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年前，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鲁迅文章节选
时至今日，这个判断在中国也仍有极大争议，在我看来，单单指出中医是骗子，确乎有失公允。
如果将同属一个时代的古代医学典籍放在一起，那么无论古中国的《黄帝内经》、古印度的《光明最胜王经》还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按现代医学的标准，这些个曾经辉煌过的古代医学系统，全算骗子，一个都不冤。
医学的历史很长，它并不是在诞生初期就天然具有科学的基因，但就是这些古老的无关科学的医学也一直承担着治疗人类病痛的任务，可那些曾经流行于古代的治疗技术，如今大都已消失不见，或虽勉强存续，却也只能屈居于主流医学之外，因为这些治疗技术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疗效评价来检验，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可是为什么那些基本无效的治疗方法，会在流行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遭受到过人们广泛的怀疑呢？
这是因为，疗效评价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不像判断某一种食物是否好吃那般容易。
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疗效判断有什么难的？我生病了，某个大夫给我治疗之后，我好了，这不就说明这个大夫的治疗是有效的吗？
这还真就不一定了。
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两件事，往往被视为有因果关系，既然治疗在前，疾病好转或痊愈在后，可不就是疾病被治疗好了？
其实，疾病好转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就是治疗的结果。
第一条可能的原因，疾病的自限性。
野生动物界，并没有专门的医生为它们看病，但也一样繁衍生息至今，难道说在它们最终病死或丧命于天敌之口之前，就从不生病吗？
疾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现象，绝不是人类独有，那么这些并没有医学救助手段的动物在生病之后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靠的是身体的自愈。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从起病到病程结束，有一个大致固定的周期，过了这一周期，疾病自然会痊愈，即使是一些可能致死的疾病，其病死率一般也不是100%，那些幸而不死的，也是身体自行复愈的。
所以，如果古代的某人得的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又恰好接受了某种古代的治疗，比如放血疗法，而后身体渐渐康复，他当然会感谢大夫的治愈，医生也会心安理得地贪天之功。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为古代医生和病人考虑，还真不忍心说这是骗局，因为古代医生确实不是存心骗人，而是真的认为他们的治疗有效，在科学基因还未注入医学理论的时代，医患双方都没得选。
第二条可能的原因，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指的是在没有明显的对身体干预的情况下，病人的精神力量使身体痊愈的现象。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你是个穷书生，进城考试的时候，跟一个富家子弟恰好住在同一家青年旅馆里，然后你们二人在考前同时生了同一种病，然后他请了医生来看病，同时还有一个漂亮姑娘伺候着，而你只能一个人孤单单在濒死的恐惧中硬挺着，你猜猜谁康复得会更快一些呢？
一般来说，除非请来的医生给那个富家子弟下的是烈性毒药，否则，他的康复会比你稍微快那么一丢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评价某一个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时，不能用治疗与完全不治疗做比较，因为医疗行为本身带来的安慰作用，会极大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进而影响疾病的转归。
安慰剂（placebo）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原意是「我会好起来」，因为病人对治疗有期待，所以治疗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期待中的效应，那么为证明一种疗法——比如某种药物——有效，就必须要屏蔽掉这种心理作用。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作「良药苦口利于病」，假如你身患某种重病自愿参加某一种新药的临床试验，那么请问你是希望吃新药还是安慰剂呢？
如果你通过某些途径得知，这种新药的口感是苦的，而你吃的所谓药物却是甜的，你就会意识到，你其实吃的不是真药而是安慰剂了，所以这就要求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均不知道自己所服的药物是否为真，那就必须让药物与安慰剂在外观及口感上没有差别。
这便是盲法试验。
更复杂的还在于，在科学史上，有很多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在进行相同的实验时，居然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因为任何实验的设计者对实验结果的解读都趋向于受到自己期望的影响。
换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如果医生本人特别相信某种新药的治疗作用，那么他在清楚哪一组病人是吃了真药的前提下，就更倾向于得出该药有效的结论，这被称之为实验者报告效应。
为了屏蔽掉这种效应对实际药效的影响，就必须让医生不偏不倚地记录、分析结果，怎样才能让医生居中评判呢？当然是不让他对任何一组治疗抱有预期心理了，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让医生也不知道哪一组病人吃的是真药就可以了。
这便是双盲。
直到试验结束，保密的盲底才交由中立的权威机构揭盲，最终才能得出是否有效的结论来。
只有经过这样的随机分组，以明确的疗效指标进行双盲对照试验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可靠的。
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还要考虑到一些特殊原因导致的结果异常，只有当这一结果被不同的机构重复试验，结果仍无异议时，结论才真正是可靠的。
理解了这一疗效判定的方法，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疗效证据意义上孤证不立，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治愈的病例，其可能的原因太多了，除了上述两条原因，还有可能是误诊呢！
我们不妨将误诊作为第三条可能的原因。
在一些现代都市聊斋里，时常有一些被诊断为癌症，但被某个神医治好的案例，这其中有一些病例在因其他疾病死后进行了尸体解剖，结果推翻了先前的诊断，病人得的根本就不是癌症，而是对人体危害不大的良性肿瘤。
大凡传出过这类神迹的江湖郎中，倘若将诊断确切的同类型的病人多送给他们诊治，就会暴露出他们的那一套疗法根本就无法重复的真相了，幸而治愈的个案，要么是误诊的，要么是自愈的。
很多人对癌症也能自愈这一现象感到奇怪，其实癌症的自发性消退早就引起了现代医学的注意，一直有相关报道和专著讨论，只是这类疾病自愈的概率很低，人们还无法掌握其规律。
这就是现代医学「笨」的一面，机制不明就是不明，绝不会贪天功于己有，也正是因为现代医学的谦虚，让另类医学总是有空子可钻，毕竟对于具体的病人来说，冰冷的统计数据和无情科学规律远没有所谓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神迹更有说服力。
尤其是，人在绝境下的求生欲，会使原本就残存有限的理性顷刻间就灰飞烟灭。
除了上述三条原因之外，还有一条在今日的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
第四条可能的原因是，狐假虎威。
仍以恶性肿瘤的治疗为例，当病人经历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和规范的化疗放疗之后，本就可能获得较长的生存期了，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用某种据说神奇的药物，那么最后的治愈之功应该归功于何者呢？
说归功于综合治疗可能都算有良心的了，最无耻的骗子甚至很可能说就是那种神药治愈了病人的癌症。
曾有一位八十岁的老者，娶了一位十八岁的妻子，结果妻子*了，老者向一位医生朋友请教，妻子*是不是自己的功劳？
出于职业伦理，医生不能把事情直接点破，他给老者讲了一个自己在野外历险的故事：
有一天我在野外闲逛，好死不死的一头饥饿的狮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我手里只有一把雨伞，在那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形之下，我就把雨伞一横，嘴里发出「砰」的一声，希望将狮子吓跑，结果狮子没跑，我以为我死定了，闭上双眼，屎尿横流，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死，再睁开眼睛一看，狮子中枪而死，你说，难道我的雨伞真的能当枪使吗？
老者说：「扯犊子呢，你的雨伞肯定射不出子弹来啊。」
医生说：「你说的对，谢天谢地，当时恰好我的身后有一位好心的猎人，一枪打死了狮子，救了我一命。」
那些宣称对某些重大疾病有治疗效果的神药，其实就是那把雨伞，失去了现代医学的依托，他们就原形毕露了。
疗效判定问题，一直是现代中国医学科普的最核心的问题，理解了上述的科学方法，就明白为什么盛极一时的西医放血疗法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然，其实早在这个随机双盲对照的方法出现之前，很多古代医学的治疗方式已经受到质疑和批判了，比如1928年余云岫曾在《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分析为什么古代医学会被认为能治病，他提出了四条原因：
第一，贪天之功；
第二，利用人类本能所发现之事实；
第三，精神上之慰藉；
第四，传语之过量。
这其中的第一、第三即本文所提及的疾病的自限性和安慰剂效应，第二条指的是有些凭经验发现的药物可能是有效的，类似的例子比如中药麻黄和西药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人们并不确切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第四传语之过量，可以理解为吹牛皮，夸大事实，他对此解释到：
凡病家及与病家有关系之人，
对于某医有信仰者、有好感者，则其批评之言，往往有溢实过量之誉；
有不信任者、有恶感者，则必有溢实过量之毁。
人有过量誉余者，亦必有过量毁余者，余固不以为喜怒，然则此可以证明世人之论事，无论爱憎，鲜有不过量者。凡所说某医如何神话，本来如何高强……类多虚誉粉饰之辞。
这样的世事洞明，实在令九十五年后的我们也觉得叹服，其实莫说是古代名医，就是当下的很多名医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很多在外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本院知底细的同行却很少有人找他做手术，这可能是很多医院都有过的情形。
没有循证医学这一方法论和批判利器，余云岫批评古代医学的不靠谱，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古代医学的理论本身不靠谱，大家想想看，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有多大可能会产生正确的治病防病的方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