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背叛中持守信仰：以爱之名的弃教者

从指责神的沉默到认识神的苦弱，理性在存在意义上遭遇的失败与对上帝的虔信在洛特里哥身上达成了平衡。他最终以一种实现成熟宗教观之启蒙的上升状态重新返回信仰，这一过程是通过上帝对个体理性觉醒的宽容实现的。

生存苦难触发个体理性的觉醒并引导洛特里哥在沉默中倾听《圣经》中上帝的苦弱，使其认识到上帝是以惨死十字架上的方式突入现实世界。上帝预先承受了深重的苦难从而以受难的方式分担并慰藉挣扎在存在性深渊中的人们。

苦弱的上帝体解和眷顾世间一切卑微贫苦的个体，他不在经文的历史之外许诺奇迹，而是为等待基督重临的有限人生提供一种超越时间藩篱的存在意义。上帝从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和“做什么”，也从未给予任何人评判他人信仰行为的权柄。

因此，当信仰个体陷入具体的生存与信仰的冲突时，依凭信心与上帝的评断将会使个体的行动充满诸多可能性：追寻上帝之荣耀的殉教者和实践上帝之爱的弃教者各自不同的行动选择。

心性刚强者与软弱者所背负的不同的信仰负重；叛教者是否具备重获信仰的可能性与资格。与此同时，个体信仰的更新与转换正是基于此诸多可能性给予的空间才得以完成。

踏上日本土地的基督教神甫一旦被禁教官方抓捕就必须面对弃教还是死亡的选择。与失去信仰行尸走肉般地活着，遭受无尽的精神之苦相比，死亡显得并不可怕。因此，洛特里哥神甫和同伴卡尔倍神甫从葡萄牙出发之时就做好了为上帝奉献一切的准备。

但是颇有头脑并深谙基督教徒此种心理的井上奉行认为，只有从精神根基处剪灭基督教信仰的根芽，日本的禁教令才能收获一劳永逸的效果。所以，井上奉行并不在乎有多少神甫或信徒选择为信仰上帝放弃生命。

相反，他更热衷于摧残视死如归的顽固信徒的精神世界，并从中收获征服的快感。面对同样的生死抉择，洛特里哥和卡尔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相较于卡尔倍的坚韧不屈，洛特里哥的确是一个卑劣的弃教者，更为滑稽的是，洛特里哥最终变成了和他一直鄙夷的“灵魂肮脏如破布”的吉次郎一样的人，他居然和那个弃教者有着同样软弱的灵魂。

小说却在弃教者洛特里哥内心挣扎的自白中走向了高潮，这颗矛盾的心灵以满溢的痛苦与对上帝极其个人化的理解中试图摹仿上帝的爱，僭越信仰规约的普遍性在叛教与坚守的悖论中寻求个体与上帝的直接联系。

通过洛特里哥的弃教者身份，远藤周作对信仰个体能否以及如何在背叛中坚守信仰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洛特里哥神甫和卡尔倍神甫初入日本被友义村的村民保护在山间的柴屋内与村民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村民们把神甫视作上帝派来的天使并尽其所能悉心照顾。

五岛村的村民从吉次郎口中得知有两位神甫秘密进入友义村，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跋涉至友义村祈求神甫也能够到五岛村去看看那些可怜的隐蔽信徒，聆听他们的告解和不幸。

等到洛特里哥和卡尔倍从五岛村返回之时，友义村经历了恐怖的盘查，茂吉和一藏这两位虔诚的信徒因为拒绝侮辱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被处以水磔的酷刑。两位神甫躲在密林深处看着山下一片狼藉的村庄，目睹被绑在海中十字架上的茂吉和一藏任由潮汐淹没。

直到那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在日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禁教官方超乎想象的恐怖惩罚。深深的自责折磨着两位神甫的内心：如果不是他们进入村庄的消息被走漏，茂吉和一藏就不会以那样残忍的方式死去。

他们“绕道炎热的非洲，横渡印度洋，再从澳门偷渡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像现在这般躲躲藏藏，也不是为了像野鼠般躲在山里，向赤贫如洗的村民要粮食……”洛特里哥和卡尔倍为了不拖累友义村的村民决定悄悄离开，继续沿海边的村落寻找费雷拉神甫的下落。

他们二人商议分开逃亡，这样，“纵使有一人落入异教徒的虎口，另一个也要留下来……一个司祭继续留在日本，就像罗马的卡达昆贝烛台上的一盏油灯继续燃烧——至少希望具有这般意义。”

卡尔倍的再次出现是在洛特里哥被捕后，辗转被送往长崎监狱的途中。洛特里哥远远地在海边看见武士押解的被绑成一串的三个人，卡尔倍走在最后面。官差用草席把除卡尔倍之外三个人的身体卷起来。

洛特里哥特别希望能够和卡尔倍说上一句话，哪怕是问问他在哪里被捕也好。但是他只能在海边的松林里远远地看着，卡尔倍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会想到洛特里哥就在他身后。

一个官差在跟卡尔倍交谈，洛特里哥身边的翻译用一种唱歌一样的声音问洛特里哥：“他们谈些什么呢？官差们可能这么说：如果天主教的神甫真的慈悲，一定会同情用草席卷着的三个人，不会见死不救的！”

“奉行大人说，只要卡尔倍神甫说一句‘弃教’，三个人的命就有救了。他们昨天已在奉行所用脚踏过圣像了。”“我们希望其弃教的，并不是那样的小卒。在日本诸岛还有许多偷偷信奉天主教的百姓。要让他们回心转意，神甫们非先弃教不可。”

上帝的“预定”并非在于要有怎样的世界和人，而在于无论世界和人是怎样的，他只能去爱，而且不得不爱，这是他的本质。爱是上帝的本质，上帝之痛苦又是上帝之爱的本质，因此，上帝之爱和上帝之痛苦是一体的。

洛特里哥在上帝沉默的言说中理解了上帝之爱和上帝之痛苦的一体性，在坚守上帝的荣耀和挽救无辜信徒生命的艰难抉择中，洛特里哥痛苦地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在自己的一生中认为最美丽的东西，相信是最圣洁的东西，是充满着人类理想和美梦的东西。”

逼迫洛特里哥踏绘的日本官吏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愚蠢到宁愿死也不愿意踩一下那块绘有基督脸孔的踏板，在异教徒看来，踏绘只是一种无所谓的形式，但对虔诚的信徒来说，踏绘行为践踏了他们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

肉体和精神经历了长久的折磨之后，洛特里哥苦苦寻找的老师费雷拉神甫终于缓缓出现，他确如传闻所言成为弃教者并供职于日本禁教官方，他用躲闪的言辞反复确认至少自己现在编写天文地理方面的书籍对这里的人还是有意义的。

在异教徒的轻蔑鄙夷和洛特里哥谴责的目光中，费雷拉用悲伤的语调不卑不亢地指出了洛特里哥内心的挣扎：“你认为你自己比他们更重要吧？至少认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如果说出弃教，那些人就可以从痛苦里获救……但是你觉得为他们背叛教会是可惜的，你害怕变成教会的污点……”。

费雷拉的话直击洛特里哥信仰悖谬的核心：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牺牲自己作为一个神职人员的尊严和得救的希望，为这样一群甚至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平凡百姓奉献一切，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这样的行为究竟值不值得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神甫们不同的行为选择。

费雷拉的话提醒洛特里哥将内心的挣扎具体化。在此之前，即便洛特里哥受过专业的神学院训练也不明白真正的基督之爱是什么，因为“在成为彻底的不幸者之前，在深刻体验到生活之悲感并感叹‘我的生活真的毫无价值’之前，”一个人是不会理解基督爱与苦弱的本质更不会效法基督的行为。

如果不是深入不毛之地遭遇如此严峻的生存困境，洛特里哥就不会意识到《圣经》中的上帝能够给与受苦之人的力量不是他的荣耀与大能，而是他的无力和苦弱。如此多的传教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上帝的福音。

他们起初都怀揣着美好而坚定的理想，但若不经历和体会基督福音的真谛，若不真正参与并遭受尘世苦难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爱的福音就无法实在地涉入受苦之人的内心。基督尝尽了人间的苦难才能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受苦确立意义。

爱与受苦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是福音的核心，洛特里哥只有通过摹仿基督之爱，在基督之爱的影响中追随基督的脚步，在受苦和陪伴中感受并传播福音，才能在信仰悖谬中对抗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实情。

吉次郎帮助洛特里哥神甫一行人进入日本并与附近村落的信徒取得联系，但是当搜捕信徒的官吏要求村民踏绘以示自己不是基督徒时，吉次郎每次都选择背叛信仰。他的家人因拒绝踏绘被执行火刑，他所在村庄的许多信徒也因为拒绝侮辱基督与圣母的画像被残忍*害。

吉次郎的性格十分复杂，他于日本历史上迫害信徒最严重的时期逃离日本，远道而来的神甫使吉次郎重新看到了希望的亮光，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神甫进入日本，那时的吉次郎身上似乎还具备了一丝忠勇的品质。

但是最终，他像犹大背叛耶稣一样将洛特里哥出卖给搜捕神甫的官吏。每一次踏绘完毕，吉次郎都会像粘人的苍蝇一样回到洛特里哥身边向他告解、忏悔、求得原谅。

甚至在洛特里哥被捕之后的数次辗转中，他还千里迢迢暗中跟随，寻找一切机会向洛特里哥告解。在小说的最后，洛特里哥神甫为救受穴吊酷刑的信徒弃教，吉次郎成为他的仆役。

很久之后的一次例行搜查中吉次郎被搜出颈间守护袋里的基督像片，但却并非是洛特里哥所给。最软弱、最惯于背叛的吉次郎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基督教信仰。

这不禁使我们回过头来看吉次郎自己的解释：“我，践踏了圣像……你以为我高高兴兴地踏过圣像吗？我跺下的脚很疼啊！真的很疼啊！我天生就是弱者，上帝却让我模仿强者……神甫！像我这般懦弱的人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是弃教者，可是，如果我早生十年，我说不定会是个好的基督徒，这都是因为我生不逢时……我好怨恨呀！”吉次郎对于洛特里哥来讲，就是背叛基督的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