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韩国京畿道有个叫做泉水教会的基督教组织，该教会每年都会利用夏天的清闲时间，组织信徒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并在2004年以开办幼儿园、给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为起点，在阿富汗进行传教事业。2007年7月19日，该教会组织23人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出发，预备前往阿富汗南部坎大哈一带开展业务，但在途中，被塔利班给劫了。
最终，韩国谈判团以支付2千多万美元赎金、并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协调释放一部分塔利班囚犯为条件，将教士团换了回来，但过程中，还是有两人被塔利班*害。
这并不是孤例，事实上，在2004年，便有韩国传教士在伊拉克被绑架*害。
而据资料显示，韩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传教国，欧美，中国，日本，东南亚......足迹遍布全球，堪称另一股“韩流”。
本期咱们不谈塔利班，就以学习交流的态度，和大家唠唠这个韩国的宗教问题，以及这帮人为何如此酷爱去他国传教，甚至有勇气去伊斯兰世界的伊拉克、阿富汗传福音的，希望大家积极留言，指出观史君的错漏。
为窥见基督教在韩国影响的一角，咱们先不举什么民调宗教人口占比之类的数据，而是采用基督教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来反应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更为直观。
韩国国父美利坚，额，不，不，不，是大统领--李承晚，此人和被美国选中的南越总统吴庭艳一样，都有在美国教会待过的基督教背景，用阿美瑞卡总统的话说，都是--天命人。
李承晚执政时期（1948-1960），韩国基督教联合会专门组织基督教选举对策委员会（기독교선거
대책위원회），呼吁广大信徒为长老李承晚投票。“教会把李承晚比作摩西，把选举比作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总之，虽然在事实上实行独裁的李承晚时期，当时的韩国选举只是形式主义，但李承晚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新教长老的身份，以建立“基督教国家”的美好愿景和偏向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帮助自己稳固政治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20多年是以朴正熙为代表的军人独裁时期，“六月抗争”，80年代韩国进入民主化进程后（1987-现在），开始推行直选制，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影响更为直接，选举政治就此走上舞台。
掌握有大量信徒以及宣传机构，势力庞大的宗教力量，对韩国政局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影响，韩国人将之比喻为：“国家权力与宗教力量间的逆转。” （강인철. 2010.“해방후 한국 종교-정치 상황의 특성과 변동:분석틀 구성을 위한 시론.”『종교문화비평』, 제18집: 176-177.）
这使得任何目标成为总统的力量，都要来拉拢宗教势力，最为典型的代表，应该就是2007年李明博的当选了（任期：2008 年 2 月 25 日 – 2006年6月30日）
李明博1941年出生于日本，日本战败后回国，36岁成为现代建设公司的执行总裁，先后担任过现代集团10家下属企业的*，此后去职从政。
时韩国教会势力强劲，在第 23 届基督教复兴委员会会长就职礼拜仪式上，牧师赵镛基（韩国元老级牧师）提出“长老总统论”，即“国会议员必须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统必须由教会长老担任”。
立志从政的李明博也就去混了个教会长老的名头，为给予教会和信徒反馈，2002年李明博当首尔市长的时候，宣称要“把首尔献给上帝。”（当时还没汉字名，2005年确定为首尔）
07年总统选举时，教会给予李明博鼎力支持，在对信徒宣教中声称“使李明博长老当选总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不选李明博长老，就要被从生命录中除名。”（강원돈. 2008.“한국 개신교 정치세력화의 현실과 과제.”『종교문화연구』, 제10호: 67.）
李明博成功当选后，自然再行反馈，不仅邀请基督教界的元老们到总统府商讨时事，56名担任过部长级职务的官员中，基督徒占到32名。296名国会议员中，基督徒194名。
在第43届国家早餐祈祷会上，李明博总统更是携亲信当众跪下，向上帝祈祷。
即便被网友称为天降猛男的文在寅，在选举中也因为：“政策倾向更符合基督教精神”，才能得到教会的支持。
这样的角度应该是能够帮助大家了解韩国基督教的规模以及影响力，那么，作为传统的巫（萨满）、佛、儒教影响地区，基督教为何能够成为韩国事实上的“国教”呢（注：韩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
首先要从传统宗教的衰落说起。
巫教，也称萨满教，在东北亚广泛分布，传说中朝鲜人的始祖，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岁檀君就是个巫师，早期人类文明不发达，对天灾抵御能力弱，萨满便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够通过狂舞和特殊的祷语与神灵沟通，实际上也是一种百姓寄托的载体，承担一些社会精神服务和简单的医疗服务。在更具组织性和体系的佛、儒进入朝鲜后，显得“粗陋、不上档次、和高大上不沾边”的巫教快速被边缘化。不过其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目前还是成为韩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但宗教色彩和政治能力已经很弱了。
佛教，佛教是韩国的第二大宗教，约有百分之19的人信仰佛教，其也是除基督教外影响韩国政治的第二大宗教集团，李明博时期的国会议员中便有55位佛教徒，文在寅也时常对其进行反馈。
而在古代，佛教是高丽、新罗和百济时期的国教（1392年之前），占据了社会最高地位，一度70%的土地归寺庙所有，并走向极端腐朽没落。
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尊儒排佛，放逐僧侣，毁掉佛像。虽然后续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僧兵有护主之功，让佛教地位稍有恢复，但也已经大不如前。
虽然在朝鲜王朝历时 5 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任何试图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不过因为佛教的低“攻击性”，其在民间的流行并不被严厉管束，到朝鲜门户开放、日据时期，佛教也没有力量组织整合社会的理念就是了。
儒教方面，在中国，即使曾被诟病为“吃人的礼教”，但人们一般不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但拥有严格并不断完善的祭祀等仪式的朝鲜儒学确实忍不住给人一种称其为儒教的冲动。李氏朝鲜时代，开国皇帝把儒教定为国教，程朱理学也就成为李朝 500 多年的统治思想。
即便到儒教衰败的今天，其对于韩国人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无论他们是否承认，现实韩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要遵从儒家的所谓道德规范。尽管遭到许多年轻人的抗拒，但长幼、上下有序、君臣父子等观念还是深入人心。
要解释传统宗教的衰败及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取而代之，其实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宗教对韩国人的意义，很多学者从各种方面解析了这一点。
其中一个论点是，朝鲜半岛在空间上压抑、局促，虽然历史上朝鲜半岛发生的入侵战争并不多，但每一次，都在这篇贫瘠的土地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最为关键的是，这个蕞尔小邦自身往往没有力量来加以抗衡，这让韩国人充满了不安情绪，并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把这种不安，更多的诉诸精神上的寄托。因为严苛到极致，且并未有近代革命将之革除的等级体系，社会中充斥着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惯有思维，十分需要“方向感”。
有人将之比喻为“只要在汉城街头竖一杆大旗，不愁没人跟你走”。（《半岛性格儒家文明》）
在这个背景下，宗教便在韩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面咱们提到，朝鲜门户开放时期，主导李氏朝鲜的国教是儒教。自李朝建立以来，儒教便是朝鲜社会文化的支柱精神。在其的主导下，效仿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但同时也被官员腐败所累，政策上重文轻武、军事力量薄弱，并在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的侵略下迅速垮掉。
列强破门而入，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如累卵。但作为政治、精神支柱的儒教非但不能发挥其鼓舞士气、团结人民直面危机的作用，甚至早已脱离民众，单纯成为党派竞争、划分阶级贵贱的政治工具。
其他类似佛教、巫教因为自身的弱小，无法接触到政治核心，也无法站出来，其中佛教甚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站在亲日的最前列，许多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朝鲜人纷纷叩开佛门，这也是近代韩国佛教人口大幅度上升的一个原因。
曾有鉴于民族危机，试图汇集儒、道、释的东方之学，进行“逐灭倭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东学党，也在内外敌人的打击下消亡。
失败情绪下全方位的精神空虚、信仰危机，是基督教在朝鲜半岛大兴的基础。
事实上，作为外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基督教来到朝鲜半岛的时间很早，万历朝鲜战争时期，便有日军随军牧师坐地传教，后李朝赴明（当时已经是清了，但朝鲜很长时间不认可清，甚至在地图上标注其为野人，仍以明朝藩属自居）使节团正式带回了基督教。
不过，因为威胁到统治秩序，加以儒教的打压，基督教被归为异端邪说。并对基督教信徒进行了N轮屠灭，仅规模以上记载在册的，就有乙亥教祸、丁亥教祸、、丙午教祸、辛酉大教祸、丙寅大教祸等，来自官方的恶意几乎在朝鲜半岛毁灭了基督教。（这里不讨论天主教及新教在韩国的发展历程）
1894 年甲午战争后，颓败情绪遍布朝鲜半岛，东方的落后、西方的强大，使得许多朝鲜人开始对西方国家另眼看待，甚至对其抱有尊重和屈从的态度。
毕竟对于当时的朝鲜半岛人民来说，没有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只有对朝鲜实行吞并行为的日本才是帝国主义。此外，朝鲜被迫开放门户，签订的朝美、朝英等不平等条约，一般被韩国人认为是朝鲜王室在权衡利弊后，接受李鸿章的劝说而签订的，对他们来说，在心理对中国的恶意反而更大一些。
在此期间，基督教众多派别、教会开始在朝鲜开展传教活动，宗教理念伴随着教人识字、治病救人等西方科学教育和思想文化注入。很是拉了一波好感。
对朝鲜人民起到震撼性影响的是日据时期基督教起到的正面意义，1910 年 8 月22 日，朝鲜王族被废黜，宗主国中国庇佑也已经失去，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从那时起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便是朝鲜长达 36 年的日据时期。
但日本对韩国的吞并行为却为朝鲜人民的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契机。
日本对朝鲜实行殖民主义统治，限制朝鲜民族资本发展，掠夺资源，并把日语被定为国语，限制朝鲜语的教学，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还提出所谓的“日韩同祖”之说。
在这种高压统治下，有西方势力作为靠山的教会，成为少有的能够学习朝鲜话的地方。
人们在教会的旗帜下组织抗日活动，抵抗侵略，甚至教会和教会学校成为新时代文化运动的中心，无论男女、老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一夫多妻、等级观念。
可以说，基督教，是韩国重要的建国思想来源，对当时的朝鲜人民来说，不仅提供了世界观崩塌后急需的精神信仰，也实实在在的于朝鲜救亡运动中起到了旗帜作用。
南北分治后，因共产主义无神论，朝鲜半岛的基督徒基本汇聚南朝鲜，即韩国。
此时的韩国人民已经对政治感到绝望，不少信徒认为，韩国在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挽救韩国的真正道路是拯救韩国人灵魂的救灵运动。
因历史所产生的这种巨大到无以复加的心理影响，也促使身具“半岛心态”的朝鲜人民走向一个极端。
1984年教皇访问韩国，并破天荒的首次在罗马以外的地区举行了封圣典礼，以纪念朝鲜半岛历史上为传播福音作出巨大贡献的信徒。
在这次典礼中，教皇对103 名殉教者进行封圣，创下了历届封圣人数之最，也由此，韩国成为世界上圣徒（天主教）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
而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苦难史，韩国基督教徒认为，这些经历其实是上帝给予信徒们的磨难。
而当以色列民族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丧失了选民的资格；所以，和以色列一样遭受过长久的压迫，而后才荡灭复归的韩民族，无疑才是通过了上帝考验的新时代选民。（金勋.《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
这种思想，无疑是韩国历史与文化传统融合之后的产物，这种在外人看来有些无语的“宗教自信”，也促使自认为天命之选的韩国人，不可遏制的产生了为主将福音传播向世界的行为。
特别是在汉江奇迹韩国强势崛起，以及苏联解体留下大量宗教信仰空白区之后，去艰苦、具有挑战的地区传播福音，甚至成为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截至 2016 年，韩国教会已经向包括中国、日本、阿富汗、伊拉克、美国、菲律宾等等全球 172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总数共计为 27205 名的传教士。
热情到几乎令人不适的行为，以及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风俗与实际情况，与当地宗教思想产生冲突等原因。
这些流淌着宗教狂热血液的韩国人在同样流淌着这种血液的地区，便催生了各种悲剧。
包括并不限于：
2004 年金善日牧师在伊拉克被恐怖分子斩首；
2006 年有1200 名韩国基督徒涉嫌在阿富汗进行传教活动而被驱逐；
2007年 ，23名韩国传教士在被塔利班绑架，两人遭*害；另有传教士在肯尼亚遭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
2010 年 6 月 15 日，利比亚逮捕了在利比亚从事传教活动的韩国侨民具某....等等等等
以至于，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呼吁、警告韩国基督徒不要在伊斯兰国家传教，连续出台专门的旅游禁令和修改护照法。
而对世界来说，也许西方传教士能够借助更先进的生产力，来到神秘而蒙昧的土地进行宗教开荒。
收获信徒的同时帮助当地人民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开化，经济发展。
但在现代文明无孔不入、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基本完成的今天，外国传教士，靠建起一座医院或者学校，便企图占据人们精神信仰的时代，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无论是西方还是韩国自身，都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平均学历、认知水平的提高，出现宗教从停滞走向衰退的迹象，不再能够人们满足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毕竟这是一个连贩卖生理需要都要进行各种异化包装的年代。
而宗教，在社会意义上，更多的是社会服务覆盖缺失地区的替代品，比如乡镇的孤独老人，对生活绝望却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精神、性格上缺失的人群等。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别提生娃、考试才去烧香的普通老百姓，就算是这些无人陪伴的老人，从我身边的经历情况来看，最多就是为了领些鸡蛋，以及有个能和大家交流说话、互相帮助的平台。总之，还是社会服务覆盖缺失的体现。
韩国的问题更为复杂，但在根本上也并不脱离提供寄托、互助有无、规范道德伦理的范畴，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因为并未进行类似我国的社会革命，在选举政治下，宗教作为政治工具，海外传教作为教会扩展影响力的手段，仍在继续。
近年来，因为频发的传教士被害事件，宗教势力政治化丑闻，邪教丑闻等事件。韩国社会本身也开始进行一些反思和质疑，乃至口诛笔伐。
只能说，宗教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不管出于所谓的历史造就民族性格也好，政治影响也罢，若走向极端就失去了其积极意义。
本文参考资料：
《朝鲜族聚居区韩国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研究》申振锡
《韩国的关公信仰研究》王伟伟
《韩国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李在信
《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风波频发的背后》邢丽菊
《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陈梦遥
《韩国基督教题材电影的宗教观念及社会文化意味》查涛阳《韩国萨满教基督宗教和民族国家认同》苏杭
《韩国宗教人口格局的变化2015韩国人口住宅普查抽样统计结果分析》文英杰
《解析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的演变及影响》姜宏毅
《探索韩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苏杭
《有关韩国基督教世俗化的经验性研究》石贵姬《宗教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翟翱炜《宗教生态视阈下日本宗教与韩国宗教研究》孙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