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近十年来最大规模三国文物展“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
该展览去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率先开幕，引发日本观展热潮。在东京和九州两地巡展后，展览回到中国，1月23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但由于疫情防控，中华世纪坛从1月24日起暂停开放，直至五一假期之后，展览才重新限流开放。
观众观看明代关公铜坐像，河南新乡博物馆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中日专家历经3年，共同寻访10多个省份，走访近40余家文博单位，几乎遍及三国文物发掘和收藏的重点单位。他们从中精选出220余件（套）文物，重现了真实的东汉—三国分立—西晋时期历史风貌，并结合后世的三国演义故事，呈现出庞大的三国文化体系。
其中，曹操墓、曹休墓、曹魏大墓、朱然墓等多个重要墓葬的出土文物首次聚首。著名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在出土10年中，仅公开展出过一次。
中华世纪坛目前对持有“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门票者开放，其他展厅及场所暂不开放。三国志展览线上已购票者，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通过微信“中华世纪坛参观预约”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预约登记，每日预约参观人数限300人。
三国最新考古成果首聚 曹操墓多件文物现身
“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2019年率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启动巡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60余天中，观众数量超过33万人次。其中10%的观众来自中国，不乏专程前往日本观展的三国迷。
以2009年曹操高陵发掘为始，其后10年，三国考古重大成果迭出。最重要的发现包括曹魏家族的曹操高陵、曹休墓、西朱村曹魏大墓等。
这些重要考古成果首次在展览中汇集。最受关注的文物，当属“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石牌上的文字是确认曹操高陵的关键证据之一。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魏武王”就是曹操，他生前曾被封为魏王，其子曹丕建立魏国后，给已故的父亲加上“武”的谥号，“魏武王”名称由此而来。“常所用”的意义仍有争议，有“曹操经常用的”和“曹操在常住的居所使用的”两种观点，后者是指专门用于地下陪葬的。与这块石牌同时出土的，确实有一杆大戟，这块石牌是武器的说明牌。这样的石牌还在魏国其他贵族墓葬里发现过，很有可能是魏国高等级贵族所特有的陪葬品。
曹操高陵多件文物进入此次展览，不少是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三块石牌、鎏银铜张合器、玛瑙饼、画像石残块、玉觽、银饰件等。陶器陪葬品有数百件，但瓷器只有少数几件，此次展出的青瓷罐正是有代表性的一件。东汉到魏晋南北朝，青瓷广为流行，不仅用于日常生活，还大量用于陪葬，这件青瓷罐表面有一层青色釉，但厚薄不均，还留下了加工时的布料纹路，这种比较粗糙的制作工艺，说明很可能是专门用于陪葬的瓷器。
青瓷罐，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曹休”铜印章为大将曹休的墓葬确证了身份，与曹休逝世年代印证，该墓葬成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和墓主人姓名记载的曹魏贵族大墓，也是第一个曹魏时期的标志性墓葬。
“曹休”铜印章，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展览中的一些出土文物，可以让观众直观感受三国“薄葬”的传统。
例如一组12件曹操高陵陪葬的陶鼎，周身没有纹饰，工艺非常朴素，与汉代帝陵中纹饰繁复的铜鼎形成鲜明对比。曹操父子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薄葬。《三国志》记载，曹操去世之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就是说曹操穿着平时的衣裳下葬，墓葬之内也没藏有金银财宝。曹操墓中的这些陶鼎与豫北地区中小型汉墓陪葬品几乎一样，与史料中的记载高度吻合。
陶鼎，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晋平吴天下太平砖” 标注三国时代落幕
三国时期征伐不休，动乱的历史留下了无数流传千年的故事。展览中的不少展品，直接指向一些著名的三国故事与人物。
展览中的“孟腾子母印”，与诸葛亮征讨西南“七擒孟获”有关。
孟姓曾是东汉魏晋时期云南、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南中大姓”，可以左右南中政局。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造反，丞相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平定动乱。史籍中关于孟腾的信息不多，历史学家认为与孟获来自同一豪族，代表了当时的地方势力。
子母印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小印可以嵌入大印中，故称子母印。“孟腾子母印”大印印文为“孟滕之印”，小印印文为“孟滕”， 这对印章也是西南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物证之一。
展品中一只童子对棍图漆盘，归属于吴大将朱然，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朱然曾在擒关羽、夺荆州的战役中立下大功。朱然墓出土漆器60余件，采用多种漆艺，是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漆盘底部的“蜀郡作牢”说明其产地为蜀郡，蜀郡漆器出现在东吴墓中，或表明尽管吴蜀之间存在对峙，但经济文化交流并未断绝。
铜车马仪仗俑，甘肃省武威市雷台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曾出土过铜奔马（即“马踏飞燕”）的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一共发现了铜车马类仪仗俑99件，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一批铜车马仪仗俑，包含骑马武士、铜马、铜轺车、铜輂车、铜斧车等。这批仪仗俑此次在展厅“列阵”，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的军事图景。
“晋平吴天下太平” 砖，南京市江宁区出土，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晋平吴天下太平砖”也是标注三国史的重要文物。这块砖出土于南京江宁索墅西晋墓，侧面模印了花纹和文字，文字内容连读为“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大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这里的庚子年应为太康元年（公元208年），这一年西晋灭吴，三国落幕。
■ 幕后：
中日专家3年寻访联合策展，85%展品首度展出
这个关于三国的大展，凝结了中日两国对三国文化的热爱，由中日两国专家携手打造。
日本人对于三国文化情有独钟，不仅三国故事、人物在日本知名度颇高，也诞生了一批漫画、历史剧等演绎作品。
2008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的“大三国志展”就曾在日本东京、北海道、关西、福冈、香川、松阪、前桥等七地巡展，参观量达100万人, 引发轰动。2016 年，时任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松本伸之拜会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出希望再次合作举办“三国志展”。次年3月至12月，日本放送协会NHK、东京国立博物馆相关专家学者来到中国，考察了十多个省市40多家三国相关的博物馆、遗址、遗迹，重点考察了三国有关“帝陵”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距“大三国志展”11年之后，“三国志展”又一次率先在日本开幕。从去年7月至今年1月，先后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巡展。开幕之前，东京各地就开启了长达数月的预热，来自河南新乡博物馆的关公铜像海报，悬挂在新宿、涩谷的街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钱谷真美说，“三国志展”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中国主题展之一，其中85%的展品是首度在日本公开展出。
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观众排长队等待入场。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许嫈曾介绍，2008年“大三国志展”的不少文物与曹操家族有关，最受瞩目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一件银缕玉衣，以及一件曹操书法“衮雪”的拓片。而此次新展，则呈现了更为重磅的曹操文物。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墓中一批重要文物出土，包括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这些文物是三国研究史上最大发现之一，去年系首次在海外展出。
曹操高陵文物在国内也仅展出过一次，“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于2017年首都博物馆的“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展出，“三国志展”是第二次公开亮相。
东汉“偏将军印章”金印，重庆市嘉陵江边采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 对话
策展人柳青：用关公铜坐像压轴，呈现后人对三国的演绎
新京报：在设计上魏蜀吴三国部分的展厅风格明显不同，有什么考虑？
柳青：魏蜀吴三国的设计风格，与三个国家本身特点有关。比如蜀国是天府之国，蜀中以生活富足休闲著称，从展示的很多陶俑中有所体现，这部分展览墙壁的美术设计用了很多竹子，这是四川有代表性的植物。
吴国水路通衢，进出口贸易发达，展厅设计成象征海洋的蓝色，地面上也设计了几道水系的图案。魏国的特征是制度创新，包括九品中正制，都城的中轴线，展厅四周用图表形式介绍了这一系列制度创新。
展厅中“箭雨”的设计与火烧赤壁的壁画交相辉映，烘托三国征伐的历史氛围。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三国文化经过了上千年的不断演绎，如何呈现三国文化的延续与演变？
柳青：除了考古发现的一些文物，展览还展出了一些三国故事的演绎版本。比如在第一部分，展示了几幅内蒙古清水河伏龙寺的清代关帝庙壁画，画上有鞭打督尤、大破黄巾、霸桥进袍等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国故事。来自天津博物馆的张玉亭制古城训弟彩塑和三国人物故事图页，也是通过不同形式展示的三国故事。还有一件明代张瑞图草书《前赤壁赋》册，这些都是后代人对三国的不同演绎，展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故事。
包括这次展览海报中的明关羽铜坐像，来自河南新乡博物馆，其实也是后代的一种演绎。从内容来看，应该放在展览开篇的位置，或者蜀国的部分里。但是这个展品的分量很重，我们移到了结尾的部分，能起到压轴的作用。
新京报：如何利用这些零散的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三国这个时代？
柳青：一方面通过展厅的色彩、多媒体等设计，让观众比较直观地理解三国时代。另一方面，展板上的文字也会告诉观众，这组文物为什么摆在这里，能展现三国的什么特点。例如通过一组来自广西的铜器，观众能够想象诸葛亮南征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导览上注重学术性和公众性的调和。文物展牌上有两个导览二维码，其中一个内容由社科院汉唐所专家撰写，考古色彩浓厚，非常严谨；另一个是从大众尤其是孩子的角度来撰写，贴近公众的理解。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浦峰
编辑 丁天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