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春秋战国稷下学宫,柏拉图阿加德米学园,有哪些异同?从办学性质和治学理念入手,对比稷下学宫、阿加德米学园的异同,不同人才观
在影视剧《大秦帝国》中,商鞅在投奔秦孝公之前,曾去了一趟齐国的稷下学宫,三大法家代表人物聚集在那里,各抒己见,这其中有,崇尚势治的慎到,提倡术治的申不害和推行法治的商鞅;在剧中我们可以得知,稷下学宫人才众多,汇集了当时天下最优秀的人才,成为齐国取之不尽的人才宝库,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源头。
东西方文明如此相似,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在公元前387年,创建了阿加德米学园,以追求真理为学术目标,进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教育与研究,成为希腊世界教育思想的实践基地,开西方学派先河,诞生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近现代西方大学的先驱。稷下学宫到底是什么呢?它阿加德米学园有哪些形似之处和不同呢?与本篇文章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稷下学宫与阿加德米学园齐王所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由官府创办,私人主持,官私合办、自由讲学的高等学府,当时齐王广纳天下贤士,在学宫中汇集了诸子百家学者,他们自由辩论,百花齐放,思想交流,逐渐成人才培养的沃土,成为当时的文化教育中心和最大的养士机构。
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创建时间相近,丰富的办学思想,显著的政治社会作用,对东西方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先驱,其二者学术自治、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方面有极大相似之处,并以各自的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影响着中西方文化发展。
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都处于大“乱世”,一个是战国七雄争霸,向大一统趋势上升的社会状态,一个是从霸主地位由盛及衰的转变;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两者又在内容、作用上有诸多不同,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
似曾相识的稷下学宫与阿加德米学园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与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的阿加德米学园似曾相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肩负着相似的历史使命,超越时代的传道授业、培养人才等多样功能、都具有其鲜明的办学特色,他们都是创造性思想炸裂产生的根源,同时影响着时代的学术思想等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们所肩负着历史使命。
春秋战国,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繁,这是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折点,贵族政治衰落,官僚政治兴起,为争霸图强,各诸侯国都争相进行变法改革提高实力,为富国强兵作一切努力,稷下学宫在此“乱世”之中应运而生。
稷下学宫的原始使命是为齐国政治服务的,它是由齐国国君创办,通过养士用士,实现图强的政治意图,但它是以高等学府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广纳人才,传道授业,发展学术,由此衍生出“文化使命”。
古典时期的雅典,是内部极盛时期,无论是文化艺术、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海外势力都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极盛一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惨败告终,长期的战争导致雅典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各政治势力矛盾斗争空间尖锐,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遭到空前破坏。
在这个“乱世”中,柏拉图出现了, 以自己的思想为武器,创办阿加德米学园,力图培养一批既精通自然科学,社会哲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所以说,阿加德米学园原始的使命是“政治使命”,但通过研究科学、培养人才、重建伦理道德等教育的方式来承担自己的使命,这对西方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也衍生出“文化使命”。
总之,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都生于乱世,其共同使命是谋求生存和发展,它们都重视人才,也重视社会责任,拥有相类似的“文化使命”和“政治使命”。
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其功能都是多样性的,远超出时代要求,首先,他们都传道授业,培养时代人才,稷下学宫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传承学派,聚徒讲学,稷下诸先生弟子众多,少则几十,几百,多则上千,他们通过讲学来发扬本派学说,对于学士来讲,他们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通过学习知识,跻身上层社会。
柏拉图创建的阿加德米学园,“讲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包括社会政治学说、教育学说、国家学说等,这也是为治理国家培养人才的,他的最高教育理想是培养哲学王,鼓励学生探寻真理,实行“灵魂转向”。
其次,著书立说,教研结合,稷下学宫的期会争鸣是最能体现学术活动的,他们通过演讲,阐述本派的观点和立场,有利于互相借鉴吸收,通过辩论,有利于取长补短,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最终产生许多新的学派,例如黄老之学成为战国后期真正的显学;其学术成果也为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如果说,稷下学宫注重“讲”,那么阿加德米学园主要是通过“研”来交流学术,学园积极开展和传授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数学知识,这些研究成果都反映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此外,一些著作对欧洲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次,参政议政功能,稷下学宫是有齐国君主创办的,其目的就是培养治国人才,通过养士、学士等形式,稷下先生不担任具体行政官职,他们主要通过参政议政的方式参与朝政,主要是为君主建言献策,充当君主的“智囊团”。
而阿加德米学园,目的是“追求真理”,宗旨却是向政府提供行政官员和法家,这些学员主要通过为上层统治者提供政治咨询活动,担任国王的顾问等,他们还承担法律的制定,政治改革,政治制度等等;总之,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都有参政议政功能。
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办学特色都很鲜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齐王礼贤下士,给予稷下先生优厚的生活保障,并且他们行动言论自由,可以畅所欲言,针砭时弊,为君主进言纳策;阿加德米学园是柏拉图个人创建的,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学术自由,学生可以在宽厚的知识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兴趣点进行研究。
尊师重道,在东西方都是优秀的美德,这两所学园,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师生相处的死板模式,老师也不一定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地位也不是低下的,而是背后体现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这是对智慧、对知识的尊重,是道德与礼仪的体现。
此外,稷下学宫和阿加德米学园都兼并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流通开放的学术氛围,这为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春秋战国时期才产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古希腊时期也进入哲人时代。
稷下学宫与阿加德米学园的找不同稷下学宫是齐桓公所建,是官方主办的养士机构,由官方出资保障学宫的支出,稷下学宫先生们受到优厚的生活待遇,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学宫的目的是养士用士,通过士的培养,为君主选拔人才,为朝廷选拔官吏。
另外,稷下学宫虽然是由官府出资办学,但稷下先生都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身份,学生自由择师,学宫内活动主要以讲学为主,官府不加干预,学宫由德高望重的学者主持领导,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学宫又具有私学性质。
阿加德米学园与稷下学宫不同,它是由柏拉图私人创办的,柏拉图反对通过收取学费来传授知识,而是通过友人或者支持者来筹措学园所需要的费用,从这一点来看,学园属于明显的私人办学性质。柏拉图兴办学园的目的是探求真理,学术属性为其根本属性,目标是培养哲学王,或者培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者,尽管学园也具有参政议政的政治功能,但这不能改变学园作为私人创办的以科研为主的学校性质。
总之,稷下学宫是官方主办,私人主管,官私合营;阿加德米学园纯粹是私人主办,它们在办学性质上有根本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在规模、资金、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虽然都有政治功能,但侧重点不同,学宫延续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传统,学园则是通过学派学术思想传承和发展。
学宫与学园办学主体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办学理念不同,办学发展道路和治学理念自然就会有差异;学宫创建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于政府的依赖性,学宫治学理念始终贯穿“实用主义”理念,在学、用、言与行的关系上,强调学用一致,经世致用的风气。
稷下先生们,本着务实的态度传道授业,参政议政,在学术上“著书立说,以干世主”,他们所教所学都是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只要这样才能获君主赏识,才主张、理念、观点才能被君主采纳。
柏拉图创办的学园完全是在私人主持之下的,以“善”作为思想体系理念的核心,为挽救丧失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提高公民素质,恢复被破坏的生产力,恢复被践踏的民主政治体制,试图唤醒公民意识与社会道德,这是人本主义的最初体现。柏拉图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真理的探寻,注重人的道德提升,由此可见柏拉图培养的哲学王基于自由民主个体发展之上的;通过培养学科全才,参与城邦民主政体社会生活,处理相关的事务。
总之,学宫侧重“实用主义”,学园侧重“人本主义”,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教育上,影响着人才培养和观念,甚至影响着中西方教育传统和文明发展方向。
学宫与学园作为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对中西方教育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二者对各自历史产生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
稷下学宫随着齐国政权的消亡而消失,在之后的历史中,除了南宋时期,理学大师创办学派,出现各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外,再也未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安稷下学宫中所体现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尊师重教的教育传统,以及文化学术成果已经根深蒂固地印刻在我国文化文明史上。
在华夏文明史上,尽管出现“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等异流思想,但务实、融合、和谐的思想已经融入到民族性格之中,这也是我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文明中断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柏拉图的学园,存世九百多年之久,比稷下学宫要长久的多,但西方文明却经历了长达千年的文明中断期,学园精神也一并给遗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为早期的“人本主义”反对宗教神学禁锢的一面旗帜,才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但觉醒后的学园精神来得更加猛烈,让文艺复兴持续了三百年,从这个角度看,学园比学宫对文明的影响更深远绵延。
此外,学宫和学园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也存在很大不同,学宫偏重经世治国之术和哲学思辨,学园偏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在课程设计上,学园的课程更为丰富;在教学方式上,学宫先生来去自由,学习方式有很大的灵活性,学园的教学方式也灵活多样,不拘泥于一种形式。
分析笔者认为 ,稷下学宫与阿加德米学园在办学性质,治学理念,教学方法,人才观念等有诸多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历史背景不同,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时,授田制正在普遍推行,直接影响赋税制度,直耕农群体的过大,宗族内部逐渐瓦解,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又由于礼制和宗法制的变化,群雄争霸局面出现,知识学术下移以及官僚政治的崛起,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
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人的价值受到了重视,结合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出现,稷下学宫应运而生。
柏拉图创办的阿加德米学园时,见证了战争给雅典带来的严重创伤,使原有的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在此之上的社会意识、国家法律、上层建筑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民主政体、寡头政治、贵族阶级矛盾不能缓解,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此时,雅典社会正是盛极而衰阶段,学园的创办是一条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利用原始宗教意识,借助神灵的力量来统治人民,到了周代则提出“敬德保民”的天命观,人的作用被强调,直到孔子时,才将古代文明拉上世俗化的道路,从此由儒家开创的注重现实生活的传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孔子开办私学,打破官府办学的垄断局面,“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开辟一条新路。
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治民之术”以积极态度入世,稷下学宫中的学术问题、争论的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例如,如何富国强兵、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如何保持德礼等等,因此,稷下学宫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实用主义是我国世俗文化传统的体现。
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崇尚理性,善于观察世界万物并深入思考,对于神创世界的创始说,古希腊人在这时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米利都学派开启希腊哲学新篇章,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本身也是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如柏来图就是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哲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学园中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使阿加德米学园成为科研中心。
由此可知,两园的文化传统背景不同,一个是注重现实,经世致用,重世俗的治理之术,另一个是重科学的理性文化传统,它们分别影响东西方文明进程。
讨论笔者认为:不同的人才观我国古代教育思想有强烈的政治学,古代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而这些家都是潜在的政治家,所以说教育家的理想是成为政治家,儒家学派开辟的“学而优则仕”出路,表明学习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知识分子则通过仕途以实现自我抱负,因此,我国传统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教合一”。
但像经济技术、天文地理、医学医术等没有与政治事务直接关联的自然科学科目,是被知识分子所轻视的;按照“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人才观念,要求知识分子学习的是统治者要求的,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的四书五经以及治民之术;精通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终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的人才培养方式,这样的人才观也体现在稷下学宫的教学当中。
古希腊的教育思想家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重视自然科学研究,重视理性的作用,无论是在斯巴达,还是在雅典,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都受到重视;柏拉图个人也受到教育传统的影响在学园内开始丰富的课程体系;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在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普通公民拥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因此,学园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够为城邦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家,或者是统治者,柏拉图理想中的统治者是兼备所有知识的哲学王,要想培养成哲学王,接受全面的教育才是唯一的途径;与稷下学宫的先生相比,学园培养的人才在知识面上更“完整”。
总之,稷下学宫受到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在人才培养理念上以天下治理为中心,依赖政治,服务于政治,为统治者培养和选拔官吏;学园也培养政治家,但培养方式受理性教育影响,政治家、哲学王都是以追求真理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蒂迈欧篇》、《稷下之风流》、《论语》、《资治通鉴》、《史记》、《稷下学宫》、《孟子》、《西方教育思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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