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架构来看，儒、佛、道三足鼎立，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其中儒家尤其重视道德主体生命之实践, 历来是我国传统士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佛教注重于主观精神的修炼, 强调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宣扬 “ 空” 和 “忍”, 把生命的最终目的归于来世 ；道教则突出人与自然、宇宙的相谐相依, 追求 “镒去邪累, 澡雪 心神, 积行树功, 累德增善, 乃至白日升仙, 长生 世上。” 后二者都对士人投身于现实人生有一定的麻醉作用, 和儒家的积极入世观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活动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的超脱和回避, 到自然万象或道观古刹中寻求性情的归依。
正是由于佛和道的超脱性质，导致两者成为了魏晋期间和整个隋唐鼎盛时期的思想主流；我们常提到唐代的哲学思想，仍旧是以佛教宗教哲学、道教思想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思想为主，几乎看不到有“唐代儒学思想”的说法，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唐末和五代思想断代之感。
实质上唐的儒家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边缘化沿袭，并未说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儒学悄无声息地发展到唐代，主要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因为经学是唐代统治者选定的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项目，其主要内容是维护其统治的。
到了唐代中后期与五代交替阶段，儒教本有再度兴起的势头，儒学随着罗隐、皮日休的儒学思想而兴起，二人通过创作出大量诗和赋文学对唐末藩镇格局、官场腐败、民生经济凋敝进行鞭笞，其主旨纷纷带有原本儒教所提倡“君臣义、父子亲”等原理。眼看三足鼎立气势的重归，却又随着政治格局动乱再次发生转换。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社会背景下民不聊生，又滋生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人臣出现，他们对国家惆怅，对民本意识重提，加之弥漫在隋唐时期的道家和佛教思想持续蔓延，既想用儒教提倡的思想匡世济民，又在现实无奈中走向出世和自我保全的征途，所以三教在唐中后期生存发展时，属于从相生相斥到融合共生的局面。
唐中期儒学的发展和道、佛文化的关系整个唐朝，由于三教鼎立，佛和道教相对盛行，儒学在思想领域并不占太大优势。唐朝的士大夫或多或少地信仰佛教、道教或与之有亲切感，儒教作为经学而存在，做儒学理论的创见学者较少，这种不昌盛局面导致一些负责人的儒家士子感慨奋起，其中以韩愈为主导的首先起来排佛、老、高扬道统意识。为了与佛教抗衡，韩愈便以道统说法来反对法统和祖统说，而是重新把发端于先秦儒家的道统之说弘扬开。随后罗隐、皮日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指向性更强的道统论和尊孔崇儒思想。
（一）以罗隐为代表主导与道、佛——互生互融
其中罗隐认为自己继承了圣人之道，也常常以儒家学者身份自居，也常常为儒家、儒学在唐代思想领域中处于劣势而鸣不平，但是此人并没有太深入的儒学研究，他虽有道统意识，也不过是儒道兼尊，援道入儒的方式。于此同时，罗隐虽以儒者身份自居，但是其心中，对佛教并未排斥态度，相反他有时还挺欣赏佛学与僧人，比如他给元相禅师写的诗中“有缘有相应非佛，无我无人始是鬙”就表达了他对佛学的领悟。
站在道教的立场上，罗隐与道教的关系更加紧密，其早年深耕儒学，幻想通过科举入仕，从而匡政济民，但是现实的黑暗和人性格中的倔强相斥，理想和现实反差迫使他晚年隐归山中做了道士。
实质上这和儒家《孟子》中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义共通，独善其身更接近道家主张，而兼济天下似乎是儒家的典型。这就不难解释以罗隐为代表的唐末五代大部分士人在成功的时候是个儒者，一旦失败就变成个道家子弟原因。
因为在两者的选择上，并没有出现厚此薄彼的态度，而是甚至于两者可以相融合，以实现自我慰藉。
（二）以皮日休为代表主张排斥道、佛，却又忍不住向其学习
相对来说，皮日休主导的道统论更加系统，他不仅继承了韩愈的理论，而且更加明确地提出儒家道统论，其目的就是为了尊儒，为了改变儒学在唐不昌盛的现实，他认为非常有必要排斥佛教、黄老的立场。皮日休所著的《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中就认为“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也就是对韩愈的保褒扬，尊儒术排佛老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庄子也好，还是列子之书，读了可以成为方外之士，鸿荒之民外，却不能作为救时代之弊、裨补教化的根本。何况在唐朝时期，老子的地位很高，皮日休也为主导提倡道家思想，可见他的排斥态度异常坚决。
实质上，到了后期皮日休虽然很坚决的排斥佛教，但是他对佛教理论的缜密，经典之博大又是非常承认的，并且感觉儒家在这方面确实无法相比，应该向佛教学习。所以他说：
“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讲习决释其法为事，视吾之太学，又足为西域氏之羞也。”
不难看出，在尊儒的路上，以皮日休为主导的学派虽然明面上排斥道、佛，但是他们知道如要振兴儒学，就要高扬道统意识，同时又不能完全排斥道、佛理论，还需从中吸取理论成分来丰富完善儒教的道统性。
唐末五代是中国继魏晋南北朝后, 又一次大动乱、 大分裂的黑暗时期。唐王朝和五代小朝廷已失去了向心力, 因而思想界也混乱不已。而具体色思想文化主要表现在儒、道、佛三教思想的矛盾斗争, 激荡不定。
王朝的衰落, 使此期儒学逐渐失去了主导民心的力量, 所谓 “修齐治平” 的人生理想已大多沦为空谈。中下层士族知识分子在振国济世之理想实现无望后, 大多数转向消极遁世。而佛家讲究佛心佛性、 隔绝红尘, 道家注重清净无为、 逃避现实之思想, 却成了本来崇儒又不得不消极遁世之士子的避风港。
唐王朝自高祖倡导 “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以来, 历经百余年的三教矛盾, 到中唐德宗时渐趋调和, 许多学者都兼通三教, 思想宽容, 门户之见大为减弱。但是, 这种调和大抵是在保证儒家的正统地位得以巩固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与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愈等人提倡和弘扬儒道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但到了唐末五代, 虽存在某种程度的三角调和倾向, 然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佛与道则因其作为落魄文人的避风港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唐中期是三教鼎立最繁盛的时期，儒教虽属于在夹缝中生存，唐宋时期儒学道统说的新提出，是为了重建儒家思想的主体性，恢复儒学在政治、社会层面的权威。除此之外，还有以师儒道统与帝王治统相颉颃的意味。但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道统观承前启后，是时代之风的深刻表现，在对儒家之“道”传承脉络的理解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也展示了儒学发展的多种可能路径。
从唐中期到末期的变化，是儒道佛三教走向融合的社会，纯粹意义上的教义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改造，而又相互排斥，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