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培东相识，一晃多年了。
人与人的遇合，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我跟培东便是如此。他在网络上读到我的几篇文字，很有共鸣，于是我们便天南海北地相识了。及至谋面，更是一见如故。我们同龄，培东是浙江省最年轻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我亦曾在初中做过四年语文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中学，九十年代初上大学，热爱读书写作，愿意跟学生在一起等等，这些共同的背景让我们十分投契。培东冲淡谦和、恂恂儒雅，我却遇事比较急躁，培东言谈幽默有趣，常以妙语缓解。当今之世，人越来越无趣，相见能忘忧的朋友更是稀有，因而，我格外珍惜能与他一起交流的时光。平时虽然天各一方，大家各自忙碌，仅偶尔互通音问，却宛如刚刚分开。非独跟我交往是如此，培东的人缘极佳，每到一处都极受欢迎。培东那超卓的魅力何在？细想，不外乎他的真实与才华。
阅读曹文轩，是近一年的事——很惭愧，也很庆幸。去年京城的秋季书市，人实在是多，书实在是多，偏偏仅此一本的《红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和我相遇了。我想，除了缘份，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近几年，我的阅读日趋粗糙或半途而废。可《红瓦》，我是一气儿看下来的，并在其后的日子里，细读了四遍。这在我的阅读记录中，是从未有过的。《红瓦》的内容可以用书的内容提要中的一句话概括：“作家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表现了一个纯真少年对成人世界的苦苦探索，流露出鲜明的思辨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刻画出一系列怦然心动的艺术形象。”故事的精彩、叙述的精到、语言的精美，使这部小说好看。我总以为，小说好看，犹如打开了一扇可让人自由进入的门。屋子里再有奇珍异宝，光怪陆离，也得让人进得去才行啊。《红瓦》的创作手法是与现代小说形态背道而驰的古典。作品以“我”（林冰）6 年的中学生活和成长为主线，串起了乔桉、马水清、白麻子等众多的晶莹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悬念重重，一波三折。曹文轩充当了一位老到而又神秘的诱惑精灵，我的思维不由自主而又心甘情愿地交由他驾驭。诚实厚道而又不失优美机智的叙述，有学者的风范，更有与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面对面诉说的温馨，源源的美感让人心荡神摇。剥离故事这层表皮，一个少年在成长时所能经历的感觉的内核赫然凸现。这个少年不单单是“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少年期的生存状态，透视的是人在那个特定的生长期的生命感觉。所以曹文轩有资格如是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的‘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形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7月）代跋：追随永恒）这以后，我以少有的热情关注曹文轩的作品。只可惜，他的作品我极难觅到。但我不急躁，我相信机缘。这不，《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样是我在不经意间碰到的。其阅读激情和快感更与《红瓦》一脉相承。《草房子》写于《红瓦》前，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该是一体的。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感觉，从感觉到内涵，都是无从分割的。两部作品合二为一，是一个少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成长史诗。我更愿意将《山羊不吃天堂草》缀于其后，虽然它诞生得最早。桑桑——我——明子，恰好是6岁到18岁，一个完整的少年生长期——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知道的混沌而明晰的生长期。童年是浪漫无邪的，青年以后是困惑无奈的，而少年最刻骨铭心，最终身难忘，是生命的重镇，是一个最具破坏性最具抗争性的生命历程。曹文轩以自己的小说，传达了少年时代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生命感觉。他用个体的生命感觉诠释了人类共有的生命感觉。如此一来，归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为成人读物。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读读《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尽管我们有着各自与众不同的评判好小说的标准，尽管它们有浓郁的乡土味、有醇厚的古典味、还有不太让人适应的悲悯气息。其理由是，我们或在少年，或曾在少年，或既曾在少年现又有儿女在少年。曹文轩的小说很好读，能让你一路畅快淋漓，但读后的滋味不太好受。它让你回望到了自己的那段也许久已尘封却无法忘却的痛，一种生命在孤独、悲怆、挣扎……挤压下成长的痛。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人一生中无从躲闪的痛。事件、方式、过程不尽相同，可痛的感觉是相同的。因为痛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意义。能感觉到痛，有时是一种幸福。读曹文轩的小说，需要勇气和豁达——那种将伤口看成一朵美丽的花一样的勇气和豁达。当然，首先得有重回古典的兴趣。走进去，你便会发现，古典并非老古董，它有着鲜活的一个层面。在我们读多了标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突兀之间，走进一座古典的园林，确有些新鲜，正像吃多了生猛海鲜后，偶尔品一品家乡小菜的感觉一样。然而，古典，并非文学大宴里的小菜，它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永不凋谢的地位。古典来自中国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中国小说的血脉，只要美还在人间，古典小说的独特美感和魅力必将源源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古典的美离我们而去，我们中国人生命质量中最本性的东西也将随之消亡。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曹文轩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现代主义的身躯徜徉在古典美学的河流里，自觉地肩负起坚守和承接古典美学精神的重任。由曹文轩的作品，我感觉中的曹文轩是：一、潜在人性的深处，善于体味生命成长中的痛。二、甘愿远离喧嚣，在孤独中操守小说的唯美和情感的古典。故而，我相信曹文轩的话：“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 成长是一种痛初读《红瓦》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这是我有意而为之的。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生命勃发的高潮。选择这样一个阅读时间，是因为我想重温我的成长，时光已剥蚀了一切的不愉快，那些曾经撕心裂骨的痛已结成厚厚的痂瘢。然而，我错了。我的眼睛在字里行间游动，耳边却听到了静夜下小草的拔节声———疼与痛并存的生长。在阅读中，“挤压”和“疼痛”这两个词像一双拳头捶击着我的灵魂。我颤栗、痉挛、孤独，泪珠是那样的浑浊而又清亮。这个温暖的春夜让我无比的寒冷，肉体如同屋檐下的冰凌。很多年了，没有如此的文学让我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欲罢不能。这部小说通过“我”（即林冰）和他的同学们的成长故事，表现了成长的艰难与坎坷，悲悯情怀中充盈的是成长的痛。小说的开篇就将林冰置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起跑线上：跟着父亲，我走到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他看了一眼门里的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这里的“铺盖”和“道路”无疑是再明不过的意象，父亲的那“自己走进去”的话，将是林冰步入新的世界永远不会清晰的背景。上小学时，父亲是校长，而现在所到的中学将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这意味着与原先成长的环境断奶。人生就是这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环境的细小变化总是引起心灵的巨大震荡。这种震荡的外在表现有时十分的明显，有时却如同一杯红酒，效力是慢慢挥发的。新的空间里，总是塞满了*诱惑和力图撕碎这些*诱惑的东西。人，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艰难地行走，无论是引吭高歌，还是小唱低吟，其中都少不了痛的旋律。也就是从这时起，林冰真切地感受到成长是痛的。林冰到校的第一天，乔桉无缘无故地占了他的床铺，虽说后来在马水清等人的拔刀相助下，赶走了乔桉，但乔桉那双“怨毒”的眼从此定格在林冰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无意中撞到了白麻子与施乔纨间的秘事，“为了这次无意的窥视，我将在整整一个春季受白麻子的冷落和为难”；在大串连中，与其他人走散后，林冰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恐慌中……中学六年，林冰不断地遭遇到无故而又合情合理的伤害。这些伤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个人在少年成长期不可躲闪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接受伤害和防御伤害中成长，并渐渐地增强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在一个人的少年成长期，外在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与少年的心灵发生相融或相抵，引发了少年的愉悦或痛苦。有时，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在林冰周围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同龄的，无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有一股挤压林冰并使他觉得痛的力量，而他的应和或反击仍旧少不了痛。起初，他对白麻子的事只是一味地忍让，心中是无尽的苦闷和压抑。后来，他迎面而上，公开与白麻子较量，将自己看到的秘密做为武器反击，并趾高气昂地命令白麻子做一些事。表面看，他赢了，但心中对人世的厌恶又生出了另一个痛。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生存境遇之所以艰难的原因。老校长王儒安被赶下台后，以生命守护着他一手建起的油麻地中学，他的不幸让林冰从侧面感知了痛，“整整一个春季，我们总能在夜间听到从河岸边茅屋里传来王儒安的*。那苍老而痛苦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不安和难受。”在林冰眼里心里，王儒安是个慈祥宽厚的“又瘦又小的老头”，出于一种敬意和怜悯，林冰多次帮过他。而当王儒安平反昭雪重新掌权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又将人的丑恶几乎发挥至极致，林冰想不通，更多的是失落。这种失落，谁能说不是一种痛？赵一亮的长相穿着，使林冰“有种无名的压抑”。林冰从8岁开始练胡琴，这让他到中学后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但赵一亮的出现，又使他低人一等了，而且赵一亮处处以此来打击孤立他。林冰暗自喜欢陶卉，但却有一个杜高阳横在他面前，让他自惭形秽。当然，林冰与他的几个同学比，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人生之路并无大的起伏。比如傅绍全、马水清等。傅绍全家有个祖上传下的铜匠铺，傅绍全精通铜匠手艺。他早年丧父，母亲耐不住寂寞常常与霍长仁在阁楼上公然幽会，这注定了他的命运不太平常。因为不满母亲的作为，又惧怕霍长仁，傅绍全便迷上了玩鸽子，最终荒废了手艺，败落了家。赵一亮是染坊之子，人长得不俗，是镇上有头面的人物，可他先是在运动中被挤出了黑瓦房，后又因为一场大火，使炫耀一时的大染坊化为灰烬，至末他成了一个比平常庄稼人形象还次的庄稼人。马水清，有爷爷疼他，上海的爸爸给钱他花，是林冰这帮同学中最有钱最舍得花钱的一个，再者，还有两个女孩争着爱他。照理，他的生活应该很滋润，可他缺少母爱，渴望母爱，因而内心无比的煎熬。…… ……生、死、爱被称为文学的三大主题，而我以为，文学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成长。生是起点，爱是终结，情是追寻，这一切都被成长囊括了，它们是成长的标记，是成长的外在表现。当然，这种成长不单是生命的行走——在情的浸淫下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灵魂的追问。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少年时代的成长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少年的灵魂是一块柔软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头轻轻一摁，便会留下指纹。这些指纹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内就已定型了，剩下的只是发展，只是实现。好似炼出炉的钢，它在本质上已无法改变，能变化的只是它的形状、用途。可以这样说，曹文轩将少年成长的那种痛演绎到了极致，但又没有夸张痛苦，因而《红瓦》呈现给我们的无尽的悲悯情怀，我们完全将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个成长历程。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成长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尽表层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个。 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以假面示人，现如今几乎成了人际交往的常态。然而，无论在日常生活里，还是课堂上，培东都显出他那无法掩饰的本色，有时甚至带着几份天真，如同一个孩子，激愤、开心、伤感无一不写在脸上。在真实已然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真实的培东自然发散着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与之亲近。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做人的真实用在教书上。毫无疑问，这也是培东的课堂魅力独具的原因所在。多年前，见他极力倡导“浅浅地教语文”，我就心生强烈的认同。虽然离开语文课堂多年，但仍不时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动态有所关注。而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眼前的学生也让我分明看到了他们背后的语文老师的模样。中小学语文老师的素养往往决定着一个孩子一生的文字品味和情怀，而等到大学课堂里再培养这些，已经为时晚矣。从眼前的学生身上，我分明看到，他们在中学语文课堂里，多半是机械地死记硬背、不善思考的；而与此相悖的是，近年语文课改的声音不绝于耳。过于看重课堂的教学形式，逼着老师把一堂堂日常的语文课上成了表演课。繁复、新奇的设计、导入，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让我觉得这一切早已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初衷。语言的魅力实在是在多读、多写、多思中慢慢品得的。上一堂貌似精彩的语文课不难做到，难的是一堂看似平淡无奇的课都能让学生有所收获。多年前，我在昆明听过培东的课，他是激情满怀而且心里始终装着学生的。在讲《皇帝的新装》的时候，他耐心启发，让学生各自说出心里的看法，且能顺着学生的思路谈下去，行云流水，又跌宕曲折，让我大为叹服。课堂上的他，自信满满，光彩照人。这一切都源于培东那一颗真实的语文心。他拒绝做教书匠，时时刻刻对语文有所思，赋予每堂课以无限可能，在启悟学生的同时，亦在启悟自己。
培东的自信自然来自他那横溢的才华。他好读书、写作，口头、书面表达俱佳。要做好语文老师就不能停止阅读，这是最为浅显的道理，然而，真正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现实中的诱惑太多，人们也会为自己的不阅读随意找到众多借口。只是，不阅读无疑是语文教师致命的缺憾。每到一处，培东便对自己的同行强调读书的重要。所以，我想说，很大程度上是阅读将培东修炼成一个语文老师的好样子：有追求，自信而才华横溢。
作为同龄人，我们拥有太多少年时代的共同记忆。我们读的是一样的课文，听的是一样的流行歌曲；还有，作为普通人家子弟所感受到的酸辛亦是如此相同。读着本书中的一些回忆往昔、追念亲人的文字，我于心戚戚，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乡村与煤矿，父辈与我们，彼此异域却又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疼痛的记忆在体内扎根，会呼吸，会生情，会怀旧，会遥望，写作的诚意自然而发，再远的时空我们都能读懂。培东的文字恬淡，情真意切，不事雕琢，却也不失华美。透过文字，可以看到他对日常人事细致的观察与深深的体悟。尤其他那回忆父亲的文字，数度令我眼底潮湿。好文字出自温热、柔和的内心，也只有心地柔软的人才能教好语文。
培东将自己数年来关于语文教学的所感、所思、所悟，还有教学过程的描述结为一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替他高兴。相信更多人会通过这些美好的文字，触摸到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那丰富的内心，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情怀。我，则欣然站在遥远的北方，真诚地想象未来他更美好的教育姿态。
愿我们，都和这样的美好，结伴而行。
2017年10月于哈尔滨
叶君男，1971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毕业于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自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任在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工作教授,后调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萧红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