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女歌手希妮德·奥康娜(Sinéad O'Connor)的名声在1990年时忽然爆发。她不仅发行了双白金销量专辑,还被推上1990年代初另类音乐潮流的风口浪尖,飞快地从名不见经传的都柏林女音乐人成为全球超级偶像。可她不以为自己是偶像,坚持要当抗议歌手。旁人看来她更像朋克,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唱想唱的歌。在1992年《周六夜现场》撕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照片,很多人至今不原谅她。
当时,能在主流电台听到希妮德·奥康娜的歌,知道她像流行明星一样被热爱,鼓舞到很多人(但她也被很多电台封*)。她剃光头,在大红大紫时故意违背主流审美,依然很美。
希妮德·奥康娜(Sinéad O'Connor,1966-2023)
希妮德·奥康娜用高昂的代价,在女性民谣、摇滚歌手和流行歌手之间辟出一条新路,获得比前人(比如Fleetwood Mac的女主唱史蒂薇·尼克斯)更广泛的主流影响力。她属于凯特·布什那一派,承上启下。王菲身上有她的影子,菲欧娜·艾波(Fiona Apple)受到她的影响。
年少成名伤害过她。她后来设法超越了名声,做法是不再顾惜它。希妮德·奥康娜一共发行了十张录音室专辑,大多是不管商业的实验之作,风格跨越爱尔兰民谣、实验、爵士、摇滚和雷鬼。
现在她死了,死在心爱的儿子肖恩(17岁)自*身亡的18个月后。五十六岁的人生里,奥康娜一直是个勇士。或许太超前于时代,以今天的眼光看,她当年的叛逆并非如此令人恐惧。2022年的纪录片《Nothing Compares》里,她一如既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意见:天主教会、爱尔兰宪法、格莱美、美国国歌…… 对弱者毫无保留的支持者,曾经负面的都变成正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奥康娜逐渐享有了“珍贵老艺术家”的待遇。她得到更广泛的尊重和赞美。一时间,人们又记起她年轻时轮廓分明的美丽脸庞,想起她探索和抗争的一生,重新爱上她。
今年早些时候,奥康娜被授予RTÉ Choice音乐奖。她把奖献给爱尔兰的难民群体:“你们在爱尔兰受到欢迎。我很爱你们,祝你们幸福。”
人容易产生简单的联想,以为惯于反抗的人,必定内心疯狂,或至少不太清醒。像奥康娜这样的人,轻视美貌,不屑于用天赋谋取更大更持久的成功,她一定很疯。
还有别的佐证。她生了四个小孩,却在2000年告诉美国媒体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她屡换宗教,1990年代后期加入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团体,成为“伯纳黛特·玛丽嬷嬷”;2018年,她改信伊斯兰教。
她一生寻找精神上的指引和启示,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找到了没有。外人可见的是,多年来她习惯袒露内心,一路在采访中留下精神备受困扰的痕迹,有时用诙谐的方式表达,有时充满痛苦。她早就用脖子上的纹身警示自己:“所有的事都会过去。”
无视公众人物的规矩,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和家人们吵架,在低谷时向粉丝求助:想要一个可以住一阵的房间,需要治疗抑郁的药物,寻找擅长打子女监护权官司的律师,等等。
人们会问,出格时,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还是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在酒精、药物、情绪问题、童年创伤、或者叫不出名字的幻觉中忘乎所以?奥康娜做过一些很扯的事。比如,她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麦莉·塞勒斯在2013年的一个视频中裸体出镜。年轻的女歌手被她激怒,回应说自己这样做,正是被奥康娜在《Nothing Compares 2 U》中展现的勇气所激励。
在2021年出版的回忆录《Rememberings》中,奥康娜又表现出非常的清醒与克制。
希妮德·奥康娜的职业生涯中充满惊涛骇浪。但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当时54岁的她觉得“过去二十年稀松空白,能记起来的事情很少”。“我仿佛并不在场,直到六个月之前。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女孩找到自己的书——她是怎样抓住机会,痛切而实实在在地剥掉身上的大理石,在失去这身盔甲后终能如鱼得水地游戏人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奥康娜的音乐事业起步时,英国唱片公司的高层无法预见,也不愿意把一个光头女歌手捧成明星。签约伦敦厂牌Ensign之前,希妮德·奥康娜已经与乐队In Tua Nua合作写歌及在都柏林演出。她会弹吉他,会写歌,长得很美,眼睛是橄榄绿色。
前途似锦就在眼前时,厂牌希望她留长头发,把自己打扮得更美一点。她立即把短发剃成板寸,穿上和高层要求的女性美相去甚远的衣服。她*了。巡演在即,Ensign给她的产科医生打电话,请求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因为“一个母亲无论带着孩子巡演,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都是不称职的行为”。奥康娜的第一个孩子还是诞生了。几周后,她的新专辑发布。封面上的奥康娜留板寸,张大嘴巴,拳头攥紧。
首张专辑《The Lion and the Cobra》(1987),为她带来1989年度最佳女性摇滚表演的格莱美提名。由于那届格莱美拒绝电视转播说唱表演,奥康娜以实际行动站在抗议的阵营——她把说唱组合Public Enemy的logo剃在半边脑袋上登台。
1990年,奥康娜翻唱Prince的《Nothing Compares 2 U》,成为1990年代最好卖的单曲。收录这首歌的专辑《I Do Not Want What I Haven’t Got》也卖出700万张,获得4项格莱美提名。MV里,奥康娜流下真的眼泪,声音的力量和令人难忘的双眼被浇筑进这首歌,一起以真挚感人。
尽管,奥康娜不想要巨星生涯,这首歌和这张决定性的专辑,还是让她在余下的一生中都无法甩脱名声。
都柏林人希妮德·奥康娜,从童年起就很坎坷。十九岁时,她的母亲因车祸去世。童年父母分居时期,奥康娜和兄弟姐妹们跟母亲一起生活,遭到持续虐待。爱尔兰当时的法律不赞成离婚、否认父亲对子女的监护权。与此同时,他们的父亲成为大律师及“离婚行动组织”主席,致力于推动离婚及父亲对子女的平等监护权,上电视和她的母亲公开辩论,然而无果。奥康娜的母亲把女儿拉下偷窃成癖的泥潭,母女俩甚至从教堂的募捐箱里偷钱。她被送进过天主教青少年感化院,父亲和她的距离很遥远。一个冬夜,和兄弟姐妹们被母亲反锁在屋外一夜后,他们终于被送去和父亲一起生活。不久,奥康娜进入一所天主教修女办的寄宿学校。玛格丽特嬷嬷待她很好,带她去卖朋克摇滚服装的商店购物,送她吉他与鲍勃·迪伦歌本,鼓励她开口唱歌。
1994年发表《Universal Mother》时,奥康娜重新审视了与母亲的关系以及母亲这个“不快乐的女人”,尝试理解一个母亲对女子的酷虐从何而来,母性和人性的关系。最重要的,在歌里唱出她最想但没能从母亲那里听到的话和得到的爱。
而现在,她可以用短而精准的笔触写下母亲去世的章节。她提到母亲去世前一晚,她和好友聊天闲扯,假想如果父母中有一个去世会是什么感觉。第二天,继母带来噩耗,母亲在驾车前往教堂的路上车祸身亡。兄妹四人来到母亲的房间,在花园里放了一只饼干听,里面是母亲多年积攒的安定。他们点了一把火把药片付之一炬。
奥康娜走进母亲的房间,墙上只挂了一幅照片——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爱尔兰时的照片。奥康娜摘下照片,从此后随身携带。她想摧毁这张“象征谎言、说谎者和施虐者的照片”,只是需要等到“一个对的时机”。当时她19岁。
机会到来时,她把对这张照片的恨付诸行动。照片事件两周后,在纪念鲍勃·迪伦出道30周年的音乐会上,奥康娜的演出部分全程被喝倒彩。以前卫言行立身的麦当娜亦谴责她的行为。多年后奥康娜为当年的过激行为致歉,但并未动摇对她的初衷。当时的她相信,天主教会曾长期对性虐待儿童持“宽容”态度。
奥康娜的职业生涯中还发生过一件似电影情节的事。她翻唱Prince的《Nothing Compares 2U》大获成功,Prince在宅邸接待她,劝她不要在公开场合爆粗口,命令她喝汤,想和她玩枕头大战。前辈的好意渐渐变得奇怪,奥康娜不想喝汤和玩枕头大战,但Prince坚持。枕头里有很硬的东西,枕头大战会把人打得很痛。奥康娜逃出Prince的家奔向高速公路,Prince驾车追上来让她回去。她逃进一栋房子的车道,按响门铃求救。
Prince死的时候,奥康娜没有向这位事业的贵人致敬。她只是冷冷地表示:“早就知道他会死于吸毒过量”。过气女星,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博取关注,人死也没一句好话,奥康娜知道这些评论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但总要有人写真话,对自己诚实。
转换过几次宗教信仰,撰写回忆录的希妮德·奥康娜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着墨不多,无视音乐人自传往往浓墨重彩的无名到成名之路,丝毫不把这段时期视作奇迹。她情愿把时间用来检视自己的人生,记录她的四次婚姻,孩子们,子宫切除手术和精神病院,也不想重新回味巨星年代的风光。“我把成功定义为是否遵守与圣灵签订的合约,而不是与音乐公司的。我从来没签过任何合同,保证要做个好女孩。”
回忆录的后记是一封她写给父亲的信。“你要知道,即使有圣约瑟夫般的父亲和童贞玛利亚般的母亲,在‘草原小屋’(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一部电视剧)长大,我也还是会像水果蛋糕般疯癫,像潜鸟一样疯狂(一种会突然发出颤音叫声和狂笑般叫声的鸟)。所以,不要企图踢墙,除非是为了取乐。”
2021年时,西德尼·奥康娜曾期待发行新专辑《No Veteran Dies Alone》。单曲《Trouble of the World》已推出,她随后宣布从音乐行业退休,项目搁浅。很快,她又推翻这个决定,继续专辑工作,直到17岁的儿子因为感情问题自*身亡,彻底*死了这张专辑。“希望他的灵魂安息,无人重蹈他的覆辙”,奥康娜在推特上留下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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