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流

魏晋的时代精神和人文风采至今还在闪烁着光芒，种种风流已注入中国传统文化长河里，其行文和立世的方式，亦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几千年来修身寄怀的一面镜子，一切都沐浴在风流的达者风范下代代传承下去。为人行事率性通脱，尽脱两汉文人的矜持虚矫之气，那是曹操，魏晋名士睥睨礼法的开山鼻祖；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那又是一种怎样的风味；而刘义庆之《世说新语》，即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致地记述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面貌，为我们再现魏晋文人张扬个性、放达任诞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让我们走进魏晋这个时代，去慢慢地体现和感受这样的风味。

在魏晋那样一个充满着社会动荡的年代来说，有一个人物我们不得不提起，那就是魏武帝曹操。我们不妨可以称他为魏晋风流之始祖，当然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阐述。

身为汉丞相的曹操，古今帝王中有几人有几次可以达到得意忘形的轻佻，但是他就可以。其中有段文字是这样形容他的“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被服轻绡，身佩香囊。每与人谈论，戏言相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湿巾帻。其轻易如此。”字里行间透露着其放荡不羁，任性狂悖的性格特点。

封建礼教禁止同姓之间嫁娶，而曹操不仅不反对同姓通婚，而且还身体力行。例如陈矫是曹操的手下，据《陈矫传》引《魏氏春秋》：“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议其阙。太祖操惜其才量……日‘丧乱以来，风教调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原来陈矫本姓刘，出嗣舅氏陈姓。可他却与本族刘姓之女结婚。按照礼教，有伤风化．故为徐宣所非。他的情况与曹操之父曹嵩本为夏侯氏侄子，出嗣曹腾，有类似之处。他婚于本族，在曹操看来不足为异。不仪陈氏，刘氏染此风，曹氏夏侯氏也是如此：如曹操将女儿清河公主嫁给夏侯悖做妻子；夏侯渊的妻子是太祖内妹；夏侯尚有爱妾是曹氏女等，这就是曹操超越礼法的表现。

在《三国志》中我们找到了这一些例子来进行佐证：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魏军人仰马翻，一连折损曹操的大将五十员，而曹操却深爱其武艺，下令不得放箭，必须生擒，这才给了常山赵子龙一展英雄本色，顺利逃走的机会。徐州之败，关羽被曹操捉拿后，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还是佩服关公之大义，一心想收为己用，善待之，赠了无数美女金钱，甚至是千里良驹——赤兔马。只是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暗中溜走，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不是没有机会*他，而是遵守两人之前的协议，没有为难关羽。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帮助袁绍起草了征讨曹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祖父，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官渡之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于阮瑀同管记世，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此等胸怀，真可谓是让后人所之敬仰，也为魏之强盛奠定基础。

他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废吟咏，横槊赋诗。作为建安诗人之首，开启了一代新的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清人刘熙载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其正也。”政治气质决定了他诗文的大气，四言乐府尤为一绝，可称独步。他的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对魏晋文学影响甚大。

总之，不管是他任性狂悖，还是对礼教的超越，或是礼贤下士和他的诗文，曹操均称的上魏晋风流的始祖。他开启了魏晋名士的风流之举，其影响非止一代，而是创成一体，垂式千秋。

曹操

如若说曹操开了魏晋名士之风流，那么在其后面不胜枚举的魏晋名士则有其另一份姿态。从建安的豪强争霸，到正始的皇权争夺，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到东晋的五胡乱华，战争频仍，政权跌荡。加之疾疫、灾荒，造成了城池残破，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境。身处朝政之中的仕人们不但死于战乱疾疫，更多的死于严酷的政治斗争，祢衡、杨修，何晏、夏侯玄，张华、陆机等诸多名士，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动荡的现实，强烈的生命欲求，让仕人们意欲从黑暗血腥的浊世抽身，而远离险恶政治，超脱世俗，则成为席卷时代的一股强劲之风。他们砸碎了束缚在精神上的伦理道德规范，逆世而行，不屑礼俗，特立独行，放达不羁，显示了个人生存发展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赞赏超世脱俗的仪表风度、神态、性情，更崇尚由内在智慧、才情、人格所散发出的形神魅力，这种潇洒脱俗的精神状态和充满智慧才情的人格风采，被贯为魏晋风流。魏晋风流是浊世中盛开出的精神之花，它标示着发现与肯定自我，自由与独立，新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寄托了仕人的自由理想，反映着人的觉醒。阮籍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流的行为示范者，他不仅以高蹈超迈的举止引领着时代风尚，他的诗文中也显示出了魏晋名士的率真自然的品性，洒脱任性的风采，充满个性的风格，魏晋人的真情和玄远的风姿，立体性地展现了魏晋风流的精神面貌。他的诗文与魏晋风流一起成为魏晋时代土壤中盛开的觉醒之花、自由之花。

宗白华说：“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酥、释迦的悲天悯人”。身遭乱世，生死难科，士人们悲叹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殒落，他们内心满怀对人生的强烈眷恋和生命不虞的伤痛。他们触物伤怀，悲死恋生，情浓于肺腑，集于言表。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庚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王濛登上茅山，大声恸哭道：“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王戎子丧而痛哭不已，他说“圣人无情，最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魏晋时人无论是长啸山林之中，酣歌衽席之上，吟咏北窗之下，流连天地之间，挥毫尺素之前，抚琴清流之畔，他们胸中蕴藉着的始终是一片最纯真最深重的生命情感。

竹林七贤

这种浓烈的情感在阮籍的诗歌更得到了深入的复杂的展现。生的依恋，死的恐惧，迷茫苦闷的情怀，执着的追问，痛苦的徘徊……都尽情的抒写在他的《咏怀诗》中。由“朝阳”“西幽”而感叹“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由春秋代序，而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目“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的自在状态，发出“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的伤感；由“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的神仙的联想而质问“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诗人由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叹人生不永．在充满悲观意味的时间忧患里，表达了忧虑悲苦的人生悲情。

死亡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性过程，诗人在死亡的逼视中感受到了它对生命的威胁。“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鲜活的生命时刻受到须臾将至的死亡的威胁。“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死亡的阴影世世代代都追随着人类。没有人能超脱、逆转的这一人生的宿命。“木槿荣丘墓”，这是人挣扎着发出闪亮的光华，因为在瞬间过后，陪伴他的将黑漆漆的坟墓，这是人生最沉痛的遗恨。除此而外，还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的孤独无助，“徘徊将何见，忧恩独伤心”的迷茫徘徊，“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悲戚感伤，“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的苦闷彷徨，“损益生怨毒”、“须臾相背弃”的无言伤痛，“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的冰冷记忆，“终身艘薄冰，谁知我心焦”的焦虑难耐……这诸多难以言尽的复杂的人生情感交织扭结在一起，唱出的是一曲沉重悲凉的生命之歌。美好靓丽的生命在飘忽的时光中日渐憔悴，在名利的倾扎争夺中日趋阴冷，在现实的挤压下日益灰暗，最后都化成了“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的憔悴不堪和心疲力竭。这沉重的生命情感标示着魏晋仕人从所渴望的自由理想走向幻灭的痛楚，反映了魏晋人的生命情感意识从懵懂走向觉醒的历程。

阮籍：放诞不羁，任性率真

既然魏晋名士情感与性格都烙上了该时代所特有的印记，但是有一本书我们不得不去介绍，那就是有刘义庆所编写的《世说新语》。魏晋门阀制度森严，士族的基本构成方式有官宦传统和文化积淀两种，而按照当时世俗约定，文化传承似乎更加重要，是作为跻身清流的一种道德保障，刘义庆身为皇侄，家传儒学思想显然侵润很深，这是刘义庆本人思想中尚儒 的一面。在那个中国政治史上最为混乱，社会最为苦痛的时代，刘义庆的清心寡欲，独好文义，应该与阮籍的精神内质是 一样的。只是他以著书立说代替了任诞狂傲，其实本质上都是对老庄的膜拜，对现实一种决绝的方式，一种高傲的姿态。所以，在我看来，刘义庆和书 中的诸多名士是一样的，儒家和道家的合流互补，似乎才能概括他们思想倾向。

不同的人读《世说新语》，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感受。人物个性的空前释放，清谈的明道思辨，朝野的得失进退，世道人情的喜怒哀乐，俱有生动的记述。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自然率性的崇拜，对世俗的鄙夷和对待事功时的不甘寂寞皆贯穿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全书的脉理 。《世说新语》是小说集，它最大的特点即笔墨清简：雅量篇中记载，谢安、孙绰等人泛海遇风暴，孙绰“神色惶急”，谢却“貌闲意悦”，这样一躁一宁间，人格顿显。更不要说它奉献出多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创造出多少传世成语，保存了多少典籍逸文。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无怪鲁迅先生赞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书中的“他们”是风流倜傥的、是任诞简傲的、是达观风流的、是高简任诞的、是落拓不羁的、是任心纵情的、是俭啬汰侈的，时时刻刻彰显着魏晋名士的独特人物性格，一股魏晋风流潮得以升华。

何为任诞简傲呢？魏晋以来，文士们皆各有不同的嗜好，王融嗜酒如命、王羲之爱鹅、王粲特别喜欢驴叫，以致他死后，人人都以驴叫来为他送葬，那种叫声一同迸发，场面尤其壮观。在书中的任诞篇里，还收录了许多正始名士的废礼使性，“礼岂为我辈设也？”他们有着深沉的苦痛，纵情行迹，放浪形骸，当然不是简单的作秀，也不只是一种名士风流，一 种姿态，究其原因，“志气宏放，傲然独得，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与其说是竹林七贤们的“政治远识”，我更愿相信这为其超然的心性使然。但在强权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浮华案后，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八性被逐，七贤确始终还能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过着优哉游哉逍遥自在的诗意般生活，竹林之游一直是他们不肯降心屈志而退隐的结果。只是司马氏的介入后，七贤逐渐分道扬镳，“名士少有全者”，或被*，或被迫朝隐，于是纵酒放诞的畸形人生出现 了，穷途恸哭，裸身狂饮，都是个性极度压抑后的释放。阮籍的劝进文，穷途恸哭，向秀只写了一半的思旧赋，刘伶的以酒为命，都透露着人 格被严重扭曲的无限悲哀。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因为这个弑君而来的统治的统治已失去了名士对其政权的尊重。他们表面上虽然是行为狂放的狷介之士，但绝不会违背真正的伦理大德，即使这是命！不可名状的忧患，悲凉和无奈，是他们精神的实质。而达观风流，高简任诞，落拓不羁，则成为文士们与统治阶级决绝抗争的一种方式。貌似狂放失常，实是一种最高傲 的姿态，一种无言而有力的睥睨。在那个华丽而哀怨的时代，如何去外圣内王，于是他们转 而老庄之学，愤世嫉俗，织出了一阙阙最苦涩的风流。

何为任心纵情呢？正始名士以雅量任诞来掩饰内心的那份忧患意识和无奈，而中朝名士则是“钟情”，是“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则情之所钟，正是我辈”。《世说新语》中《伤逝篇之邈 若天河》所录：“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 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王戎追念嵇阮的黄栌之叹也是对前贤的深情缅 怀和心仪，我们似乎从中也可看到他的理想在飞动。可悲的是，在那个时代，心灵世界似乎 与现实世界总是很难吻合的，既然外面的世界无法满足文人内心的需求，那么情感世界自然 呈现出一种内敛的趋势。这样，亲情、友情、爱情自然得到以往任何时代都少有的细腻真挚 的感觉。所以，山简为他人孩抱中物而悲恸，阮孚有“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的叹息。

何为俭啬汰侈呢？西晋世风不仅培育了石崇、王恺式的奢侈，酿造了惨烈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也导致了寒门出生的张华、潘岳及亡国之隶陆机等名士独立人格的失落。所谓“居官无官官之事”、“望拜路尘”等都是士人政治失操的表现，所谓“与我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则是时代性的激愤和无奈！石崇、王恺的争豪，王戎的钻核卖李，执筹计钱等，追求声名俱泰，崇尚奢侈的时尚，是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金谷诗序》中高雅的情怀，抒发的玄理，寄托的深情毕竟也是石崇内心向往逍遥的一种物化的表 现。但其感慨远不及竹林的渊深高迈和思想厚度，诸名士的失操可以说是竹林放诞之风的变异，只是一 种明哲保身，自我陶醉罢了。道家强调淡定无欲，视名利为身外物，其中的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到人情人欲的纵放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所不同的只是个人的心态和追求而已。到了中朝时，王戎等效仿先贤而至东施效颦，石崇等的奢侈成了放诞的变种。内在是个性自由的过度膨胀，外部是西晋政治贵族化的恶性发展——竹林清风在中朝名士的俭啬汰侈中几近殆矣。

世说新语

魏晋风流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世说新语》里的名士或风流、或任情、或放达、或桀骜、或琴啸、或清谈，他们用心中至高无上的“道”决绝世俗，再延及 到时雨景风，山川草木。那“质性自然”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那超越时世的苦闷悲哀和达观的胸襟与态度，影响着历代文人。例如，王维的半隐半仕，还有那些明清的闲适文人，都有着魏晋的风流余韵的。

唱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带着那份惆怅，已成霸业的曹丕走远了；吟着“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和着那层渊永遥深，顾日挥琴的嵇康走远了；怒吼“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蒙着才高品底的浮竞之名，“心迹不相关”的二十四友走远了……但魏晋风流却已沁人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河里，其亦道亦儒、不经不诞的行文和立世的方式，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几千年来修身寄怀的一面镜子，一切都沐浴在风流的达者风范下，魏晋的时代精神和文人风采至今还在闪着光芒而代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