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辈甚至更老一辈的记忆里，亲情是大家庭生活必然的一部分，即便“远亲不如近邻”，亲戚也会通过节假日、红白事维护彼此的联结，所以“走亲访友”也是比较日常的往来方式。
而亲戚作为一种关系，正在经历着某种危机。
前不久，《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名为《33岁，我带着父母一起“断亲”》的文章引发了网络热议。文中的作者潘朵拉出生在广东的三线城市，如今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他的父亲作为家中长子，承担着责任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亲戚的压力。早年由于学习不好，潘朵拉常常被叔叔阿姨们拿来和自己的孩子比较，并遭遇冷嘲热讽。而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后，亲戚们的态度瞬间又360度大转弯，开始令他感觉到“尴尬”的吹捧。
在潘朵拉眼中，亲缘关系更多时候并不是亲情的代名词，而象征着一种毫无边界、让人倍感压力的社交。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和家里的亲戚“断亲”，“微信不回，问候不发，祝福更是没有”。甚至在感受了持续多年来自亲戚的压力后，他的父母也和他一同与亲戚们逐渐淡了联系。文末，他写道：“算一算，我已经快十年没回老家了，‘断亲’之后，不用应付亲戚们的日子实在太爽了”。
随后两天，“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实际上，类似的话题在近两年曾经频繁出现在微博热搜中。同样“周期性”出现的话题，还有这几年春节时的“为什么这届年轻人都不走亲戚了”，以及豆瓣常年活跃的“奇葩亲戚吐槽组”。都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但提起自家那些烦人的亲戚，似乎永远是有共同话题的。
亲戚的饭局：
年轻人的“不幸”如此相似
“远亲不如近邻”“亲不过三代”，与中国的几句老话相似，与亲戚的关系越来越淡漠正在成为年轻人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讨论有关“断亲”的话题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的一篇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经常被提起。基于1200份调查样本，该研究发现，年轻人的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
《风车》（2011）剧照。
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来说，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一个“差序格局”下运作，每一家都以自己作为中心，形成一个圈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在人口流动并不频繁的时期，整个乡村社会的这种血缘关系网络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不仅维持着传统秩序的稳定，也为个体抵抗风险乃至生存发展提供着保障。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年轻人在生活空间上与曾经的亲戚们相距越来越远。这不仅意味着年轻人和亲戚之间交流上的疏离，也意味着“亲戚们”不再能作为个人抵抗风险、寻找机遇的依靠。胡小武就在论文中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学缘、地缘而非血缘的关系逐渐开始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找工作。在豆瓣“奇葩亲戚吐槽组”和微博热搜“断亲”的话题下，最高频出现的年轻人对亲戚的反感就是对工作的“指指点点”。“只有体制内的工作算好工作……他们没听过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类似的吐槽精准地道出了这种变化。尽管在中国社会，个人的关系网络始终是找工作非常重要的媒介。但根据社会学家边燕杰的调查，从2009以来，尽管靠个人关系网络找到理想工作的比例始终在上升，甚至占到80%以上，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关系并不是亲缘关系这类强关系，而是马克·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格兰诺维特也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点，即相对于生活环境相对同质化也更为局限的亲戚，你偶然认识的工作同伴、并不是太熟的社团同学，反倒可能为你带来更多元化的工作可能性。
《都挺好》（2019）剧照。
近些年，随着《都挺好》等电视剧的热播，苏大强式令人无比窒息的亲戚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不过，若是亲戚们都行事如电视剧一般极端，或是对年轻人毫无底线地百般索取，“断亲”似乎会成为一个不假思索且应该做的选择，而并不会成为一个常常让人感到“闹心”的问题而总被提起。在这一话题之下，许多时候大家对亲戚困扰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硌硬”，它们或许没必要被上升到非常大是大非的地步，但积少成多，总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让年轻人不悦一阵。
《东北一家人》（2001）剧照。
这个非常具体的场景经常是亲戚们的“饭局”。网友们给亲戚饭局的“话语体系”做了详尽的归纳：如果家中的年轻人尚在读书，就是以社会阅历丰富的“过来人”身份指点什么样的工作值得做；如果是年近三十还单身，就是催恋爱、催结婚。若是有多个同龄的晚辈在场，拿同龄人来相互比较更是少不了。而很多时候，让年轻人最反感的反倒并不是这些无谓的唠叨，而是在饭局这种场合，为了维护亲戚的“面子”，年轻人是不能顶嘴的。换而言之，尽管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亲戚们的“建议”和年轻人经历的现实完全不符，他们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
《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翟学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社会学家翟学伟对这种中国传统的社交规范有一个非常精辟的判断，在他看来，同样是把社交场合看作一场表演，所谓中国人的“脸面观”，和美国学者戈夫曼所讲的“拟剧论”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如果戈夫曼强调的更多是人们在社交中作为演员的“演”的成分，中国人则更加看重“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比如，领导讲话时即便洋相出尽，但下属们依然要极力捧场，形成“丢脸但有面子”的状态。换而言之，在一个特定的关系场域中，不同角色之间的位置关系是最重要的。
对于很长时间不能见一面的晚辈和长辈亲戚来说，逢年过节的饭局越来越成为一个仪式化的场合，长辈亲戚说了什么，是否正确，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亲戚“表达关心”和晚辈“接受关心”的形式。翟学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之间那种对交往时间有着较长期待、空间选择性较低的“固定关系”，更容易形成讲“脸面”的文化，而随着新一代的年轻人逐步从传统的语境中脱嵌出来，类似的场合给“亲戚”面子，无疑并不再被视为礼节，也不被视为一种包含真实情感的互动，而是一种空洞的繁文缛节。也难怪在讨论“断亲”的话题下，很多吐槽都认为亲戚们的嘘寒问暖背后是一种“虚情假意”。
对“断亲”的社会焦虑，
质疑了“断亲”
《吉祥如意》（2020）剧照。
“断亲”的话题提出后，许多人对中国社会亲缘关系的淡漠表示担心。但从很早时有关“陌生人社会”到来的讨论开始，随着核心家庭的崛起和扩大家庭的衰落，年轻人和三代乃至两代内的亲戚逐渐疏远几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相比之下，“断亲”这个在媒体话语中被炒热的词语更像是一个并不新鲜现象的“新瓶装旧酒”。而比这个词指涉的现象更有趣的，或许也是这个词的使用本身。
从各个角度来看，“断亲”都是一个非常符合如今互联网传播规律的词，它和“断交”“断联”等词的联系使其具有了极端化的色彩。在强调和谐的中国社会文化中，“断”带有的负面联想，也会常常让与之相关的现象被视为一种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论是专门讨论“断亲”的论文，还是相关的新闻评论，也大多都会将落脚点置于“如何应对”这一现象上。比如，胡小武论文的结尾，就指出随着“90后”“95后”成为父母一代，会在心态、责任感等方面经历一轮调适，他们对于亲缘的关注也会随之唤醒，在“断亲”后形成一种新的亲缘回归。
在一定程度上，“断亲”一词承载的将亲缘关系淡漠化视为一种问题的担忧，恰恰反映了亲缘在潜意识中依然是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力量。曾经写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的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于2021年编辑出版了《倒立的中国家庭：21世纪早期的代际互动和新家庭主义》一书，其中，他提出了一种“新家庭主义”的分析框架，并指出近20年来，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在显著上升。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整体的制度性支持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退出，越来越多的风险和责任需要个体承担，而个人往往还难以具备承担的能力，此时家庭依然成为大多数人的“托底”选择。在家庭内部，近20年来的中国，代际、亲子间的关系甚至超过了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家庭内部的主轴。
《倒立的中国家庭：21世纪早期的代际互动和新家庭主义》（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Brill Academic，2021年3月。
而在2022年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阎云翔更是指出，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本体论”特征，更是让中国人的“家”概念并不容易被抛弃。中国文化中的“家”有着近乎无限的弹性，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关系型的存在。“它的大小和性质完全由它在具体情境下所囊括的人际关系所决定”。一方面，这解释了为何亲戚们的问候常常让年轻人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越界”，这或许因为晚辈和亲戚心中“亲密家人”的范围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习惯于用关系界定自身的中国人，很难轻易地斩断亲缘联系。
个体化、结构性风险等现实条件的制约，都会使得新家庭主义难以减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应该从彻底“断交”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断亲”现象，是值得质疑的。而年轻人是否过于地“个人主义”，以至于开始抛弃亲情，或许也是一个有些杞人忧天的问题。
“断”文化背后年轻人的敏感
《小姨多鹤》（2009）剧照。
尽管在相关话题中，亲戚往往是被年轻人吐槽的存在，但也总有一些亲戚是更受欢迎的。比如前段时间曾经引起过讨论的“小姨文化”。很多人觉得，每个家族里最特立独行、最像自己“知心姐姐”的人往往是小姨。也有人分析，这也许因为小姨常常是多子女家庭中那个更受宠爱的，在物质方面相对小的压力和责任，更容易让小姨拥有被呵护的自我意识。而这带来的更关键的一个不同，就是对自我边界的尊重。正如网友在小姨文化的讨论下分享的：小姨不仅不会像其他亲戚一样“爹味”地指责他们的选择，相反，会鼓励他们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与是否对年轻人“断亲”表达忧虑相比，借此反思亲戚朋友之间交往的边界感似乎是更有意义的话题——毕竟，这些话题下人们的注意力常常在吐槽亲戚的不合理行为，却忽视了“如何做好一个亲戚”本身，可能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话题。很多时候，亲戚和晚辈对“嘘寒问暖”的“编码解码”是有严重错位的。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核心家庭之外的亲戚处在一个“有些亲，但不多”的尴尬位置上，同样是问学业/感情这样的私人问题，父母问更像是关心，而叔叔阿姨问，就像是有些别的意图：或许是和他们家的孩子攀比、或许是表达“羡慕嫉妒恨”……
《最亲的亲戚，有毒的关系》（Parenti Serpenti，1992）剧照。
美国《纽约邮报》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就讨论了一个有关“做小姨的界限”的问题。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小姨，觉得他的父母教育他的方式不妥，应该如何分别和父母与孩子沟通？如果你特别爱这个孩子，甚至觉得自己能比他的父母更好地爱他，又应该怎么得体地表达这种情感？
文章给出的答案都并不重要，也并不可能适用于任何场景。关键是“边界感”正在逐渐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议题，从亲缘关系，到朋友关系，乃至工作关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细细思考，会发现年轻人近些年特别喜欢与人和事物切断联系，重塑边界，不仅提“断亲”，也提“断舍离”——后者指的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尽可能地降低物欲和过度社交的干扰。
尽管如前所述，在实际行动上，这种“断”并没有实践得特别彻底，但年轻人对人与人之间边界的感知无疑是变得更敏感了。
《敏感与自我》，[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著，许一诺、包向飞 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4月。
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现象。在《敏感与自我》中，她通过对埃利亚斯、尼采、列维纳斯、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梳理，阐释出现代社会总体转向“敏感化”的趋势。这首先体现在现代人对人和人之间物理距离的越发重视，以及对“触摸”的恐惧。这种边界感的增强更关键的变化更体现在观念层面：我们说出的语言开始接受更严格的审视，所谓的“关心”可能构成一种压迫，所谓的“赞扬”则可能形成一种凝视。
这和社会学家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中的判断也有着异曲同工。莱克维茨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个体非凡的创造力、独特而差异化的审美、敏锐的感受力已经日渐成为当代的核心价值。当然，它们也带来了生活中的抑郁、作为辩论场所的公共空间的萎缩。
对于“90后”尤其是“Z世代”年轻人（网络流行语，指在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来说，这种“独异性”追求和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也有关联。《卫报》今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社交媒体对年轻人最深刻的影响，其实是它让年轻人越来越以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来界定自身。而社交媒体的“茧房化”，常常也让这种界定成为一种回声室中的自我确证。年轻人的自我被强化，但与自己不同年龄、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在拉大。
《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 第十一季（2019）剧照。
在弗拉斯珀勒看来，除了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年轻人的生活逐渐虚拟化之外，疫情成为又一个关键的因素。她不无犀利地写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我们并不承认——但新冠疫情期间对社交距离的严格遵守并不完全是一种损失，相反，它是一种另类的收获：通过社交的无接触化，我们避免了与人打交道时种种令人排斥、反感、恐惧的“异质化”力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走亲戚”。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惊喜和压力并存，但也因此显得十分复杂，而病毒，简化了这一切。
弗拉斯珀勒对社会的敏感化还是给予了足够多的肯定，毕竟它让我们更加重视人的细微情绪、人与人自我之间的边界，尤其是让边缘群体曾经被忽视的情绪获得了承认。但同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敏感化趋势提出的警惕：如果新一代的年轻人过分地推崇“断”的文化，为自己免除掉种种来自异质化他者的压力，很有可能陷入一种“囊泡式”的生存状态，反而因对自我意识的追求陷入一种自我的狭隘中。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与自己价值观、行事风格不同的人共处，他们可能是亲戚，是同事，甚至是朋友，这是生活复杂性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探寻人与人之间合理的边界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味地肯定或者否定年轻人的“断舍离”，也会失去现实感。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