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重通才培养的时代教育风尚当中，对偏材的培养也同样得到关注。
北朝整体而言，继承了魏晋时期的人才培养观念，在多元文化并行的时期，以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对个性才能和偏才予以重视。
魏晋人才观念对北朝具有深刻影响，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使得儒家以圣贤为崇尚对象的道德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重才能而轻德行的人才观念的形成，并以此构成了英雄文化的发展条件。
构成了顶层设计当中“唯才是举”的人才观。
得益于对才智的高度重视，也形成了魏晋时期人才观念的理论思索与深化。
曹丕则将“偏才”“通才”的观念引入文学创作当中，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成为魏晋“偏才”论的代表。
北朝时期对文武偏才，仍以“英才”与“雄才”为分，且兼得重视。
崔浩认为魏晋时期是“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以“英雄”概括三国人物。
以文才被选任者，本文已有较多分析，兹不赘述，这里来看以武才受到重用者。
对骁勇者，以“雄才”称之，傅竖眼是灵越之子，颇有父风，以文武才干，知名于时。
《魏书》当中有杨大眼以展现技艺而选为武官的记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孝文帝时期构建大一统文化帝国的理想尤为显著，征服南朝的谋略与部署当中自然需要重视武将的培养与提拔。
在这一背景中，由尚书李冲负责选官，杨大眼在“求往弗许”的情况下，展现自己的典型技艺，被李冲称为“逸才”，遂得选任。
“逸才”即是出众之才，集中体现出对所评价人物的称赞。
在《后汉书》当中的“逸才”，如边让和蔡邕，边让以聪明贤智被称为“天授逸才”，蔡邕以多识汉事被称为“旷世逸才”，表明多以文才作为赞誉的对象。
而李冲以“逸材”来评价展现走绳之技，反映的正是时代文化背景下对武才的珍视。
此外，《刘子》提出的“文武异材”，也是偏才培养的观念展现。
此外，北朝时期对艺术类型人才的培养与欣赏，也鼓励了个性才能的发展。
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继承汉晋对博学技艺的教育传统；其二，时代多元文化并行而铸就的积极开放的文化心理，也为博学技艺创造了条件；其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多学科多门类的人才需求也对教育提出要求。
北朝多门类教育情况的直观反映是职官志当中的博士门类，官学虽时有兴废，但从博士的设定来看，依然能够反映时代教育思维与教育重点。
按太和十七年（493）职官志记载，北魏时期有除教授儒学典籍的五经博士外，另有律博士、太乐博士、太史博士、太医博士、太卜博士等。
按《隋书·百官志中》记载，北齐设八书博士、律博士，北周时期有进入书学需行束脩之礼，释奠仓颉及先圣先师。
在鼓励博学多识及个性才能发展的环境中，《魏书》专列“术艺传”，其中包含阴阳占卜、书法、医学、围棋等，并予以理论阐发。
知行合一的理论概念强调知识系统与实践之间的统一，也就是学以致用，“知”“行”相合。
《尚书·说命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儒家传统思想当中的“知行合一”，主要针对个人道德修养层面的身体力行。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知行合一”的政治人才培养，则是广义层面的，侧重于突出“学以致用”，将自身修养与政治功用相结合。
也就是说，北朝政权的人才培养，相对而言更加注重人才的实用特征。
北朝实行“知行合一”的政治人才教育，以现实功利性为目的，或构筑政权文化建设体系，或文武兼善，以备战争之需。
北朝实行知行合一的政治人才教育模式是贯通于帝王和士人之间的主流思想，北朝“文武兼备”的通才培养模式，为士人构筑了追求事功的能力与气魄。
强调知行合一，倡导积极追求事功的政治型人才教育，在士人之间得到普遍的回应。
反映出了士人的普遍心理诉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事功的积极心态，使得他们成为优秀的政治人才。
除“志在立功”者之外，以“立言”求不朽者也成为时代政治人才教育的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人所推崇的“立功”“立言”，并非是满腔热血的空谈，而是经由系统的政治人才教育所培养的，积极追寻人生价值与政道理想的诉求。
“立功”“立言”的背后，是士人所担负的责任，也是成就“不朽”的人生价值。
概括而言，英雄文化精神在北朝得以存续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北魏创业帝王来自游牧民族，民族精神中尚武、尚质的精神与魏晋英雄文化自觉融通，形成内在文化品格；其二，乱世动荡之中，相比于文士普遍存在的“好反而不好胜”的心态，英雄以其文武兼备，气魄雄健的形象立于乱世，从而实现拨乱反正。
在北朝“文武兼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北朝文学教育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知行合一，追求事功的精神，使得北朝文化体现出积极昂扬、慷慨尚武的特质。
这一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北朝文学教育体系有助于建立文化大一统帝国的时代理想。
这种文武人才的培养模式对乱世、分裂时期具有“切于实用”之效，尚武的风尚延续到隋代统一之后，面对统一政权纷杂的政治局面，隋文帝倾向于重文轻武而稳固政权，于是提出“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这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做出的改变。
整体来说，和南朝士人“优游岁时”的文化风气相比，北朝在传承英雄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这一模式的激励下，北朝构成其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的延续以及追求事功的文化心理，同时，通材与偏材兼重的人才论也促成了多元文化的并行，以及时代文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这些文化基因与顶层设计理念也为唐代所继承并发扬，构成了文化气韵的传承与盛唐气象的内在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