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云
洞庭湖以浩瀚无垠的湖光水色、悠远缥缈的历史陈迹和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构建出特色分明的文化体系,深远地影响后世文学创作。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色彩的最古老的奇书。第五卷《中山经·中次十二经》写道:“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这段文字大意是:再往东南一百二十里有座山,名叫洞庭山。山上有许多黄金、银、铁、树木和草类。尧帝两个女儿就住在洞庭山中,她们常常在长江的深潭中游玩。由澧水和沅江吹来的风,交汇于湘江的深潭处,这里位于九条江河之间,她们出入时一定会伴有狂风暴雨。这一带有许多怪神,他们的形状与人相似,身上盘着蛇,左右两只手也握着蛇。这里还有许多怪鸟。
这恐怕是最早把洞庭湖文化纳入艺术表达的文字。也是洞庭湖爱情文化雏形。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物产丰沛、树木花草茂盛自然之美;浪漫凄婉阴柔之美;骁勇激荡的野性之美。“洞庭之山”就是君山;“帝之二妃”即为尧之女舜之两妃娥皇、女英最早的原型。作品状物细腻、写人玄幻,形成神秘、开放、丽质的文化内涵,滋养着“湘君”“湘夫人”艺术形象价值延伸。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笔下的湘妃神话,演变为爱情悲剧,形成凄美与崇高一体、道德与情感相依、色彩迷离与理想情操鲜明对照,极大地丰富了神话人物的文化内涵。屈原《楚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借助忠于神圣爱情的湘妃,传递怀才不遇、羁旅行役、美人迟暮的感伤,造就诗人爱国、美政、民生的精神特质。
揭开描写洞庭湖文化的文学篇章,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诗人或词家,从内心情感出发,多元映照心灵曲面,由此,绽放出多姿多彩的艺术花瓣。公元726年,孟浩然来到巴陵郡(岳阳),目睹水光连天、气势恢宏的洞庭湖,感叹自己有志用世,可仕途困顿,发出“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呐喊。诗圣杜甫于公元768年,从夔州出发,一路顺江而下,岁末抵达洞庭湖。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奋笔疾书,写下千古绝唱《登岳阳楼》,抒发“扁舟空老去,无不圣明朝”的痛苦心情。
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特点,将洞庭风物同家国情怀、个人际遇结合起来,展示深远宏阔的艺术画面。
然而,真正把洞庭湖地域文化推到极致的,当属《岳阳楼记》。
范仲淹襟怀坦荡,情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纯正崇高、超越时代的情感,展示光芒四射的精神标尺。儒家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希文超越“达”与“穷”的界限,把爱国忧民文化推向了巅峰,具有穿越时代的巨大冲击力。作品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字字珠玑,文句华丽与质朴兼有,堪称彪炳千古的经典之作,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
探寻洞庭湖地域文化的奥秘,绕不开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
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其文学成就,不仅在于思想价值体现了叙述主体的独特审美意识,更在继承前人叙述传统的基础上,注重叙述情节、人物角色、叙述空间构建。从单纯的线性叙事结构,转为塑造角色的立体生活空间。实现了隋唐志怪传奇小说艺术表达的质的飞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长篇小说《柳毅传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运用全新的艺术方式,绘制出洞庭地域文化图腾。作品颠覆以往“柳毅传说”各种样式写法,以柳毅成长为线索,将柳毅塑造成人性与龙性结合的共主,在人性搏击龙性、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追寻道德情操的完美与崇高。通过洞察柳毅人生起起落落,在爱恨情仇、血泪宣泄、灵肉震撼的生命体验过程中,全景式进入灵魂深处锻造,塑造出不畏强权、坚持正义、崇尚仁义、忠于爱情的艺术形象。
在洞庭湖地域文化艺术创新发展上,岳阳戏剧成就可谓独树一帜,在全国戏剧界,占有相当重要位置。著名剧作家吴傲君《喜脉案》继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后,《蔡坤山耕田》再次获得曹禺剧本奖。曹宪成《桃花烟雨》荣获第23届曹禺剧本奖,多维度展示出洞庭湖地域文化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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