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广宇
叶灵凤与陈君葆、高伯雨（从左至右）
叶灵凤1938年到香港，一直到1975年去世。在这三十八年当中，他始终没有停止写作，在各种报刊发表了海量文字，生前也有部分结集出版，但到底出过几本，都有哪些，却是一本糊涂账。不少文章在论列叶灵凤书目时往往残缺不全，有的甚至还有不少错讹。举例来说，李伟在《民国春秋》1996年第三期发表的《小记叶灵凤》称：“晚年在香港期间，所写大抵都是随笔、小品类，有读书随笔、香港掌故和风物、抒情小品，成书的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香港旧事》、《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霜红室随笔》、《白叶杂记》和《忘忧草》等。”其中，《香港旧事》应为《香江旧事》，《霜红室随笔》生前并未出版，《白叶杂记》更是上海时期的少作，《读书随笔》虽然出版于到了香港之后，但却是在上海出版，所收文字也是来港之前的居多。“中国作家网”之“现代作家词典”，在叶灵凤条下亦有“著作书目”，有些错误，例如，将“张保仔”误作“张保子”，将“晚晴杂记”误作“晚情杂记”，将“香江旧事”误作“香港旧事”，甚至还将《新雨集》这样的多人合集也混为一谈。即便是比较权威的文献，例如香港学人陈智德编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叶灵凤卷》，卷末的《叶灵凤著作书目》也有遗珠之憾。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讹？ 根源就在于以讹传讹。为什么会出现以讹传讹？ 根源就在于一书难寻。为什么会出现一书难寻？根源就在于既有年代久远，又有山水相隔。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内地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叶灵凤。我虽是中文系出身，但读大学的时候也只在《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读过他上海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后来随着三联书店推出三卷本《读书随笔》，才知道了一些他在香港出版的书的名字，但要得窥原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少有能去香港的机会。我是1993年利用访学的机会，在纽约旧书肆淘到几本。后来有机会到香港，本以为能把叶氏著述一网打尽，谁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神州书店老板欧阳文利直言：“你来晚了，那些书早都成文物了！”本地人还讲，香港市场小，书籍印数少。人都没有住的地方，哪敢给书允一片空间。又曾听到一则“封面大王”的故事，说的是本港藏书大家方宽烈，苦于没地儿储存，只好把书的“瓤儿”扔掉，只留下一堆封皮儿。
以上说的是收藏难，至于出书难，更让人不住感叹。叶灵凤早在194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就说过：“本拟出版一些小册子，国币如此跌价，内地购买力受影响，怕不容易做了。”这还是战时的情形，和平之后也无改观。仅1951年一年，就有许多计划不幸搁浅。例如1月3日日记说：“写《香海拾零》续稿。暹罗有一读者写信来问是否有单行本。问此类问题者甚多。但目前纸价很贵，出版颇难够本。今日新闻纸每令市价已五十一元。早半年仅二十余元而已。”6月13日日记说：“整理前以‘秋生’笔名写的杂稿，因有人要出一单行本，名《欢喜佛盦杂谈》。检出七万字剪贴校改错字。”他甚至还“写一小序”，并已“交给出版人”，但后来并不见有下文。9月5日日记说：“整理剪存已发表的文稿，决定将若干篇关于藏书家的译文编成一集，以应李辉英之约，书名拟‘爱书家的散步’或‘爱书家的假日’”。但也成了空头支票。这一年，他又“整理年来所写《香海拾零》剪稿，略加补充校改”，认为“似可编成三种：一、《香港史地论丛》收较完整较长的单篇，有关本地史地者。二、《香海拾零》收零碎的有关香港掌故的短篇。第三种为《草木虫鱼》。有关香港自然史地者，拟名为《香港自然史讲话》。”但他生前只完成了第三个心愿，也就是出版了《香港方物志》。挫折遇多了，便有了一番感慨，《〈南星集〉及其他》一文说：“在香港这地方要出版一本书，有点不容易，尤其是文艺书。出版家接纳了一本书，总好像要表示是一种‘牺牲’，不是为了图利，使得有兴趣写一点正经文艺作品的人也感到自怯，不好意思向出版家开口，怕出版了会使他赔本。”
掌故大家高伯雨与叶灵凤生活在同时期的香港，他的遭际，也佐证了叶灵凤此言并非耸人听闻。这位听雨楼主人自述：“我在香港卖文为生，凡五十二年之久，写下了杂文约一千万字。”但也只在早期出版过三本以《听雨楼》为名的书，“后来《听雨楼》三次遇到灾难，吓到我魂不附体，所以近十年不敢以《听雨楼随笔》之名出书了。”三次灾难都是故事，有稿子丢失，有店家停业，有无疾而终，这里不再详述了，要说的是在他耄耋之年终于如愿出版的一本书，还是靠他的子女暗中资助才告完成。出书如此不易，是高伯雨的书不好读吗？恰恰相反。在掌故家瞿兑之眼里，“掌故专家以随笔擅长的，一南一北，有两位”，一位是徐一士，另一位就是高伯雨。他并且说：
高先生毕竟年纪轻些，他已经吸收了徐先生的优点，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自然更能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对他的期望特别殷切。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读者所热烈欢迎的。首先，我们喜欢他那种轻快的笔调，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真是读之唯恐其易尽，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问世，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
叶灵凤与高伯雨志趣相近，难免时相过从，牛津香港版《图说听雨楼随笔》文史编的封面，就是他们两个和陈君葆一起到离岛出游的旧照。叶灵凤在《读〈三冈识略〉》中曾道：“前些时候，我曾说过，不曾读过董含的《三冈识略》，并且久觅此书不得。伯雨先生见了，说他有《说铃》丛书本，愿借给我一读。……我当然很高兴，日昨将书借了来，亟亟在灯下展卷快读。”投桃报李，叶灵凤当然也会借书给伯雨。叶灵凤1968年5月15日日记就说：“高贞白摘译《紫禁城的黄昏》出版，见赠一册，原本英文是我借给他的。”高伯雨编文史掌故杂志《大华》时，还向叶氏约稿，这事也见于叶灵凤日记，事在1970年12月15日：“五时应高贞白之邀到美兰餐室喝茶，以剪纸交他。承他以《花随人圣盦补编》见赠，又补足所缺《大华》二期。”
罗孚先生为三联选编《读书随笔》三卷，堪称功莫大焉。一方面使得叶灵凤已出版的几本港版书为内地读者所知，另一方面也将一些散篇零简首次集结成书。但也存在不少遗憾。一是受限于“读书”的话题，收入的成书不全，已收入的也有不少篇目的删减；二是首次结集的散篇零简也只是挂一漏万，譬如，仅是为《新晚报》写的《霜红室随笔》专栏，就还有大量的篇什没有入选。而叶灵凤长期经营的专栏连载，又岂止一个《霜红室随笔》？譬如，为《快报》副刊写的《炎荒艳乘》亦很出名，但据卢玮銮先生讲，如今就连香港各大图书馆都惜无馆藏了。还有一个《红毛聊斋》，是为《成报》写的连载，内容是译述一千零一夜故事，一口气连载了十多年。我花高价买来几张老《成报》，只是为了一见庐山真面目，过下瘾而已，谁知一读便放不下，徒增了许多相思。这些当然都是不能及时成书所带来的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在香港，出书难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有例外的，譬如叶灵凤《星岛日报》的同事易君左，出起书来似乎就很容易，他在《海角天涯十八年》一书中说：“想不到住在香港十八年，各出版社各书局出版我的著作竟达三十余种之多。”何以如此呢？此君也丝毫不加避讳，直言是受了“美援”。
正所谓吃了人家的嘴短，受人津贴，纵使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可是哪能有“自由”可言？叶灵凤虽然很想出书，却从不想为了出几本书而失去“自由”。不仅不这样做，他还曾破例写打油诗对此予以抨击。1951年9月，有一位叫作范基平的，化名上官大夫主编《四海》画报，背后资助者即为美国新闻处。叶灵凤特意写了一组打油诗《月儿弯弯照九州》，以“霜簃”笔名发表在1951年9月15日《星岛日报·星座》。其中之六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山姆大叔搞出版，有人弹冠似沐猴。”正是由于对叶灵凤先生宁愿少出几本书，也不突破“文章防线”的做法至为钦佩，我越发孜孜矻矻地搜求他那不多的一些港版书。不幸的是，过去是见到了没钱买，现在则是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所以历年所积，虽说大有可观，也还有漏网之鱼。不过即使面对这不算完整的收藏，也足以满心欢喜了。
来源： 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