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下流年君
（天宝八载）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如果没有军事上的失败，那么这些隐忧，也就只是隐患，而不可能成为导致盛世终结的因素。
就像一个老年人，如果没有冬天大规模爆发的流行性感冒的侵袭，那么即便身患多种基础疾病，也是有可能熬到下一个冬天的。
大唐王朝也如是。
如果没有玄宗时期军事上的失策，那么大唐王朝就不会以崩溃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而更可能会以一种缓慢衰退的状态进入晚期，直至灭亡。
先从府兵制说起。
因为只有了解了府兵制相关变革的起因、过程、结果，你才会知道，为什么都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府兵制的流变，我们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链接见文末），只简要介绍一下玄宗时期府兵制的状况。
何谓“府兵”？简单来说，就是军府的兵。唐初，各地设立折冲府，以负责征兵与训练事宜。府兵们平时同普通农民一样从事生产，战时则应召从军出征，自备粮食武器，承担起轮流戍卫京城与边疆的职责。
府兵制的优点，总结起来，大约有三点：
首先是寓兵于民。战时出征，平时耕种，如此极大地节约了国家的养兵成本。此外，把与军事有关的费用、物资都分摊给府兵自己解决，还能减少管理环节，提高管理效率。
其次是军功激励。在府兵制运行前期，关于府兵的管理激励机制很健全，于府兵而言，奋勇*敌不仅是保家卫国的必然选择，更是光宗耀祖、实现阶层跃迁的不二法门。如此既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是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集团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
此外，还有更大的优势，在于第三条：由于府兵与将领的接触时间短，不易与将领产生隶属关系，因此对皇权的忠诚度要更高。战争结束时，“兵归其府，将还于朝”，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杜绝将领长期拥兵从而培植私人势力的可能。
最后这一条，在帝制时代，可能是比前两条更为重要的因素——这种武将因权重而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两百年后还将反复上演。
但是，自高宗时期开始，府兵制就逐渐被破坏。
究其原因，在于越来越频繁的战争。
本来，在府兵制下，“最理想”的战争是农闲时发动、出征距离短、进行时间短的战争，这样才有利于大规模征发士兵——这也正是府兵制在西魏北周创立时期的现实条件。
但如今，随着唐朝的疆域逐渐扩大，战争周期不断拉长，战事频繁进而致使兵役严重。士兵们无法按时轮番更替，常被强留以致久戍不归。“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杜甫的名作《兵车行》，就是对当时繁重而无休止的兵役的真实写照。
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姓的大量避役，以及府兵的逃亡。
但朝廷的征发却日益增多。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府兵制的崩溃呈加速状态。《新唐书·兵志》记载，到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时，各地折冲府已经到了“无兵可交”的地步。
与此同时，均田制也在逐步瓦解——均田制，是府兵制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这部分内容，我们待之后介绍唐朝税法改革时，再行详述。
总而言之，到开天年间，大唐王朝在创立时期所设计的种种制度，都已经显得太过陈旧。而这种“过时”的根源，竟然又在于唐朝的强大：日益增加的战争和不断滋生的人口，都使得原本适应于“小国”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已经完全不适合现如今的超级强国大唐王朝称雄天下的野心。
到天宝八载，府兵制的难以为继已经成为明面上无法回避的现实。时为宰相的李林甫上奏，请求停止折冲府的征兵职能，府兵制彻底走向消亡。
如果说上面这些问题都只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么玄宗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唐朝的军事制度变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开边。
在解决了国内的诸多矛盾后，眼看着开元盛世已经足以彪炳史册，玄宗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域外：他不仅仅只想在文治上有所作为，更希望在武功上也能超越祖宗——这里的祖宗，主要是唐太宗。
但问题是，祖宗的制度和现实的条件在这里打了个死结：一方面，府兵制日渐崩坏，已经越来越成为玄宗开边的桎梏和约束；但另一方面，祖宗留下的威名和基业，又不断激励着玄宗想要从一个辉煌走向下一个辉煌，他急切地想要成就自己的千古帝业。
至此，进行军事制度变革的内外因素已经完全具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从哪个方向上改，以及如何改了。
募兵制就此登场。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募兵制”和“兵募”的区别。
所谓兵募，是指朝廷在战争需要时，临时征募一定数量的兵士。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招募——给钱还是给地，这些兵士都是临时的，只要战争一结束，即便遣散。
但募兵制却不同。募兵制下的士兵，是不遣散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职业军人，以当兵为生。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兵募制虽然成本低，但征召效率也低；况且临时征募，这些士兵的军事素养不会太高。
而募兵制则没有这些缺点，对职业军人来说，训练和打仗都是家常便饭——但问题是，朝廷要一直付工资。
所以募兵制虽然是更好的军事制度，但这种烧钱的游戏，一般人玩不起。
在帝制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帝国一般都只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辅之以临时征召。只有像宋朝那样“财大气粗”的，才会一直坚持用募兵制，募到百万之众。
那么，当“兵募”与“募兵”这两种选择放在玄宗面前，他会用哪一种呢？
当然是募兵制。
咱有钱。
玄宗朝的军事支出，是造成财政紧张的一大原因。而这些军事支出中，一部分是常年战争所产生的的军费，另一部分，就是在兵制变革以后，多出来的养兵费用。由此，我们才会看到玄宗年间军费的成倍增长。
从府兵到募兵，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如果养兵成本不是考虑因素的话，那么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战斗力肯定是高于府兵那样的“半农民”的。
而逻辑的闭环也随之得到了实现：借助盛世中巨大的财政盈余，唐玄宗实现了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大唐军队的战斗力，开创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强盛之世。
但是，接下来就要谈“但是”了。
首先，为什么要打那么多的仗？
玄宗朝的外战，出奇的多，基本上是一种四面出击的态度，几乎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实现了不和谐相处。这里面，既有前代遗留的原因，也有玄宗本人的因素，更有边将求取军功而导致的恶果。
其中，在西南方向上，唐与吐蕃的冲突，自太宗年间就已出现。到高宗年间，唐吐之间的大非川之战以唐军惨败而告终。此后，唐与吐蕃在边界上持续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军事冲突，彼此间互有胜负。
军事冲突不断，导致的结果就是唐朝在西南边界上长期驻军。而长期驻军的副产品，又是屯田——毕竟很多时候，军队驻扎在边疆的目的都不是实际战斗，而是军事威胁。至此，边将兼领民政成为必然。而这，又成为节度使产生的最直接诱因。
#以下摘取某百科对于节度使的介绍：
节度使，中国古代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在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即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
初设时，为负责管理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同时兼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主管军事、防御外敌。
唐朝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此后，因为战争的规模日渐扩大，节度使这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越来越成为唐朝对外战争期间的“首选”。
唐玄宗为了抵御各个游牧民族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并设立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十个节度使统兵达到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其中，安禄山更是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兵力有十八万余人之多，且战斗力极强——此时，唐朝的中央军，也就是禁军，仅仅只有八万多人。
至此，玄宗完全逆转了自唐初以来“内重外轻”的传统。
问题之二，则是募兵制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管理难题。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宋朝的情况来做倒推：宋朝的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北宋时，称正规军为禁军或禁兵，从各地招募，或从厢军、乡兵中选拔，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分隶三衙。除防守京师（开封）外，并分番调戍各地，使将不得专其兵。
为什么宋朝要把这么多人堆在开封城？除了开封无险可守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军队不能长期掌握在将领手中。将领如果长期掌握军队，势必会出现军权过盛，威胁皇权的情况。
在募兵制下，这几乎不可避免：士兵长期在某支固定的军队中，不管是服役还是升迁，对将领都极易产生人生依赖关系。
如果觉得这句话说得太绕，那么不妨参考一下商业新闻中企业核心团队出走的报道。很多时候，职员对企业本身的忠诚度，远远比不上对某一个具体领导者的忠诚度。
后世袁世凯发迹的例子，也更能说明这项制度的巨大漏洞。
在帝制时代，君权即军权。但长时间的对外战争，一定会催生掌握军队的权臣，进而威胁皇权。这个逻辑，从秦汉到晚清，从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桓温、谢安、郭子仪，一直到曾国藩、袁世凯，都是如此——诸葛亮、谢安、郭子仪、曾国藩这样的人，当然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但问题是，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
而从王朝的角度来说，绝不能把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寄望在将领的个人操守之上。
这其实才是帝制王朝中，募兵制存在的真正大问题。
那么，玄宗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意识到了，而且，他还自作聪明地打了许多补丁。
自北周以来，大臣都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府兵制下，兵农合一，因此大臣的文武分途也就没有那么明显。唐初，很多大臣都是入朝为相、出征领兵的，李靖、李勣等人自不必说，就连玄宗早年的宰相张说、萧嵩等人，也都做过节度使。
但问题是，这只是个软性约束。开元年间的坚持，到了天宝年间，早就不再遵守：直接原因是李林甫。
李林甫为了防止别人借军功入相，于是建议玄宗选用胡人为边将。在李林甫看来，这些人多不识字，而且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自己的相位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当然，李林甫跟玄宗不是这么说的。他面对玄宗的说法是：如果任用汉人为将，那么他们长期领兵，会对皇位造成威胁。
你看，这个逻辑就是这么地奇怪：本来，府兵制下的“出将入相”，就是为了防止皇权旁落而做的制度设计。但如今到玄宗和李林甫这里，让安禄山这样的边将入朝为相，却反倒成了威胁朝廷安全的大计。
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玄宗君臣的自以为是。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任用胡人做边将，就可以在突破制度约束的同时，实现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也就是说，虽然在募兵制下，将领长期掌握兵权会威胁皇权，但是，只要任用的是胡人，就不会有这个风险。
玄宗居然很认同这个观点。
君臣二人的确没有想到，胡人长期领兵，也会培植势力，危及政权。在当时讨论时，他们都认为这不是什么难题：只要经常换胡人边将，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呀！
可问题是，这真的是能随时换的吗？
安禄山在平卢节度使任上，前后长达十五年，此后，又兼任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职，集河北河东军政大权于一身。
为什么不换？原因相当简单，就是良将难得。安禄山不论人品如何，但他带兵打仗的能力，在当时来看的确屈指可数。这种人一旦放在那个位置上，就换不掉——换掉，可能马上就会有败仗。
那之前环环套环环的那个逻辑，是不是就不灵了？玄宗也想到了，而且还想到了“解决办法”。既然胡人边将不能像设想中的那样频繁更换，那就用制衡的手段：不使一方偏大，用两者互相制衡。
在这个思维之下，大唐帝国的东北与西北，互为支援、互为制衡：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封东平郡王，全面负责唐朝东北方向的防务；而哥舒翰身兼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封西平郡王，负责西北方向的战事。
于是我们看到的开天年间的状态就是：朝廷总兵力五十七万，哥舒翰统兵二十余万，安禄山掌管十七八万，朝廷的常备中央军八万——这部分中央军在天宝十三载全军覆没，不过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循环：
玄宗想要在对外战争上有所突破，但府兵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目标，于是趁着盛世财政丰厚，改为募兵制。
在募兵制下，为了防止大臣长期掌握军队，改用胡人为将。但胡人安禄山长期为将，培植势力，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在这个逻辑里，安禄山看上去是关键变量。但实际上，你只要理清楚整个逻辑链条，就会发现他只是其中可有可无的一环：这套看上去严密的制度本就漏洞百出，就算没有安禄山，未来也会出现一个其他的人，对权力生出觊觎之心。
安禄山的出现和成功，钻的是制度本身的漏洞。也就是说，玄宗设计的这个制度，根本就防不住野心家。
为什么《司马法》会说“好战必亡”？安史之乱的出现，可谓是最好解释：长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则成本上难以支持；二则就是武将容易拥兵自重，颠覆朝廷。
在开天年间，第一条因为盛世的支撑，并没有真正出现，但第二条，却是盛世崩溃的血淋淋的教训。
我们在事后复盘分析，都认为玄宗的怠政是导致盛世崩溃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即便玄宗能够称职地完成他的皇帝工作，纯熟地运用帝王心术控制边将、不使生患，这一体制只要维持，也始终潜藏隐患，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皇帝控制不了的边将作乱——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
而即便再退一万步，将领作乱的问题最终没有出现。那么，战争成本的约束，也会在远处等着他。
国虽大，好战必亡。
开天盛世的崩溃，直接肇因是安史之乱，但深层次的问题，却是玄宗对北周以来军事制度的变革出了问题。不是说变革本身有错，而是玄宗的变革目标，脱离了现实的约束。他追求一个多维度的目标，但在帝制时代，这个目标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这个逻辑，换一句现在的话来概括，其实更好理解：
哪有那么多的既要又要还要。
番外
我们的说书时间
我们在之前的推文中，反复提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什么这个能力这么重要？本篇的正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例子。
玄宗的制度设计，整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安禄山的出现，可以说是这套制度的必然结果。安史之乱即便不在玄宗朝发生，也会在后来发生。
而抛开这一制度的痼疾不论，玄宗朝的军事目标，也很成问题：四面出击的战争，本就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且又没能达到“以战止战”的效果。在这个循环之下，总有一天，唐朝的军事方针得改弦更张。
也就是说，即便安禄山不反，玄宗也依然给子孙埋了一个惊天大雷，一个必然会爆的大雷。
以及，还有另外的麻烦：这套体制一旦成型，如果想要做下一步的改变，那么，又要面对改革的困难。到时候，后世子孙是不是有改革的能力和魄力，以及是否能在合适的时机恰当地改变制度，那又是另一个复杂无比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大唐王朝的军事问题，在经过玄宗之手后，没有变得更简单，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也就是我们在正文中所提到的关于玄宗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指标：经过玄宗的改革，军事问题是解决了？还是变得更复杂了？
很明显是后者。
那么，当时间已经运行到开天年间，军事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档口，又要如何变革才是更好的方向呢？
我们不妨站到上帝视角，来看看最优解是什么样的——如此，再来对比玄宗的所作所为，你才会知道这个皇帝的实际能力到底如何。
如果府兵制已经不可维系，那么趁着盛世国力强盛的时候，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现实的军事威胁，以打击分化敌人为目标，加固自李世民以来形成的霸权。
然后，息兵。在前期霸权确立的基础上，通过有限的军事输出，实施精准打击，最终实现“以战止战”的目的。
在这之后，则应该开始攒钱。盛衰交替，周而复始，在前现代社会，这就是逃不开的历史规律。既如此，就该趁着盛世多攒点钱，留给子孙后代救急用——同时，还应该限制子孙后代的野心，捆住他们乱花钱的手。
你看一下这套方案，是不是会觉得很眼熟？
对，乾隆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在传统语境中讨论，乾隆会被人为是第一流的皇帝？这其实就是答案。
在登基以后，乾隆凭借强大的国力，基本上解决了清前期所有的军事威胁。
乾隆自己所标榜的十全武功，包括征准格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战争，我们站在如今的角度看过去，似乎价值不大，但站在嘉庆的角度，那就是无上恩典：他的好爸爸，帮他把所有的外战都打完了。
在此之外，乾隆本人虽然奢侈挥霍，但趁着盛世，他在保持国库存银增长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减税。这是帝制时代自汉文帝以后，从未有过的盛况——当然，因为人口滋生，实际效果可能远远不及汉初的情形。
而在身后，他竟然又管住了子孙后代乱花钱的手——圆明园修完后，遗诏禁止子孙下江南。以及更为神奇的，给从嘉庆以后的皇帝留下了节俭的传统。
如果我们仅仅只以一个组织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那么乾隆才是真正的好领导，以一代人干了几代人的事。
——当然，在现代语境下，因为在他在位期间，中国错过了搭上进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趟快车，评价因此逆转。
而在有了上述逻辑以后，我们再来看玄宗朝，就能得到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了：什么样的皇帝是好皇帝，什么样的领导又是坏领导？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从组织的问题复杂性来考虑，不妨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领导者，可以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解决那些根本性的矛盾，那么他就是好领导。
反之，如果一个领导者把组织中的问题搞得更加复杂、更加难解，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只能降一个档次了。
玄宗的才能，远远配不上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