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没想到我们所熟悉的岳庙里藏着如此精彩的故事，徐骏用他的文字，把我们带入到了这千年一瞬之地，而其中，在这熟悉的人文景点里有很多我们所陌生之处，我们大抵都以为自己是了然的。
徐骏笔下的岳庙，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故事，我们可以听到历史的风在里面回荡，在沉重之余也有戏谑，在悲愤之中也能看到希望，个人以为，这样的历史观才是完整的。
熟悉之地的陌生，对于我们是一次发现，我们找到了新的泉源。（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隐秘地图之：岳坟与岳庙的故事
徐骏/文
岳坟，这座建于八百多年前的西湖第一大墓，历经多个朝代，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为柔美西湖增添了悲壮色彩。岳坟与岳庙背后的历史故事，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扑朔迷离，过化存神，意味深远。
1.岳飞之死
当年岳飞被冤*于大理寺风波亭，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是被砍头、绞*、毒死还是杖毙？至今还是个谜。
《宋史·岳飞传》对“岳飞之死”的记载：“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寥寥几字，没有细节。意思是说到了年底，岳飞的罪名还没坐实，秦桧就写了个小纸条传给大理寺，随即得报岳飞已死，时年三十九岁。
南宋礼部尚书章颖对此的记载稍微详细一点：“会岁暮，狱不成。桧一日自都堂出，径入小阁。良久，手书小纸，令老吏付狱中，即报飞死矣，盖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飞既死于狱矣，具狱乃以众证蔽罪，飞赐死，宪、云戮于市。”
岳飞当时虽被罢了兵权，但许多忠于他的岳家军部将仍手握重兵，况且作为一名声誉极高、官居一品的名将，要彻底扳倒他，不是件易事。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虽编织了种种罪名，试图走“法律程序”将其置于死地，可没想碰到大理寺李若朴、薛仁辅、何彦猷、周三畏等具有正义感的法官多次抵制，让秦桧伤透了脑筋，“东窗事发”这句成语，也由此而来。
那日年关将近，秦桧坐在书房东面的一扇窗户下，思虑重重地剥着橘子、掐着橘皮，犹豫不决。其妻王氏见了，说：“老汉一何无决，擒虎易，纵虎难也。”秦桧听了当即下决心，写纸条至狱中，将岳飞害死。
野史载，后来秦桧有一天游西湖，在船上突然得病，见湖中一人披头散发，指着他厉声大喝：“祸国殃民奸贼！我已起诉上天惩罚于你！”秦桧随即暴毙。没几天，儿子秦熺也死了。秦桧妻子王氏请了道士来做法事，那道士在阴间见到套着铁枷的秦熺，问：“你父亲呢？”秦熺说：“他在丰都（鬼城）。”道士至丰都，果然看到秦桧与万俟卨均戴着铁枷，被小鬼押着上刀山下油锅，秦桧对道士说：“请转告夫人，东窗事发矣！”这就是“东窗事发”一词的来历。那王氏也因“擒虎易，纵虎难”这句话，在岳飞墓前袒胸露背跪了五百多年。
岳飞真的是死于秦桧的一张小纸条吗？不大可能，因为岳飞案是高宗亲自督办的“诏狱”。据李心传（南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理寺最终迫于压力，换掉了一批法官，并以秦桧、万俟卨等给岳飞罗织的“莫须有”罪状定案，量刑上报，“今奉旨根勘，合取旨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可见，岳飞被害，是有“正规程序”和“最高指示”的，秦桧就算再嚣张，也没胆子和权力擅*一名一品大员。
还有一种可能，秦桧打了个时间差，先斩后奏，省的夜长梦多。反正“上意已决”，可边申请“正式授权”，边除之。等圣旨到时，岳飞已经被害，而张宪、岳云则奉旨押赴闹市口处斩。所以，影响力最大的岳飞是秘密处决的。高宗的“特赐死”，是知道岳飞已死，再装模作样下旨的呢，还是为了保留这位曾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之脸面，就不得而知了。
绍兴十一年（1142）除夕的前一天，岳飞在大理寺内的风波亭被“内部处决”，用什么方式处决的？正史上均无具体记载。大理寺上报的量刑建议是“勘证得岳飞合依斩刑，私罪上定断，合决重杖处死。”
按《宋刑统》规定，死刑有三种法定的执行方法：斩、绞和重杖处死。“十恶”中的前四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用斩首和绞刑，其他的均“决重杖一顿处死”。当然，在极个别“性质极其严重”的案件中，还用到法定之外的死刑，如腰斩、凌迟、枭首、和磔（分裂肢体），其中，枭首是一种悬首示众的死刑，童贯就是被枭首的，“苗刘兵变”之苗傅、刘正彦则是被韩世忠“磔于建康”。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之后，法定的三种死刑方式中，“斩”，除了明确指明要“处斩讫奏者”，一般都不斩首，改用重杖处死；“绞”，即便是判“恶逆”以上的绞刑，也不“绞死”，也改用“决重杖处死”。
大理寺对岳飞、张宪的量刑分别为“斩”和“绞”，最后却都“合决重杖处死”。可见，“决重杖死”是宋代死刑的一种法定常用执行方式，大理寺作为“最高法院”，以这种方式处死岳飞的可能性很大。如用斩首或腰斩等肢体分离的方式，之后隗顺就很难将其尸体偷运出去埋葬。
前面讲过，“绞*”一般也已废弃不用，而《岳侯传》称岳飞“中毒而死”，则更不靠谱，完全有违律法，那是“宫廷剧”里的情节，不能看到“特赐死”的“赐”字，就想到毒药，那可能只是“留全尸”之意。二十年后，孝宗为岳飞平反，将其尸体挖出改葬时“尸尚如生”，如是“斩”、“绞”或“毒”的话，其状不应如此。
《朝野遗记》（宋）中讲到岳飞之死，有极简短几字：“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说岳飞在狱中沐浴后，被“拉胁”而死。“拉胁”是古代的一种酷刑，指用重物猛击胸肋而死，这也比较符合大理寺以“重杖处死”的做法。
岳飞被残害时，离大理寺（今小车桥附近）很近的岳府正被严密监控，随即就进行抄家及将家属流放岭南，家人根本无法为岳飞父子收尸。按规定，无人认领的死刑犯尸体，皆在义冢掩埋。大理寺狱卒隗顺出于对岳飞的崇敬，不愿将其埋于乱坟堆中，就偷偷将尸体背出大理寺，埋葬在九曲丛祠。
隗顺负尸寻葬线路图
掩埋时，隗顺将岳飞随身佩戴的一枚玉环，放在尸体腰下，边上放置一只刻有“大理寺”字样的铅桶，里面有当日揭下的枷锁封皮，还在坟前种了两株橘树，以便以后辨认，并外称这是“贾宜人”墓。这九曲丛祠就是岳飞的秘密初葬地，当时只有隗顺一人知道。
隗顺直到临死前，才对儿子说：“岳元帅尽忠报国，必有昭雪其冤之日。我已等不到这一天了，你记住，将来朝廷如要找寻岳元帅的尸体，你可上报：九曲丛祠有两株橘树的‘贾宜人’墓便是。岳元帅腰下有玉环，可请其家人来辨识，旁边铅桶内的枷锁封皮也可佐证。”
岳飞被害二十年后，高宗退位，继位的孝宗终于下诏为岳飞平反，并访寻其尸体予以礼葬。隗顺儿子将父亲的遗言上报，官府据其所述果然找到并确认了岳飞的尸体，居然“尸色如生”，还可更换入殓的礼服。随后朝廷以孤仪礼（一品官之礼）将岳飞改葬于西湖剑门岭履泰山之阳，即今栖霞岭南麓的岳坟。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顺理成章，可当初隗顺秘密埋葬岳飞的“九曲丛祠”到底在哪里？几百年后却成了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由此杭州还出现了两个岳坟与岳庙。
《朝野遗记》、《金佗祠事录》等史料中记载，当年隗顺背着岳飞尸体是“踰城”到了“北山之漘”后，偷偷埋于九曲丛祠的。据浙大历史系倪士毅教授考证，“踰城”就是出了钱塘门，“北山之漘”就是宝石山脚下的小河边。《咸淳临安志》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城，得名于城墙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而筑，“九曲丛祠”并非某一具体祠院，而是那一带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的统称，即现在市少年宫以东这个方位。
而到了清朝中后期，岳飞初葬地之九曲丛祠变成了位于众安桥下的螺蛳山扁担岭。
1892年省城图中众安桥岳庙
2.众安桥岳庙
清道光年间，学使吴廷康为岳庙监刻一块乾隆御书的“伟烈纯忠”牌匾，该字为管理岳庙的岳飞后裔岳秀乾所珍藏，吴廷康从岳秀乾口中得知，岳王初瘗（埋葬）在螺蛳山扁担岭，即以前的九曲丛祠，在众安桥畔扁担巷，或称下瓦巷，被平反后才改葬至栖霞岭。这岳秀乾不知根据什么认定九曲丛祠在众安桥，反正吴廷康听了马上前去查看，发现这个地方有家开了有一百多年的，名为“倪大有”的红纸染坊。
吴廷康细看发现，染坊的院墙外侧有一座长二丈、宽丈余、高六尺的高坡，有一堵矮墙两面围护着。他走访了附近的绅耆父老，均称此长塚为岳王初葬地，里面用螺蛳壳浇筑而成，坚不可开，此地“忠迹昭然”，历年来出现过种种灵异之事，故至今无人敢动这方土坡。吴廷康在这里瞻仰徘徊良久，决定设法买下这块地方。
咸丰九年（1859）三月，吴廷康任浙江按察使司司狱，其监狱就在当年岳飞被害的大理寺，冥冥中吴廷康在此做了长官。他与钱塘、仁和两县令共筹银三百余两，购下众安桥“岳王初瘗”这块地，准备就地修建岳王墓庙，定庙名为“忠显庙”。浙江巡抚胡兴仁听说此事，亲自倡议捐款，并带头捐银百两，还书“尚有精诚留瓦巷，更移忠骨镇栖霞”楹联及“尽忠报国”匾额。
于是，众安桥原“倪大有”染坊这块地方便开始动土、筑墙、立碑，并将长塚改为圆墓。可不久，太平军入杭，建庙工程不得不暂停。太平军所到之处，见文庙（孔庙）必毁，连武庙（关帝庙）也不放过，因为洪秀全考了三四次秀才都末考中，恨极了孔夫子，栖霞岭的岳庙也难逃厄运。
直到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复杭州后，亲自下令继续募捐修复众安桥岳飞初瘗处的墓庙，巡抚蒋芗泉也拨银千两，并访得岳飞二十七世孙，聘其为奉祀生，给两头耕牛、四十番洋，作为守墓之资。
吴廷康又联合多位杭州缙绅贤达，筹措银两，建造忠显庙大门。大门朝北，取岳飞“北复中原”之意，门前引旗营水门之水开河而过，上有精忠桥，河对面有一面大照壁，由四块每块高九尺、宽四尺的巨石排成，刻有彭玉麟朱书“尽忠报国”及乾隆御书“伟烈纯忠”八个大字，这些巨石是花了五十番洋，从江干运过来的。当时地处杭城闹市区的这个忠显庙门庭，应是十分庄严醒目的。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庙前小河被填成马路，其对面建起了东南日报社大楼。
据李汉魂（民国）《岳武穆年谱》记载，忠显庙庙门内为两庑及殿庭，中间立一大铁鼎，上有“老岳庙”三字。按说此庙的建造远在栖霞岭岳庙之后，理应为“新岳庙”，为什么反称之“老岳庙”呢？因为此地杭人认定这里是岳王的初葬地，之后才迁葬至栖霞岭的，所以从来历上讲应为“老岳庙”。
前殿为五楹的精忠殿，由前学使徐寿蘅题写殿额。殿前还有自永康运来的松化石，称之为“精忠柏”。殿内中间是高大的岳王塑像，岳云、张宪立侍两旁，左右塑岳飞十四位部将及义士施全、隗顺。前殿之后是墓亭，内有圆墓，碑题：“宋岳忠武王父子初瘗处”，为同治五年（1866）仁和沈祖懋所书。岳飞父子当年分别被害，应该不在同一初葬地，不知为何这里将他们合葬一处。
墓亭之后也是五楹的后殿，即启忠祠，中间塑岳王父母、夫人及五子、五媳、一孙一女像，格局与式样均仿照栖霞岭岳庙。启忠祠后面是彭玉麟题写匾额的教忠孝堂。
庙西为墓道大门，门内有靖魔殿，旁有石碑，上面的题刻巨长：“宋赠太师封鄂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枢密院副使晋少保赐谥忠武加封靖魔大帝岳武王之神道”，概括了岳飞生前身后的官衔，明万历还将其封神为“三界靖魔大帝”。该碑后藏栖霞岭岳庙。
众安桥岳庙（忠显庙）的建造，从吴廷康动念建庙的道光十三年（1833）开始，到全部竣工的光绪二年（1876），中间因经费筹措的艰难及太平天国的战乱等，前后断断续续竟用了四十多年。
建成后，由地方官筹资每年拨银五十两，按春秋两季给庙里主持作为香火费。其地界北至竹竿巷井字楼边，南至资福庙，东临小河，西靠旗营城墙，在闹市区与资福庙（祀张宪、岳云）、施全刺*秦桧之众安桥及邻近的孝女井、岳飞故宅等，形成一个“忠魂不朽，彪炳千秋”的忠烈之气辐射圈，其大致方位在现在浣纱路与庆春路交界的娃哈哈美食城周围。
1916年，忠显庙内设众安桥小学，靖魔殿、精忠殿及两庑侧室均改为礼堂和教室，但庙里的墓园、神像及许多石碑都还保留，有些用木栅栏围住，不让小孩攀爬。利用庙宇的场地开设学校，这在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后的杭州，相当普遍。一是因为办学经费紧张，二是大多数庙宇的房屋比较牢固且宽敞。许多时候，庙与校共存，一边和尚在念经，一边学生在念书。
解放后忠显庙内的众安桥小学还在，据当年在老浙江日报社（在原东南日报社大楼）工作的傅伯星先生回忆，那时庙里的像设已基本毁废，但墓与许多碑刻还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来庙宇建筑毁于文革时期，仅残留庙门前的一些遗迹。九十年代庆春路改造及娃哈哈美食城建成后，忠显庙所有印迹已彻底消失，只有近旁的“岳王路”这个路名，还留下一点踪影（现有了小小的“岳王公园”）。
忠显庙立庙之本是确定该处为原九曲丛祠，也就是当初隗顺偷埋岳飞的初葬之地，那么隗顺当年背着岳飞尸体到底是来到这里，还是到了钱塘门外呢？据《咸淳临安志》的南宋京城图，从大理寺出发，钱塘门外的九曲城是西面，而众安桥是东南方，方向相反，相对距离众安桥要稍近些。
清代后期，杭州地方官与社会贤达大多认定众安桥河下十七号（下瓦巷）是岳王初瘗处，而明代与现代学者基本都考证其位于钱塘门外。据倪士毅教授所述，南宋的众安桥是商业繁华之处，铺面林立，桥南有北瓦子（也称下瓦子）等娱乐场所，又是御街所经之地，隗顺不可能将岳飞在此埋葬。不过，在清代，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已无迹可寻，而众安桥下却还留有“实物”。
不管怎么说，当年隗顺背负王尸出大理寺，向左拐，要经过被严密监控的岳府，向右拐，要通过钱塘城门，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论朝哪走，他不畏风险做出的这个举动，一直让后人敬佩。
栖霞岭岳坟图（清）
岳飞初葬地，不论在众安桥下还是钱塘门外，之后迁葬于栖霞岭，是无可争议的。众安桥的忠显庙存在不到百年，但因创庙人吴廷康本身是一位金石家，庙里的石刻精品非常多，这些珍贵石刻后来大部分也移至栖霞岭岳庙收藏陈列。
如根据岳飞手书真迹摹刻的《登黄鹤楼》、《满江红》两块碑石，还有据嘉兴岳飞后裔家藏真迹刻的《谢讲和赦表》三块、《南京上皇帝书》附题跋二十块、岳飞手书唐李华《吊古战场文》连题跋十块等，这些石碑（或复刻版）现均列于栖霞岭岳庙的北碑廊内，还有九块石碑据传也是岳飞手书的《洗马歌》则移至西泠印社。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栖霞岭岳庙碑廊中，仅有的两块刻有岳飞画像的石碑，也是从众安桥忠显庙移来。一块是北碑廊东端的《石刻岳鄂王像》，上面几乎如真人大小的岳王正襟危坐，左手握弓，右手持箭，仪态威严，胡须、箭矢、衣上花饰等均刻画得十分细腻精美，这是吴廷康当年请人据栖霞岭岳庙原流芳亭内的明代石刻岳飞像摹刻的。
另一块是西端的《宋封少保武昌公岳鄂忠武王遗像》，此像较小，但更具权威性，因其源自嘉兴金陀坊岳飞后裔的旧藏遗像，岳飞微侧身而坐，双手持书展读，儒雅端庄，由汪柳溪摹刻。碑上还有吴廷康亲撰的刻像缘起。
可惜的是，原来忠显庙内共有三块石刻岳飞大小坐像，另两块不知去了哪里，还有一块岳云手持双锤的立像，英气勃勃，尤为珍贵，也不知落于何处。
原众安桥忠显庙门外，由四块巨石排成一面照壁，上有彭玉麟书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其中刻有“报”字的这块巨石，如今也正躺在栖霞岭岳庙内启忠祠后面的草丛中，字原为红色，经风吹雨打，色已褪尽，但仍遒劲有力。
3.栖霞岭岳庙
历史上，杭州有过八处与岳飞有关的祠庙和遗迹，其中规模与名气最大，受到历代多位最高统治者赐额或加封，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只有栖霞岭的岳坟与岳庙。
不过，最初岳飞迁葬于栖霞岭，墓建成后，朝廷赐庙时，还出过一桩乌龙。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礼葬岳飞后，其孙岳甫（岳云长子）在附近的虎头岩下找到一座寺院，名为显明寺，这是一座别无田产的律院，离岳飞墓又近。岳甫立即上报朝廷，请求将显明寺赐为祭祀岳飞的功德寺。孝宗下旨批准，并赐额“褒忠衍福寺”。
本来一切顺利，可没想到有位活着的“少保”不答应了，他就是安庆军节度使赵士篯。因为显明寺的忏堂内摆放着他父亲仪王赵仲湜的灵位，寺旁还有墓园，这里早已是仪王的墓庙。赵仲湜是宋太祖的玄孙，靖康之难时，众将要拥他为帝，赵仲湜坚拒，说：“自有真主。”后康王在南京称帝，他率众前往拜谒，得到了赵构的高度信任和敬重，死后追封仪王。如果显明寺成了岳飞的功德寺，那每到祭祀时节，让仪王后人上哪去拜祭？可圣旨已下，只能向朝廷申述，请岳家另选寺院。
于是圣旨又下，令岳家再选功德寺。此后岳家好长时间没能完成此事，直到岳飞另一位孙子岳珂（岳霖之子）出马，就在岳飞墓旁，勘定了一座无门堂僧舍，只有地基和几间破屋的下智果寺。
“复官改葬并赐谥告词碑”碑额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智果寺”与葛岭的“上智果寺”，原在孤山，当年与苏东坡还有一段渊源，后因高宗造四圣延祥观，将智果寺分为“上下”两个，下智果寺迁至栖霞岭南，上智果寺迁至葛岭南。岳飞迁葬几十年后，葛岭的智果寺旁也葬了一位民族英雄，那就是抗元名将陈文龙。
岳珂上报朝廷，请求将下智果寺赐额为功德寺，并愿自行买田修建和请僧供祭。可未料到这次又遇到了波折，礼部吸取了教训，仔细审核后，发现大观三年（1109）时有条规定，即不得将有额（官方认定）寺院充当坟寺或功德院，如有违反，都将受到弹劾，而下智果寺是有额寺院。
好在当年礼部有位官员头脑灵活，查到之前圣旨批准显明寺为岳飞功德寺时，那显明寺也是有额寺院，皇上会错吗？那是特批！于是“系奉圣旨，特依所乞”。终于在岳飞迁葬栖霞岭的五十多年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二十一日，尚书省敕：“奉圣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飞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禅寺’为额。”这就是如今西湖岳庙的缘起。
此后，岳庙便由岳飞后裔维持打理，并陆续扩建和修葺。随着朝代的更替，岁月的流逝，或因守业不善，或因战火之灾，庙宇曾多次毁废，但在岳氏后人及各朝地方官绅的不断努力下，岳庙屡废屡建。而无论风云变幻，至清代，岳庙中还珍藏着三样宝贝：岳王父子画像、宋高宗绍兴敕和精忠铜爵。
岳庙所藏岳飞画像，长五尺多，像中岳飞头裹软巾，长脸有短须，束带方袍，坐着看书，气象儒雅，此像在明崇祯年间曾石刻立于墓前。岳云画像长二尺多，像上岳云头戴战盔，身披战甲，手持两铜椎，英气勃勃，那铜椎形状特别，呈椭圆形且头上尖锐。这两幅画像原众安桥忠显庙均有石刻版，岳飞像现在岳庙北碑廊，岳云像已不知所踪。
“复官改葬并赐谥告词碑”碑体
岳飞究竟长什么样？据傅伯星先生考证，可信度最高的是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图中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及各自卫士共八人，其中岳飞头裹软巾，身穿便服，广额圆脸，小眼，大鼻，小嘴，没有胡须，身高中等较壮硕，肚微凸。此画应作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该年岳飞被追封为鄂王，离其被害六十多年，从时间上看，相隔不远，而且当时“四将”的子孙都还在朝中为官，他们不会容许画家笔下的先人形象与事实不符。
岳庙中的岳飞坐像可能源自明代，其袍上有花纹，而宋代官员无论朝服还是常服，均为单色，袍上没有任何图案，只是按品级高低分为紫、红、绿、蓝四种。那么岳飞后人为何不以南宋的《中兴四将图》作为岳王像珍藏呢？可能因为不想与其中陷害岳飞的张俊“同框”吧。
据史料记载，岳飞的相貌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画像中没有体现，就是因患过眼疾，眼睛有大小，当时有“大小眼将军”之称。被金人掳去的韦太后（赵构生母）放归时，还未进宫，就问左右：“大小眼将军在哪里？”左右回答岳飞已死于狱中，韦太后叹曰：“没有此人，我怎能回到这里。”此后便常年穿道服、吃素食以报岳飞。因为韦太后知道，没有当初“大小眼将军”岳飞的勇猛善战，使金人有所忌惮，她可能就没有机会回来做太后了。
岳庙珍藏的另一样宝贝，就是宋高宗绍兴敕（也称“起复诏”），即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信，内容是劝说正在庐山为母守孝的岳飞，在国难当头之际，诸将都在为国效力，请他舍小家而顾大家，别拘泥于守孝三年的古礼，尽快归队，以偿其收复中原之志。
这封皇帝手敕是岳飞家人秘藏起来的，当年秦桧为坐实岳飞“淮西逗留”（延误军机）的罪名，派万俟卨去岳府抄家，将宋高宗给岳飞的诏书全都抄走，使岳飞失去自辩的物证，唯独这封手敕被藏了下来，成为岳氏后人不轻易示人的传家之宝。
第三件宝贝为精忠铜爵，高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口径长四寸五分，阔二寸三分，重一斤六两左右，三足二柱，腹容四合，中刻“精忠报国”四字，左侧竖耳上有小印为“岳珂建造”字样，上为两翅文，形状古朴。
相传该铜爵为岳珂于嘉泰四年（1204），也就是刘松年画《中兴四将图》那一年铸造的，是奉祀岳王的祭器。后南宋灭亡，岳庙被毁时被埋入土中，在明万历年间又出现在诸暨的山里，被人归还至嘉兴金陀坊岳珂后人手里，后来不知怎么又被一位姓汪的官员所收藏。
清乾隆年间，该铜爵被一位名叫金德舆的桐乡人购得，并送还给西湖岳庙的岳氏后人，至此，精忠爵兜了一大圈，终于在五百多年后回了家。而据志载，岳珂当年为岳庙打造的祭器是一整套的，还有古铜爵杯、古铜笾豆、酒樽等均已无存，只留下了这尊精忠铜爵。
岳庙除了这三件宝贝，其实历朝历代立于庙内的碑石都是无价之宝，刻在每块石头上的文字不仅见证了历史，更是一种情怀的展现。
清嘉庆六年（1801）浙江巡抚阮元修葺岳庙时，在墓西流芳亭废址土中挖出数块旧碑，这些旧碑埋在土里已有一二百年，此一拔出土壤，与湖山相照耀，其魂灵便有了不可磨灭之势。
其中有块断裂的石碑，是明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看了宋高宗的“绍兴敕”而题的《满江红》，最早指明宋高宗才是害死岳飞的真凶：“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该碑现列于南碑廊。
岳庙中的树木也很有特色和故事。一般树木的枝叶都是向四周伸展的，而据传岳王墓旁的松柏树枝均是朝南生长的，元代贝琼有诗云：“那是鄂王坟上树，枝枝叶叶尽南回。”
按理说岳飞素有北复中原之志，树枝应北向才对，为什么会南向呢？据说有一天，宋孝宗游西湖，正享受美景时，突然湖面上狂风大作、乌云密布，他抬头向栖霞岭望去，只见岳飞领着众将士立于云中，向他怒目而视，孝宗吓得魂不附体，陪同的官员连忙安慰说，那只是岳坟周围的松柏枝条，孝宗连连摇头说：“不是树枝，那是岳元帅在指责我只顾寻欢作乐，而忘了中原父老啊！”原来墓树朝南，是指向南面凤凰山的皇宫，提醒皇帝别忘了收复故土。
还有两棵最有名的树，就是精忠柏和分尸桧。精忠柏的来历，也与筹建众安桥岳庙（忠显庙）的吴廷康有关。据说当年大理寺风波亭旁有一古柏，在岳飞被害之时突然枯死，但枯而不倒，坚如铁石，老百姓认为这是岳飞忠烈气节的象征，称之为“精忠柏”，后毁于太平军兵火，断成九节，变成了树化石，有一节被乡民取走，说是能避瘟疫和治疗疟疾。
同治十三年（1874）司狱吴廷康在原南宋大理寺旧址附近挖出了几段精忠柏，他在原风波亭的位置造了一个土台，将精忠柏放在上面，称为“精忠柏台”，前立一石碑，上面根据范正庸所绘的《精忠柏图》，摹刻了一棵古朴苍劲的枯柏。1922年，浙江交涉使王丰镐雇人将这八段精忠柏化石与石碑抬至栖霞岭岳庙，并围上铁栏，加以保存。
分尸桧
另一棵“名树”分尸桧，是明朝杭州府同知（知府副职）马伟所创。明天顺元年（1457）马伟完成了岳庙入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建，庙宇建筑增扩了不少。接着，马伟奏请朝廷赐额“忠烈”，自此，栖霞岭岳庙从“（保义）褒忠衍福寺”变为“忠烈庙”。
加额这天，马伟召集文武官员和杭城百姓来到岳飞墓前祭拜岳飞，礼毕后令人将一棵桧柏栽于墓前陵园中，再用一把大锯，在根以上将其从中锯成两半，中间用木条隔开，象征将陷害忠良的奸臣秦桧分尸，这棵被锯成两半的桧柏就称为“分尸桧”。这棵“分尸桧”后来在明隆庆五年（1571）被雷电击毁，后人又在原处栽种桧柏代之，且所栽桧柏永远是向南歪斜的。
从上可以知道，虽然“精忠柏”资格很老（南宋时见证岳飞被害，从古生物角度已有一亿多岁），但“分尸桧”要比“精忠柏”先到岳庙（分别是明朝和民国）。一个是墓园门外的几块树化石，一个是甬道正中的一棵歪脖树，有人居然还会搞错，把几块石头说成“分尸桧”，把一棵歪脖树叫成“精忠柏”，要知道，它俩可是天差地别，正可谓：流芳百世“精忠柏”，遗臭万年“分尸桧”。
4.铁跪像
岳庙中“遗臭万年”的还不止是“分尸桧”，还有四个跪在岳飞墓前的铁像。这些铁人从开始时的三个，后增至四个，再到五个，最后又回到四个，并屡毁屡铸，一直跪了五百多年。
铁像最早始于明正德八年（1513），浙江都指挥李隆，铸秦桧、王氏、万俟卨三个赤身双手反缚的铜跪像，置于岳飞墓前，后被游人打碎。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浙江按察副使范涞认为铜不够坚硬，改用铁铸，并加张俊的跪像，每个铁像胸口都刻上名字，四个铁跪像便由此而来。当时民众来此拜谒岳飞墓后，都会向四个铁像投掷石瓦，甚至朝其头上撒尿，王氏的两个铁乳也被摸得精光可鉴。
没多久，浙江巡抚王汝训觉得这样有伤风化，便将张俊、王氏两像沉入西湖，把秦桧、万俟卨的跪像移至祠前。万历三十年（1602）范涞又捐钱重铸张、王二像，这样，又凑齐了四跪像。
之后，嘉兴一位名叫项德祯的官员，雇人抬了一个罗汝楫的铁跪像置于岳飞墓前，罗汝楫是当年受秦桧指使，配合万俟卨陷害岳飞的审判官。如此就有了五个跪像。
文徵明《满江红》碑
这些铁像跪在那里，几乎天天遭人击打，毁损严重，王氏的铁头还被人用棍子敲了下来。雍正九年（1731），浙江总督李卫重修岳庙时，令钱塘知县李惺又重铸了四个铁像，把罗汝楫给“赦免”了，而且说所用之铁不应被奸臣玷污，专用收缴来的叛军盗寇用过的“污铁”来铸四奸像。所以后来有位松江女士所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后半句也不一定准确，白铁也有所谓“不无辜”的。
清乾隆三十年（1765），铁像又身首破裂，钱塘令向巡抚熊学鹏报告，准备再次重铸。熊说：“岳王的浩然正气已千古不灭，那奸臣秦桧死了那么久，还知道什么，铁铸其身，无非是发泄一下后人的愤慨而已，没多大意义，任其自灭吧。”
当晚，熊就梦见秦桧夫妇戴着铁链枷锁，蓬头垢面地跪在他面前磕头谢恩：“岳飞之死，那是应得，而世人却把我们糟践得苦不堪言，要不是恩公一句话，一旦再铸铁像，我们不知又要遭罪多少年啊！”第二天熊巡抚把这个梦告诉了钱塘令，并立即下令，马上开铸铁像，而且要用精铁来铸，可以更经久“耐打”。
嘉庆六年（1801），浙江巡抚阮元重修岳庙，用平定海盗蔡牵时缴获的兵器，又一次镕铸了秦桧夫妇跪于岳王墓前的铁像。有次阮巡抚去岳庙拜谒，见到有人做了两块小牌，分别系在秦桧和王氏的脖子上，秦桧的牌子上写：“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王氏的牌子上写：“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阮元看了哈哈大笑。
沦陷时岳坟旁的日军
五百多年来，跪在岳王墓前的铁像，铸了砸，砸了铸，前后起码重铸过十多次。有人说岳王的像倒是泥塑的，奸臣却用铁铸，可不想想，岳王爷端坐在庙堂里受人敬拜，这几个铁人跪在露天日晒雨淋，遭人啐打，不做得牢固点，能行吗？后来铁像被石栏围起，不让人随便击打了，可一走近就尿*臭刺鼻，那王氏的两只铁乳，还被摸得锃亮，据说摸了可以使养蚕人的蚕花茂盛。
岳庙里的铁像，在杭州沦陷的日据时期，还起到了对汉奸的羞臊与讽刺作用。岳庙因名气大，在日伪期间，日本要人来杭，都会慕名而去。当时杭州的伪市长孙祖基，每次都要陪同日本人去岳庙参观，以尽地主之谊。
当日本人见到秦桧等跪着的铁像，总会好奇地问东问西，孙祖基每到此时，想到跪在这里的就是汉奸投降派的祖宗，便面红耳赤，喃喃地不知如何作答，故视参观岳庙为畏途，只要有这种“接待任务”，就尽量借故推脱。后来索性一度将四个铁像搬到僻静之地，以免相见尴尬。
民国时期的铁跪像
孙祖基有位名叫秋翁的朋友，是名上海报社的记者，他来杭州时孙也热情招待。秋翁回上海后，在报上写了篇名为《湖上心影》的文章，其中写道：“岳坟的岳忠武王，依然静静地躺着，但坟前几尊铁像都站了起来——立直了。”孙祖基看到了认为是在讽刺自己，便写信质问，秋翁回信说：“假如足下也有铸像的资格，那么白铁的市价准会同黄金一样飞涨。”把孙祖基气得从此与秋翁绝交。
日伪时期，有份名为《现世报》的报纸，专门刊登嘲讽当时汉奸政府的文章，有篇题为《代西湖岳坟秦氏铁像呈滑稽政府请求昭雪文》的讽刺文章，针砭时弊，写得十分劲爆。
文中以秦桧的口吻，说如果没有他秦桧的“忠心谋求和平”，哪来南宋偏安一百多年，这是为后世“礼让为国”作出标榜，是有大功的。但后世这些偏执愚昧之人，颠倒功罪，视秦桧为奸贼，并施各种侮辱，如“油炸桧”、铁跪像等，真是冤枉啊！
今恰逢时代变迁，现“亲善和谐”的诸公，皆为秦桧同志，如要避免后世再有铸汉奸铁像之事发生，特请求政府三件事：第一，立即将岳庙内秦桧等铁像销毁，另立一秦桧铜像于政府大礼堂前，以示景仰。第二，通令全国，禁止制作“油炸桧”，并不准上演“骂曹、扫秦”等荒谬戏剧，尤须禁止使用旧式膏药（似日本国旗），以示亲善。第三，将全国所有关岳庙，改为俊杰祠，专祀历代被列入“贰臣传”的“俊杰”，取“识时务者为俊杰”之意也。
历史上，从官方到民间对岳庙都是崇敬有加的，但后来在一些国民眼里，它却变成一个纯粹游玩的景点。
起复诏碑
清朝大员彭玉麟有次去岳坟，见庙庭内系着一匹马，就问是谁的马，旁人告之是某八旗领佐的马，彭令人叫他过来，那领佐不敢来，于是彭玉麟就将此马交给旗营将军，并追究该领佐的不敬之罪。彭说先皇帝都赐诗于岳庙，而八旗子弟竟敢系马于庙庭，不但亵渎神明，还敢骑马经过御碑之旁，实为大不敬。将军只得将该领佐贬为骁骑校，并棍责百下，从此旗人不敢骑马过岳庙了。
1936年的《新闻报》上有篇《岳坟所见》中写道：岳庙门口有块市政府贴的写有“脱帽”二字的搪瓷牌，所有人必须脱帽而进，但好多戴帽子的，都看着牌子不屑地笑笑，进去并不脱下帽子。岳王坟前也有一块牌子，上写“敬礼”二字，可除了童子军外，大部分人也不曾敬礼。有些人还将腰靠在坟边蹭来蹭去，说是“坟边靠一靠，一生不酸腰”。还有些人甚至把铜元扔到圆坟的顶上，称铜元停在上面，不滑下来的话，就会发财。
栖霞岭岳庙图（清）
这时，有几个日本人走到岳王坟前肃立片刻，然后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当他们走开时，一位中国同胞说：“岳老爷是中国人，要他们来敬什么礼！”然后就与同伴到边上卖古玩的摊子里讨价还价，完了坐在坟前石桌上吃起梨来。
阮毅成在《三句不离本杭》中讲到，1937年10月初，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官员到岳庙去参拜，大家知道杭州必将沦陷，但没办法将岳坟迁走，也不能将岳庙拆毁，大家站在岳坟前，行了三鞠躬，表示向岳王辞行，并默祷岳王英灵呵护，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行礼之后，大家又走到墙边，对刻在墙上的“尽忠报国”与“还我河山”八个大字，看了许久，才在黑暗中，分别离去。
1945年10月中旬，抗战胜利后，阮毅成与杭州市长周象贤又一次来到岳庙，先到岳王像前行礼，再到墓前参拜。意思是告诉岳王，河山已经还我了！黄龙也痛饮了！我们也回来了！周象贤是基督徒，一向不拜偶像，但他也一同行礼，说：“这是崇拜爱国的英雄，上帝是可以允许的。”他们还更换了岳庙中许多日本人及汉奸留下的匾额和对联，并恢复了官方的春秋两祭。
卢永祥重修岳陵图（民国）
5.卢永祥重修岳庙
对岳飞的敬仰或者说崇拜，还强烈地体现在民国初期的一批“军阀”身上。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1918-1921），开展了一次由浙江督军发起，全国“军阀”纷纷捐款的，规模巨大的岳庙重建工程。
关于这次重修岳庙的缘起，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安徽督军倪嗣冲有一晚做梦，梦见一头戴平天冠的神仙，手指着一间破屋，愁眉不语。倪醒来对副官讲起此事，副官说：“照大帅所见神祇的状貌，应是岳王爷。”原来这位副官是个岳飞迷，他说现今杭州西湖岳庙已破败不堪，岳王爷手指破屋，是希望大帅重修岳庙的意思。倪大帅一想不错，就先派副官到西湖岳庙致祭，并将庙况拍照寄回，果与梦中一样破败，倪就下了重修岳庙的决心。他与浙江都督杨善德函电商议，然后向各省督军筹款共修西湖岳庙。
这个传说有点不大靠谱，因为后来岳庙修建完成后，主持者卢永祥在碑记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位倪大帅，而真正的发起者应是当时的浙江督军杨善德。
里西湖边的“关岳庙”牌坊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军人当政，而那时军人崇拜的偶像就是关羽和岳飞。民国七年（1918）杨善德（皖系）任浙江督军，见西湖岳庙岁久不修，破损严重，就倡议兴修，首先发出一道全国通电给各省督军：
“岳武穆忠节勋猷，与关圣同炳千秋，允为军人模范。其坟墓祠宇及全家忠迹，均在西湖，年久失修，渐就颓圮。觥觥遗烈，坐令湮沉，甚非我军人崇拜英雄之意。鄙人恭领此邦，责无旁贷，经营诚不敢辞。惟扩张之规画，预计非六七万元，不克藏事。独力固属难胜，专美尤所不敢，用特敬告缘起，乞赐提衡。我公崇贤尚义，中外同倾。如蒙鼎助，早得玉成，将来书名丰碣，定与湖山同垂不朽。同气之求，伏候明教。杨善德东印。”
杨善德这道通电写得很有号召力，首先指出岳飞是我们军人共同的精神偶像，我们能看着他的庙宇毁败而不管吗？其次说我独自维修有困难，希望大家能共同承担。最后说如能相助，都将刻名于碑上，与西湖山水共存永久。
通电发出后，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督办段祺瑞、总司令段芝贵、筹边使徐树铮；直系军阀曹锟、王占元、李纯、田中玉、李厚基、陈光远、王廷祯、蔡成勋、齐夑元；皖系军阀倪嗣冲、张树元、张敬尧、赵倜、陈树藩、张广建、何丰林；奉系军阀张作霖、鲍贵卿、张景惠等，均纷纷回电并捐款，甚至连抠得要命的阎锡山都来电响应。
这些军阀派别分明，多年来相互争斗，拼抢地盘，谁也不买谁的账，但在捐款修建西湖岳庙上，全国的大帅们却出奇地一致，一下子募得八万余元。
移至宝石山腰的“关岳庙”牌坊
不久杨善德去世，由卢永祥接任浙江督军，继续主持修庙工程。可按新的修建规画，需费用十三万元，缺口还很大，于是卢永祥也发起了一次全国通电，再次向各大帅募捐，并继续承诺将刻名留存于岳庙。各省督军又一次汇来捐款，这次连浙江省内各地公署也都捐了款，共募得大洋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三元七角零二厘，其中，捐款最多的是徐树铮，为一万元，杨善德和卢永祥自己也各捐一万元，最少的是泰顺县警察所，捐洋二元。
卢永祥专门成立了“重修岳陵事务所”，由督军署直管，军、警、政、商、学各界派员组成，并制定办事规则。所有工程进行招投标、签订合同契约，包括样式、尺寸、用料等，做事相当规范细致，并有非常详尽的收支账目，大到拆运旗营城墙砖石费用，小到购置一只牛皮大鼓的价格，全都历历在目。
整个工程从头门、正殿、神龛到后祠、碑廊、墓道等，几乎修了个遍。当时新塑的岳王神像，高一丈四尺，头戴平天冠，日月云头，三缕长须，手捧碧玉圭，身着绣金龙蟒朝服，金线水脚，真金描画，上五彩。
除了庙内，还将庙门外至“碧血丹心”牌坊周围地界的房屋拆迁，新建商业用房，而且拆迁赔偿方案公平合理，连移一株桑树都给予补偿。当时有位名叫李广升的警队巡长，在查勘被拆迁民房时，漏报了几个房间，被岳坟街的拆迁户告到重修岳陵事务所，事务所核查后，报省会警察厅对李巡长“从严惩处”，并补全了拆迁户的补偿费。
秋水山庄后面的关公石像
这次重修岳庙时，还将岳庙西侧的花神庙移至左公祠西首，并在花神庙原址上创办了精忠国民小学，办学资金由岳坟街新建商业用房所收租金支付。精忠小学的开学训词中说道：“本校以精忠标名，欲诸生模范岳王，居家孝顺父母，如岳王涅背故事，后来身膺国事，自能尽忠。凡人立身行己，须本‘忠孝’两字，舍此就不算学问。诸生质多优美，孟晋可期。”
由杨善德、卢永祥两任督军先后主持的重修岳庙工程，共历时四年，耗资十五万大洋，规模浩大，是岳庙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修缮，整个墓庙与庭院都焕然一新。
其中，最壮观醒目的是正殿月台的东西两边，新立了两块巨大的石碑，西边这块是“复官改葬并赐谥告词碑”，碑文为南宋历朝给岳飞平反追封的敕告，碑阴为朝廷赐智果寺为岳飞功德寺，及《赐褒忠衍福寺额敕》，后附卢永祥题跋；东边这块是“重修宋岳忠武王祠墓碑”，碑文为卢永祥所写岳飞功绩及这次重修岳王墓庙的经过，由杭县吴士鉴书，后附监修者和承造人姓名，碑阴则兑现当初杨善德与卢永祥对“大帅们”的承诺，将捐款者姓名与捐助金额一一刻上，使之在岳庙与湖山“永存”。
这两块同样尺寸的巨碑是岳庙内最大的石碑，光是中间黑色大理石的碑体，就高238厘米，宽116厘米，再加上上面浮雕群龙纹的汉白玉碑额和下面的石赑屃（龟形碑座，读壁细），总高达3米多。
这也是当时岳庙内仅有的两块带龟形碑座（石赑屃）的石碑，其中一具赑屃是岳庙旧物，另一具是在桃源岭一座钱氏古坟前找到的，找到时上面的碑石已经毁坏，但其石料、样式、大小等，恰好与岳庙的那具赑屃相配，于是事务所人员征得钱氏坟主同意，以十五大洋买下。但这具石赑屃重约七千余斤，桃源岭与岳坟相距有五里之遥，运输相当不易，最后用盘车逐段盘运，大费周折，才运到岳庙，运费竟花了四十大洋。
忠烈祠前的两块巨碑
两块巨碑当年一左一右立在忠烈祠两旁，黑的碑体，白的碑额，下面两只巨龟，庄严威武，像两位巨灵神护卫着岳王爷，可惜现在看不到了。这两块巨碑不知毁于何时，现在还剩两座硕大的汉白玉碑额，蹲在启忠祠东北角的草丛中，以及“复官改葬并赐谥告词碑”的黑大理石碑体，立在南碑廊的西端，外面罩着玻璃，尽管已被掐头去尾，但它还是碑廊中身形最大的石碑。
两具各七千多斤重的石巨龟（赑屃）也不知所踪。而那块刻有众“军阀”捐款姓名，说要“与湖山永存”的“重修宋岳忠武王祠墓碑”碑体，已被砸毁，如果“大帅们”地下有知，恐怕要问：“娘的，谁砸的？”
重修岳庙工程完成后没几年（1924），“齐卢之战”爆发，卢永祥撤出杭州，与其争战的就是当初为修建岳庙捐过一千大洋的直系军阀齐燮元。据说卢永祥部队撤出杭州前，还到以前记过账的各家商铺、饭馆，逐一把欠账还清，真的有点当年岳家军“秋毫不犯”的风范。
接着直系军阀孙传芳，以“援齐讨卢”为名，进了杭州。孙传芳一进杭州，雷峰塔就倒了，这“不祥之兆”一直使孙大帅耿耿于怀，于是借关、岳二“武圣”之威以镇“风水”，在保俶塔下建造了一座“关岳庙昭忠祠”，合祀关羽和岳飞。
“关岳庙”的形式源于袁世凯，1914年11月21日，袁世凯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大元帅名义颁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随即将北京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改建为全国第一座“关岳庙”， 此后各地军阀纷纷仿建。
栖霞岭岳庙东侧，跨虹桥之北，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建有关帝庙，所以在北山之阳，岳王爷和关帝爷早就是邻居了。写过《小窗幽记》的明朝文学家陈继儒，在这座关帝庙里还留有一副柱联：“德必有邻，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择主，鼎足分汉室君臣。”
清朝中期，现北山街秋水山庄方位也有过一座关帝庙，至今秋水山庄后面还留有一尊关老爷的石像，被人供奉着。因此，北山沿湖这一带，当年充满了“忠义”之气，并非都是达官贵人的豪宅，孙传芳在北山上建“关岳庙”也是有道理的。
除了保俶塔下的“关岳庙”，孙传芳还造了一座额为“关岳庙昭忠祠”的石牌坊，这座高大的牌坊一开始立在里西湖边，杭州人称之为“孙传芳牌楼”，后来因开西博会扩建环湖马路（北山路），将此牌坊移到了宝石山半山腰。
当“关岳庙”牌坊立在西湖边时，它与岳庙正好连成一线，这仿佛是一条历史之线，中间串起了无数幕历史景象。在翻阅岳庙史料过程中，我脑海中不由也浮现出一个景象：
在那至暗时刻，大理寺狱卒隗顺背着岳飞的尸体，一手拎着一只铅桶，在大雪纷飞的寒夜里，踽踽而行，为心中的英雄寻找一块安息之地。他虽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但那一腔热血，当与湖山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