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汤志钧：我的学术生涯（某某宗女修修炼手札正版2023）

【编者按】2023年12月23日，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于上海逝世，享年100岁。汤志钧生于1924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部，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创所元老之一，曾任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汤志钧先生从事史学研究 70 余年，著作等身，著有《戊戌变法史论》《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章太炎传》《康有为传》等，编著《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和《梁启超全集》等，在中国经学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曾于2019年做过汤志钧先生的口述历史，旧文新发，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一

我是江苏常州人。1924年出生，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早逝。

我爷爷是清朝的廪生。父亲是清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的，就是现在的交通大学，是唐文治的学生。父亲是学文科的，中文很好，英文、日文也好，但父亲从来不教我，他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古代的时候易子而教，只能教外人，不能教自己的儿子。他用这个借口不教我。

我上小学时，父亲在南京一家报馆工作，他在那待了好久。我表兄程中行是中央日报社社长，他请我父亲去的。后来父亲在常州、上海的中学里做老师，教语文。再后来父亲去了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有好多常州人，里面的庄俞是我的堂舅舅。他在商务工作的时间不是太长，大概三五年。父亲从商务印书馆回来就基本上不工作了，有的时候去中学里面教教书，但时间都不长，他教着教着就不高兴教了。当时家境还可以，不工作也问题不大。父亲生活较懒散，注重享受，每天要到外面散散步、逛逛街、吃吃茶、抽抽烟。有时候高兴了，自己唱唱英文歌。

我母亲叫庄箸成，比父亲小六岁，常州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是我母亲的第六代族祖。母亲是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家学也很好。因为父亲不教我，所以从小就是母亲教我。由于家族的影响，今文经学的起源、发展、近况她都很熟悉，母亲最早引发了我对经学的兴趣。天暖和的时候，我坐在一张竹榻上，母亲怕我热，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教我背书。《论语》《孟子》就是那时候背熟的，到今天还会背。

我母亲的表妹叫杨守玉，是后来很有名的刺绣大师。刘海粟是杨守玉的表哥，跟我家也算是亲戚。我小时候在常州见过他们，有一些印象。刘海粟夸夸其谈，说得多，有的时候做得不是太多，不过他本事是有的，成为很有名的美术家。杨守玉和刘海粟本来是准备订婚的，后来没有订成。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我在常州读新式小学，后来考入武进著名的“正衡中学”。1937年，我当时13岁，家里在常州最热闹的街上本来有一所老房子，那个地段很好，好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做生意的人来来往往，结果日本人来了把房子烧掉了。房子被烧掉了，地还在，就把地租给人家盖房子，收点钱，这叫“租地造屋”，我们另外租一处房子住。人家租了我家的地皮造了一个“大观园”，这当时在常州很有影响，现在应该还在。父亲那时候不工作，母亲做过中学教师，补贴家用。她的老师很有名，吕凤子是她的美术教师。

在学校，日本人要求我们读日文，因为有爱国心，不愿意读日文、接受奴化教育，我就回家了。家里请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叫做贺怀伯，他是清朝廪生，教国学的。他一般不轻易教人，教我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夫人年纪很大，一直拿个拐杖，不大能行动，家里好像也没有孩子，两个人都由保姆照顾。我父亲和他熟，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关系，他教了我两年多。我那时候《孟子》都已经读过了，所以他教我《左传》，到现在有一些《左传》的句子我还可以背。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去，他就把书拿出来，打开放在桌子上，也不看，就背书，讲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说：“哦，这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提示你这里有文章可以做。还有一位老师叫钱栗盂，教数学和英文，也是很有水平的，他教我也是跟我父亲熟的关系。两年多时间的学习，英语、数学进步很快，国文则大大进步。

我们家里闭塞得很，一般不让出去，就在家里面读书。所以小时候除了上课读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家里生活还可以，衣、食、住、行方面我向来不大讲究，住的地方总是搬来搬去的，搬了好几个地方。很早的时候我们住过马山埠（庄存与故居），两年前我还到那边去看了一下，现在已经是个旅游景点了。

汤志钧先生

二

后来唐文治先生（1865-1954）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父亲是唐先生的学生，见我国文基础好，就叫我到他的学校里去读书。入学的时候要做一篇作文，两个题目可以选择，《通天地人为儒论》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我只关注国学，只晓得中国的古文，世界大战我也不懂，就选了第一个题目，结果就考取了。

当时学校在今天的陕西南路、陕西北路附近，在租界里面可以教书。因为无锡国专曾经在广西，所以广西、广东的同学很多，一届学生有一两百人。我当时在班里是最小的，最大的已经三四十岁了。一年级是“通”的，二年级开始分班，有哲学、史地、文学三个班，每个班五六十人。我本来要选文学的，那时候都是写文言文，但有个同学根本不读书，就是在外面跳舞、玩，但人家文章写得很好，我写不过他，所以就进了历史专业。我小时候一直好胜。

那个时候唐文治先生70多岁了，已双目失明，讲一口太仓话，广西、广东的同学都坐在后面，根本不听，因为听也没有用，一句都听不懂。我是常州人，离太仓不是太远，所以能听得懂，就坐在第一排。唐先生讲课也没有系统，想到什么就“啊啊啊”地讲，有一个叫陆修祜的助教给他做翻译。他当时主要讲十三经，讲课并不生动，跟吕思勉先生不能比。

刚进无锡国专时，吕思勉先生给我们上了一整年的课，讲《左传》。吕思勉先生教书是很认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国的古书很多都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很强，讲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上他课的学生不是太多，有些学生觉得他讲得太深，听不懂。我都能听懂，因为我《左传》很熟，很多都背得出。他那个时候50岁，是学术的巅峰期。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他待任何人都很认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诚恳得不得了。我有时候到他家里去，他很高兴，总是热情招待，请我饮黄酒，讲“山海经”。我讲话的时候他向来不插嘴，认认真真听完后再发表意见。他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离我比较近，我那个时候经常去。他家里有个女儿，比我年龄大，也去世多年了，叫吕翼仁。他也有儿子，但早就去世了，所以他说“三世单传，自我而绝”。

吕思勉先生信函

周谷城先生教书随心所欲，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也不是很认真，只带个小字条做参考。有一天纸条忘带了，东找西找找不到，因此就开始乱七八糟地讲，讲吕不韦，讲讲笑笑就完了。他和*是同乡、同学，很要好的，*也是称赞他的。他人长得并不难看，也很爱装扮，要穿好衣服。日本人在的时候，家里没钱了，他也要穿较便宜的布料做的西装。抗战胜利了，情况好转了，他的书印了好几百本，稿费有了，他高兴得了不得，买了好几套西装，他喜欢跳舞，夫人也跳得好，所以衣服穿得很漂亮、讲究。

周予同先生讲经学史，讲得很好，上课规规矩矩的，不像周谷城先生那样随便。周予同先生后来的一些文章是我写的，一共七篇文章，很有影响，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过这点他不隐瞒，他说：我和汤志钧合作的文章都是他写的，我就是改改标点。

后来周予同先生跟我讲，他去过梁启超先生的办公室。那是“五四运动”前后，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学生，梁启超在那任教。梁先生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周予同去他家里，刚好来了客人，梁启超就去接待了。周予同乘机悄悄地钻进梁先生的书房，想看看他读什么书、怎么做学问。书房的地上到处都是书，东一捆西一捆的，他也没有什么札记、卡片，就是把书翻开来放在地上。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很认真的。

周谷城、周予同先生对待学生都很好，很诚恳。吕思勉先生特别受学生欢迎，吕先生一个是诚恳，第二个是认真，是老师里最认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问他，他都给学生写一篇文章回答。当时都是用毛笔，他字也写得很好，有些我现在还保留着。

我在无锡国专上学时没听说过“国专三杰”（编注：王蘧常、吴其昌、唐兰），这是后来的称呼。唐兰我认识的。吴其昌我不熟，他是梁启超的学生，也教过我。王蘧常印象还蛮深的，他是教务长，但他不大来学校。王蘧常对古书也是很熟的，他讲《论语》《孟子》，讲标点应该标在哪。他个子矮，闭着眼睛慢慢地讲，好像老学究一样，摇头晃脑。他穿中式服装，还要套个马褂，很讲究。王蘧常字写得好，“章草”没有人写得过他。

王蘧常先生信函

当时钱仲联的课最多，因为他是专任的，周予同、周谷城都是兼任的，他们还在暨南大学讲课，暨南大学和无锡国专都在戈登路（今江宁路）上。钱仲联教书一口常熟土音，很多同学一句也听不懂。他学问很好，有的古书他都背得出，写文章快得很，文章也写得好。夏承焘我也听过他的课，但是听得不多，因为他是教宋词的，和我关系不大。他教书并不好，也是一口常熟话。

许国璋那时候还是助教，在无锡国专教英文，教得很好，但有的学生不听，对英文不感兴趣。我那时候天天读英文，因为英文这个东西，不读就会忘掉。我对许国璋印象很深，他教书喜欢跑来跑去，从第一排跑到最后一排，转来转去，跑跑讲讲。那时候他还没名，后来去美国留学就很有名了。他比我大不到十岁。

我当时住在我姑母家里，在租界里面，她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姑母的儿子、我的表兄程中行当过中央日报社社长，他中文很好，年龄比我大好多，他的女儿和我一样年龄，后来他和家人都去了台湾。

那时候的四马路、现在叫福州路，有很多专门是卖书的书店，一有时间都是到那里去买书看书。大大小小的书店，旧书店很多，有的旧书又好又便宜，就是要自己做好选择。

除了看书，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后来经常去鸿英图书馆，馆长叫蒋竹庄，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常州人。图书馆离姑母家很远，但是我每天都去，那个时候公共汽车很少的，都是电车，电车价钱很贵，我一般都是走路，要走一个小时。早上很早就去，中午到吃饭时间再走回来，下午就不去了。

三

我在无锡国专读到1941年，1941年到1945年回常州教书了。当时常州沦陷了，城里日本人管得很严，有的要你鞠躬，有的要你敬礼，有的要拿良民证给他看一看，气死我了，我不高兴在城里，农村日本人管不到。经一个周姓同学介绍，我去了离常州城40里的一个农村学校教书，这里是他的老家，没有日本人来过。

教书的学校是一个类似中专的学校，人不是太多，但也有100人以上。我所有年级都教，教语文、历史，四书五经也教过，地理、英文也教过，还教过自然科学的课。我当时年纪很轻，才18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都大，所以我就冒充自己24岁。

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常州乡下教书，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日本投降后各地都有游行，热闹得不得了，我的学生们都到城里面去游行了，我没去，但我支持他们去。

抗战胜利后我就回到上海继续读书了，因为之前的书没读完。先到复旦，没有多久又回到无锡国专了，几年前任教的老师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吕思勉先生还在，周谷城到内地去了，周予同回家了。

复学期间，我和同学郁慕云相识，后来她成了我的爱人。我当时22岁左右，她比我小两岁，20岁多一点，她比我低几届，是学文学的。当时郁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上海有几条弄堂就是她家的，有几十户人家，现在这几条弄堂还在。他们家原来是做生意的，抗战后她父亲不做生意了，开了一个“郁良心堂”，与上海话“有良心”谐音，专门做慈善。他们家是大资本家，但是做了很多善事，修路、做慈善，捐了很多钱。她父亲有四个男孩，带了两个到台湾去，两个留在大陆，后来有一个到美国去了，所以大陆就剩一个儿子。他们是1948年去台湾的，没有想到去了就不回来了。郁慕明是我的小舅子，他是被带到台湾的郁家小儿子。

1992年6月13日，汤志钧与夫人郁慕云，摄于日本立教大学

那时候我家里面很穷，要自己想办法维持生活，她家里面很有钱。对于我们的婚事，我家里没有反对，我爸爸不管我的。她家里面开始是反对的，但是她和我感情很好，这个就很不容易。她父亲没有办法，看看我还可以，就让女儿嫁给我了，没有嫌我穷。她父亲为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很浓的传统思想。1947年我们结婚，其实在那之前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结婚后我们就回到常州教书了，我在常州第一中学，她在常州第二女子中学，离得不远。我们的四个孩子都是在常州出生的，她除了教书还要管家务，家里四个孩子要带，很忙，所以她班里学生的作文卷子都是我改的。她带两个班，100个学生的卷子，我一个晚上不睡觉就改完了。过去改作文不像现在，作文卷是要有批语的，这个文章怎样怎样，写批语。除了在常州第一中学里面教书，我还在其他中学里兼课，所以在当地来说收入还算可以，我们还雇用了保姆。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钢琴，放在那里也没人用，我高兴的时候就弹弹，弹抗战曲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的琴弹得蛮好的，左边右边都可以，两个手交叉也会，不过不教书以后就不大弹了。除了弹琴就是看书了，看《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再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著述看得多。

教书之外，我乐在自己高兴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戊戌变法搞得比较多一点，我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家里还有一些庄家留下的资料和书。但那时要备课、上课，没有太多时间，只能晚上搞自己的东西，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早上还要很早起来。中午有休息的时间，我就跑到家里休息，睡到两三点钟，再回去上班。

1955年“胡风事件”，我受了批判，我那时候还在常州中学教书。受批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受批判好多次了，但这个可能是第一次。这次受批判是得罪了当时的校长，过去都要拍领导的马屁，我们这个校长原来是小学教师，来到中学当校长。他教小学水平有限，给他提意见他不听，我就和他吵起来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没有拘束，不高兴我就提意见，他就记仇了，运动来了把我列为“胡风分子”。把我和胡风放在一起真是稀奇古怪，批判的时候我才知道胡风是谁，之前根本不知道，居然也能扯上关系。

吕思勉先生欢喜养猫，生了小猫要送人，就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要“寻找可靠的人家”，结果这句话让人家注意了，指责说什么叫“可靠的人家”？什么关系？哪个党的？真是“欲将其罪，何患无辞”。吕思勉是一个好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他一辈子就是教书，运动来了，连吕先生都怀疑。

四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成立，要招聘专家。当时我自己做经学研究，已经出了《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我就不管自己是不是专家，把写过的文章寄给招聘委员会，结果通过了。本来要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结果上海正在筹建一个经济所、一个历史所，我一个中学教师，就这样到了上海。我爱人也一起过来了，她在历史所做了十年临时工，没有转正，没有正式编制。她脾气是非常好的，一直在资料室整理图书、编目录，很耐心。

当时上海文化领域的最高领导是李亚农。一开始我对李亚农的印象不好，是因为招聘时的面试。他招聘的时候跟我说，清朝人都到五十岁才出书，你三十岁出什么书。我想清朝人五十岁出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三十岁出书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对他很有意见。当时不知道我的第二本书《戊戌变法史论丛》还是他介绍出版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他，他说汤志钧的稿子好，就这样出版了。当年出书很严格，他能帮助的就尽量帮助，这个人人品好。

李亚农是老党员了，他和陈毅是老乡，关系很好。他在日本被关押多年，后来去搞考古的东西，因为在监狱里面旁的干不了，考古的东西日本人不懂，他就专门研究考古，研究甲骨文。回国以后，大概三几年、四几年就到新四军去了，他会日文。

由于长时间坐牢，李亚农经常头痛胸闷，他有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要坐小汽车出去兜个圈子，人家就批评他利用公家的车子到外面游山玩水。他说他不兜一圈上不来气，去外面兜一圈气就通了，看来他的病痛是多么严重。因为身体不好，李亚农脾气很大，有的人他不高兴见，连眼睛也不抬，不接待；人家要是麻烦他，他不高兴，说话就阴阳怪气的，有时候说骂就骂。李亚农一直在家里养病，就挂个名，到历史所只来过几次，认识他的人没几个，除非到他家里去过。

李亚农不管事情，具体事情都是副所长徐仑负责。他是一个蛮好的老党员，是地下党，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徐仑看见李亚农很是害怕，动也不敢动，我看着有趣。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刚建所时研究人员一共就四五人（除领导和行政人员）：方诗铭、杨福根、洪廷彦和我。方诗铭一直在历史所；杨福根在日据时期做过小学校长，所以后来所里不要他了；洪廷彦是周谷城的女婿；历史所的*是奚原，他是老革命。其他行政人员也很少。后来奚原和洪廷彦到北京去了，就没有联系了。

杨宽和我一起共事时间最长，有二三十年。他是吕思勉比较出名的学生，历史所建所的时候他就在，是兼职副所长，后来到复旦去了，之后又去了美国。杨宽是个书呆子，我和他到四川去开会，要待一个多月，我带了200块钱，他就带了20块，那时候我工资比他低得多。他也不是小气，就是不懂得市面行情，两耳不闻窗外事，外面的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看到了书想买又没有钱买，还是我借给他。杨宽每天就是看书、写东西，他不讲究，就在练习簿上写文章的底稿，但他文章写得很快。

那个时候刚刚建所，李亚农要买书，筹建资料室，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有人向他提反对意见，李亚农说“我要看！”人家吓得不得了，马上给拨款。当时拨了好像是两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就由我和杨康年负责找书、买书。

上海有一个文物仓库，解放以后国民党的官僚都逃跑了，家里的书被抄走，收集起来就堆在那里，有好多书，公家来买，都不要钱。特别是从李鸿章后人那抄来的，因为李鸿章的家在上海，他自己的藏书都在里面，起码有几十部《李鸿章选集》，都是一样的，是自己印出来没有来得及送人的。过去都是自己花钱印书，用来印刷的木版都是自己雕刻的，《李鸿章选集》的木版就在里面，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被劈掉了。

文物仓库多少年没有人去过，铺满灰尘，脏得不得了，每次回到家我爱人都责备我。我们先前的时候有三四个人一起去，方诗铭去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去了，因为是灰尘太大。后来就变成我和杨康年两个人去了，杨康年工作热心，他不怕脏，中午也不要休息，我们一个礼拜起码去两三次，去了好长时间，现在历史所好多书都是我和杨康年挑的，挑出来的书放在一起，再叫卡车拉走。杨康年也是无锡国专毕业的，是我爱人的同学，他读书很多，对图书版本很熟悉，可惜已经去世了。

在文物仓库，我挑了很多洋务运动的书，可能是最完整的了，木刻本的，都已经挑出来包好了，放在仓库里准备以后再来运走。结果要“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我们就下乡了，回来以后发现那么多书没有了，他们不懂，把这些书当很便宜的旧书卖掉了，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打包好了，比较好拿。

四马路的旧书店、旧书摊我们也常去，主要买历史方面的书，买了好几百部古籍，杨康年对版本很熟。《宗方小太郎日记》就是从上海的旧书店买到的，宗方小太郎是日本人，在中国写了很多东西，很多是其他人没有讲过的。

庄大久的手稿也是我从常州收来的，我和我的舅父一讲，他就给我了，历史所大概就花了100块钱。有两大柜子书，柜子很精美，就连柜子都给了。这些材料现在还在历史所资料室里，不少手稿都很珍贵。

我买的书有的徐仑不满意，他觉得没有意思，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意思啊？看看就有意思了。我和徐仑关系很好的，他脾气不好，会骂人，也因为买书骂过我，但他有一点好，骂得过分了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他骂我的第二天见面就给我敬个礼说，对不起，我昨天把你骂走了。徐仑还有一点好，很大方，你和他一起到外地出差，所有交通费、伙食费都是他给，你要是帮他付，他还骂人。徐仑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是都是香烟烫的洞，没一件衣服没有香烟洞，他也不在乎。徐仑平时也不太注意衣服整洁，高兴的时候抖一抖身上的灰就算清洁了。他们家很大，他住在楼上，天天出门都拿一个很大的包，带着书，蹬蹬蹬蹬往下走，楼梯扶手也不扶，摔了不知道多少跤。后来他夫人恨透了，叫他住楼下，不准他住楼上了。

在历史所，从1958年起，我还参与编了《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这四本资料书的编集，原始材料就是报纸、杂志、书、手稿等，很多资料都是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和我非常要好，我在无锡国专的时候，他也在上海读书，我到上海图书馆看书就和他认识了。我们经常联系，他发现了什么东西都告诉我，像汪康年的手札，我老早就看过了。赵凤昌札记最早也是我看到的，他是李鸿章的幕僚，和晚清重臣有好多通信，包括他自己收藏的书都在里面，最可贵的还是那些来往的信。这些材料后来给北京知道了，就把它们全部调到北京，我后来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时，由于赵凤昌是辛亥革命中非常有名的人物，我又跑到北京去，委托北京把这些史料抄到上海来。

顾廷龙虽然年龄小，但他是顾颉刚的叔叔，小叔大侄。他也是顾颉刚的学生，住在他家里。顾颉刚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学者，很有学问的，有点口吃。他经常来上海，我通过顾廷龙认识了他。顾颉刚先生收藏的书籍等非常多，解放初期，他要全部赠送给上海，希望上海能给他一个藏书屋，把这些收藏放在一起，就像小图书馆一样，但上海没有同意。结果顾颉刚就把藏品全部带去北京了，一个火车车厢的书，包括他祖先收藏的书。

顾廷龙先生信函

五

1957年至1959年，我和李泽厚关于《大同书》的争论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学术界为此争论了几十年。李泽厚发表论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争论的焦点就是《大同书》，首先要把《大同书》的写作年代、怎么写的、后来怎么变化的弄清楚。他是搞思想的，不是搞考证的，研究的东西当然不一致。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后面的思想放在前面去讲是不行的，康有为就犯了这样的错。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一句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句话《毛选》里面有，印象很深，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和李泽厚后来还见过面，有一次我们坐在两个沙发上休息，我坐在这边，李泽厚就在另外一边，有个日本学者叫狭间直树，他赶紧拍了一张照片，日本媒体还给报了出来。

1957年“大鸣大放”我也提过意见，但是没当上“右派”。那时候历史所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我还能够写一些出来，所以要我写作，不给我“右”。所里有好几个“右派”，有两个是因为被查出来给国民党做过事情，就给调走了。

过去的事有时有些稀奇古怪的。徐仑过激的话也有，反“极左”的话他也敢讲，但他也没划成“右派”，他是老革命。李亚农说话也有过激的，买书的时候他说“我要看”，换其他人就不得了，肯定是大右派了，但是哪个人敢说他？右派就右派，后来又“地、富、反、坏、右”，“右派”变成反动派了，简直莫名其妙。

“文革”一开始，周予同就被打倒了。我跟他一起写过文章，所以第一批就轮到我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我一起挨批的还有杨宽。我们副所长姓沈，历史所的“文革”就是他领导的，很“左”。他看我的文章，内容也看不懂，就从政治上批我。我不买账，我说你把文章看懂了再讲。

徐仑名义上还是副所长，但是没有权，他曾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说他是“叛徒”，也批他，但是徐仑不在乎，照样睡他的觉，别人批斗着他就睡着了。后来我问他，怎么说你是反动？他说我睡着了，我没听见。徐仑被打得很厉害了，他也不吭声，很坚强。

还有一个历史所党组成员叫程天赋“文革”时自*了。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共产党员，自*的主要原因是和江青认识。她和江青从四川到上海，两个人一起坐车到延安去，在路上江青讲了很多自己的事。后来江青飞黄腾达了，“文革”的时候派人来要抓她，程天赋害怕就自*了。

当时历史所已经有二三十个人了，但是打扫卫生的、管图书的、办公室的人多，做研究的不多。历史所没有学生，也没有自己的红卫兵，都是别的单位跑来的。红卫兵都是些年轻人或小孩，很幼稚，被人利用来造反。

我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因为原来常州的房子被烧掉了，没有财产，划成分时就好一点。岳父去了台湾，这早就向组织交待了，不交待人家也知道。我们和台湾始终没有通信。爱人郁慕云因为这件事也受到冲击，但没有我受的冲击严重。

历史所也有造反派，管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让我们打扫厕所。还给我带纸做的高帽子上街游行，高帽子是白色的、很高的，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汤志钧”。

我那时住在延安西路，里弄里的造反派也让我打扫卫生，一个星期有几天要去清扫阴沟，跟那些“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造反派们都是邻居，住得很近，有个管我的苏北人，看到我就喊：他是“右”，他是“右”，他以为我是“右派”。“文革”以后他看到我来来往往都有汽车接送，眼睛都直了，不一样了，他看我，我也在车里看他。

“文革”时候白天就是劳动或者批斗，也没有地方用脑筋。劳动休息时我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留在晚上，读书、写作到天亮，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文革”后再拼凑整理出来，《章太炎年谱长篇》就是那时候写的。札记要藏起来不给红卫兵找到，被人看到了还要受批判。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懂，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只能嘴上说说我顽固不化，专搞封资修，走“白专”道路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被下放到奉贤的“五七”干校，上海文化系统的人大部分都在那里。奉贤是盐碱地，不怎么种得出东西，但是非要在那种地。我挑粪很起劲，那时体重也就一百零几斤，但力气大得很，可以挑动一百斤的大粪。旁人都是两个人挑一桶粪，我一个人挑，要挑好几里地，挑挑停停的。干活我也要强，拼命干，结果把身体搞坏了。我们吃不到肉，每天就是稀饭，青菜放点盐，也没有油。种地实在辛苦，弄了很多农药、粪肥，最后也没长出多少东西来，那时候的苦都是人为的。

在“五七干校”我和顾廷龙关在一起。顾廷龙年龄大了，不能劳动了，就在里面管理图书，图书馆的人有些图书的问题还得请教他，他是好人，所以人家也不大欺负他。在干校我就和顾廷龙熟悉，其他人也怕和我接触，怕惹麻烦。

奉贤农场之后我又到了一家造纸厂做了一年多工人。造纸厂离家不远，但是这个劳动很苦很累，还要三班制。半夜的时候上班最苦，很脏很乱，搅纸浆那几分钟累得要死，又热又重，味道还大，工人们称作“战高温，夺高产”。这一阶段，不是当农民就是做工人，亦工亦农，劳动改造。

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同乡朋友，画家谢稚柳，他是专门研究宋史的，比我大十岁，我们建国前在上海认识的，他一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没有地方读书了，学校里不让教，但私下可以教，他就叫他儿子谢定琨跟我读书，一个礼拜来一次，一次来半天，学四书五经。那时候没有课本，我就以口授的方式教了他几年。后来他考取了华师大历史系，再后来去美国留学了，之后又回来了。谢稚柳也受批斗，因为他字写得好，画也有名，找他的人很多，所以他不怕，但是斗还是斗的，斗得比我厉害，帽子也是“反动学术权威”。

王仲荦先生信函

六

“文革”期间，市里专门组织了一些专家在复旦大学，开设章太炎著作学习班，后来还有一个工农兵学习班，我就和杨宽一起在复旦当学习班的导师。创立复旦史地所的谭其骧当时也在，我们建国前就认识，很熟很熟，他比我大十岁。谭其骧规规矩矩地搞学问，虽然也被批斗，但从历史地理中找“封资修”不容易，而且由于国家需要，他批斗挨得少，“解放”得比我早，相对少吃了一点苦头。他比我更不关心政治，什么事情“哈哈哈”就完了。复旦历史地理需要他，对他特别优待。我们都倒霉的时候，还能有一间办公室，还给了他一个烧煤球的火炉，煤也给供应，冬天很冷，我就到他办公室去工作。

1976年*总理去世的时候很难受，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周总理在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有一个朋友听说周总理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称赞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我们都很赞成。

*去世的时候也是难受的。那时候我们还“早请示晚汇报”：“汤志钧，先向*请罪。”房间里挂着*照片，我就向*鞠三个躬。向*鞠躬他也不知道，但“文革”时就是这样。

“文革”后期，1971年5月，我被调回历史所了。北京的领导找到我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家驹，做《宋史》的点校工作，担任“通读”，做了好几年，“文革”后还校了一些，最后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不是做宋史的，所以要看大量的材料，做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什么书都可以借，宋史之外还可以借其他书看。

“文革”之后，我的待遇稍许高了一点，1981年当了历史所副所长。主任也好，所长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搞科研。

1980年代的时候我就去日本做学术交流了，第一次去了半年，是岛田虔次等日本学者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的。岛田虔次很有名，我跟他“文革”之前就认识了。他有本书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我在上海图书馆帮他找到了，是一本很厚的清朝线装书，他高兴得不得了。岛田虔次的家在东京，家里有很多藏书，他去世后家人把这些藏书都捐给了国家，结果日本说这些书没有地方放，最后都送到韩国去了，真是岂有此理。

狭间直树是岛田虔次的学生，他是京都大学的。我和他很熟的，他家在京都，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住过几天。

岛田虔次先生信函

日本的几位学者都会中文，有的会讲，有的会写。日本学者搞学问很认真，不过我看他们有时候很古板，有时会钻牛角尖，凡事都要搞到底。有些东西是不要搞到底的，搞到底不就没东西了嘛。

当时日本的学术环境当然比中国好，借书方便，自己就可以去书库找，管理员态度也好，图书馆条件也好，有非常安静的阅览室，不用把书提回家，在那看就好了。我在那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主要看国内比较少见的书，线装书看得多一点。

我还在哈佛大学待了两个月，在哈佛主要跟孔飞力教授接触，他那时候已经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了。孔飞力很认真，很稳重，他的中国话讲得还不错，中文写得也可以，我们用汉语交流没有问题。总体上讲，美国学者没有日本学者那么固执守旧，他们的视野比较开拓，具有世界性。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学者对外国情况还不大了解。

唐长孺先生信函

苏联的齐赫文斯基是个“中国通”，他还当过驻中国大使。齐赫文斯基是搞康有为研究的，他知道了我和李泽厚关于《大同书》的辩论，就通过历史所找到了我。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文革”前他送我一盒巧克力，酒心的，分给小孩子吃了，结果“文革”时还成了一项罪名，说我私通外国人，遭到批判。当时单位里有人看见我有巧克力，心里不平衡，就把我举报了。

1982年我开始编《梁启超全集》，当时当然想不到要编30多年。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同事吴乾兑，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一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给我一个所长室我也不去，我就和吴乾兑在一起办公。我当领导后有电话了，他也方便，我不在都是他替我接电话。吴乾兑的爱人倪静兰是北大外文系毕业的，学问也很好，也在历史所，《上海法租界史》就是她翻译的。吴乾兑和梁从诫是好朋友，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研究生又是同班同学，都是北大历史系的，所以我和梁从诫也见过好几次。

在编《梁启超全集》的时候，我到日本的图书馆查资料，看到没看过的资料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下来，整本书整本书地抄，当时也没有复印，很多材料就是这样手抄下来的。有些个人收藏我也看了，像岛田虔次、狭间直树家里的藏件，我也抄了一些，放在《全集》里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也是，看到康梁的东西都抄录回来，尤其许多国内没有的报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