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人对“天府之国”的理解，不仅局限于四川，而且常偏重于“肥沃富饶”这一层经济地理学层面的意义。纯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意义上来说，古人常说的其实往往不是“天府”一词，而是“陆海”——这两个词在某些意义上有重叠，但“陆海”并没有“天府”所隐含的“地势险要的建都立业基地”的含义。
例如，关中常被称作“天府”，但《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又称之为“陆海”：“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注：“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然也。”宋人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辽代蓟州“自晋割赂北虏，建为南京……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在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这里“陆海”一词已带有了某种“市场”的意味，到明代，它甚至还隐含指“各色人等繁杂的地方”，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四川盆地也是一样，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段话在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反映出当时蜀人一种逐渐形成的自我认同。在历史上，四川盆地从未像关中平原那样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其特殊的地势而能自成一格，在乱世时往往成为宜居之地，《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谈到前蜀开国君主王建时所说的，正是其历史上的常态：“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这里仍然强调了它是“恃险而富”。
由于传统上“天府之国”特指帝王赖以建都的根本之地，而在唐代以后的大一统帝国时期，显然不太会有人考虑成都平原，因为这里仅适合“偏安”而难以掌控全国局势——这一点不要说和关中无法比拟，就是和北京、南京相比都逊色一筹。因此，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除了蜀汉这样的特定情况外，很少人会把这儿称作“天府之国”。
不过，大体从晚明时期起，对“天府之国”的一种新理解出现了，更侧重能征收贡赋这一面，把那些虽然未必能成就“王业”、但物产丰富的地区称作“天府之国”。明万历年间的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便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在此，他从《禹贡》的视角出发，把福建沿海称作“天府之国”，但这显然仅指当地富于物产，而非指据守当地足以建立帝王霸业。晚清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等上奏《会筹全台大局疏》，忧虑于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图谋台湾东部，说到“论者每谓后山精华，停蓄日久，奇珍瑰宝，充牣其间，蛮荒之区，实天府之国”，也纯就当地物产而言。林则徐曾为同乡名臣陈若霖旧居题写门帘，上联是“三十州都督，文武兼资，王命秉钺临天府”，以此称誉陈氏曾在四川、山东、湖北、云南等地任职，执掌民政税赋，他并未特指“天府”是哪里，而是表示这些地方都是国家重要的税赋之地。
晚清之所以对“天府”的理解更侧重“富饶”这一层意义，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西风东渐之后，受“商战”理念兴起的影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就按传统的宇宙论，将商务视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虽然他在该书中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提议迁都西安；但与此同时，他也将“天府”视为“繁华富庶”的代称，如“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在这里，他显然并不是把这些城市视为“争雄天下的险要根据地”，而在他之前，也从未有人将某个城市称作“天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战”理念中，“繁华富庶”也不是单纯作为经济现象来理解的，而被看作是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晓旧籍的学者对“天府”的理解仍秉持传统，如章太炎《讨满洲檄》“夫以黄帝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更明显的是他谈到顾炎武“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明确指出“天府”的要件是“其险可守”。甲午战败，康有为公车上书，提议四条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迁都的首选，他认为是关中：“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这里他虽然也提到了“崤函之固”，但对“天府”却偏向于其“膏腴之地”这一面。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著《仁学》，也偏重这一含义，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的江淮平原称为“天府之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显然，这里已不再注意传统的“地势险要”这一点，而仅注重其物产、人才的层面。
不过康有为的观点多变，在戊戌变法时，他又提议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认为“陆争之世”，建都重在“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但海通之世“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他还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鼓荡之下，将整个中国视为“天府”，如其《爱国歌》：“登地顶昆苍之墟，左望万里，曰维神州。东南襟沧海，西北枕崇丘。岳岭环峙，川泽汇流。中开天府之奥区，万国莫我侔!”又有《爱国短歌行》：“神州万里风泱泱，昆仑东南海为疆。岳岭回环江河长，中开天府万宝藏。……今为万国竞时，惟我广土众民霸国资，偏鉴万国无似之。”其中所谓“广土众民”为霸国之资，与战国策士的思想无异。
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想法。他的学生梁启超亦有《爱国歌》，其中歌颂：“泱泱哉！吾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1899年，梁氏又称中国为“二万万里膏腴天府”，1902年又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出“我国天府腴壤，甲于全球”。1905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狮子吼》中称誉中国“真是锦绣江山，天府上国，世界之中，有一无二”。这是当时革命党人国族认同中的常用语，相当于我们自小在课本上读到说中国“地大物博”，只不过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调与各国的激烈竞争。1907年秋瑾秘密组建光复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八个军的番号，并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光复军义稿》称其目的在于：“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将整个中国称为“天府”是史无前例的，就其传统意涵而言已属误用，就像不能把整个身体称作心脏一样。
在此之后，“天府”的确切含义就发生了偏移，原先那种注重“居中驭外”的治国术观念淡化，而强化了当地“肥沃膏腴”这一形容本身，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现代人尤其沿用不察。诗人北岛在提及大饥荒时说：“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虽然这里指的是四川，但显然侧重指当地物产之丰饶。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提到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在同书另一处也提到“等到秦兼并巴蜀之后，特别是建都江堰以后，蜀就成为‘天府之国’。”然而，在战国之际将蜀地称为“天府之国”其实严格来说是时代错置的，显然杨宽在此仅指其“土地肥沃”而已。英国东方学家G.勒·斯特兰奇的名著《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的中译本堪称信达雅，但在提到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伊拉克地区时，译者韩中义却用“天府之地”一词来对译原文的marvelous fertility（极其肥沃）；在另一处甚至用“天府之国”来对译the Vale of Manna（“玛那之谷”，“玛那”是《圣经》中的天赐食物）。显然，他想采用一些较为典雅的词汇，但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天府”一词原本蕴含的复杂意味，实际上是不适合对译英语原文中那些意思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偏离。
词义的变迁在近代当然也是常有的事，一如“卫生”一词在近代对译英语的hygiene之后，在现代汉语中也不再是古汉语中“养生”那一层意思了。但在“天府”一词上的问题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现代说的“土地肥沃”这一层意思的“天府”，并不是古代的原意。网上常有诸如“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这类说法，历史学者王双怀《“天府之国”的演变》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发现历史上中国曾有许多地方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其理解同样有偏差，因而误以为“天府之国”称号的转移意味着各经济重心的兴衰，因而他的论文中才出现这样的句子：“宋辽夏金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京津一带先后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关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国’或被边缘化，或沦为战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新的‘天府之国’。”由于不理解“天府”一词原先蕴含的政治意味，他将各地“天府”称号的变迁看作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信号，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此类说法都意味着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出现了断裂。如前所言，“天府之国”本就着眼于军国地理学的治国术视角，因而不同时代的人在说到某地是“天府之国”时，并非意味着此地比他处更为肥沃富饶，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判断，这里更适合建都以掌控天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关中在衰落上千年之后，还有人孜孜不倦地论证这里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国”。这种理解的偏差常使人对历史发生误解，如北宋时侬智高起兵两广，大儒李觏上书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兼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孙沔，强调“江淮而南，天府之国”，便有论者认为“后世证明，李觏极具远见，南宋即赖江南支撑半壁河山，而江南亦取代中原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然而，李觏其实向来力主重兵、强兵、用兵，他所说的“天府之国”无非是强调此处对南宋而言是国家根本要地。同样的，清代开始有人称赞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也并非因为这里比别处更丰饶，只不过因为此处对“王业”特别重要罢了。
对这一问题看得最清楚的，是张雨在《“天府”：可悲的川人专利》一文中所说的，“细考凡称天府者，多与天子府库、帝王基业相关，故在帝制时代，并不敢妄称‘天府’。民国之后，帝制解体，地方崛起，文人鼓吹，传媒风行，天府之称，始为大众熟知。”他认为，四川之所以独享“天府”美名，只是由于抗战时期“国人多以天府誉四川”，遂致使此名遍地开花。这一点的确大抵可证实。著名侨领陈嘉庚1940年自四川乐山飞重庆，赞叹“沿途飞行所见无甚高山峻岭，而田园苍翠，江河如织，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川省之殷润实远胜于西北等省”。
由于很多人对其深远的传统意味已不甚了解，“天府之国”的含义不仅窄化，且渐渐变成了四川的专称。如《中国新天府》是一本写宁夏的书，其意不过在于称誉“塞上江南”之肥沃。2013年《中国国家地理》“圈点新天府”，用意当然也不是说哪里更适合建都，而不过是将之作为“新粮仓”之意。当时还有不少四川人愤而发文号召“捍卫天府”，认为此举有夺我“天府”美名之嫌，认为《中国国家地理》作秀、荒唐、可笑，质问其“意义何在”、“居心何在”。四川学者李后强甚至提出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天府学”，涵盖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元素、组成、结构和功能，这完全是将“天府”视为四川的专有名词。然而，考诸历史，全国至少有不下十处曾被称作“天府”，四川既非最早也非最出名者，它之所以独享此美名，不如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这其中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称号含义的变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变化。从这细小的切片中，也能窥见那种传统的军国地理学视角的政治文化，已为很多人所淡忘，但这仍是我们把握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