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周瑜
董卓是汉末丧乱的导火索，以“僭逆不臣”闻名。陈寿在《三国志》中斥其为“千古第一巨奸”，定性可见一斑。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六 董卓传》赞语
曹操则是扫平北方的霸主，是使中国再度统一的英雄人物，被历代史家称颂；即使持驳斥态度者，亦不否认其功绩。
如果抛开“功业大小”与“人物风评”，会发现曹操与董卓一样，均是天下权奸、篡汉逆贼。甚至曹操后来的许多行为，完全师从董卓，可谓“董卓的继承者”。
梳理各方材料，我发现董、曹二人的“行为模式”极端相似，甚至可谓一脉相承。结局与评价的不同，除了个人素质差异，盖因时代所限。
换言之，董卓是“打破迷信”的先行者，曹操则是“继之而起”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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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丞相与董太师曹操在建安年间（196-220）的一系列不臣之举，均可以从董卓身上找到影子。
虽然“董卓擅权”仅三年便败亡（189-192），但其统治手段，称得上“霸府政治”的先驱。
所谓“霸府政治”，即权臣利用“独立于皇权”的行政机构，逐步实现“易姓嬗代”的使命。曹操的丞相府、曹丕的魏王府、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权臣幕府，皆属霸府范畴。
换言之，皇权稳固的情况下，“幕府”虽然独立办公，其职能依然是“辅弼皇权”；而“霸府”则专为篡代设立。
曹操在“篡汉旅途”上、几乎在所有方面、完全师从董卓。
（1）官位僭越
董卓上洛（189），废司空刘弘而自代之。很快自领太尉、进爵郿侯；旋即自称“相国”，又加“太师”尊号，凌于众人之上。
（卓）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刘弘而卓代之，俄迁太尉，假节钺虎贲……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魏书六 董卓传》
曹操上洛（196），亦诛*侍中壶崇，尚书冯硕；自领大将军，而后因袁绍干预，退居司空，与董卓昔日职位相同。
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后汉书 献帝纪》
同时曹操自进爵位至“县侯”（其本爵是“亭侯”）。后废三公、自领丞相，一如董卓故事。
十三年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魏书一 武帝纪》
清洗异己、废黜三公、加官进爵、超品于众人之上。这完全是“董氏剧本”的重演。只不过董氏步伐有些急躁，曹操则颇能韬晦，相机而动。
曹操的“丞相”与董卓的“太师”，其本质有何区别？皆尊号加衔，远非两汉之三公。从曹操“废三公”即可看出其“丞相”为何物。
注：曹氏废掉的是大司马与司徒，司空（即御史大夫）依然保留，由曹氏爪牙郗虑担任。
史家遂笑称：自操之后，丞相非人臣之位矣！
（2）礼制僭越
董卓做太尉时，自加斧钺虎贲（仪仗）；为相国时又“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后汉书 董卓传》
卓反意滋甚，最后竟发展到“乘金华青盖车”，号称“竿摩车”；僭拟天子，饰以龙纹云云。
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时人号曰竿摩车。--《魏书六 董卓传》
董卓乘青盖金华车，时人号曰竿摩车
曹操做丞相时，斧钺虎贲自不必多提，已经通过“加九锡”的形式、在制度上予以确认。而“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无疑不是效法萧何，而是师从董卓。
至于董卓遮遮掩掩、欲拒还迎的二流座驾“竿摩车”，则完全不能满足曹操的熏天权欲；其直接“乘金根、驾六马”，与天子比肩。甚至以此作诗自娱。
天子命（魏）王冕（即王冠）十有二旒（十二串珠子），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魏书一 武帝纪》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曹操《气出唱》
（3）霸府位置
与读者的固有印象不同，董卓在长安时（191-192）并非居于宫廷、也不住在城中，而是住在城外。
董卓在长安东侧另造新城，以为霸府所在。又在长安以西的郿县大筑坞堡，称“万岁坞”（即郿坞），由胞弟董旻镇守。
（卓）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后汉书 董卓传》
曹操则在攻灭袁尚后，迁治邺县，而将刘协囚于许县；与天子实现了更加彻底的“地理隔绝”。
从此这套“皇帝、丞相两地分治”的模式，就被后世的权臣继承下来，南北朝的霸府首领，几乎无一例外皆效法曹操。
但曹操亦是效法董卓。只不过董卓当年因盘踞关中、地盘有限，无法完全远离天子，遂在长安以东另造新城。而曹操扫平河北，地盘广大，因此可以实现“更加彻底”的地理隔绝。
一言蔽之，董卓已经看到了“临近天子”的弊端，并着手改进；而曹操则在董卓的基础上加以修补完善。
（4）盗墓毁陵
曹操的“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等丑事史不绝书，遭人唾骂。
（操）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为袁绍檄豫州》
此事亦师从董卓。
中平六年（189）董卓初入洛阳，便盗掘灵帝墓；离开洛阳时（191），又令吕布发掘洛阳周围的东汉帝陵，最后连东汉公卿的坟茔也不能幸免，白骨悉暴于野。
（卓）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后汉书 董卓传》
至于到了关中长安，西汉二百年帝都，其暴行便骄恣日甚，愈发无法无天。
由此可知，盗掘帝陵的吕布、实际才是汉末首任“摸金校尉”。曹操后来挖的那些“小墓葬群”，都是董卓吃剩下的，不值一哂。
（5）囚君弑后
董卓鸩死何太后、又*少帝刘辩。骄淫日盛，乃至白日入宫、奸乱妃嫔。人所共知。
至于奸乱宫人公主。--《魏书六 董卓传》
曹操倒没发展到“闯宫淫妃”的地步，因为其“另有爱好”。即所谓的“人妇之友”云云。
但在“鸩*皇后、囚禁天子”的行径上，曹操比董卓有过之无不及。献帝的“悲惨生活”自不必多提；董贵人、伏皇后亦惨遭*戮。
甚至诛*伏后时，由华歆带头“破壁毁宫”，皇帝夫妻抱头痛哭，自诩“命在旦夕”。
（华）歆就牵（伏）后出。时（献）帝在外殿，引（郗）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后汉书 皇后纪》
曹操囚君弑后，一如董卓
总而言之，董卓的恶行、暴行、丑行，曹操除“奸乱妃嫔”之外，全都有份。
至于董卓的僭越之举，曹操不仅悉数效仿，甚至更进一步，通过“使魏王位在诸侯王上”而强行“与天子同礼”。最终发展到“乘金根、驾六马、戴十二旒冕、立庙邺城”的疯狂举动。程度远超董卓。
相同的道路、相异的结局如上所述、曹操与董卓皆百年罕见的巨奸。曹氏的疯狂程度、甚至胜于董卓。但最终董氏“膏油满地、水流入葬”，曹氏却“横扫域宇、功盖千秋”。
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英雄记》
葬卓于郿，大风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椁。--《魏书六 董卓传》
其结局与评价，判若云泥，值得探讨。
个人认为、曹氏比董氏更加现实。某种程度上看，曹氏更为狠毒果断。但这并非因为“曹强董弱”，而是时代限制。
（1）对待汉臣的不同态度
虽然董卓上洛，骄恣荒淫，但他对汉廷公卿，确实做到了“矫情任性、擢拔群贤”。
（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 董卓传》
被董卓擢拔的士大夫数不胜数。除了学者蔡邕、孔融等人，反董的关东诸侯们，包括了张咨、张邈、孔伷、韩馥、甚至袁氏兄弟在内，全都受到了董卓的大力提拔。
而董卓的心腹们，不过“官止将校”而已。除了董卓兄弟外，其余包括女婿牛辅、大将徐荣等人，官不过“中郎将”，连偏裨杂号都不是。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后汉书 董卓传》
像后来兴风作浪的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贾诩等西凉将帅，终董卓之世，不过校尉而已。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曹操则完全不同。
曹氏不仅大力擢拔心腹们“入统台阁、出为藩镇”，还疯狂镇压汉廷朝臣。
官渡之战前（196-200），曹操为统一抗袁战线，打击对象主要是刘协身边的旧臣。被诛*者甚众，从《后汉书 孝献帝纪》与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中即可清晰知晓。不多赘述。
（操）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为袁绍檄豫州》
在官渡之战后至赤壁之战前（200-208），曹操的打击对象，已经蔓延到了之前“颇为忌惮”的门阀士族。诸如杨彪、孔融等名士皆惨遭荼毒。
故太尉杨彪收付县狱，尚书令荀彧、少府孔融等并属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魏书二十六 满宠传》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孔）融。书奏，下狱弃市。--《后汉书 孔融传》
到了赤壁之战后到篡汉自立前（208-220），曹操不厌其烦地发动了至少三次“肃反运动”。
先后借口“谋大逆”，对许县的汉臣实施了彻底的清洗。当时的汉廷大臣，被从豫州颍川郡许县、整批驱赶至冀州魏郡邺县，送到集中营里“人道毁灭”。连后世学者读至此处，都不忍颤栗。
操为汉相而召汉百官诣邺（而*之），目中尚有汉帝乎？--卢弼《三国志集解》
可见“恶人”董卓，对汉臣还颇为敬重；而“雄人”曹操，对汉臣则冷酷到极点。与固有印象完全相反。
但如果借此称董卓“良知未泯”、而认为曹操“丧尽天良”，也并不准确。客观来说，二人行径的差异，其实出于“时代限制”。
（2）“先行者”与“后来人”
董卓篡汉时，灵帝刚刚驾崩。虽然东汉的统治已经千疮百孔，但百足大虫死而不僵，刚刚镇压了黄巾主力的汉廷，余威尚在。
董卓虽有心谋逆，却不得不受制于现实。
这就像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被扔在满是腐败棉花的破屋子里，纵有千斤之力、也难以发挥。
与“伏膺儒学、受名教钳制”的洛阳公卿不同，董卓久在凉州、浸染胡风。他身上有股子混不吝的气息，也没有接触过太多“君臣大义”。乃至被视作“羌胡之种”。
（皇甫规）妻知不免，乃立骂（董）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后汉书 列女传》
因此，董卓虽然不敢*害公卿门阀，却对皇权嗤之以鼻，先后谋害了何太后与少帝，将东汉腐儒的遮羞布撕扯得粉碎，严重打击了汉廷尊严。使天下枭雄忽然发现：
“原来所谓的皇帝，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封建时代的皇权，本就是倚靠“神鬼迷信、天人感应”等糟粕进行思想控制。一旦这层面纱被扯下，“群雄蜂起、枭人乱世”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董卓就是充当了这个“打碎皇权迷信”的先行者。
曹操篡汉时，天子已经落魄不堪，被天下群雄鄙视。
彼时（196）吕布奉召不至；袁绍坐观成败；刘备忙于与袁术争斗，无暇西顾；孙策则着力讨伐江东、镇压英豪。至于刘表、刘璋之辈，早就郊祀天地、制造伪器，根本不把汉廷放在眼中。
甚至吕布给琅琊国相萧建写信，笑称“郡郡作帝，县县称王”。清晰反映了军阀们的心理活动。
（布曰）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英雄记》
这种“混乱、僭越、藐视皇权”的大环境，就是董卓为曹操铺设的“篡代道路”。
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
有董卓“负重在前”，曹操才能“乘凉在后”。皇权的破败、使皇权的依附者（公卿百官）也变得不值钱，“大肆*戮、清理异己”遂成为可能。
因此，并非董卓心存良善，而是大环境缚其手脚。并非曹操天生滥*，而是大环境已然失控，无所限制，遂顺势而进。
一言蔽之，董卓的困境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继之而起的曹操，在篡汉的“舆论问题”上则平坦许多。
曹操面临的阻力比董卓小，却一生未敢废帝。实际是因其通晓经学，在个人思想方面，受到的“名教束缚”比董卓要深得多。
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誉，使世士明知之。--《让县自明书》
后以（操）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王沈《魏书》
因此，董卓虽“有心篡汉”，却处在“坏环境”下，导致不能顺利篡代。
曹操虽处在“好环境”（特指皇权威信崩塌）下，却因自身的“思想束缚”，而未踏出最后一步。
二人的篡逆行为有先有后，本质相似，手段相同。除了“奸乱宫妃”之外，董卓的恶行，曹操一样不落、全盘效法。甚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通过“魏王霸府”与“九锡之礼”，强行与天子齐平。
一言蔽之，篡汉之路上，董卓是披荆斩棘的先行者，曹操则是寻迹而起的后来人。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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