论和方法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老子、孔子之学(实指黄老和西汉今文学)何以在汉代战胜百家之学，这是一个大问题，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只从现代的观点来衡量、批判，脱离了历史，便成了空论。论宗教也须如此，多从作用论，论作用也不能只谈为统治阶级服务。哪有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术和宗教？只看到这点是不够的。儒家(今文家)之战胜百家，就在于它汲取了百家之长；道家(指黄老)也是这样，正是杂家胜利了。司马谈所言正是说明汉初所谓黄老是什么，这也说明了《吕览》的主旨所在。到《淮南》就和《吕览》精神不同。虽然《吕》之精不如《淮南》，但合于一世之用则高于《淮南》。
在讨论彝族史稿时，突然想到庄蹻王滇一事可疑，经检书证明无有此事。初写二千余言，此文虽短，但颇自爱惜，自觉写《汉潺亭考》以来，心思益精。柳翼谋常说我考据超过清人，往时不深信此语，近渐觉确有过前代经师处，大题如论诸子、儒、道，小题如论巴蜀二江，都有此趣，下笔庶乎不苟。
搞断代史不搞通史常常不易准确把握一代的特点。近世之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者，所举例证常常是明以前早已存在者，不仅有见于唐、宋者，而且有见于汉代者。
周官有『贾田』，唐行均田，商人也授田，只狭乡不授，这说明相当长时期的商人多数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当然也有少数脱离)，所以唐的两税包括商税在内。
周以下的关市之赋是过往行人部收税，不纯是商品税。隋制入市人一钱，宋坊场河渡连称，就是行路也有税，其意义和关市之税一样。宋代虽有过税，但不见过税的重要性。到清代的关卡，就纯是商税过税了，汉代手工业如盐、铁盗铸这种大规模协作的手工业，其中的劳动力也不少是不脱离农业的，所以在春耕期间诏禁『聚庸山泽』。杨可告缗钱，犯者『没入田、僮』，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小县百余顷，大县数百顷』。这些拥有『田、僮』的工商之家，显然也是没有脱离农业。
历史上国营手工业作坊，是政府与人民争利，是攘夺。封建前期的劳动力是征调；到唐，部分是和雇，宋是和雇和厢军并行。这是前后的变化。到元、明的匠户，是蒙古落后制度而明沿袭之，不是历史发展的正常情况，而是有它特殊的原因。均输是政府攘夺商业的利益，汉、唐都行之有效，到宋就无法推行，应是由于商业有了新发展，内容复杂起来，政府也就无法经营了。
屯田是政府用地主租佃方式剥削农民，这一方法从曹魏到北朝、隋、唐是行之有效的，幵元时最盛行(九百九十余处)。但从建中以后到宋代，屯田无利可图。这是农业普遍发展，而国家屯田不能竞争，与农民相比了。
封建社会主要是地租和高利贷两种剥削，唐王朝把二者都作为国家重要收入。公廨田、职田数量也大，可由公廨钱、俸钱等数目推知。公廨钱到六百余万贯。初由国家经商，后来完全是高利贷。隋朝最富，《通考》说不知所以致富之由。从唐来看，唐的一切都从隋来，只是隋的记载不详。唐的剥削最繁重，多为后人所忽略，它超过租庸调应在二倍以上。唐、宋不能与汉比，唐剥削重，故政府积累多，而民间实困，因此唐始终不安定。武则天时，人民已开始流亡。开元初年宇文融括逃户约八十余万。,逃户这样多，就可见不是家给人足了。《通典》说：开元、天宝之间，诛求『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可见唐剥削之繁重。马总《通历》说隋文帝亦侈靡王君，与《隋书》不同。宇文融括逃户，陆宣公盛称之，《唐书》则以为聚敛。《通鉴》称道府兵，而不见于《唐书》。大凡历史不可拘于正史，当时人的议论，从多方面考虑，还更有理据些。正史多据实录，常不足信。《通考》、《通典》从通史眼光看问题，比断代史高明些。唐本不如后世估计那样富，是统治者『聚敛万端』而『闾阎大困』的富，宋也不如后世所估计那样贫，而是统治者浪费太多以至国库空虚而贫。
看历史，应从先后不同的现象看其变化。有些人讲资本主义萌芽，所举明代现象常是明以前早已存在的现象，这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只有说明历史没有发展。如明嘉靖时官营手工业中停止征调工人而用雇佣，这就是个变化。且还形诸诏令，规定民间雇佣月值，更说明雇佣已是社会较广泛的现象。(凡史料中如疏奏诏令之类是重要的，数字也是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问题，只宜拉通来讲，才易看出变化，分在每段来讲，就不易比较了。
唐代户口平均十户六十口，《通考》以为是父母在不许兄弟异居，实不然。唐实际最多每户不超过五口，可推知唐代六分之一的人口可能是部曲客女等。
《禹贡》说蔡、蒙，《山海经》重视崌山、崃山，这说明临邛在古代的重要性。秦时只城成都、郫县、临邛，秦移民也止成都、临邛。临邛早就产布、盐、铁，汉时有盐官、铁官，说明其经济较发达，地位较高。后来雒县重要起来(说广汉是一州之中，而不说成都是一州之中)，再后绵竹(指德阳)重要起来，最后涪也重要起来，说它是『水陆四通』。公孙述起临邛，刘焉初居绵竹，都与其地的经济条件有关系。 唐初东川节度使驻涪，后移梓州。梓州与成都并重，一直到北宋。到南宋及元时，重庆才渐重要起来，所以明昇、玉珍父子才都重庆。从前我只能从纵的方面看出四川历史的三盛三衰，现在才看出，还须自横的方面看，每个时期各地的发展还有不同。
朱逷先论《蜀王本纪》有八云云，我意常氏《序志》说八家『各集传记，以作本纪』，此必不然。八家当皆各自有书，安有八家之书皆称『本纪』之理。隋、唐志只著录扬雄《蜀王本纪》一种，知余七家之书皆亡，仅存此耳。今所见扬书，皆从唐、宋人书辑出，知其同出一书。至于文字异同，书名省略，唐、宋引书皆如此。即引《华阳国志》亦多异文，显然不能认为有不同的《华阳国志》。至于同一事而所记不同，如子规之说，朱氏只据《文选注》引与《御览》引文异，遂认为两书，其实《寰宇记•益州》下引文与《路史余论》引文(此二段严、洪皆未辑入)后皆著不同之说，一称『或云』，一称『二云』，知《本纪》原文即著此不同之说。又如『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王心爱其女，留之』，与『武都丈夫化为女子』，诸家辑本皆别为两事，惟《御览》八八八卷于后一事之首有『或曰』二字，知《本纪》原有附著异说之例，而实一事之异说耳。唯此《蜀王本纪》不必为扬雄之作，但必为两汉之作，以常志十九皆依《本纪》之文，而终于『宣帝时穿临邛盐井二十所』。今各本《蜀纪》佚文亦终于此事，知《蜀纪》一卷而大体皆存，虽认为完书可也。此本细事不足言，以有关研究方法，故谈之。
（《宋代商税问题》补论)：市与关的区分是重要的问题，前期是市税(住税)占主要比重，而关税(过税)些微；后期(雍正后)市税全停，而占主要的是关税。市税、关税，我在文中没点醒，须适当补几句。我在文中把市税都抹*了，这是须改正的(就是把杭州、成都市税估计低了)。小区域内的市场交换， 在名词上，古人也把它叫、做『商』。但这种商业行为只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换，而交换的商品也多不是商品生产的产品。封建社会中象盐、茶这类东西无疑是商品生产，而贩运者也是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但茶、盐的税收却不在商税之内，而另为一项。明成祖时『商税事例』(永乐六年)的商品仍很简单。宋代的坊场钱之多可与商税数字相比。商税数字中市场交换税占的多，商品流通税占的少，是可以肯定的。成都十万户应有五十万口，它的消费大，商税当然应高一些。小区域内的市场交换是自然经济下的交换，商品流转才能是商业经济。少量的商品生产和少数的商品流转在自然经济下当然也存在，但绝不占主要地位。
历史上因水旱之灾或战争破坏，都会出现大量的流民，但因各历史时期社会情况不同，而流民的性质有所不同。汉代流民转徙他方，一般多为人雇佣，故有『流佣』之称，俟有条件即返回故里。如安抚不善，则易爆发为农民起义。在晋代情况有所变化，这些流民中多有豪族从中控制，从而形成一股力量。如六郡流民之就食汉川，其中就有六郡之豪和氐叟侯王。三蜀流民之入荆襄十余万户，以杜弢为首，据弢与应詹书，不难知其为豪族士人。这两个流民集团，都因与官府矛盾激化而爆发为武装斗争，但其性质则非农民起义，是很清楚的。《晋书•地理志》载桓温灭蜀以后，以巴汉流人立晋昌郡，领十县，刘宋时析为魏兴、新兴等郡。《地理志》亦言其本『蜀郡流民』，都在杜弢之后，也不关北方民族南入中原事。此侨置郡、县而李、杜流民集团不侨置郡、县，当以李、杜后皆反抗王朝之故，此之侨置者以其支持王朝之故。此等流民为是豪族控制下之流民集团。几次实行『土断』也都与流民有关，可知侨郡、县之置，是为了豪族，为了王朝，而不是为了流民。由此也可推知晋、宋所侨置的州、郡、县都是这个情况。但到宋朝，情况又有不同。在金人南下以后，中原人民之流亡而南迁者数量也很大，但已不再见到晋、宋时期的流民集团，也不再见侨置州、郡了，也没搞过『土断』之类的事，正因宋时已没有能在流民中起控制作用的豪族世家了，也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控制削弱了。仅从晋、宋间流民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前后社会的变化。
《货殖列传》：卓氏、程郑、刁间之流，所用都是僮奴；杨可告缗所没收者也是田、僮(土地和奴隶)，正说明西汉是有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则《货殖列传》所谓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拮、千亩漆、千亩桑、千亩竹、千足羊、千足彘……等等之类用集体劳动来经营的生产，也应当是使用奴隶进行的。
曹操在搞水利之后，才能搞『与官中分』的屯田，这是采用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方式。从曹操的事来看，只有良田和水利可靠的地方才能行屯田，可以反推两汉时能行租佃剥削的地方不多，到曹操行屯田，租佃剥削才大量施行，也就是封建制的形式，看来六朝才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般都说道家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汉王朝是新兴阶级的政权，而黄老之学却在汉初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大盛，这是殊为值得注意之事。道家中原有部分是齐人，有部分是楚人，齐人田骈之流(捷子、慎到等)，『贵因』是其中心思想。司马谈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都是专注意客观条件。北方道家杨朱之流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所谓『我』即指主观。才加主观一毛，即足以害天下。杨朱非不治天下，而是反对以主观为治。《庄子•天下篇》说田骈、慎到『无建己之患， 无用智之累』就是反对主观，反对唯心。处士横议，百家争鸣，道家看来都是『建己』、『用智』，不符合客观实际，故『冷汰于物，以为道理』司马谈说：『实不中其声(名)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就是要名实相符，实事求是。这是黄老之学，不是庄子之学。
近几十年或百年来，几乎无学者不讲孔子，但不论是反对孔子的还是推崇孔子的，似多不知孔子中心思想所在。《论语》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又载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韩愈认为，孔子之道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所说传与不传所指为何？从《原道》看，韩愈着重强调的是：夏葛而冬裘， 渴饮而饥食，这就是指事物的自然法则。宋儒讲孔子，就是抓住这一点。朱熹认为孔子所谓『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是说『四时行，万物生，莫非天理发现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又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是指『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在对孟子发挥孔子这一思想的解说时，宋儒的看法就更为明确具体。《孟子》载：『《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朱熹注：『物，事也，则，法也。』陆象山弟杨慈湖最重视《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说：『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一段，这与孔子物则之说相同。陆象山说得更明白：『人为学甚难，天覆地载，春生夏长，秋敛冬肃，俱此理。』他们所说都是孔子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孔子认为天地事物有其自然规律，人应当遵循这些规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把天视为自然，与当时一般人把天视为万物主宰的看法迥然不同。这是动摇天地鬼神有灵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孔子思想中的进步方面。『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是孟子对孔子看法的具体化。朱熹注：『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自然界有其规律，人也有其规律，人之有好、恶，就是自然规律。盂子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段玉裁在释『仁』子时曾以医书之说来理解，如桃仁、杏仁的『仁』，是可以播种再生的。关于『性』，未尝不可仿段氏释『仁』的方法，照医书的理解，每种药物均有其性，它决定了该一药物之药性，而人也是有人的性的。孟子说『形色』就是人的『天性』，但要圣人才能尽其性。形色之性，就是自然规律。《大学》讲得很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人之『恶恶臭，好好色』是人们的自然天性，用不着思虑就自然表露出来。这岂不是和药物的性一样是不可移易的吗？.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都是以『欲』而言，人欲生而恶死，是人之常情，但二者不可得兼时，孟子则认为或择大欲或择小欲，或从大体或从小体，都是人性，但或尽其性或不尽其性。既诚其意，就不能自欺；不应当做的事，骗别人或许是骗得过的，但却骗不了自己。这就是《管子•心术》说：『心中又有心。』这个心中之心，就是人的本性。它是指导人们言行的最后指针。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源于孔子的。董仲舒对孔子的看法有些怀疑，他把人性比作禾、比作卵，把善比作米、比作雏。他说禾可以为米，卵可以出雏，但禾不是米，卵不是雏。他认为人的天性是可以为善的，但须有圣人之教。韩婴的看法比董仲舒深刻，韩婴认为禾虽不是米，卵虽不是雏，但禾必然成为米，卵必然孵出雏。韩婴是理解到了人性的规律的。宋儒在讲人性时，是认识到孔、孟学说的意思的，但却有先天论的倾向，而韩婴则有发展论的看法。孟子言养气是重视发展，孔子言性近习远，也是说有待于发展。自宋儒以后，明末清初的陈乾初还讲得好些，他讲性善时发挥了发展论的理论，比宋、明儒者所讲人性的理论要深刻得多。陈乾初说：『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养成就以全其性者，圣人之功也。……非教养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养成就则生民之性不全。』陈氏又说：『孩提少长之时，性非不良也，而必于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陈每以见性言，正以工夫非于性有加，性虽善而工夫有敬肆而所见有浅深，性即善而见不彻耳。然『经霜性始全』诚同于孟子，何如以远近见山不同为喻，为无有加于性分之疑乎！要之，性者心之性，尽心正所以知性，知益彻而性益显，即曰谷之性受霜而全，亦未有碍。
关于宋代商税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商场问题；宋代坊场钱(即村墟中的集市)与『商税』数相等，商税务也多数是在县镇，看不出城市的市场税和过境税。自明宣德以后，始立钞关，重在关市的过境税了，而县镇村落的『商税』逐步不占重要地位。到清雍正，落地税就只征县以上者，县以下全免除，『商税』地位就更下降了。后来的百货厘金(统捐)才是大量商品流转的反映，和宋以上者全不相同。唐初，商人也授田，行两税时，商税即在两税之中，后来才独立。这些算什么商人，又是什么商品？从明宣德到雍正的变化是雇佣在这时也开始盛行，法律上已确定雇佣的地位，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二) 是商品内容：从《通考》、《续通考》和《宋史.食货志》看，明以前征税的对象非常琐屑，凡鸡、鹅、柴、炭、 瓜果、菜蔬，以及日用之物，年节礼物，嫁娶装奁，莫不收税，所以重在坊场县镇。明以后渐次免除这些琐细物类的税，真正的商品逐渐才在广大地区流转，真正的商业城市才逐渐形成，这才看出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显的了。
金时高汝砺《榷油》一疏最有启发。疏中提到，如果摧油，『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余员，……油之贵贱不齐，转贩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贱处常贱。』宋代酒税务也是有分地的，禁他处之酒不得私运至开封，其罚颇重。自高氏之说，推知商税务亦各有分地，这正反映出一种天闭性、狭隘性的交换。盐、茶各项引岸也含有这种意味。这对说明历史上自给自足经济下的交换是非常分明的。
春秋时，每以维护工商业『通商惠工』为善政，战国时法家以打击工商业为政策，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工商业家是奴隶主。此话有道理。《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所载卓氏、程郑正是使用奴隶的工商业家。
编通史、教通史都应该注意『全面』和『系统』的问題，但具体着手又是分块的，断代的，在断代中如何贯全面系统确实并不容易。如民族部分，把各时代地图摊开来看，空白点总不能太多，应尽量考虑填补。当然每个时代有个重点，但其余地区也不能空着。魏晋南北朝时，十六国各族当然是重点，西域和西南也不应忽略。宋代，辽、金、夏是重点，但对吐蕃统治崩溃后的西藏地区也不能不提。宋王朝直接统治未能达到的滇、黔及川南地区，但也不能不管。在经济、文化、制度各个方面，应分别若干项目，每个项目都应理清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几百年、千多年或二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没有变化的时期可不必特别写，而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就要特别写。重要的项目都写了，就可说是全面了；在它发生变化的时期都交待清楚了，就可说是系统了。
近几年所写《庄蹻王滇辨》、《山海经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巴蜀史的问题》各篇，和《论宋代的工商税》等，都不是我六十岁以前所能写的，六十岁以后心思更深细曲折。一些二、三十年前所知道而不敢用的材料，现在能理解能使用了。即如指导胡昭曦写《论羌族史》一文，对《华阳国志》所说『汶山郡，户二十五万』一句，三十年怀疑不敢用，又不敢说是文字有误。现细勘史文，『西接凉州酒泉』，『其西又有三河枭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乃悟其西北并无明确疆界，伸延很广。二十五万户不足为多。又如《宋代商税》一文，原对《史记•货殖列传》所提的八个『都会』不能理解，不敢用。后读《汉书•地理志》大段多据《货殖列传》，也提了八个『都会』，多一江陵，而无陶睢阳，乃悟此言『都会』都是六国和吴越都城。多一江陵者，盖江陵为楚故都，至两汉而其势未衰。『陶骓阳』亦为一都会之说最奇。陶、睢阳为二地，相距几二百里，何以称为『一都会也』？盖汉初彭越为梁相居定陶，梁孝王先都大梁，后居睢阳，『陶、睢阳』盖指梁都而言。都陶时，睢阳当未为都，睢阳为都时，定陶已不为都，实仅一地，其中还应包括『大梁』，为行文时省略。番禺为一都会，显然是以赵佗的越都为言。这说明史、汉所说『都会』都是以政治为主而经济为从，这些地方的商业显为满足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无甚关系。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都市』大都如此。
研究民族史，应当是与地方史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是两种范畴，决不能用地方史来代替民族史。地方史是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则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常是有移动的，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如某地的古代出土文物，无疑是该地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但却不必然是当地民族史的资料。两者是不能相混的。
《通鉴》中保存了很多正史中没有的材料。很多史事在正史中未纪年，而《通鉴》则不仅记年，而且记月。《晋书》诸载记多未记年月者，皆可于《通鉴》考之。惜清人辑崔鸿书亦未知考之《通鉴》，《通鉴考异》亦多引崔鸿书及肖方等《三十国春秋》，多有年月。
李一清《南北史合注》是一部好书，值得重印。仅其用《通鉴》、《册府元龟》来注南北史，就对读史者有无限方便。如以其喜删节史文为病，在重印时不妨将删节处补上。其实，不补也无妨。如有人能将《通鉴》、《册府元龟》中为正史所无之资料抄出，也就颇方便读史者。
汉景、武任酷吏抑豪族，所以吏治善而国盛强.，六代放任豪族，所以衰乱；魏武、宋武暂得小治，亦因能抑豪强(土断)。自汉至隋，王朝对豪族的政策关系盛衰治乱甚巨。
自井田崩溃到唐行均田，在土地制度上应有承袭因革之处。汉有均田，晋有占田、课田，北魏、隋都行均田。汉、晋行均田都是抑制豪强兼并，但晋课田无限，已不如汉。元魏均田奴婢无限，应是承晋而来：齐、隋时对奴婢有限是一变化，才发展到唐的均田。但汉行均田无明文，可能因王莽的『王田』制度与之相似，且也行得不彻底，故不见记载。晋虽也行得不彻底，但因唐行均田，故修《晋书》时特载其事。汉虽无明文，但也不无蛛丝马迹，不能因史无明文遂以实无其事。如这样，历史就被割断了。
邵次公(瑞彭)精于古历，著述之已刊者不多，遗著可于开封河南疔院张邃青先生处访之。
周代国、野、乡、遂异制，但乡遂的基层编制仍以五家为数，与六乡同，不与甸、稍同，这应有所说明。
东汉经师释六遂在六乡之外，以《王莽传》论之，六乡在西都，六遂(队)在东都(成周)，『成周里人』也能说明六遂在东都。金文也有『成周八师』、『殷八师』之文’说明殷人居于成周。殷人从军是后来之事。
西周甸、稍、都、鄙，可同都家之制合并研究，似可从沟洫之制着手。因王朝贵族不断增多，有采地的人也不断増多，六乡之人也不断增多，这就是都家的来源。这些人口向都鄙移殖，应当仍是以五起数的编制，而不是以八起数的编制。
几十年来，疑古辨伪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但总觉过火点。从前的人不考虑材料的真伪，不分别哪些是后人所增益，把唐、虞三代认为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显然是愚蠢的，这是传统派的错误。后来的疑古辨伪又一概抹*，把历史缩得太短，把文化压得太低，任何一部书都可以挑点问题指为伪书，而确实证据究又难寻。有些疑古派学者一方面既疑某书之伪，却有时又还引用；既不信历史之真，却时又在讲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过。故信古、疑古皆为一偏，对历史应当客观考察。要从社会发展的法则、历史继承的脉络来理解，否则信古、疑古都是玄学，不是科学。我从前也犯这个病，不喜欢读《周官》这类书(但也还相信其中的部分)。但现在从社会法则、历史法则来考察，觉得内容十分丰富，提供很多有用的材料，值得深入研究。
汉代州牧郡守的掾属与天子还没有君臣关系。只皇帝一人是君的观念起于刘宋。
专门史最易反映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可从此进而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业史、文学史等等，从一个部门研究，比较容易掌握，从一个阶段全面考虑就要困难得多。
历史是客观的，研究历史也必须是客观的，但又总得通过自己的主观作用，有自己的认识，这就与自己原有的认识水平、政治观点有关。
历史人物的个别事迹是否重要，应从它对人民、时代、历史的关系上看，看它的关系是大或小。隋炀帝这人毫无足取，但他修运河，这事对人民、对当时、对历史都关系重大。
宋与西夏的关系最为重要，商税猛增即以西夏之故。过去学者都只重宋与辽、金的关系，而对西夏多所忽视。
宋初君主，鉴于唐之藩镇，遂用文人掌兵，以收兵权，而宋遂无可用之兵。
唐中叶文学、哲学、经学皆一反初唐。赵蕤《长短经》亦有此反映，反对旧传统。当时唐尚处统一之时竟提出恢复五等分封，此亦一奇特思想，岂中唐时确有此种思潮，遂下启晚唐之割据乎？
乾嘉学者咸宗郑玄，然又喜斥范宁《谷梁集解》，良以范氏注《谷梁》而又非《谷梁》，不合汉学家法，然宗郑而斥范则又未妥。郑玄遍注群经，而《春秋》则付阙如。《六艺论》言：『《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是《谷梁》正为郑氏说《春秋》所宗，唯未为之作注耳。范氏注《谷梁》当正以宗郑，注中并非三传，亦郑玄注经并用今古之法，是范氏实为郑学，故清儒之宗郑而斥范之未为是也。
乾嘉诸儒，有仅事考据者，有事考据而不囿于考据者，如惠氏之于《易》•’有考据而烦琐者，有考据而不烦琐者，如段氏之注《说文》。
近人多推崇王充，以其为唯物论者则是，惟充之于经学，渊源于今文，史有明文，书有明据。《程材》以春秋为『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即公羊家说。《谈天》言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亦欧阳《尚书》说。然充不为经学，必谓其反对今文，则未必也。
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案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
为学要能传世，历史上有过很多学者，不少人是被称为『闻名当世』的，但多数都不为后世所知，其著作也不传。而有一些在当时并不为时所重，而死后其名显著，如杜甫、章学诚。
元魏、北周、唐代的三武之厄，都曾灭佛，灭佛则汉文化得以复兴。
对老子和孔子可以从反神权论来评论。《道德经》中的『天』,是自然之天，这很清楚，毋庸多说。《论语》所载孔子在谈到『天』的时候，有时候明显是有意志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但他确实又讲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又显然表示天是没有意志的。这就看此种思想在孔子全部学说中所占的地位。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伦理道德，但他并没有把伦理道德建立在有意志的『天』的基础上，倒是相反，把伦理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孟子曾说：『《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则，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
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可先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就已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看，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不会显得突然。讲清初，从一般风气如胡石门、谢秋水、张蒿庵、陆桴亭等讲起，再突出论述黄黎洲、王船山。又如晚清今文学，应从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逄禄、宋翔风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则，龚、魏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至乾嘉学术亦应并叙凌廷堪、焦理堂、洪颐煊，以见一时风气，再突出戴东原，比较好些。
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谋-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字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唐前唐后是一个大界限，文学上的变化最明显。唐前文学盛行汉赋，《三都》、《两京》，排比对仗，而唐后的赋则是《秋声》、《赤壁》之类，实为散文。经学上更明显表现为汉学、宋学，哲学上则产生了理学。其它政治、经济也有较大变化。
读一部书，要能用它，如不能用，讲不出如何用，必然困倒书下。象《水经注》是部古地理书，就贵能在解释古地上起作用。在读经史常常查阅《水经注》，它提供不少有用的东西，但同时也发现一些与经史所言扞格者，进一步探寻，才看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这样，才能把《水经注》的用处讲得更落实些，那些东西应该怎么用，就更清楚些。清代一大批搞《水经注》的学者，把《水经注》当作一门专门学问来搞，跳不出郦道元的圈子，常常死于注下，就很难如实讲出《水经注》的用处来。杨、熊注疏也难免于此，等而下者就更无论了。
古人学问深广，所著书虽有其中心的一面，其它方面也未忽视。如许慎《说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学，而书中的礼制也是自成体系，其水道也可与《水经注》比美。
《颜氏家训》切不可以『家训格言』视之，实为一南北文化交融合之作。书中所载南北文化风格之异虽多，然其意在合南北文化于一炉，此实为唐代统一南北文化之先声。
汉代《易》学至京房为一变，京房不为《易》学正宗。承田何《易》者，当为王弼。马融《易解》颇生异说，郑玄、陆积之主象数，皆非《易》义正宗。此皆自其《易》学精神言之，未可取证于文字也。
西汉学术，应当明确由儒家转变到经生的过程，伏生《尚书大传》，韩太傅《诗外传》，董生《春秋繁露》，还是儒家，而刘向、匡衡之辈，则为经生。儒家则犹意气风发，经生则，章句之徒而已。
廖先生谓大小戴为大小统，应从气度上看，大戴广而博，气魄大；小戴深而纯，但規模小。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仅有北方民族的南下，同时也还有南方民族的北上。两湖地区的廪君蛮、枭瓠蛮、板楯蛮都有北上的史迹，分散到陕西、甘肃、河南、安徽；四川西部氐人北上，两湖蛮人自峡口入蜀，等等，都对历史有着不小影响。而牂柯僚人入蜀一事，犹为影响重大。僚人入蜀，在《北史》中不过数十字的记载，《蜀鉴》及《太平寰宇记》引李膺《蜀记(益州记)》比较详悉。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与《舆地广记》所载，僚人在蜀分布之广，甚可骇异。此时蜀境长江南北两岸都是僚人，嘉陵江川东整个巴山山脉直到汉中也是僚人。岷江东西两岸直到今之崇庆县、沱江两岸直到今之简阳县，涪江两岸直到今之三台县，也显然是僚人居住。由井研东至资中一带也是僚人居住。由李蜀之末僚始入蜀，直到唐时僚人来蜀不绝。如唐之荣州(即后荣县、井研各地)，唐志载旧户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口五万六千一十四，到开元仅有户五千六百三十九，口万八千一十四。开元户口是唐的全盛时代，但荣州反减少了一半以上，岂非异事！求之史迹，就因佚山为生僚所据。也就知道生僚是在开元稍前迁来。史言桓温入蜀，岁岁伐僚，但其大军数万人曾在泸州全部覆灭。梁、周、隋、唐和僚为冲突之事至多。唐时中央强盛而蜀独衰，正因僚人*扰之故，以至对南诏、吐蕃侵扰都须调东兵入援，因蜀无力抗御。也因援兵来蜀，而唐以衰，到唐末僚人与汉人渐融合，到宋时蜀之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不断提高。宋为中央最弱之时，而蜀独强盛。金、元相继南下，如入无人之境，金百年中始终不能入蜀。蒙古入蜀后，连战四十余年不能得逞。宋人说有蜀则有宋，无蜀则无宋，这反映蜀对宋王朝盛衰关系之巨。宋人只知蜀在南宋关系之大，而斥东晋不知用蜀，实不知僚人入蜀后蜀已荒残，故《南齐书》比蜀于蛮陬之邦，盖蜀已不足用。及至僚人与汉融合之后，而蜀之经济文化都大为发展，僚人与四川历史关系之重是很清楚的。
近作《成都二江考》,二*是郫江、流江，就是《禹贡》之江、沱。自汉至唐、宋无异说。至清《一统志》始悍然以湔为沱，以郁为江，这一观念遂成为牢不可破之说。于是研究古地理的人(清代考据家) 都不免从这一错误观点去研究《禹贡》、《汉书》诸问题，不能出《一统志》之看法而认为已得古人之真， 结果都是错误。这一错误是由于清人素不喜宋、明人书，以为都是错的，不肩研索。我从前也是如此，于宋人书只作参考，合则用，不合则弃而不顾，于其错误之由，从不理会。这次考二江问题才知道宋人于此全不错而错在清人(胡渭、顾祖禹诸人)，由清人之误以读古书，自然以宋、明人之不错为错。好在这一缺点也还容易纠正，就是把宋、明人几部书仔细一读，也就可解决很多问题。清人于古地山水不甚明白者总喜以大山大川来解释，这是根本错误，他们不信郫江、流江即是江、沱，就是因为是小水，而不知古人居处耕耘之区才为记载所重。成都平原郫、流二江关系灌溉至为重要，《禹贡》不能不记。其它高山大川无资于民用者如峨眉之类，何须记录。胡氏必以峨眉为蔡山，是不根，而且是荒谬的。古地之学不能凭空去讲。我是在经史中遇着很多问题不能不从地理探讨，积累久了，地理也熟了，问题也多了，好象专门讲古地。其实我与清人治《水经注》的学问全不相同。他们是专搞地理，尽读地理书。我是从经注、史注中去，而不专从地理书去，所以与他们的结果不同。这可说是学有本末。地理是史学一工具，如其专研地理，方法就不外扬惺吾，结论也应相同。即以这次作二江考，始见杨、熊《水经注疏》谬误不少，也很可笑。我本不喜校勘板本之学，但论巴蜀问题和二江考就无法不追究版本和校勘了。因五经四史之类不校勘也可以读，若《华阳国志》或《齐民要术》及古地理书之类，在前代不必人人皆读，又很容易因传写而误，不校就无法用。而校勘一事也不是凿空而来，如清人那样专治校勘学者，是不会成功的。必于此学积累稍多，涉猎稍广，自然提出要校的问题也才能校，必治此学者才可校此书。若专从版本或类书下手，是用处少而害处多，所以清末有反对校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学有本末之意。讲古地不能离开人事(历史)常志：二江上有七桥、大城小城等，都只能从人事上来理解：蜀何以独有大城少城？秦灭蜀后，有蜀侯、有蜀守，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民、蜀民、蜀守、蜀侯，自当分别居住。少城何以分南北，南是市场，隔江是锦官、车官二城是工商业区、经济区；州学在城南，郡学在江南，是文化区；而北是政治区，故张仪楼诸古建筑皆在北城。汉、晋间郡守住少城，刺史住大城，赵厥谋据大城以叛，罗尚退保大城，都说明大城是军事区。二江上有七桥，上应七星：在南出石牛门日市桥(郫江上)、笮桥(流江上)，出南门曰江桥(郫江上)、万里桥(流江上)，此南之四桥。过笮桥道西为锦官城，道东为郡学，此道即出石牛门而走广都(双流)之大道，故吴汉、桓温攻蜀自外水(岷江)上至广都，即进而战于市桥，战于笮桥。西有三桥，应是城有三门，西门曰定明门，其北曰阳城门(所谓『阳城之阿阁，飞观榭于云中』。见《蜀都赋》)，其南曰章城门。南四桥二门，则北亦应二门，曰咸门，曰朔门。西三门以少城繁盛故三门，东则二门，共有九门。《华阳国志》说：汉武帝立成都十八郭，顾校依《文选• 蜀都赋》注作十八门，实则张仪城成都周回十二里，断无十八门之理。《续汉郡国志》引《蜀都赋》刘渊林注作立成都郭十八门。《后汉书.公孙述传》引亦同，知今宋本《文选》仍有脱误，应是城有九门，郭亦九门共十八门。知《周地图经》、宋《成都志》都说大城九门，少城九门是臆想之说，毫不足据。郭亦有门，于臧宫攻公孙述入小雒郭门是其证。总之，地理是人生的环境，总要适于人用。从民生日用着想去解决亦不患无证。杨守敬、熊会贞，上至顾祖禹、胡渭说二江都是错。明人省志、府志，清二部《一统志》、府志、县志无一不错，杨图二江桥更荒唐。熊稍有进，亦大错。明人也错得可笑。熊所谓七桥铁案，根本是错。他以《蜀中名胜记》引李膺《益州记》为据，而不知《古文苑•注》之引《益州记》但有七星之名才是李义。曹引今名云云，是南宋祝穆的解释，何为铁案？《华阳国志》说七桥正确，但有误字，《水经注》取志文甚明而去永平桥加昇(升)仙桥，是重视司马相如之故，误说始此。升仙不在二江上，又在城北，不可能象七星。此文最小巧，深可笑。但方法最精巧，结论亦奇而确。
在写《巴蜀史的问题》时，已疑成都早有灌溉，因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成都平原，知稼穑必知灌溉，知灌溉就应早有二江(意指成都平原上的河道)，不必待李冰守蜀。『深淘滩，低作堰』足总治学结了长期治水经验的结论，不是李冰短期所能提出的。所以汉人认二*是《禹贡》的江、沱，是正确的，自成都平原地理条件考察，有此广大平原以来，不会没有水流。李冰守蜀前，司马错已以六百万石米浮江伐楚，说明农业早已发达。如认为李冰始凿二江，就忽视了自然规律。但我们也不能反对人工河，人对自然的利用总是要加工的。李冰之为汉人所称道，也如江淮通流见于《禹贡》、《墨子》、《孟子》诸书，而吴通邗沟也是事实。李冰之功在于秦灭蜀后对水利更合理地调整，进行大规模的治理。章樵说李冰穿二江只是用二江引渠为灌溉，是很合理的，用作全文写作骨干。
我很赞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弃现代。从来没有只搞古代不搞现代或只搞现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学家。现在古史部分仍是待发掘的荒地，问题多，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两汉材料不多，你可专力六朝和唐代。我从前搞先秦，后来感觉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谜，自汉以下具体一些，才有可讲。后来看宋代。历史是愈后材料愈详备，探讨社会情况较有把握。但材料多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乱说。先搞唐、宋，由后推前，然后两汉、晚周才会明白。所以我建议你可从六朝、隋、唐着手。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治史。其实，经学也不是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也有不谙考据而治史的，却也是缺点。治史应专治一二时段，但通史终不可忽。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学问是循环反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不可忽，这对理解历史是大有帮助的。乃至书画艺术之事应该都要留心，不过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已。社会经济是治史的首要工作。我在一九五三年草写农产量一文也是这个看法，后写熙、丰变法也是从社会经济着眼。
《孔子与今文学》，也可说是我的经学研究告一段落，比之《经学扶原》是有改变。昔在峨眉读两汉各家书，并及先秦诸子，读到《韩诗外传》时，恍然感到：先秦时儒家何以变而为两汉经师之业，其间问题虽然有个脉络过程，惜于已读之书未能将有关材料录出。现在要写这篇稿子至少需半年时间重读一遍周、秦、两汉著作，但始终无此时间，私心以为甚可惜。
人或有谈到我对《水经注》的研究，这项工作我估计至少也要五年专力为之，未敢懵然展开，若有助手当徐图之。汉、晋人经注中有很多古地理解释，史汉注中亦多，皆比道元为优。而清人解经乃至《说文》和《段注》之解说，亦每每比《郦注》、《杨疏》为长。清人过信道元之注，至以《郦注》易《班志》，而不察此乃六朝晚期之说，于古事多不合。东汉、魏、晋人说颇自相同，安得以道元为是而悉废郑玄、服虔、许慎、应劭、文颖、孟康、杜预、京相璠、郭璞、高诱、王隐、司马彪以来之说。道元于南方水地之误，清人敢言之；道元于北方水地之误则未敢言。清人治经自乾、嘉汉学者皆能以汉师之说正六朝之误， 独于地理之学信六朝而背汉、晋，事亦大奇。杨氏之疏可谓集清儒地学之大成，亦颇有突过清人处，惜其谬误矛盾亦复不少。近人迷信杨疏亦太过，况其墨守道元弃清人经解于不顾者乎？非敢谓我可窃比杨氏，徒以有两经解耳；非我敢轻议道元，徒以有汉、晋诸家经、史注说具存耳。这一搜讨工作岂衰年如我者能之耶！沾有一二得力青年商量着手，此或不失为巨业、为奇作。尝作《古地甄微》，略启其端而已。
战国局势的发展，初年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是魏国独强。魏要并吞韩、赵，桂陵、马陵两战败于齐；徐州之役，齐又败于楚，七国之中没有独强之国，于是纵横之事起。『五国相王』是这一时代的开始。到齐、秦称帝是二国最强；到乐毅合六国之兵破齐，于是秦人独强。纵横之说也就不行了。而白起、王翦专用武力。纵横为一时期，其前为一时期，其后为又一时期，可分为三段。
《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至日出博桑之野。西方之极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中央之极自昆仑，中至太室之野』。知此之昆仑必在三危之东，此为汉人旧义。刘逵注《吴都陚》云：禹所受地理书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礼记·正义》引《地统书括地象》曰：『地中央曰昆仑，其东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尚书•正文》引郑玄云：禹所受地理书曰：『昆仑山东南地方五千里曰神州，西王母在流沙之滨，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淮南•地形》：『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张掖郡删丹县：『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西有弱水、昆仑山祠。』流沙为今居延泽，弱水为今居延水，皆在甘肃。有昆仑障之广至县在今甘肃安西境，其西有昆仑山祠。临羌县治今青海西宁市，与昆仑有关之地皆在今青海东部及甘肃西部，而非今昆仑山地。《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賜支，至乎河首，缭地千里。』李贤注：『谓羌地是也。以上，并《续汉书》文。』《水经.河水注》引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折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迳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应劭曰：『禹贡』折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河关为后之青海贵德县，三危所在应于贵德西千余里，求之，即河曲也。知三危在大积石以东。汉、晋所说三苗徙处，其时亦惟知河出积石，此与张揖、王隐说三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连，是最早之昆仑，只能于岷山求之。
从地理看古今之变，在水而不在山。水之变迁多在北而不在南。《水经注》正是解决这一问题之重要典籍。《水经注》于南方水道之误，前人多已指出。且为对历史关系较多的地区。邮道元本北人，许多地方皆曾亲自探访，且记载详细，脉络分明，不易看出有误。苟一水有误，则将涉及三、四水道是否亦误，较为繁难。故虽明知《水经注》与他古书不合，亦皆多疑他书而不疑《水经注》。清代考据家无人不读《水经注》，说经之家于经中地理无不考之《水经注》。经中地名除《禹贡》、《尔雅》外，皆因事偶见，既不全面，也不系统。《禹贡》、《尔雅》、《职方》虽全面、系统，却又太略，注者不易提出相矛盾的问题，但如王先谦注《汉书•地理志》，就不能不提出，但他却认为都是班固错了。专治《水经注》的人都是从唐、宋地理类书取材，从正史、《地理志》之类取材，就都不容易发现《水经注》的错误。我三十岁以后才稍治地理之学，四十以后因专在史学系教课，才放开了经学，五十以后始确知《水经注》与《汉书》的矛盾是大量的。
近年整理先君遺稿，其可以独立成篇者，皆分别整理编入各集。其短笺札记如《肤浅小书》、论学书翰之类，多无所属。虽多信手所记，未必定论，然率皆治学经验之谈、读史会心之论，或探究问題之思考过程，咸足以启迪思路。一九五七年后，默得侍先君讲席，时有所记，亦多此类。兹并整理如上。非谓必皆有益，要不愿深藏于秘而私之耳。
蒙 默整理后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