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隆庆二年（1568）底、三年初，戚继光、谭纶分别向朝廷上疏，请建空心敌台。戚继光的《请建空心台疏》原文：
“御戎之策，惟战守二端。除战胜之事别有成议外，以守言之，东起山海，西止镇边地方，绵亘二千余里，摆守单薄，宜将塞垣稍为加厚，二面皆设垛口，计七八十垛之间，下穿小门，曲突而上。又于缓者百步，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骑墙筑一台，如民间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可住百夫，器械餱粮，设备俱足，中为疏户以居，上为雉堞可以用武。虏至即举火出台上，瞰虏方向高下，而皆以兵当埤。其台之位置，视山之形势，参错委曲，务处台于墙之突，收墙于台之曲。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以台数计之，每路约三百座，蓟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台给银五十两，通计十五万两。每岁解发五万，完台一千，三年通毕。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虏之忧矣。”
附：《议筑台规则》
相基之法，要在内外合一。山平墙低、坡小势冲之处则密之，高坡陡墙之处则疏之，固为一定之势。但就其湾环远对之状，各有相宜之势。当必建；不可已之处，即不合丈尺，亦当建筑，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内山虽不甚高，看之似冲，而口外横山远峙，只有鸟道，仅通属夷，其余通马处所，相隔千峰万障，似冲而缓者；又有山高万仞，其外梁颇平，虽有墙坡险处，而直对大举正路，似缓而冲者。于此酌处，又难一律也。
其一、定台基以十二丈，顶以十丈为则，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台七十座，此其大较也。
其一、台制尤当随地置形。如墙外地宽，则台当多出；如地狭，则台当少出；如脊尖削，内外俱狭，则当稍扩其两面，险其两傍。以无失周围十二丈之意，则制度如指掌矣。
其一、边墙多就外险，故外下而内高，其上当以外面临虏处，计高三丈。内面但随山势，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险，又系低下，则台不必出，止就高处起台，不复拘于低处；而台在墙之外，况山势迂回，自有湾突处，是又在相基者有活法尔。
其一、台基用石，但方石恐难猝得，碎石势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则用砖，有胶粘好土，则以三合土为之，各从便求坚。但三合土需厚，至顶亦得二尺，乃坚也。
其一、台下暗门，未免稍虚其中，而边匠率愚拙弗省，恐早不如法，反不坚固。意台下筑实，台门移而上，外置一梯，虏至则抽去其梯，似亦稳便。然台用跨墙，则下层止用实筑，至第二层，则从城墙上开门而上，即便矣，不必如前式，拘定在台之中也。
隆庆三年（1569）正月初一，谭纶《总督侍郎谭纶请建空心台疏略》
“议照御戎之策，惟在战守二端，故必以战则必胜，以守则必固，除战胜之事别有成议外，臣等仅以蓟昌之守言之。东起山海，西止镇边城，地方绵亘，摆守单薄，故臣等以谓必设二面受敌之险，将塞垣稍微加厚，二面皆设垛口，计七八十垛之间，下穿小门，曲突而上。
而又于缓者则计百步，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筑一墩，如民间看家楼，高可一倍，高三丈，四方共广一十二丈，上可容五十人，无事则皆宿于台，更番瞭望，有警则守墙附墙，守台者固台。而台之位置又视其山之形势，参错委曲，务处台于墙之突，收墙于台之曲，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则无不固也。以台数计之，率每路该增墩台三百座。蓟昌二镇，今分为十二路，共增筑墩三千座，每一台必给官银五十两，通计费银一十五万。合无乞敕户兵二部，每岁动支银五万两，解送臣应节处分发与工。大约每岁完筑墩台一千座，三年限以通完。其加厚边墙，添设内垛，则听臣等便宜而行。每岁仍听臣等与巡关御史将完过工程，备查有无坚固堪备守御，及各文武大小当事诸臣勤堕之状，分别奏请，加赏罚以示劝徵。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虏之忧矣。”
这两封奏疏，戚继光在前，谭纶在后，当时谭纶是蓟镇总督，戚继光是总理练兵，一文一武。明代文臣地位要高于武将，总督节制总理练兵，故而，戚继光应是创建空心敌台的动议发起者，他根据自己多年在东南征战的经历经验，结合蓟镇实际的地理、军备状况，提出了自己的防御方案。
谭、戚二人除了上下级关系，还是私交甚厚的知己、战友，他们在东南沿海平灭倭寇的时候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肝胆相照，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对于戚继光，谭纶是了解的，更是信赖的。谭纶做过台州知府，台州府城、桃渚堡城的防御工事中就有他们修筑的空心台。戚继光与谭纶的战斗经验和防御思想应该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戚继光在蓟镇创建空心敌台的构想一定是与谭纶做了充分的沟通、商议后才上疏朝廷的。只是谭纶在文官体系里，深谙朝廷的行事规则，在对戚继光的《请建空心台疏》和《筑台规则》综合审阅后，做了细微的修改，将台高五丈改为三丈，宿百人改为五十人。这种细微的修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很微妙的。很快，朝廷批准了谭纶的奏请。
在戚继光和谭纶的奏疏中，二人已经充分考虑了朝廷的诸多因素，包括政治、军事、财政、舆论等方面。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但在边事方面，张居正无疑是最有话语权的，因为隆庆朝的三位著名阁臣徐阶已经于二年（1568）七月致仕，高拱（元年五月回家养病，三年冬回朝）还没回到内阁，朝中张居正在阁。张居正对谭纶、戚继光是很倚重的，会全力支持他们。然而，即便如此，谭纶、戚继光修筑空心台的行动还是在朝廷里引来了不少的流言蜚语，有人说军士因筑台太累，不堪忍受而逃亡；有人说筑台大量砍伐树木而使边境缺乏森林屏障等，反对谭、戚二人的筑台计划。但在谭纶的力争和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戚继光还是得以顺利地开展筑台行动。
戚继光不辞辛劳，亲自勘察筑台地形，选址、选料，立标杆，搞评比（1），并且设定筑台奖励，在他的努力下，隆庆三年（1569年）当年就在蓟、昌二镇完成了472座敌台（2）。到隆庆五年（1571年）夏天，共完成1017座（3），一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蓟昌两镇陆陆续续建筑了1400多座空心台。（4）
正是这些新创建的空心敌台，才定格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形象——台墙拱立，稚堞如齿。
图2：台墙拱立，稚堞如齿
空心敌台的作用
至于空心敌台的作用与好处，我们可以从谭纶继任者的奏疏中看到，隆庆五年（1571），总督刘应节上《报空心台功疏》中写道：
“……是役也，众谓其于的防守有十利焉。军以台为家，内有薪水芻粮之备，外无风雨霜雪之苦，一也；多贮火器，给用不绝，二也；贼弓矢不能及，钩杆不能施，我之砲铳、矢石皆可远击，三也；军依于台，身既无恐，胆气自壮，即弱兵可兼而用，四也；偏坡壕堑，持台为固，五也；因台得势，因势得令，节制可施，六也；即有狡贼乘高逾险出吾不意，而台制高坚八面如一，彼既不能仰攻，而步贼又不敢深入，七也；相持可久，则援兵可待，八也；贼谋其入，必谋其出，来可拒阻，归亦可要击，九也；即贼攻一台溃一墙，虏马不能拥入，台兵亦得肆力无恐，十也……”。
这段评述十分中肯地归纳了空心台的十利，也正是戚继光所修筑的长城区别于前期长城的本质所在。长城上从此有了常守驻军，如有战事，则一台可宿几十人，无战事，根据据守的战略位置，则一台可驻守五到十人不等。
可见，空心台的作用对于长城来说，是革命性的，它的出现使得长城一改过去修而不守、守而不固、不能常年驻守的局面。长城从此成为全天候的防御工事，为蓟镇边境的和平安定打下了一道坚固的物质基础。
空心台的修筑者和造价
从戚继光、谭纶以及刘应节等人的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心台的造价并不高，不但不高，还可以说很低，每台只用银五十两，这个造价在那个时代不过就是达官贵人们一顿宴请的花费。也正是这样的造价，得以顺利获得朝廷的同意。当然，这五十两只是筑台所需的基本工料费用。
空心台的修筑者是守边的军士，包括蓟、昌二镇的主兵和春秋班兵。可以说，修筑长城并不是像秦朝那样广征民夫，怨声载道。为了修筑好长城，戚继光还考虑到士兵的实际情况，评级奖赏，对空心敌台的坚固性、实战性甚至美观性都做考量。经过评比，分别再给予筑台军士50、40、30两银子不等（6），这一举措有效地激发了筑台者的热情和智慧，使得许多空心台又快又好地完工（7），其中有一些更是经过四百多年日炙雨淋，甚至雷击、地震都屹立不倒，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中国古代建筑标本。
筑台的费用随着时间和具体形式的变化，也是有所变化的。万历四年，总督杨兆在《议修延边墙垣永固金汤以保万世治安事》中提到：“去岁议修敌台，每座用银二百两，今议增修敌台，照旧二百两。其增修附墙墩，则每座止请银六十两，惟客兵之不足者，则仰给河南、山东、南直隶，如数拨发京班，庶重轻易举矣。”可见，后期的筑台费用应该是增长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修筑敌台的艰巨程度。
另外，万历六年，总督梁梦龙在《酌议修守机宜疏》中也综合地总结了自隆庆三年以来修筑空心敌台和万历四年开始增筑改造边墙的成果、遇到的问题，以及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中也提到每座敌台二百两官银，墙工每丈五两官银仅仅满足购置器具、雇请匠役。可以推测，越往后期，筑台修墙的工钱会越多，毕竟明末的经济衰退、物价上涨是客观事实。
空心台的驻守者
空心敌台的创立初衷，就是为了便于军士常年驻守，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此驻守呢？有人说是南兵，也有人说是主兵，也有说班兵的。从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需求的变化，驻守空心台的人员、数量也在发生变化。
戚继光在隆庆五年（1571）的《定台军》中说到：
“台为边防要务，且多木造。贮火器于上，风火可虑，奸细难防，不可一日缺人。近见守台之军，两防之时，虽议定每台五十人，而实少虚多。纵苟且充数，年皆老弱。撤防后，每台虽拟留主兵十人，将官添拨家丁一人，亦名有实无。甚至一台止一二人者，似此误事非轻。推求其弊，只缘主军不足数，差拨不常，挪东补西，军无定守，台无定军。且主兵住居营城，有父母妻子之恋，往往弃台回家，势必不免。
今后著各路将严督本提将修完本路敌台，于附近营城，查减旧墩尖夜，选择精壮者每台定注十名。各置腰牌、年貌，将官亲押，令军随身悬带，以便点查。仍用木牌一面，总造年貌，悬挂台上，令其常时驻守。就中选精利一人，专管台门扃鐍，盘诘面生之人，不许窥伺，及禁别台之人，不得混杂，以防细作。仍于台下空便之处，除先盖完房三间外，每台再添数间，各军居住。有家口者，通移此处。其附近内外荒熟堪种地土，尽其力量，给牛种，以为本业，用不起科。止造开种过数目类册，送道查考。一应杂差，不可派拨。侯两防之日，再于客兵内添拨足六十名，兼管台之两空。如此三年，军士皆以台为家，而守无不固也。”
万历元年（1573）《呈阅示兵饷条议》中说到：
“南兵之调，原以守台为主，但各路台有多寡，各台设有缓冲。今为其计，合照派过兵数会准：密云道所辖石古曹墙四路，冲台一百九十五，每座鸟铳手五名，*手五名；缓台一百三十二，每座鸟铳手五名，共南兵二千六百十名。……”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直隶巡按潘汝祯奉命巡关，在奏疏上提到：
“沿边烽台，夷虏无日不窥伺，而所惮者，南兵扞御之勇。即南兵渐有妻子之属，视其台如故业，亦日夜慎守焉。傥调选以去，一时岂能补额？即补额矣，一时人地岂能相习？烽台何地，而可若此。”
同年七月，兵部尚书薛三才覆奏指出：
“蓟门瞭望，全资南兵。每台不过四五名，何堪复有摘发？”又言：“南兵以台为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粮亦最厚。”
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兵部尚书赵彦建议：（8）
“蓟镇台兵，始于戚继光剏设，皆义乌壮丁，虏慑服而不敢动。今因粮饷之厚，改募北人，成法尽废，守望无人，非白马关之警，数十里烽燧不传，亦可鉴已。今当仍募南兵哨守，庶有备而窥伺不生。”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空心台的驻守者是有变化的，隆庆三年(1569年)到五年(1571年)，以修台为主，驻兵多为修台军士，主客兵都有，轮换频繁，也比较混乱，人员流动较大。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第一期筑台工作基本完成，戚继光也发现了守台军士的一些问题，制定了台军规则，规定每台常驻十人。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再一次明确了以军纪严明的南兵为主，通常无战事预警时，每台驻兵5到10人不等，冲台则驻10兵，5鸟枪手、5*手，缓台则驻5兵，鸟枪手，而有战事警报的情况下，结合空心台附近长城墙内的房屋、营城，一台可根据情况驻守几十人。
随着长城防御效果的逐步显现，蓟镇边境战事日少，常驻台的军士也大概经历了班兵轮驻、北兵轮驻、南兵常驻、南北兵安家常驻的几个时期。尤其是万历初期，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朝廷国库充盈，对蓟镇等地边防的投入有保障。戚继光的新规制长城防御体系也得到了继任者的传承，蓟镇边境得到了几十年难得的安宁，守台戍卒依照戚继光所制定的规法能够稳定下来，以台为家，生息繁衍，许多南兵也愿意留下来，扎根北国，扎根长城。
新规制下长城的作用
什么是新规制长城？
要说明什么是新规制长城，就得先说明老规制的长城。在戚继光之前，明帝国自洪武徐达起，就多次在蓟镇修筑边墙，最后一次主持修边的是吴嘉会（1512-1588），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巡抚顺天，整饬蓟镇防务，在镇七年，自山海关到居庸关创修石垣。戚继光《呈修各路边墙》中说：
“自抚台吴公议修墙起，至今止十年。每年春秋四月，每区约有万人，又加官帑雇觅民夫，通课其功，宜成金汤之险也。乃每年修守，每年贼入。大虏不犯则以，犯则如蹈无人之境。何也？虽曰守城以人，人之不力，金汤谓何？然人亦以险固，设险为虚，人何由守？良由修查俱无实政，非议守者之谓无策也。”
可见，戚继光正是看到了老长城的诸多弊端和不足，才有了修建新规制长城、夯实防御体系的决定的。戚继光年轻时曾三次带领山东班军到蓟镇戍守，他是了解蓟镇边防的，对蓟镇是有感情的。在蓟镇戍守以及在东南沿海抗倭的战斗经历，对他构思新规制长城防御体系是有帮助的，是他基于亲身经历和实战得出的结果。
在修筑空心台的基础上，戚继光还在早期边墙的基础上修补、加筑了长城的墙体、烽燧、军堡，营城，并在长城之外依山就势削坡、挑堑、增筑障墙、设置品坑等辅助防御工事。
图3：板厂峪长城的包砖墙体断面，中间紧实的部分为明早期长城的墙体，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加厚、增高、包砖。
尤其是长城墙体，在戚继光之前，是没有包砖的毛石垒砌，而经过加固、加厚，加高、包砖的墙体更加坚固、易守难攻。在墙体外，利用地形，削偏坡、挖壕堑、设置障墙、品字坑等，这样的长城综合防御体系都是以空心敌台为重要据点的。
图4：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五道楼长城外的羊马墙
图5：敌台外侧的近台战墙（牛马墙）
除了台、墙修造的创新和改进，对于长城选线，戚继光也进行了合理地修正。在亲自勘察的基础上，利用地形地貌，有进有退，使得空心敌台和边墙的布局更趋合理，预警得当，易守难攻。在石门路的大毛山、老岭一线就留有对长城改线的遗迹。
《戚少保奏议》之《呈改大毛山台墙》篇中有“大毛山东老岭起，之义院口窟窿台止，计地一十八里，墙从平麓，外系高山。乃临边亲自攀登至巅，见旧址，遂呈改于此筑墙一百五十二丈，省十八里不可守之边；建台五座，省二十座不可已之台。”《永平府志》（康熙十八年版）卷九中有“老岭，原在旧边之外，因山陡险，难修边墙。后零贼每从窟窿山瞭望内地，乘虚肆掠。万历元年，戚总理修边，始于其上建敌台，以戒不少虞云。”
可见，这样的退与进，都是遵从防守的需要，基于合理的地形，目的就是让新修建的长城更加易守难攻，更加便于观察预警。
图6：海拔1000多米的老岭长城空心敌台远景
图7：海拔1000多米的老岭长城空心敌台近景
经过系统的建筑和布局，形成了一个明显区别于前期长城创新系统，更滑严谨密实、环环相扣、相互支援，这个系统是以空心敌台、墙台、边墙、障墙、墙外防御设施（偏坡、壕堑、品坑、羊马墙、近台战墙等）、烽火台、关口军堡、营城、路城、镇城等共同构筑的，是一个以台、墙为前线边界，向内纵深的综合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戚继光基本完成了以长城为屏障的战略防御部署。
图8：刘家口长城外的削坡、壕堑及障墙（羊马墙）
图9：董家口长城保存完好的障墙
战守并举，以守为重，练兵备战
戚继光北上，最初是要练兵御虏的。在他与汪道昆的交流中可以看到，戚继光计划练兵十万，由他节制，而且是车步骑辎重混合兵种，练成后再以此为蓝本分散到九边训练更多的部队，这样他就可以像明初洪武、永乐两朝那样，率大军出塞征讨北方的蒙古诸部。以戚继光的过往战例和战略思想来看，他是要堂堂正正地打败、打服北虏的，这是他的上策。当然，他也考虑到可能的情况，提出了练兵五万的以抵挡鞑靼使其不敢南犯的中策；以及练兵三万，完善关隘，以防御为主的下策。（5）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戚继光的上中下三策在当时朝廷财力不济的背景下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戚继光再上《定庙谟以图安攘疏》，最后，在谭纶的修改下，朝廷勉强同意了他的练兵请求，因为练兵的问题，戚继光在与朝廷博弈的过程中还被降职处分，从节制三镇的总理练兵将为节制一镇的蓟镇总兵。当然，戚继光并没有以此消沉颓废，而是尽力修正自己的策略以达到稳固边防的目的。他根据可行的条件组建了大明蓟镇的重兵集团-车步骑以及辎重营，并大量装配火器，此举得到了谭纶、俞大猷的鼎力支持。在当时，这种拥有大量火器的混合兵种，是很先进的，其战斗力在日后的实际作战中也显示出了强大的优越性，给蒙古各部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戚继光镇守期间，蓟镇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而万历七年和八年分别两次援辽，基本做到不战而退人之兵的效果。
正是因为练兵的限制，戚继光转而加强了对长城防御体系的革新和建设，他的战略重心由主动出击变成了据险守关，促成了空心台的创建，诞生了新规制的长城体系。
在实战中检验
这种新规制长城防御机制在戚继光任内的十几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基本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根据史料记载的几次战例可见：
隆庆二年（1568）冬十二月，朵颜部董狐狸及长昂进犯青山口，被戚继光击退并追出长城大获全胜；
万历二年（1574）二月，朵颜又进犯拿子峪，被戚继光堵截击退逃散，斩敌首3级；同年四月和五月，董狐狸不死心，勾结土蛮进攻桃林口合击界岭口，戚继光将他们击退并几乎活捉董狐狸，分别斩首3级、15级；冬十月，朵颜部在董狐狸的率领下进犯义院口、窟窿台、大毛山、小河口等地均被守军击退、斩敌首6级。
万历三年（1575）正月，朵颜部长昂、董狐狸、长秃进犯迁西董家口，斩首2级，长秃被戚继光部下李云生活捉；三月初一，董狐狸、长昂率本部到喜峰口请罪归顺，初三，戚继光当面斥责并接受他们的归顺，秋天，释放了长秃，朵颜部彻底被打服了，感愧歃血，对天盟誓。
万历七年（1579）三月，炒蛮部入侵古北口、曹家寨，戚继光出兵，斩首5级，活捉13人，俘获驼马18匹，器物150余件。战后，炒蛮派人送回之前被虏走的13名百姓交换俘虏并与明朝修好。
新规制下的长城在防守中的优势经过了实战检验。总督刘应节、巡抚杨兆先后向朝廷上疏肯定并赞扬了戚继光，刘应节称：“设险则势壮金汤，夷虏莫敢仰视”。
可以说，戚继光在蓟镇的十几年，没有打什么大仗，这并不是说他运气好，而是因为他的军事思想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度，其中，蓟昌两镇的长城防御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使得边外各部望长城而却步、知难而退。蓟镇沿线的老百姓得以在这段时期过上安定的生活。即便在戚继光离开后，新规制长城的防御机制依旧在发挥着作用，后继者也在不断地按照戚继光留下的规制整修长城，从一些空心敌台和城墙的城工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标注的年代有诸如万历十四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的。可见，戚继光离任甚至去世后，长城空心敌台的修筑一直没有停止。
空心敌台的推广
空心台在蓟、昌二镇的成功经验于辽东镇、真保镇、宣府镇和大同镇也得到了推广应用。笔者在辽东镇的椴木冲敌台发现一块城工碑，上面记载了筑台的官员，其中主导者是时任辽东巡抚的张学颜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位张学颜在巡抚辽东之前担任过永平兵备副使，曾大力支持并参与过戚继光的蓟镇空心敌台修筑，对空心台的作用是非常了解的。
图10：辽宁葫芦岛绥中椴木冲敌台
图11：辽宁葫芦岛绥中椴木冲敌台上的城工碑
蓟镇百姓的评价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同兵备马思恭在迁西三屯营为戚继光撰写《蓟镇都护戚少保功德碑记》，其中说到：
“蓟本内地，自大宁内徙，遂称极边。东西界交讧，大举则大入，小犯则小入，若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隆庆元年，已事可征也。穆庙患之，特简公来，听便宜从事。公入疆，见士马凋敝，边墙低颓。愀然而太息曰：士马如此，边墙如此，且章程庶务百孔千疮，何以资御倭而制边患乎？于是，合马步十万而训练之，教以坐作进退之方，攻战刺击之法，造战车教车战，制火器扼险隘，跨山筑墙，跨墙筑台。幕南兵万人分布瞭守，明烽号、严侦探。不期年而士卒知，方器械犀利，马战、步战、车战等等有法，井井有条。二千里台隍顿成金汤之胜，东西夷相顾错愕，咋指相戒，无敢生事于边。土蛮则远徙绝塞，俺酋则奉贡乞封。烽火不扬，羽书寂静。蓟之为蓟，不啻荏席之安，殆登春台、寿域之天矣。黄童白叟，熟不歌咏而祝颂之？”
注：
大宁：大宁都司，兀良哈三卫在明建文年间随朱棣靖难有功，永乐年间将大宁都司迁往内地真保，大宁都司原戍卫之地封赏给了兀良哈三卫，成为羁靡之地，明中后期屡犯边。
嘉靖二十九、三十八、四十二：庚戌之变、白莲教赵全引俺答部劫掠遵化等地*百姓万余、阿拉坦汗拥众自墙子岭磨刀峪溃墙而入；泛指嘉靖年间蒙古诸部内犯事件。
隆庆元年：蒙古黄台吉自界岭入犯；
穆庙：明穆宗朝廷，指隆庆年间的主政者高拱、张居正等；
愀（qiao）然：敛容严肃状；
荏席：柔软的席子；
春台：典故，出自老子《道经.二十章》，春日登眺揽胜之处；
寿域：典故，出自《汉书》，人人得尽天年的太平盛世；
难能可贵的是，万历二十一年，张居正已被清算，受其牵连的戚继光也已经受牵连离开蓟镇，去世多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蓟镇百姓和部分官员、驻防官兵依然为戚继光立碑颂德，除了其本人的品行之外，新规制长城体系被边防官兵、百姓普遍认可，后来者继承延续了他的防守思想，新规制长城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新规制长城的没落
到了明帝国后期，因为财政、军事等诸多因素，对台兵的管理也随着军事重心的转移，逐渐淡出了朝廷的视野，以至于许多敌台逐步被弃守。尤其是那些山高峻险，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敌台，因为难以生存便无兵驻守。
戚继光离去后的万历中后期，南、北兵系统的矛盾逐渐突出，据《永平府志》记载，万历十五年三月，中路守台南兵曾下台聚集于罗文峪，巡抚蹇达委托中路协守葛绍忠、永平府同知范伯荣谕散。东路南兵也下台，兵备叶梦熊、南兵参将龚子敬谕散。南兵集体下台的原因是有人造谣减少军饷。五月，奉旨将造谣的把总吴公泰等四人枭首于三屯营，将中路南兵营副总兵朱先降职为参将，并倡导南兵下台。记载上写道“幸外夷无知者，而边事不失焉。”可见，彼时南北兵的军饷差异已出现问题，日后，随着财力不济，边防逐渐松弛。
在平缓紧要的关口重地，因为有关城可依、有水可取、有地可种，交通方便，仍然有人戍守，直到明帝国灭亡。即便到了天启、崇祯朝，国力日渐衰落的大背景下，这种长城的防御体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人说长城无用，阻挡不了大明的灭亡，可纵观历史，长城防御体系中有重兵把守的山海关，清兵从未染指，除了皇太极五次突破长城防线内侵劫掠之外，在战略上并没有正真意义的逾越长城，而且，每次内侵，皇太极都要留重兵把守长城关隘，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在长城防线内久留，劫掠之后便匆忙返回。他所突破的关口，也都是因为大明防范不及或者兵力不济，其中因素众多。但如果能够利用好长城防御体系，明军是可以做到以少拒多，易守难攻的。
总之，到了大明后期，朝廷腐败，财力匮乏，兵备不济，君臣猜忌，而自毁长城。
长城、空心台是大明对后世的馈赠，更是爱国主义的历史遗迹
我们从秦皇岛北部山区的长城沿线上还能见到许许多多坚固而精美的原始空心敌台，有一些规制极其考究，严密契合的条石底座、依山就势的丰富造型、坚固耐用的无梁构造以及精美丰富的券门石刻雕花，它们向我们传递着当年的精心构思和匠心独具。
如今，这些精美的战略防御建筑成了后人们旅游观光的去处，笔者曾无数次站在蓟镇崇山峻岭的敌台或长城上感受和畅想，当年戚继光兵儒一身，铁血丹心。可以从他的诗歌里看到当年站在敌台上的情景。
“一望青山辄解颜，况临高阁对层山。
长空独任云舒卷，故国虚凭梦往还。
烟火万家新雨霁，桑麻千里捷书闲。
年年笳鼓边头听，谁遣班生入汉关？”
—— 《安思楼成，值久雨初霁》
“谁起楼台接帝阍，万山回合五云屯。
因看短剑开尘匣，化作长虹护塞垣。
小队旌旗空外出，层峦刁斗日边繁。
居然爽气来杯勺，避暑无论河朔尊。”
—— 《登杨木顶边楼 其一》
“岁月堪嗟胼胝深，与君此日重登临。
曾知往事惟衰鬓，莫话新愁但赤心！
已觉竦身天尺五，都忘侧足地千寻。
神工更欲增奇绝，螮蝀双飞抱碧岑。”
—— 《登杨木顶边楼 其二》
注：
辄（zhe），总是，就。
霁（ji），雨雪停，天晴。
捷书（jie shu），军事捷报。
闲（xian），没有。
笳鼓（jia gu），军队中的乐器。
班生（ban sheng），班超，东汉军事家、外交家，投笔从戎，出使西域30多年，平定西域，曾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
阍（hun），宫门，这里指蓟镇，大明帝国的北方门户。
五云（wu yun），五色祥云，这里指山间云海因光照出现的五彩之色，引申为祥瑞之气。
塞垣（sai yuan），边墙，指长城。
刁斗（diao dou），军队中使用的器具，可以炊煮，也可以敲击报警。
胼胝（pian zhi），手脚因劳作而磨出的老茧。
衰鬓（shuai bin），年老渐白的头发，比喻年老。
寻（xun），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螮蝀（di dong），彩虹。
碧岑（bi cen），绿色的山。
从诗中看得到了山川绵延壮美，层峦叠嶂，新修筑完工的长城如巨龙般横亘其上。敌台高绝险峻，边墙环如天堑。新雨初晴，云海浩荡，天空中虹霓并艳。
图 12：“神工更欲增奇绝，螮蝀双飞抱碧岑” 摄影：关欣
作为大明帝国的北方门户，蓟镇的风景如此瑰丽爽朗，既有“烟火万家新雨霁”的祥和静美，又有“长空云舒卷、螮蝀抱碧岑”的辽阔壮美。看景之人一定是心潮澎湃的，对建好的空心台也是满意的，他在隆庆三年（1569）冬十月《巡阅台工》中这样写道：
“看得石塘岭参将陈勋正关河东一台，石台可与大水谷戚继美为亚匹，砖壁尤与大水谷为伯仲，立柱合抱逾三丈之良才，复屋两层，成重楼之巧制。至于台面亭障，则山藻嶙峋，丹垩炳熠，四轩回绕，八窗玲珑。亭若江南之月榭，台为蓟北之天关。使幽人处之，可以谈玄秘之奥，若羽化而登仙；游人至止，可以览山河之胜，助豪吟而眺景。不但武夫可以乘御攘外而安内也。拟上上等。庶赏称其劳，而人劝于役矣。相庆特奖，以励诸将。”
可见，那时的戚继光就已经想到了幽人乘台登仙，游人临台揽胜的场景了。在其后的几百年里，这些敌台也确实如他所憧憬的那样，成了人们游玩、揽胜怀古、领略祖国壮美山河、感悟国运人生的去处。从这一点看，在蓟镇北疆苦寒之地戍守的戚继光是乐观而浪漫的，同时，他也深知这安定祥和来之不易，即便“胼胝深、鬓毛衰、捷书闲”，也赤心一片，无怨无悔。
新规制的长城为安定大明边境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新长城的缔造者，戚继光也实现了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伟大而无私的报国志向。
如今，其创造性修筑的空心台成了我们感知和感悟他伟大军事思想的实物源泉，更是学习其爱国爱兵、护卫苍生的圣地。这些在岁月中浸染山色的空心敌台，无一不是保家卫国，爱好和平的教育基地。
图13：“一望青山辄解颜，况临高阁对层山。长空独任云舒卷，故国虚凭梦往还。”是我与戚公跨越数百年的相望
2020年12月
（1），《四镇三关志》刘效祖撰，卷七.制疏考，总督侍郎谭纶《请建空心台疏略》（隆庆三年）“……蓟昌二镇，今分为十二路，共增筑墩三千座，每一台必给银五十两，通计费银一十五万。……每岁仍听臣与巡官御史将完过工程，备查有无坚固堪备守御，及各文武大小当事诸臣勤惰之状，分别奏请，加赏罚以示劝惩。……”（上疏建台之始，就有奖惩的考虑）
（2），《四镇三关志》刘效祖撰，卷七.制疏考，总督侍郎谭纶《防秋事竣敌台工完疏略》（隆庆三年底）“……当其鸠工之初，颇以虑始为难，然幸文武诸臣敝精殚力，百计图成，以故春秋两防且修且守，亦完台至四百七十二座之多。且规制宏伟，造作精坚，在各边人佥谓素未尝有，即此现完之数，真可抵雄兵十万矣……”（第一期建台工程小结）
（3），《四镇三关志》刘效祖撰，卷七.制疏考，总督侍郎刘应节《报空心台功疏略》（隆庆五年）“……臣等谨查得昌、蓟二镇共完工台一千一十七座，蓟镇西自石塘岭东至山海关，通共完台八百一十八座，昌镇东自黄花城西至镇边城，共完台一百九十九座。……”
（4），《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万历九年三月癸未。
（5），《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七，《请兵破虏四事疏》
（6）,《四镇三关志》刘效祖撰，卷七.制疏考，总督侍郎谭纶《防秋事竣敌台工完疏略》（隆庆三年）“……其工料之费，原议止给官银五十两，后经臣等量增至八十、九十、百两有差，其实有民间五七百金，一二千金不能成者。……”（由此可见，台工分等奖励，是总督、巡抚、总理总兵等官员们商议的结果，而且奖励之后的合计费用也远低于民间造价）
（7），《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一 戚继光《巡阅台工》（隆庆三年）“看得石塘岭参将陈勋正关河东一台，石台可与大水谷戚继美为亚匹，砖壁尤与大水谷为伯仲，立柱合抱逾三丈之良才，复屋两层，成重楼之巧制。至于台面亭障，则山藻嶙峋，丹垩炳熠，四轩回绕，八窗玲珑。亭若江南之月榭，台为蓟北之天关。使幽人处之，可以谈玄秘之奥，若羽化而登仙；游人至止，可以览山河之胜，助豪吟而眺景。不但武夫可以乘御攘外而安内也。拟上上等。庶赏称其劳，而人劝于役矣。相庆特奖，以励诸将。”（实际验收中，戚继光对敌台的评比等级分为三等“上上等、上等、中等”，在基本的五十两之外，分别给予五十两、四十两、三十两不同的犒赏。）
（8），《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一
参考书目：
1、《四镇三关志》刘效祖 撰；
2、《永平府志》（明万历二十七年）徐准 修；
3、《戚继光大传》范中义 著；
4、《卢龙塞略》郭造卿 纂、郭应宠 编；
5、《戚继光研究丛书》高扬文、陶琦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