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北京大学版《儒藏》编纂体系质疑

北京大学版《儒藏》编纂体系质疑

周鲁

当代《儒藏》大型文化丛书之编纂，在西历二〇〇二年曾有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经济学家纪宝成先生等人之倡议，并欲与北京大学合作，因未能达成合作协议，故两校决定各自编纂。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持之《儒藏》项目，在其国际版之“韩国编（四书部）”出版完成后，即成“烂尾工程”，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持之《儒藏》项目，其“精华编”中国部分之五百一十种、二百八十二册，于西历二〇二二年全部出版完成，并获得全国众多媒体与各界人士的广泛宣传。此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已提出构想，发起了“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后收录文献五千余种，编成六百五十六册，亦于西历二〇二二年全部出版完成。本文仅就目前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之中国部分发表个人之意见。

首先，笔者要对当代《儒藏》项目的参与者特别是各分册的点校者表示感谢，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苦工作，若干古籍首次有了现代点校本，而对于大多数原来已有整理出版的古籍而言，有些也经点校者之手，选择了更好的底本，出版了更加精审的新点校本。然而，编目是大型丛书的“灵魂”所在，笔者作为一个传统儒家学术的爱好者，在感谢《儒藏》项目参与者特别是各分册点校者辛苦付出的同时，本着尊重和维护传统儒家学术的原则，也不得不对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之中国部分在编目方面的严重问题提出质疑。

汤一介《〈儒藏〉总序》云：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经典、文献集大成地编辑成一个系统，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和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按：吾国历代儒者，皆承袭汇总学术、考辨源流之传统，此为今人皆知之事，儒家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之高，亦为今人皆知之事，然古有“《佛藏》”、“《道藏》”之大行于世，何以二千年间并无以“儒藏”为名的学术丛书编纂体系呢？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起点。

所谓“说有易，说无难”，此为治史者之老生常谈。汤一介先生在《〈儒藏〉总序》中言“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经典、文献集大成地编辑成一个系统”，此话的前半句，固然是一个实情，而后半句，则明显是一个因为缺乏学术史常识而闹的笑话。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大型丛书之编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笑话的基础上得以展开，此诚可谓长叹息者也！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云：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云：

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云：

周室既衰，诸侯咨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又云：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劭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云：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第一云：

自刘子骏校理秘书，分群书为六略，曰六艺者，经部也；诗赋者，集部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皆子部也。……是时固无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云：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一儒家类一叙云：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之“暇宜读史”条云：

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之《四部概论》云：

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

《朱光潜全集》第九卷《文学院课程之检讨》云：

数千年来，吾国学者所孳孳不辍者，首在穷经明义理，次则及于历史与周秦诸子，行有余力，乃旁及集部，习辞章以为言学应世之具。

按：正如若干当代学者所言，清代官修之《四库全书》，虽无儒典之名，然有儒典之实，确已系统性囊括乾隆朝之前二千余年间儒家学术思想之重要经典文献。然何以不名其为“儒藏”者，一则在于历代儒者皆尊经重史、颂法圣贤，故汇总学术，考辨源流，以经史为先，儒家仅居“子部”之首位；二则在于历代儒者皆以《六经》为学术之根源，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儒者不必擅其私，故汇总学术，考辨源流，以经史为先，儒家仅居“子部”之首位；三则在于历代儒者“仁以为己任”（语出《论语·泰伯》），“自任以天下之重”（语出《孟子·万章上》），二氏之教，终不能与之争胜，故汇总学术，考辨源流，不必降格以求，而以所谓“儒藏”，与“佛藏”、“道藏”并列；四则在于历代儒者皆博学于文、通览古今，文事武备、律令刑名、农桑水利，天文算法、医术经方，“皆治世者所有事也”（语出《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总叙》），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则不可尽弃诸家之学。故古时大儒，有“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语出郑樵《通志》之《总序》）之志者，代不乏人，皆不以“儒藏”为其书名，亦皆不尽弃诸家之学。所以“博收慎取”（语出《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总叙》）者，在于“有容乃大”；五则在于历代儒者之学，多有因与诸家辩难而起者，如孟子之辟杨墨，荀子之非十二子，韩文公之辟佛，乃至甚多申斥老庄申韩者，故汇总学术，考辨源流，不必尽弃诸家之学，所以“存之亦可为鉴戒”（语出《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总叙》）者，在于知彼知己之故也。唐宋以来，有《佛藏》、《道藏》之大行于世，而言当编“儒藏”之儒者，千百年之间，实寥寥无数人，原因即在乎此。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项目主编者之问题，首先即在不了解传统目录学体系中所蕴含之儒家文化精神，故名为尊儒，实非知儒者也。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语出《论语·子路）。在讨论当代之所谓“《儒藏》”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正名”一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中对于儒家学术著作的定位与安排。东汉班固在刘向、歆父子《别录》与《七略》基础上而作的《汉书》之《艺文志》，是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的奠基性著作，其中将儒家列为“诸子略”之首位，而“诸子略”则位于“六艺略”之后；在《隋书》之《经籍志》中，唐代魏徵等人将儒家列为“子部”之首位，而“子部”位于“经部”、“史部”之后；在《文献通考》之《经籍考》中，宋代马端临亦将儒家列为“子部”之首位。《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之谓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这就是清代《四库》馆臣承袭历代儒者之论而对于儒家学术之定位。

自两汉以来，历代儒者都秉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观念，即三代王官《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之源头活水，儒家所传承者，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之道，故经在子先，子由经出，有“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之志的儒者，皆置经于子之前，而不会本末倒置，以“子部”之儒家，来囊括“经部”。

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载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官网）云：

分类采用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具体类目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同时参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丛书综录》的分类，于个别处略作调整。

汤一介《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二〇〇三年九月）一文云：

《儒藏》所收文献的下限可定在清朝的结束，为《儒藏》正编。其中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应当包括“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等，“集部”中别集的部分和总集的部分。

按：既然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中，儒家仅为四部当中“子部”之一家，不过居于首位而已，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持编纂之所谓《儒藏》，其分类与编目，如其《〈儒藏〉精华编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所云，又如汤一介先生所云，是既要借传统四部分类之名，“具体类目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又要在所谓“《儒藏》”中，容纳古代原有四部分类体系中“‘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等，‘集部’中别集的部分和总集的部分”，这就意味者在总体格局上已经突破甚至否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在具体编目上依赖传统目录学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之若干内容形式，从而只能在原有“子部”之儒家类中，强分所谓经、史、子、集四部，这就必然造成“名不正则言不顺”与扞格不通、“削足适履”的结果。

汤一介《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一文又云：

我们要更加重视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回应世界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为了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和清朝的《十三经注疏》及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献。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编辑《儒藏》准备了基础。如果我们编出《儒藏》，在儒家文化研究方面就可以代替上述所有各书，使得研究和使用更为方便；《儒藏》还将搜集未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著述文献，将使我们有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按：作为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项目的总编纂与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的此段文字，代表了他对《儒藏》编纂的基本想法，然而，这种“学术大跃进”式的“豪言壮语”，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至于汤一介先生提出其新编之《儒藏》可以替代古之《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乃至《四库全书》，更是有自我夸大之嫌。

汤一介先生在此文当中，提出其所谓新编《儒藏》之目标，为“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并言自唐代《五经正义》、清代阮刻《十三经注疏》、乾隆朝《四库全书》，乃至当代新编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都为“编辑《儒藏》准备了基础”，然以今观之，清代乾隆朝官修之《四库全书》，汇集群书，考辨源流，虽有明显之缺陷，然就总体而言，文化视野宏阔，学术格局博大，典籍编目也较为合理，其《总目》之撰写，更是条陈纲要、指点迷津、沾溉士林、泽被后学，其后二百余年间之学者皆以为津逮，非当代北京大学版之《儒藏》可比也。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一文又云：

由于《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十年至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的长期才能完成的大工程，因此在编纂《儒藏》的同时，应开展对儒家和儒家思想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我们知道，编纂《儒藏》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继往开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并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为了广大读者能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为此，我们建议可以利用编纂《儒藏》有利条件，组织力量编写出有较高质量的《儒学史》和《儒家人物研究》(如《孔子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等等)、《儒家典籍研究》(如《论语研究》、《春秋繁露研究》等等)、《儒家理论问题研究》(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儒家人性论研究》等等)等丛书，每类丛书可暂定为一百本，使之可以较全面地覆盖“儒家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还可以考虑组织力量撰写对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儒家思想对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可有之贡献》、《儒家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等等。我们希望这些书的编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能考虑中华文化发展的前途，考虑人类社会的合理走向。这些项目可以采用招标方式，以便保证质量。

按：汤一介先生之设想与展望，是在编纂《儒藏》之同时，当编写较高质量的《儒学史》、《儒家人物研究》、《儒家典籍研究》、《儒家理论问题研究》等丛书，“每类丛书可暂定为一百本”，此种“学术大跃进”式的“豪言壮语”，在令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会因为过去的荒唐岁月在学者心中所留下之印记，而心生感叹！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一文又云：

《儒藏》的编纂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做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编出一部传世大文库。首先我们会遇到编纂体例问题，现我们已有一初步的“《儒藏》编纂体例”，在进一步修订之后提出供专家学者讨论之用。其次是“编目”问题，这涉及哪些书该收入，哪些书可作为“存目”，选哪一种书作底本，如何作“校勘记”等等。《儒藏》大全本，要着眼于“全”，不可漏掉重要的儒家典籍。《儒藏》精华本，要着眼于“精”，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儒家典籍选入。因此，“编目”就是一项研究工作。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部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重要研究成果。每一部典籍的标点或断句是否正确无误，选本是否恰当，“校勘记”是否简明准确，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好。

李峻岫、谷建《谈谈〈儒藏〉“精华编”对已有整理成果的继承与超越》（载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官网）一文云：

尽管被《儒藏》“精华编”最终采用的整理本质量上佳，但任何古籍整理的标点正确率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在原校点人与《儒藏》中心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对原整理本标点的全面审定和仔细揣摩，力争使其更为精确，……。

按：汤一介先生早年长期致力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大陆之传播，“文革”时又加入“梁效”大批判写作组，从事所谓“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从事与魏晋玄学、道教、佛教有关的研究，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则旁涉儒家，著有多篇应景与泛泛而论之文章。这样一位既未长期从事儒学，又对儒学未有深入研究的现代学者，主持《儒藏》大型丛书之编纂，难免使人对其“编目”的合理性产生疑虑。

至于汤一介先生所说“每一部典籍的标点或断句是否正确无误”一语，则明显为古籍整理方面的外行之言，因为国内的专业古籍整理者，都不会特意标榜或承诺大型古籍丛书之断句标点完全无误。

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编目之扞格不通、“削足适履”，其一方面，即体现在其所谓“史部”。主编者模仿清代乾隆朝《四库全书》“史部”之体例，取其中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职官类、目录类、史评类与传记类共八类，而不取其中正史类、纪事本末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与政书类共七类。所收之书，共计五十六种，其中编年类两种、别史类一种、杂史类二种、诏令奏议类二种、职官类一种、目录类一种、史评类五种，共计十四种；又收传记类名人之属十六种、传记类总录之属二十六种，也就是说，传记类共计四十二种，占“史部”所收之书之四分之三。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尊重传统，编者既然参照了《四库全书》中“史部”之编法，则十五类之中，不宜仅取八类，更不宜在非传记类之“史部”书中，仅取区区十四种，而当有百种以上；如果否定传统，不参照《四库全书》中“史部”之编法，而另起炉灶、重订体例，则不必谓之为“史部”，以传记类共有四十二种之多，占“史部”所收之书之四分之三，谓之为“儒家人物传记部”，可也。

在传统四部之学之“史部”当中，各正史之《儒林传》，包括《宋史》之《道学传》，历来能治儒学者，未有不重视不阅读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的主编者既然重视儒家人物之传记，何以其“精华编”又不收录各正史之《儒林传》，难道要将其收录于“非精华编”？

易言之，吾国史书，浩如烟海，历代儒者，皆重研史，在清代乾隆朝官修《四库全书》之“史部”当中，馆臣所分之十五类，皆有学理之依据，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何以仅取八类，且其非传记类之七类当中，又何以仅取区区十四种书？既然非传记类之七类中，仅取区区十四种书，又何必冠以“史部”之名？对于这样的问题，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之主编者理当作出学理上的交代。

儒者之学，首在穷经，次在治史，此为学术史之基本常识，而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史部”所收非传记类之史书，仅有区区十四种，《四史》、《三通》、司马温公之《通鉴》，如此重要之著作，皆不在其中，其胸襟、视野、格局与气度，真可谓狭矣！

《四库全书总目》之《凡例》云：

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之“《汉艺文志考证》”条云：

歙县金编修榜语予曰：“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修撰经术甚深，故能为此言，予深叹服。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云：

《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三《六经正名》云：

善夫，汉刘歆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之《叙录》云：

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

按：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编目之扞格不通、“削足适履”，其另一方面，在于主编者对于传统目录之学的轻视与陌生。古之儒者，既然如此重视《汉书》之《艺文志》，将其重要性讲得如此明白，且对于《隋书》之《经籍志》的价值，也很推崇和重视，而北京大学主持之《儒藏（精华编）》，并没有收录《汉书》之《艺文志》，且既然号称依照四部分类法编目，却没有收录使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定型的《隋书》之《经籍志》，难道要将二志收录于“非精华编”？

清代乾隆朝《四库全书》“史部”之目录类，共收书四十七种，存目三十六种，合计八十三种，体现了自汉刘向、歆父子与班固三位先生以来历代儒者对于目录之学的高度重视，而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史部”收录之书，总计也不过五十六种，其中之目录类，仅收录《经义考》一种，虽曰聊胜于无，但也体现出主编者对于中国传统目录之学的轻视与陌生。既然对于传统目录之学有如此之轻视与陌生，主编者又何必模仿清代乾隆朝官修《四库全书》之部分编目体例而纂集《儒藏》？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云：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云：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

《四库全书总目》之《凡例》云：

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

又云：

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又云：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阮元《揅经室文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云：

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

周中孚《郑堂读*》卷三十二云：

（《四库全书总目》）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张之洞《輶轩语》之《语学第二》云：

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云：

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汉志》言“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即谓叙中所言一书之大意，故必有叙乃得谓之录。录既兼包叙目，则举录可以该目。

孟森《清史讲义》第三章第九节云：

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陟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之《叙录》云：

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钜矣，用亦弘矣。

按：如前所述，汉代刘向、歆父子与班固三位先生，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的优良传统，而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编纂体系之严重不足，还在于有目而无录。在清代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者当中，虽有一些挂名之官员，然真正执行编务者，皆为当日学养深厚之大儒，其总叙、小叙与群书提要之善，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周中孚与张之洞三位先生与民国时代著名学者孟森与余嘉锡二位先生之盛赞，而今日之所谓“泰斗”、“大师”，远远不能望清代大师之项背，亦不能望民国时代孟、余二位先生之项背，有目而无录，适可以藏其拙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云：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〇四子部十四医家类二之“《格致余论》”条云：

是编前有自序云：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书。盖震亨本儒者，受业于许谦之门，学医特其余事，乃性之所近，竟不以儒名而以医名。然究较方技者流为能明其理，故其言如是。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济众新编〉序》云：

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

扬雄《法言·君子》云：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林亿《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

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

《宋史》卷六十八《律历志一》云：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

阮元《畴人传》序云：

昔者黄帝迎日推策，而步术兴焉。自时厥后，尧命羲和，舜在璇玑，三代迭王，正朔递改。盖效法乾象，布宣庶绩，帝王之要道也。是故周公制礼，设冯相之官；孔子作《春秋》，讥司术之过。先古圣人，咸重其事。两汉通才大儒，若刘向父子、张衡、郑元之徒，纂续微言，钩稽典籍，类皆甄明象数，洞晓天官。或作法以叙三光，或立论以明五纪，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学，斯为大矣。……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有志乎通天地人者，幸详而览焉。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赠谈阶平序》云：

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

按：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编目之扞格不通、“削足适履”，其又一方面，即体现在其所谓“子部”。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体系中，儒家本为“子部”之一种，不过居于首位而已，而北京大学版《儒藏》之主编者既言“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来编目，却又要在传统“子部”之儒家类中，再求其所谓“子部”，或云在新编之《儒藏》中，再求其所谓“子部”之儒家类与儒学类，则“名不正则言不顺”，一至于此哉！

清代《四库》馆臣在汇集群书与编撰《总目》时，将“子部”之学术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依然大致延续了自东汉《汉志》与唐代《隋志》以来的基本格局，其对于儒家之外的“子部”诸家之评价，是“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对于儒家之外的“子部”诸家之态度，则是“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这正体现了古代儒者在文化胸襟与学术格局上的开放与包容。

吾国自汉以来之历代大儒，虽主攻经史，然亦旁涉周秦诸子百家之学乃至后世释道二教之学，自周末吕氏以来之历代杂家乃至释道中人，亦未必全然不涉儒者之学。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之“子部”，乃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之“子部”当中，取儒家一类（周秦诸子类儒家之属），又取儒学三类（儒学类经济之属、儒学类性理之属与儒学类礼教之属），共计七十六种，附以杂学杂论、杂学杂说与杂学杂考三类共计九种，这就必然造成学术视野狭隘的问题。

在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之“子部”当中，主编者共收录典籍八十五种，其中所谓儒学类经济之属二十一种，儒学类性理之属四十种，合计六十一种，几乎占“子部”选书之大半，而所谓性理之属，又占几乎二分之一，然何谓经济之属，何谓性理之属？划分经济之属与性理之属的学理依据是什么？主编者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〇八子部十八术数类一之“《太玄经》”条云：

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摛、莹、掜、图、告准《系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一儒家类一之按语云：

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唯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

按：以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子部”经济之属所收汉代《太玄经》为例，其“经济之属”乎，抑或“性理之属”乎？清代乾隆朝《四库》馆臣以宋以前与两宋之时代不同，而列“子部”儒家类一与儒家类二；又以元明与清之时代不同，而列“子部”儒家类三与儒家类四，则显得较为合理。

以笔者所见，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精华编）》之“经部”，不过是清代乾隆朝官修《四库全书》“经部”之缩略，只是添加乾隆朝至清末研经之书若干种而已；《儒藏（精华编）》之“史部”，不过是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史部”之缩略，而重要部分基本减省，几乎可谓之为“儒家人物传记部”；《儒藏（精华编）》之“子部”与“集部”，亦不过是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子部”与“集部”之缩略，且四部所收之书，皆有目而无录，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相比，完全不具备替代作用。汤一介先生当年的“豪言壮语”，只是令人哭笑不得而已。

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编目之扞格不通、“削足适履”，还在于所谓“精华编”之命名，这种形式的命名，也就意味着其项目后续将收录者，皆被认定为“非精华”，然何谓“精华”，何谓“非精华”，主编者并未交代这种区分的学理依据。且既然有大量书籍被认定为“非精华”，若动用巨大之人力物力而编纂出版，又有多大之必要？既然《汉书》之《艺文志》与《隋书》之《经籍志》，以及《太史公书》以下各正史之《儒林传》，皆未收入所谓“精华编”，而《弟子规》、《新学伪经考》与《仁学》这样不伦不类的著作，却收入所谓“精华编”，学者自然就会质疑其“精华编”的收录标准与主编者的学术眼光。

另“精华编”之体量，已近二亿字，以每日二小时二万字的快速阅读模式，具备古籍阅读能力的学者也要坚持不懈二十余年方能通读，且其印刷精美、装帧豪华，三十余万元人民币的定价，一般学者即已觉其昂贵，莘莘学子更是望之兴叹。既然所谓“精华编”之体量与定价，已经使常人力有不逮，更难以对其所谓“非精华编”发生兴趣，北京大学若再耗费巨大之人力物力编纂《儒藏》之“非精华编”，实在无此必要，当节省国家之财力，及时停止项目为好。

《礼记·大学》云：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郑樵《通志》之《总序》云：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通志》之《校雠略》云：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

又云：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

《十七史商榷》卷一之“《史记集解》分八十卷”云：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十七史商榷》卷七之“《汉书》叙例”条云：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云：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云：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云：

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

又云：

凡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目录，盖所不取也。

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云：

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又云：

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

按：综上所述，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的主要问题，在于主编者并不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学术历久相传的分类分期体系与其内在的儒家文化精神，而在具体编目工作中，主编者又不得不依赖传统目录学著作如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的部分内容形式，其结果必然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与扞格不通、“削足适履”，依照宋代郑樵先生在《通志》一书中的概念而言，就是源流不分、编次无纪、类例不分、学术不明。

《朱光潜全集》第九卷《文学院课程之检讨》云：

每国学问皆有其历史背景与传统，为长久经验所积累而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苟无更充足之理由必须对传统加以毁坏，则毁坏之必弊多于利。吾国学术，自昔分经史子集四部，清儒所分之义理、考据、词章，盖就研究四部所侧重之方面而言。四部之中，经史素占主要地位，子次之，集又次之。……现制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表，与吾国传统的治学程序，实根本异致。历来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者，或误于“文学”一词，以为文学在西方各国，均有独立地位，而西方所谓“文学”，悉包含诗文戏剧小说诸类，吾国文学如欲独立，必使其脱离经史子之研究而后可。此为误解，其说有二：吾国以后文学应否独立为一事，吾国以往文学是否独立又另为一事，二者不容相混。现所研究者为以往文学，而以往文学固未尝独立，以独立科目视本未独立之科目，是犹从全体割裂脏肺，徒得其形体而失其生命也。经史子为吾国文化学术之源，文学之士均于此源头吸取一瓢一勺发挥为诗文，今仅就诗文而言诗文，而忘其本，此无根之学，鲜有不蹈于肤浅者。

按：“每国学问皆有其历史背景与传统，为长久经验所积累而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苟无更充足之理由必须对传统加以毁坏，则毁坏之必弊多于利。”中国之传统学术，是以其体系的整体性而体现其生命力，故儒家之学术，绝不能脱离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整体文化背景与传统而独立存在。中国古代有宗教性的《佛藏》与《道藏》大型丛书，而无学术性的“儒藏”大型丛书，其原因即在乎此也。今人欲以对“儒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来编纂所谓“《儒藏》”，则正如朱光潜先生在民国时代所云“是犹从全体割裂脏肺，徒得其形体而失其生命也”。朱光潜先生之言，虽主要针对“文学”概念而发，但对于“儒学”概念，也同样适用。

自民国初年以来，中国文化固有之学术分类分期体系，在新派人士的话语中，业已不受尊重，而心术不端与学风不正者，更亟亟乎抹*其源头、割裂其体系，由此而曲学阿世、惑世诬民。就传统“经部”而言，民国时代“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语出《朱自清全集》第二卷《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就传统“史部”而言，新派人士亦如柳诒徵先生所批评的那样，“谓正史为廿四朝帝王家谱，《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俱可不读”（语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之《与青年论读史》）。由经史之没落，而有所谓“婢作夫人”，也就是子部之升格。在新派人士倡导所谓“诸子不出于王官”（语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截断众流”、“平等的眼光”（语出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序》）之类谬说以来，儒家表面上与子学之诸家平等，实际上在新派人士吴虞、胡适之流“打倒孔家店”之后，其地位已是持续衰微。正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在十年“文革”文化浩劫之后期，有一场号称“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的全民性疯狂政治运动，儒家在此之后，业已成为时代浪潮之外的“游魂”。若观当代所谓高等教育之体系，所谓“儒家哲学”，仅仅是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下属的一个小的分支而已。在“文革”结束后的近几十年，无论是急功近利的学者，还是好大喜功的官员，都不可能明确了解传统儒家学术之源流脉络，此正如清代龚自珍先生所云“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也，而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项目，就是在一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时代氛围下应运而出。自表面而言，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项目之主编者，似为儒家学术争取与释、道二教并列的一席之地，而实际上的效果，却是将儒家学术矮化降格，且源流不分、编次无纪、类例不分、学术不明，最终必然成为一项劳民伤财的文化面子工程。

昔人有云：“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又云：“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近二、三十年来，行政部门主导的包括若干种大型学术丛书在内的各种规划、基金、项目与工程，往往并不能真正带来学术水平的提高与文化事业的繁荣。当代北京大学版《儒藏》项目，对于今后之学者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前车之鉴”。当下之国人，在胡、鲁乱学与“文革”灭学的大背景之下，如果要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积极致力“文化复兴”，首先就要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分期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尊重，由此而立足原典，站稳脚跟，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才有希望将中国学术引向一条新生之路。

西历二〇二三年八月至二〇二四年二月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