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如果吴国的公子光没有成为吴王阖闾,吴越两国还会不会落得个你死我活的局面?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可以肯定的是,吴越两国的直接冲突是在阖闾即位之后;而在阖闾即位并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有一种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刺客。
帮助阖闾建立霸业的刺客有两位:专诸和要离。专诸刺*了吴王僚,使公子光得以成功篡位成为吴王阖闾;要离则刺*了吴王僚之子庆忌,从而使得阖闾能够高枕无忧。
自欺欺人的专诸
两位刺客都是伍子胥的棋子。伍子胥在吴国获得吴王僚的青睐后,发现了公子光意图谋反。于是他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把赌注压在公子光身上。伍子胥对吴王僚说谎说吴国不应当为了自己出兵复仇,然后退耕于野,私下里寻找可以助公子光一臂之力的勇士,以此获得公子光的欢心。他的运气不错,专诸及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说起来,专诸算是伍子胥的故人。伍子胥在从楚国逃亡到吴国的路上,就偶遇了专诸。当时专诸正要和人打斗,他大喝一声就势不可挡,吓得对手屁滚尿流。可是有趣的是,他的妻子一开口让他住手,专诸就马上回去了。伍子胥好奇地问他,你怒气冲天准备和人决一死战,可是一听到女子的话就折返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专诸回答说:“你看我的样子,像是愚蠢的人吗?你怎么说出这样鄙陋的话呢?能屈于一人之下的,一定可以伸于万人之上。”于是伍子胥才认识到专诸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专诸的话的确出乎大家的意料。一个虎背熊腰的猛士,居然有这样的境界,不得不说并非徒有匹夫之勇,而是一个深谋远虑之人。怪不得他觉得自己不是“愚者”。他真的不愚蠢吗?或者说,专诸和伍子胥比起来,到底谁更愚蠢?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自欺”这个话题上。如果不“愚”,那么专诸为何要大怒与他人争斗;如果不“愚”,他为何看不出伍子胥是何等人物;如果不“愚”,他为何会跟陌生人全盘托出自己的“雄心壮志”……
自欺是专诸成为刺客的重要因素——自欺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讲究原则之人,做的是正义之举。在伍子胥将他介绍给公子光后,他特意刨根问底,让公子光解释为什么要*害吴王僚。公子光说,先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本来要传位给幼子季札,但是季札拒绝,因此长子诸樊继位。在诸樊去世后,两个弟弟余祭和余昧先后继承了王位。等到余昧死的时候,按照道理也应该是立诸樊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为继承人,但是余昧却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王僚。公子光问专诸说这是不是不合理,专诸问为什么不让大臣进谏,劝吴王僚把王位让出来,那样就不用诉诸武力,有损先王之德。
至此,专诸的“自欺”已经开始愈演愈烈。他以为自己懂得伦理礼仪,甚至还想着替公子光出谋划策。殊不知公子光只是看中了他的力,并未赏识他的智。公子光在成为吴王阖闾之后,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夫差而不是叔父余祭之子,这足以证明他对专诸说的道理完全是为自己谋反在找借口。然而,专诸显然被公子光冠冕堂皇的理论说服了。公子光接着说,吴王僚为人贪心,因而不会听忠臣的劝谏,为了吴国的将来,他只能寻求志同道合之士推翻吴王僚的统治,而专诸正是合适的人选。这时候,连专诸都觉得公子光说得过于直白,但是公子光却辩解说这都是为了社稷之故。
就这样,专诸完全被公子光征服,主动提出计策说:“凡欲*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公子光说吴王僚好吃。专诸接着问他喜欢吃什么,公子光回答说喜欢吃烤鱼。于是专诸花了三个月时间在太湖学习如何烤鱼。
我们可以看到,专诸可以算一个懂得说谎的人,知道用烤鱼来诱惑吴王僚,并掩饰自己的*机。他的说谎技术足以让他成功刺*吴王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专诸最开始对伍子胥说的话,能够屈于一人之下,就一定可以伸于万人之上。且不说专诸的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单看他所选择的一人,就可以体会到他的自欺。他所选择的一人是公子光,一个满口正义却心狠手辣之人。屈于公子光并没有给专诸带来伸于万人之上的荣光。他的自欺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自己不够了解,高估了自己的剑术;另一个则是对公子光不够了解,错信了他的“道义”。因此,我们可以预言专诸能成功刺*吴王僚,却无法保全自己。
吴王僚十三年,吴王派两位弟弟伐楚,结果吴国大军被楚国困住。伍子胥劝公子光说这是刺*吴王僚的良机。于是公子光安排好了埋伏,请吴王僚前来饮酒。吴王僚也做好了准备,穿着厚重的铠甲前来赴宴,身边坐的都是自己的亲信,手里都举着长戟,而士兵则从吴王的宫殿一直站到了公子光家的门口。此时,专诸的烤鱼终于显示出了重要性。专诸将著名的鱼肠剑放在烤鱼的肚子里,端着烤鱼到了吴王僚面前,借着剖烤鱼之机将匕首插入了吴王僚的胸口。吴王僚死了,可是专诸也被吴王的左右砍成了肉酱。专诸伸于万人之上的美梦并没有成真,阖闾不过是拜专诸之子为客卿而已——和公子光摇身一变成吴王阖闾,伍子胥大权在握得以复仇相比,专诸的所得可谓是微乎其微。
壮士断腕的要离
阖闾在即位之后,依然寝食难安,因为吴王僚的儿子庆忌神勇异常,随时可能来报仇。于是伍子胥向阖闾推荐了第二位刺客——要离。要离和专诸看起来有着鲜明的对比,专诸身材魁伟,而要离身形瘦小;不过要离与专诸的最大不同是他的“智”。他并不像专诸那样梦想着有一天在万人之上,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无处可逃,这也使要离的故事更为悲壮。
要离与椒丘欣之间的对决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椒丘欣是齐国的勇士,在出使吴国的路上因为水神吞没了自己的马而与水神大战数日,最后瞎了一只眼睛。椒丘欣到了吴国之后,恰好遇到朋友的丧礼,在丧礼上他吹嘘自己与水神的搏斗,出言不逊,盛气凌人。于是要离挫其锐气,指出:“勇士之斗……生往死还,不受其辱。”接着他毫不客气地羞辱对方说,你和水神争斗,丢了马还瞎了眼,身体都残废了还吹自己神勇,居然没有选择丧命于敌人之手而苟且偷生,这恰恰是“勇士所耻”!椒丘欣又恨又怒,天一黑就要去教训要离。结果要离回家后就告诉其妻子,“慎无闭吾门”,要大门大开着等着他的到来。到了晚上椒丘欣果然来了,看见要离门也不闭,堂也不关,室也不收,唱了一出空城计。
椒丘欣拔出宝剑抓住要离,对他说:“你有三个过错不得不死,你知道不?”要离说不知。椒丘欣说:“子辱我于大家之众,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这时候要离说,自己并没有过错,而你才有三“不肖”,你知道不?椒丘欣说不知。要离说:“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敢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捽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于是椒丘欣拜服。
就这样,要离完全不需要动手,就可以征服所谓的猛士。要离牢牢地控制着椒丘欣,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因此伍子胥在阖闾面前夸赞说,要离虽然细小,却有“万人之力”。于是吴王阖闾才表示愿意见一下要离。
要离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而另一方面则是“大王有命”,自己不得不尽力。“细小无力”是他天然的掩饰,不但让阖闾一开始看不上要离,而且也容易使敌人失去应有的警惕。当阖闾由于要离的身材而暗自埋怨伍子胥所荐非人时,要离说:“大王担心庆忌吗?臣能*之。”要离的话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食物链”:要离怕大王之命,大王怕庆忌之力,庆忌则会断送在要离之手。从这一点来说,谁也没有绝对的高高在上。
可是,要离所肯定的是自己能*庆忌,并没有像专诸那样问吴王阖闾为何要*庆忌,也没有幻想自己之后的飞黄腾达。“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形象地描写了他和阖闾之间的关系:阖闾就是他的风,作为臣子的要离别无选择,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询问刺*庆忌的合理性。当阖闾对要离表示出自己的不信任,指出庆忌万人莫当,连他自己都无法用弓箭射*时,要离再次强调说:“如果大王想要*他,臣能*之。”要离所言依然突出了两个重点:第一是自己能*庆忌,第二是自己是由于大王之命才出手的。为了让阖闾放心,要离对吴王阖闾说:“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忠义”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让阖闾相信自己的动机,接着要离又让阖闾相信自己的能力:“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用“诈”来形容自己的计策。诈就是欺骗,也就是谎言。和刺*吴王僚一样,想要刺*庆忌离不开说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刺”的原意为“直伤”,也就是直接夺去对方的生命,而在《吴越春秋》中,身为刺客的要离和专诸则均无法“直接”*害目标。为了获得庆忌的信任,要离必须依赖谎言,用间接的方式获得机会。可以看到,谎言越要逼真,说谎者的投入或牺牲就越大。要离的计策不但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只有左手的残疾之人,而且还以自己的妻子孩子之性命为代价。就这一点来说,要离和主动尝夫差粪便的勾践一样,向我们揭示了谎言必需以行动作为基础,而且一定要夸张的行动。这反过来给读者一个启示,那就是遇到不常见的夸张行为,一定要提高警惕。
吴王依照要离的计谋,将他的妻子孩子焚弃于市,让大家都知道自己与要离“势不两立”。于是要离逃离吴国求见庆忌,说您知道阖闾是个无道昏君,如今*了我无罪的妻子孩子,我知道吴国的情况,靠着您的勇猛和我的智慧,一定可以制服阖闾,我们为何不联手合作呢?就这样要离获得了庆忌的信任。
三个月后,庆忌挑选了士兵,和要离一起前往吴国复仇。在渡江之时,要离趁其不备,借着风势用矛刺中了庆忌。庆忌临死前感叹说,敢对我动手的,是真的勇士啊!庆忌吩咐其左右不要*害要离,让他回吴国“以旌其忠”。然而,顺利完成任务后的要离并没有要回到吴国的意思。有人问他为何不走,要离说,为了侍奉君王而*了自己的妻子孩子,这是不仁;为了新君而*了先王之子,这是不义;如果今天贪生怕死而回国,那也是不义。如果有这三“恶”,自己怎么有面目见天下之士呢?说完要离就投江自尽。
要离这番话彰显了他与专诸的不同,也解释了他为何会愿意牺牲自己妻子与孩子的性命——因为他们不得不死。他们不死,他就无法尽忠;他们死了,他则陷于不仁。显然,在他看来,忠是最高的准则;但是忠并不是其他准则的保护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违背了仁义,明白刺*庆忌是一种道德的两难,因而根本不用像专诸那样询问公子光刺*的正义性。要离没有对自己说谎,没有告诉自己可以完美地解决眼前的难题。他知道身为吴王阖闾的臣子,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完成任务之后,他选择了自*——至少在自*和求赏上,他还可以做不违背内心的选择。
然而,要离果真还有最后选择的自由吗?《吴越春秋》告诉我们:不。要离投江想要自尽,但是却死不了。他的左右把他救了上来。要离问:“我还能不死吗?”左右回答说:“您先别死啊,等着加官晋爵啊!”于是要离只好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无法在江中自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我们都知道屈原是投江而死的,而水象征着永恒与生生不息。一个人能够投江而死,表明他会被世人所铭记;而要离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吴越春秋》的这个细节表明赵晔已经为要离做出了评价。在《吴越春秋》之中,同样伏剑而死的是兵败后的吴王夫差。要离落得和夫差一样的死法,可见赵晔还是觉得他的选择是失败的。
刺客刺死了谁
刺客可谓是先秦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汉代这一传统渐渐地消失了。当东汉的赵晔在讲述春秋时的专诸和要离时,似乎对刺客们的命运怀有唏嘘之叹。无论有没有对自己说谎,他们都必须为了君王而向他人说谎。无论是勾践还是伍子胥,说谎对他们来说都是赢得自身荣耀的手段;而对于刺客来说,说谎无非是为了满足君王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并不符合道义。
当阖闾对要离的能力表示怀疑时,要离反复强调“臣能*之”,乍一看以为要离只是在展示自己的能力与自信,但回头再细品的话,就会发现这四个字充满了张力。首先,“臣”能*之,把君王的眼中钉*死是“臣”的责任,君王不需要亲自动手;其次,臣“能”*之,刺客无法堂堂正正地*人,但是依赖他们的说谎,刺客便“能”够*人;再次,臣能“*”之,听起来可以把对方消灭,但是,在对方的生命结束之后,他们给吴国留下的后遗症并没有消失;最后,臣能*“之”,似乎被*的只是对方,可是专诸和要离都同样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付出生命的又何尝只有专诸与要离。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吴国阖闾的强大之路上才依赖刺客,而越王勾践则主要靠的是自己——在吴国断了右手的是要离,而在越国卧薪尝胆的是勾践。刺客换来的霸业终究不稳固,他们在*死了吴王僚和庆忌父子的同时,其实刀尖也对准了阖闾和夫差父子。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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